張文木：絲綢之路與中國西域安全

　　——兼論中亞地區力量崛起的曆史條件、規律及其因應戰略

　　張文木

　　作者說明，本文主要內容刊發於《世界政治與經濟》2014年第3期。在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在特朗普上台後引發並在西方世界範圍開始湧動經濟民族主義的今天，需要特別的注意。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國史籍使用的一個地理概念，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盡管各史所記“西域”的範圍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為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新疆是中國西向開放及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說的“西域安全”就是與絲綢之路相關的中國西北地區，具體說就是甘肅、新疆的安全及其影響中國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國曆史上的對外開放和交流分西東兩部分，“絲綢之路”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漢唐時期，中國對外開放主要以西部的陸上絲綢之路為主要出口。當時以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為北南兩路進入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說的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地帶”即歐亞大陸結合部的中亞地區，沿黑海北南兩岸進入歐洲。唐之後，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線路由西折東，改為以洛陽繼而北京為起點，北出山海關入朝鮮半島，南下天津、連雲港、上海等口岸進入東南亞。地緣政治理論先驅學者哈·麥金德說：“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拉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麵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重點分析陸上絲綢之路對中國西域安全的影響。

　　二、中國西域地緣政治特點及其穩定的關節點

　　在海路尚未開通之前，對中國安全影響最大的是西線絲綢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後，進入中亞的線路依天山分為北疆和南疆兩線：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則有別迭裏山口、烏孜別裏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侖山口等。經過這些通道，便產生了中國與中亞、南亞、小亞細亞、乃至歐洲的交流。

　　以天山為中線，有幾條南來北往通道，由東至西，有哈密至巴裏坤湖、庫爾勒到烏魯木齊和庫車至獨子山這三條線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庫爾勒到烏魯木齊線路。控製這條通道，也就基本隔斷了南北疆的串通。當年左宗棠就是先收複烏魯木齊，由此截斷阿古柏軍北竄的通道後，才全收南疆的。

　　西線的北南兩疆的線路因其地形和位勢不同，其對中國安全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位於北疆的絲綢之路地勢東高西低，西進困難而東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從這裏出去就是一馬平川的西西伯利亞繼而東歐大平原，它是中國古代遊牧勢力(比如公元5世紀和13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進入中亞和歐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時任日本陸軍步兵大佐、後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後認為：“伊犁河流域這塊地方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因為這就是早期俄國多次入侵軍隊所必經的‘各民族的大門’”;“從古以來，伊犁地方當西方交通之要衝，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從這裏進入中國的。”

　　絲綢之路的南疆線路沿塔裏木盆地北南兩線分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爾高原為西界，其地勢西高東低，從西入疆容易而從東出疆卻十分困難——此與北疆線路正好相反。當年張騫一行就是從沿天山南麓、塔裏木盆地的“北道”，過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蔥嶺，至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後順東帕米爾南下，經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藍氏城(阿富汗喀布爾西北的瓦齊拉巴德)。繼而東折重越蔥嶺，沿塔裏木盆地的南道，從莎車(今屬喀什地區)，經於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經河西走廊最終返回長安。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並兼任蔣介石政府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對北南兩疆路線比較後認為

　　北路綠洲的結構和南路一樣，所不同的是北路綠洲對草原是開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著北路綠洲移動，其曆史因此比塔克拉瑪幹綠洲要多災多難。大量的人口更換時有發生，綠洲中畜牧和農耕也交替發展。和這種情況相反的南路綠洲則各自形成一個“口袋”，其農耕與人口都相當穩定。在中國強盛的時候，漢族的統治從一個綠洲發展到另一個。而在草原民族強盛時，他們可以席卷北路的綠洲，卻隻能越過山來一個一個地攻擊南路的綠洲。

　　帕米爾高原由幾組山脈和山脈之間寬闊的穀地和盆地構成，分東、中、西三部分，東帕米爾是帕米爾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較開闊坦蕩。沿中國西陲南下的別迭裏山口、烏孜別裏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侖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線進入東帕米爾的重要出口。

　　帕米爾高原是東西之間來往交流的必經之路。南疆北南兩道匯合至喀什地區後進入帕米爾高原，沿“蔥嶺古道”直達位於塔什庫爾幹的石頭城。從那裏起，又分南北兩道，一線西向經伊朗、敘利亞到土耳其至歐洲，另一線南下至印度次大陸北部。這樣，塔什庫爾幹——它西北與塔吉克斯坦、西南與阿富汗接壤，南與巴基斯坦相連，東與葉城和莎車、北麵與阿克陶縣相連——就成了南疆線進入中亞的關鍵通道，而位於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區則是扼住由南疆西北進入費爾幹納盆地、西南進入塔什庫爾幹、繼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帶，其東北方向的阿克蘇則是控製整個南疆的戰略樞紐。拉鐵摩爾說：“這條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隊從近東直達中國，從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不經過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挾和幹撓。”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疏勒是亞洲貿易最重要的戰略點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

　　與中國境內塔什庫爾幹接壤的阿富汗地處帕米爾高原和伊朗高原間的高原寬穀地區，是影響中國西陲穩定的關鍵鄰國;瓦罕走廊是溝通中國和中亞國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於阿富汗東北部，東西走向，北依帕米爾高原南緣(與塔吉克斯坦相鄰)，南傍興都庫什山脈最險峻高聳的東段(與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爾相接)，西起阿姆河上遊的噴赤河及其支流帕米爾河，東接中國新疆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整個走廊東西長約300公裏，南北最窄處僅15公裏，最寬處約75公裏。中阿兩國在狹長的瓦罕走廊東端相毗鄰，邊界線隻有92公裏。海拔4 923米，由於屬於高寒山區，一年之中有數月大雪封關。其道路艱險程度，可從2009年在那裏采訪的記者報道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國境內的長度不到100公裏，約占走廊全長的1/4，每年從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這樣的斷路處隔不了幾公裏就會遇上。　如果必須執行任務，唯一的選擇就是騎馬或者騎驢往上走，巡邏一趟，從派出所到邊界線附近的各個要點，一般來說路程在七八十公裏左右，三四個人一組，來回要三五天時間，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邏三到四次。事實上，也隻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這麽短短的3個月時間裏，越野性能良好的車輛才能勉強開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邊界六七公裏的中方一側。中國和阿富汗交界處幾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邊界線之一，中阿邊界上每個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難走，每個通道也都有解放軍的邊防部隊日夜把守著，而且即便能從哪個山口偷偷入境，最後還是隻能歸到一條路上，靠巡邏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

　　沿絲綢之路的南疆線西進入帕米爾高原，經興都庫什山經伊朗高原直至敘利亞。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裏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麽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與北疆線正好相反，南疆線西高險而東低緩的地形使其在曆史中多是進入中亞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亞曆山大、羅馬、十字軍，近代拿破侖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影響中國的傳統通道。據說，中國甘肅現在還有羅馬人後裔保存下來的“羅馬村”。這一條線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製南線絲綢之路的關鍵地帶，而目前發生在敘利亞的衝突則是當年古羅馬（今是北約）東進並因此與安息帝國（今是伊朗等）發生的戰爭的重演。從這個視角看，唇亡齒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爾高原一帶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鬥爭對於中國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絲綢之路的北疆線東高西低、較南疆相對平緩開闊，有利於軍事作戰力量的大規模部署和機動，這使得它成了縱橫於蒙古高原的東方遊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規模西進的線路，當然也是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較容易推行的線路——正因此，僅北疆的漢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總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漢族人口隻占26．71%。俄國近代崛起並東擴後，蒙古高原的西進勢力和中亞伊斯蘭勢力在俄國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東北大平原上女真勢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國西北安全由漢時的匈奴問題、唐時的伊斯蘭問題，至17～18世紀時已大規模地轉變為俄羅斯問題。哈·麥金德說：“現代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

　　正因其地緣政治位勢的關聯性，中國西域的穩定既關聯中原，又關聯中亞乃至歐洲。民國時期的著名曆史學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而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為中樞。蒙古統一亞洲，先經營西域，迨二區在握，而後西征弗庭，前後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證也。 故欲統一亞洲者，蒙古西域，首為兵事必爭之地，歐亞強國，苟欲爭霸亞洲，此二處必為最要之戰場;然蒙古不過為甲乙二國最初決定勝負之區，而欲控製全亞，與其他各國用兵，必以西域為最要地矣。吾國新疆為西域最要區域，吾國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製蒙古;俄國得之，可以東取中國，南略印度;英國得之，可以囊括中亞細亞，縱斷西伯利亞，故在昔英俄二國，已各視此為禁臠。

　　左宗棠則從國家統一的視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裏，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也。

　　沙俄和蘇聯時期，中亞受俄羅斯人控製並成為俄羅斯人進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陸上絲綢之路也因此受阻。蘇聯解體後，中亞諸國與俄羅斯和中國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 (SCO)，這條通道對中國再次開放。2011年，起始於中國重慶經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國杜伊斯堡的渝新歐國際大通道全程開通，全程經過6個國家，運行裏程達10 300公裏。運行時間約13天，比原運行最多時間39天減少2/3。渝新歐線路的貫通反映了中國西北地緣政治環境有了向漢唐形勢回歸的趨勢。

　　但這種回歸帶來的不僅是漢唐機遇，更是漢唐必須獨立應對的安全壓力。羅馬力量尚未東擴時，中國漢朝必須獨立應對近乎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壓力;兩漢傾其國力將匈奴趕上西遷之路，由此造成西羅馬帝國的解體及歐洲力量從中東退縮。歐洲退出造成伊斯蘭力量在中東的興起和擴張。這又迫使唐王朝必須獨立應對大食帝國東擴的壓力。現在回頭來看，唐帝國將直接控製的西陲邊界西推至帕米爾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幹(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一線，實在不是值得羨慕的榮耀而是超出國力極限的無奈之舉。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戰略力量從中亞收縮及近期美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留出的戰略真空，將使伊斯蘭國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後再次在中亞集結，8世紀出現在中國西陲的“黑衣大食”形勢再次東向中國近逼。

　　三、喀什—蘭州：穩定西北的戰略線

　　（一）曆史經驗

　　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經驗表明，東帕米爾高原是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戰略製高點——唐朝高仙芝就是通過率先控製這個製高點，才成功反製了大食的東擴並由此使大唐西陲獲得近一個世紀的相對穩定，這從西北方向大大減輕了安史之亂期間國家遭到的破壞。從唐之後的曆史經驗看，如果不能控製帕米爾高原，那麽扼住中國境內的喀什地區，也就扼住了中國西域反分裂鬥爭成敗的關鍵地帶。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緣政治而非純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內容：(1)喀什地區;(2)以喀什為龍頭，以和田、阿克蘇兩區為側應的西南疆地區;(3)以喀什為龍頭的絲綢之路南疆線。在此概念的基礎上，下列曆史經驗值得研究。

　　1．班超出使西域平亂

　　公元16年(天鳳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都護戍已校尉郭欽、都護李崇、五威將王駿、所率平叛軍隊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溫宿、阿克蘇一帶)等國叛軍擊敗，西域諸國由此完全斷絕了與中原政權的聯係，公開與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單於便趁機在西域擴充勢力。

　　東漢初，收複西域問題再次提上議程。公元73年(漢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從玉門向西域進發，於當年收複於闐(今新疆和田)，次年春平定疏勒國(今新疆喀什市)。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去世。焉耆國乘漢王朝大喪之機，圍攻西域都護，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等國也屢屢發兵，進攻疏勒。班超在盤橐與疏勒互為犄角，首尾呼應，堅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漢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等國士兵一萬多人，攻占姑墨，孤立了龜茲。公元89年(漢和帝永元元年)，班超調發於闐等國士兵二萬多人，從位於喀什與和田之間的莎車(今屬喀什地區)突破，迫使莎車國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於闐一線並使之形成合力，這對位於東北方向的姑墨、龜茲等國形成巨大的威懾，龜茲王因此遠遁。公元90年(漢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7萬，東越蔥嶺，從背麵攻打班超。班超堅守，大月氏進退無據，遣使向班超請罪，遂與漢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漢和帝永元三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皆降。朝廷任命班超為都護。公元94年(漢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調發龜茲、鄯善等8國的部隊7萬人進攻焉耆、危須(位今焉耆回族自治縣東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縣)。至公元94年，三地歸附。此後西域五十多個國家紛紛歸附了東漢王朝。

　　2．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擊大食東擴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大陸陷入內亂，其戰略邊界大幅向西退縮。中東地區由此出現巨大的戰略真空地帶，這為伊斯蘭運動於公元7世紀上半葉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並迅速向四周擴張提供了有利條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國的邊界已與中國西陲接壤並嚴重影響中國西陲安全。

　　位於今克什米爾西北部的唐屬國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爾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鎮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紀40年代初，吐蕃讚普把公主嫁給小勃律王蘇失利之為妻，小勃律遂歸附於吐蕃，吐蕃進而控製了西北各國，並迫使其中斷對唐朝的朝貢。唐幾任安西節度使均派兵討伐，因地勢險要，加之吐蕃進行援助，皆無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寶六年)春，唐玄宗下製，以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四鎮節度副使高仙芝為行營節度使，率萬人部隊由安西西征。一路經艱苦的長途行軍，沿南疆路線經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今新疆喀什)，隨後揮師南下西入蔥嶺，從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後路，一舉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動。由此，“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隨後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將伊斯蘭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東進擴張勢力抵擋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塔拉茲附近)即東經68º一線。此後“唐朝的影響主要限於錫爾河以北的地區，而大食帝國也沒有乘勝東進。”

　　3．噶爾丹叛亂

　　1670年(清康熙九年)，噶爾丹兄長僧格在準噶爾貴族內訌中被殺;次年，噶爾丹自西藏返回，擊敗政敵。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俘獲其叔父楚琥布烏巴什，次年擊敗和碩特部首領鄂齊爾圖汗，遂統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年(康熙十八年)，達賴喇嘛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稱號並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據地，然後向遠擴張的“近攻計”。據清代地緣政治學者梁份(1641～1729年)書載：

　　是時諸夏有滇、黔變，秦、蜀間蜂起，嘎爾旦(噶爾丹——筆者注)謀所向。達賴喇嘛使高僧語之曰：“非時!非時!不可為。”嘎爾旦乃止，其謀臣曰：“立國有根本，攻取有先後，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發跡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筆者注)初興，滅國四十，奄有四方，然後促夏執金，混一稱尊。”嘎爾旦善其言，乃為近攻計。

　　達賴派的“高僧”以發跡於新疆東北大漠的李克用霸業失敗為教訓告訴噶爾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據地，有了這個“立國之根本”後再向四周擴張，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從後來噶爾丹的用兵路線看，以喀什為重心的南疆地區成了他“為近攻”的首選。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噶爾丹應達賴喇嘛之請，派兵幫助天山南路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阿帕克和卓與“黑山派”爭鬥，乘機奪占南疆地區。噶爾丹率兵經阿克蘇、烏什等地進攻並奪下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和葉爾羌(今莎車一帶)。控製南疆地區後，噶爾丹遂將兵鋒轉向漠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朱穆秦地區，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親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之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之戰，噶爾丹主力軍被清軍擊潰，部眾叛離。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爾丹死於科布多。

　　4．張格爾叛亂

　　19世紀初，喀什成了張格爾叛亂的集中爆發地。張格爾在浩罕國支持下，潛入南疆發動叛亂。叛亂從1820年(清嘉慶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結束，前後為禍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禍亂規模達到巔峰。是年張格爾率五百餘人，竄回喀什噶爾(今喀什)地區，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緒及其宗教影響，集眾萬餘人發動叛亂。先後攻占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等城，自稱賽義德·張格爾蘇丹。清政府命伊犁將軍長齡調集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四川清軍萬餘人，會師於阿克蘇，組織全麵進攻，相繼收複喀什噶爾等城。1828年年初，張格爾被清軍擒獲，解至北京處死，叛亂平定。但由於地形複雜，平叛的代價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萬六千，用帑銀一千餘萬兩”，其用最費在喀什。

　　5．阿古柏叛亂

　　鴉片戰爭後，清祚日衰。同治年間，新疆出現大規模反清運動。1864年在庫車、和闐、喀什、吐魯番等地先後出現數個割據政權。占據喀什舊城的柯爾克孜伯克司迪克自立為“帕夏”，為了樹立威信，決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孫，號稱“聖裔”的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立其為傀儡。1865年春，浩罕攝政王阿力木庫爾汗派阿古柏率騎兵護送布素魯克去喀什並在喀什組織叛亂，將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稱“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七城的“哲德沙爾國”。1870年，阿古柏占領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勢力擴展到北疆。為了得到外國勢力的援助，阿古柏與俄國和英國分別於1872年、1874年簽訂了非法的《俄阿條約》和《英阿條約》。阿古柏出賣中國主權利益並由此得到大批英國先進裝備後，勢力迅速擴展至整個新疆，為禍新疆十餘年。1876年秋，左宗棠就是先收複烏魯木齊，由此截斷阿古柏軍北竄的通道。次年1877年4月，左宗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下攻達阪並直搗托克遜，占領吐魯番。至此，南疆門戶洞開。10月，左宗棠又揮師東進兩千餘裏，先收複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著收複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闐。阿古柏敗亡，其長子胡裏與白彥虎逃往俄國。同年，俄國吞並浩罕。此後，俄英兩國為在新疆地區發展各自的勢力，爭奪新疆，先後在新疆開設總領事館，地點就選設在阿古柏叛亂的大本營——喀什。

　　綜上時跨近兩千年中在新疆發生的分裂與反分裂較量的著名事件，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其敗也喀什的特點卻驚人地相似。曾問吾在《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中道破天機：

　　我國無帕米爾，則無疏勒（今喀什）；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發足以動全身，足見其地關係邊防之重大！

　　（二）喀什：影響中國西域安全的關鍵地區

　　但是，帕米爾高原在中國曆代治疆實踐中總體上說還是國力不逮的地域。與當年蘇聯在阿富汗失敗的原因一樣，其難不在遠而在險。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蘇地區就有了“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的記載。時隔一千多年後的今天，即使掌握軍事高科技的美軍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輛坦克也比不上一頭驢”的感歎。如從實戰的視角觀察，西南疆路途的艱險程度可能與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險，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爾高原、東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於極為關鍵的地位。

　　曆代治疆經驗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護府為重點，南疆之要在喀什——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為龍頭專設“安西四鎮”。疏勒地處歐亞大陸中部，是“絲綢之路”上的商埠重鎮和進入中亞的重要交通樞紐。西漢時，疏勒國“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與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爾高原轉西便進入伊朗高原，繼而進入敘利亞並直抵歐洲。與東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亞大平原的北疆路線相比，以喀什為樞紐的西南疆線更加崎嶇曲折，西高東低，地高天寒，不利於大部隊機動，這一地理特點使喀什地區勢力比南疆其他地區更容易得到境外資助並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與南疆其他地區比較，喀什最符合這一條件。鑒於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亂後，並沒有回撤而是繼續西進至帕米爾高原西麓，徹底截斷了境外勢力對中國西域反叛勢力進行資助和滲透的通道。18世紀清朝解決準噶爾叛亂後實現了對新疆的行政管理。但當時在南疆地區，“整個統治者與屬臣的問題卻沒有完全安排妥當，因為清朝沒有繼續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綠洲。在西部綠洲獨立的和卓部不時企圖在新疆，特別是在喀什，重建他們的勢力。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喀什的哈薩拉阿帕的家廟是一個重要的布施收入來源。”

　　如前所述，帕米爾高原是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戰略製高點。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說明，控製帕米爾這個製高點是控製中國西陲甚至是控製整個中亞的關鍵環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曆史上何以成為英、俄、美等世界霸權國家的必爭之地。

　　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從另一方麵看，控製帕米爾高原，對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國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國曆史學家勒內·格魯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邊行動的成績的同時也婉轉地指出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國》一書中說：

　　高仙芝對帕米爾以西的兩次戰役，標誌著唐朝中國在中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此時，中國已經成為塔裏木地區、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的占有人和塔什幹的宗主，它控製了帕米爾山穀地區，成了吐火羅地區，喀布爾和克什米爾的保護者。高仙芝在庫車駐地上，其行為儼然是中國在中亞的總督。然而突然間，一切都崩潰了。同樣是由於這位將中國的胳膊伸到如此遙遠地區的高仙芝的作用。

　　這段評價有正反兩重含義：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邊政策因其控製了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關鍵地帶帕米爾高原，在邏輯上說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評唐朝合乎邏輯的西擴範圍卻超出國力可支持的極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開元二十九年)的西界與西漢時大體重合，約在東經68°。但在公元741年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間，中國西陲邊界卻迅速東退至約東經72°;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製的西陲邊界大體維持在這條經線左右;民國時，中國西陲邊界進一步東退，但收縮幅度在1°～2°之間。這說明勒內·格魯塞的判斷是符合事實的。這個判斷對今天中國製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們在讚美唐帝國治邊武功的同時，也要看到它事實上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負擔——正如俄羅斯將東境擴張至阿拉斯加的結果也給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負擔而不得不最終放棄一樣。

　　事實上，控製帕米爾高原，不僅對中國，甚至對近代英國和當代蘇聯遑論美國，都隻是符合紙麵邏輯推理卻不符合實踐經驗的力所不及的目標。總結這些帝國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並由此拖垮國力的教訓，筆者認為，漢唐時西擴涵蓋帕米爾高原的邊界不應是今天——特別是在台海兩岸尚未統一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人追求的範本。對於當代中國的靖邊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製位於中國境內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為龍頭的南疆線也就扼住了中國西域反分裂鬥爭成敗的關鍵。

　　（三）從20世紀末開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動再次向喀什一線集結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疆要深思。總結曆史大勢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紀90年代始，中國境內的恐怖分裂活動出現加速向喀什一線集結的趨勢。這說明在包括日本右翼在內的國際反華勢力的資助下，新疆恐怖分離主義活動有了向喀什一線匯集的趨勢，它們試圖從南疆東帕米爾地區突破，既打通聯係中亞的外援通道，又方便與“藏獨”分子在此聯手，以達到禍亂和分裂中國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區的地緣政治意義，我們就會明白下列事件，特別是2013年事件所發生的地點在喀什高度趨同的現象顯然不是巧合：

　　上表事件排列所展現出的路線圖表明，從1990年4月5日發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的帶有明確分裂國家政治圖謀的“巴仁鄉暴亂”起，經二十多年的四處作亂，到2013年新疆分裂主義活動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帶集結;今天新疆分裂活動的特征與19世紀噶爾丹、張格爾、阿古柏為禍路線正在重合；如果聯係到2013年10月28日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預謀的駕車衝撞事件和2014年3月1日發生在雲南昆明火車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們就會意識到當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線匯集的地區分裂主義事件已不是互不聯係的偶發事件，而是“經過嚴密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若再將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聯起來，就不難看出其中已有鮮明且在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勢力規律性地多次重複過的地緣戰略取向。

　　這裏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喀什地區，並不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為重心的南疆地緣政治構架。從東漢班超收複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動、清政府平息噶爾丹、張格爾和阿古柏分裂叛亂等的行動路線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東北的阿克蘇和東南的和田兩區與喀什形成的犄角呼應，僅靠喀什一域並不足以在南疆成勢。中國曆代反分裂鬥爭經驗同樣表明，扼住阿克蘇與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進退失據的絕地。明乎此，我們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為重，治南疆以“安西四鎮”為核心環節，四鎮以疏勒（喀什）為龍頭，西陲靖邊又以控製帕米爾高原為要義的政策設計的深層考慮。

　　明乎上述曆代治疆的思路，我們再讀毛澤東“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詩人興會更無前”的詩句就會有更深的理解。詩選於闐不僅是押韻的需要，也不僅用它代表新疆，它更是對“治疆之要在南疆”的地緣政治的透徹把握。對“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發足以動全身”的治疆規律了然於胸的毛澤東聽到樂隊中美妙的南疆旋律時——如果再考慮到美軍已在東麵朝鮮半島登陸，蔣介石在東南方向屢屢竄犯、抗美援朝在即的緊迫形勢，其“詩人興會更無前”的心境就不難理解了。

　　（四）蘭州：西域咽喉在此間

　　“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治疆同理。前麵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關鍵意義，但若進一步深究，我們又會發現，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樣西控帕米爾高原，那麽，東控喀什至蘭州一線尤其是其間的河西走廊，對整個新疆穩定則具有全局意義。誠如朱希祖在為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寫的序言中說：

　　蓋漢弱匈奴，唐滅突厥，必先征定西域，鞏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則侵陵於遼金，滅亡於蒙滿;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嬰南服，終至退無可退。

　　沿著天山南北的兩條絲綢之路向東經哈密、敦煌，最終合匯於河西走廊，這使河西走廊成為中原與西域經濟政治聯係的咽喉要地。西漢初張騫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於霍去病實現了對河西走廊的牢牢控製。這說明，中原對新疆失控往往從“隴右”開始，而從長安進入隴右的第一入口便是蘭州。

　　唐安史之亂後，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隴右駐軍大部內調，吐蕃乘虛占領隴右、河西諸州，安西四鎮與朝廷的通道中斷。盡管安西四鎮仍有守軍，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繼攻陷。公元9世紀中葉，回鶻占據新疆天山南北，致使唐“緣邊羈縻府州已大量撤廢或內遷”。1877年(清光緒三年)，左宗棠消滅阿古柏、收複喀什噶爾，這也是與此前成功平息陝甘回變並於1871年(清同治十年)進駐並控製甘肅的自然結果。

　　20世紀40年代，民國政府從軍閥盛世才手中收複新疆更是先從控製河西開始的。1941 年年初，盛世才為了換得蘇聯支持，再次“向蘇聯提議：新疆脫離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並對河西走廊尚無控製力的蔣介石的警覺。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為蔣介石收複新疆提供了機會。蔣介石先授權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勸服馬步芳讓政府軍駐防河西走廊並於次年春派嫡係胡宗南部隊進駐河西一帶，由此控製了從內地通往新疆的關鍵通道。1944年蘇德戰場形勢逆轉，蘇軍在東線戰場上節節勝利，這促使蔣介石下決心徹底解決盛世才在新疆的獨立王國。1944年春，蔣介石命第二十九集團軍進駐新疆。盛世才知道大勢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說山海關是北京在東北方向最後的屏障，那麽蘭州則是長安在西北方向的最後屏障。河西之要在蘭州。蘭州位於祁連山東端，黃河穿城而過，蜿蜒百餘裏。清代著名學者張澍用 “倚岩百丈侍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的詩句形容蘭州的戰略地位。至於河西，明末清初地緣政治學者顧祖禹總結得更為經典：“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漢人係此，羌戎賓至如歸服者二百餘年。”

　　歐亞大陸分區並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但曆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隻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並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並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並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中世紀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大麵積擴張騰出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並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後，歐洲又開始複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時的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複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並南向強力插入中亞地區，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及其比例。此後原來的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並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和中國（1：0.5：1）並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曆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國、蒙古帝國都勉強接近這個水平，英國、沙俄、蘇聯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試圖填充中亞，其結果也都是短命和失敗的；但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並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和擴張。無疑，這樣的變局一旦出現，它對中國西陲安全造成的壓力將是全方位的。

　　中國平息由此引發的西域動亂的著力點多集中於帕米爾-喀什-蘭州一線。

　　“兵強”與“馬壯”在中國古代是不可分割的一對概念，這是因為馬匹是古代戰爭最基本的運輸工具。《新唐書·兵誌》說：“馬者，兵之用也。”故此養馬即“馬政”與今的國防重工業一樣，在曆代王朝中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行業。漢代邊郡六牧師苑令所領36所馬場，多集中在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軍馬之用。唐代專設“牧監”一職。唐乾元後，“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今蘭州)平涼、天水，員廣千裏，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

　　近代以降，國防動力係統改為機械力。為了西域的穩定，蘭州一直都被列入裝備製造業的重要基地。1873年，陝甘總督左宗棠曾設立蘭州製造局，這對穩定甘肅及隨後進軍新疆順利消滅為禍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義偽政權，都提供了重要的裝備支持。1880年左宗棠再設蘭州機器織呢局。新中國在“一五”規劃中就將蘭州列入布局重鎮，建國之初奠定國家新工業基礎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就有12個定址在蘭州。

　　近年來，新疆經濟文化獲得大發展，但與此同時，當地分裂主義勢力也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死灰複燃。這警示我們莫忘曆史經驗，在注重打造蘭州的生態“環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時，切莫忽視蘭州在整個大西北安全穩定中所擔負的戰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將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循環經濟引入蘭州的同時，不僅不能削弱反而要強化蘭州在“三線建設”期間已形成的近可確保西北穩定、遠可穩送物流西出的裝備生產能力。1964年中國麵對美蘇南北兩麵同時出現的壓力，毛澤東對三線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我看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戰略問題，敵人從哪裏來。第二個戰略問題，就是要搞地方武裝，有些省要搞一個兵工廠。攀枝花、酒泉兩個鋼鐵基地，沒有落實。這兩個基地一定要落實。”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後悔無及。”

　　國臨外患，先備好鋼;有了鋼鐵，才有裝備。就目前的中亞形勢看，強化蘭州在“三線建設”時形成的裝備製造能力，殊為迫切。

　　四、判斷和預警

　　進入21世紀後，在中國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開通並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也將同比增大。

　　（一）中亞出現的戰略真空將加大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

　　美國衰落與北極解凍，是21世紀出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地緣政治變動。

　　美國在中亞撤軍將造成中亞出現巨大而其他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或地區(比如歐盟)又無力迅速單獨填補的戰略真空，其結果必然是本土伊斯蘭力量的崛起。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征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並迫使中國國防資源向東海傾斜、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極解凍將破天荒地改變俄羅斯原有的無北顧之憂的國防結構並迫使俄羅斯國防資源向北線傾斜。

　　鑒於俄羅斯人口增長緩慢以及北方邊境過於漫長，北線新產生的安全壓力對未來的俄羅斯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這將加大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合作需求，並迫使俄羅斯減少在中亞的存在;與此相應，中亞地區恐怖主義或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為爭奪中亞戰略真空對中國西陲造成的安全壓力和危險必將同比增大。這也要求中國在中亞地區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

　　鑒於漢唐的經驗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窮於應付暴恐活動的教訓，美國從中亞撤軍後，沒有俄羅斯和中國間的相互合作，中國和俄羅斯都不可能單獨長期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及由此帶來的衝擊。因此，在美國戰略東移，中國東麵、俄羅斯西麵和北麵的安全壓力日增的當下及今後相當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地緊緊依靠的地方。

　　（二）日本誘導中國西進中亞以離間中俄關係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沙俄帝國的默許，單憑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禍亂是不可想象的。俄國支持中國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於其中亞地緣戰略考慮。

　　俄羅斯在中亞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線路，在這條線路上的中亞地區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反俄力量;鑒於中國新疆西界不在其進入印度洋的核心線路上，隻要中國力量不過多地卷入中亞，俄國中亞戰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國而是伊斯蘭反俄活動。俄羅斯需要防止中亞伊斯蘭勢力集結形成反俄聯盟，鑒於此，俄羅斯不僅不會使用其全部力量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正麵衝突，相反還會適度對中國力量西進表示歡迎，這樣可以借助中國製衡伊斯蘭力量，以減少自己在中亞的支出。俄羅斯人明白，中國關注的重心在遠東，即使中國來到中亞，也不會過度卷入被俄視為核心利益的中亞地區事務。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疆獨”嚐試在被俄羅斯利用後即被拋棄的原因。

　　我們應當清醒，美國從中亞撤軍後，沒有俄羅斯的合作，中國不可能單獨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因此，俄羅斯目前視中亞為核心利益的堅定立場對中國是有利的。中亞曆來被俄羅斯納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線，正如以台海為中心的東海是我們進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線一樣。好鄰居勤打牆，好朋友勤算賬，隻有感到背後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團結在一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的地方。為了東海的戰略布局，中國應當對俄羅斯的中亞的利益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予以特別尊重，並以此換取俄羅斯對中國在東海利益的特別尊重。我們不能隻看到漢唐時代流動在絲綢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貿利益——那時沙俄還沒有來到中亞，同樣也要看到當時在獲得巨大商貿利益的同時，漢唐兩朝也不得不單獨承擔抵製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鮮卑、突厥勢力的南犯和直逼整個西陲的大食帝國東擴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在16世紀俄國東擴後從西北逐漸移至東北。退一步說，如果今後俄羅斯真的像美國一樣也從中亞抽身——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麽在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將因無力填補在中國西陲出現的巨大地緣政治真空而對俄羅斯產生“老九不能走”的迫切需求。如果不是這樣，而隻是強行一味財大氣粗式地介入，那結果就更遭。對邊界治理政策有深入研究的拉鐵摩爾在比較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和英帝國後，對邊界政策的製訂提出的意見非常中肯，也值得重視，他寫道：

　　一個邊疆政策無論其怎樣在兩極之間搖動，其長時間的平均結果卻必然是否定該邊界在包容或隔絕方麵的作用。無可避免地，維持邊界的國家必然要幹預到邊界以外的本來要隔絕的人們的事務。於是，顯然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線狀的邊界概念中的限製或隔絕意義，會漸漸變得緩和中立，而且邊種邊界也會從一條物理邊界本身轉變為邊疆地帶的人群。邊疆政策的發展是要尋求將邊外少數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們不對邊界產生壓迫，但也不退出這個維持邊界的幹涉調節的範圍。

　　大體說來，羅馬帝國、中國、英印帝國都是一樣，最佳的方法是謀求那些本應被邊界隔絕的民族的幫忙，使他掉轉方向，背向邊界而不是麵向邊界。這樣，絕對邊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變成一個地區體係，它包括邊界的本身與其不同的居民、鄰近邊界的邊疆部落(這些部落的外緣被認為外邊疆邊區)、更外麵的不能改良的少數民族社會。這個政策的功效和過去一樣，因為它代表著維持邊界的國家的利益、國內若幹特殊團體的利益、邊疆部落團體利益的調和。但是，它又令推行這個政策的帝國感覺不安，因為它形成一柄雙刃劍，在有力者的手裏，它可以對外攻擊，而在一雙無力的手中，它會向內砍來。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慫恿俄皇進軍遠東，其真正意圖是將俄國的力量消耗在與日本爭奪東北亞的衝突中並由此使德國在中歐獲得俄國讓出的地緣政治空間。日本——當然也有美國——也常用此種策略對付俄國和中國。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國宣戰;同年2月27日，日本情報機關長明石元二郎接見芬蘭憲法黨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錢和武器彈藥。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國情報，並以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以至武裝暴動等手段，來牽製俄國的對日軍事行動”;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劃下，俄國境內所有的反對黨團，除民粹黨和民權黨外，在巴黎召開統一戰線的聯合會議，會期5天。會議做出了‘各黨派各顯其能，以示威遊行、暗殺等行動打倒政府’的決議”。隨後俄國境內發生了全國性的政治動蕩，接著便是俄國在遠東海上的戰敗。2009年中國新疆發生具有嚴重暴力犯罪性質的“7•5”事件，事件發生不久，日本外務省隨後以罕見的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方式同意主張“疆獨”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頭目熱比婭於當年7月28日訪問日本;據日本媒體透露，李登輝、達賴也分別於2009年9月和11月相繼訪日;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熱比婭和達賴發放入境簽證。如果將這些舉動與日本同期開始醞釀的“逐步改變過去在全國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針，而把本國軍事力量——自衛隊集中到與中國隔海相望的衝繩等東中國海附近地區，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堅持擁有主權的釣魚島” 的軍事力量調整計劃及2012年日本的“購島”舉動聯係考慮，這其間的政治關聯及其意圖，則不能不讓人與1905年的日俄關係產生聯想，不能不對近現代中國的動蕩與日本的亞洲戰略產生聯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還有美國——右翼勢力竭力拉攏中國各式分裂主義特別是“疆獨”分子，其媒體在慫恿中國向南海衝擊並由此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失敗後，又竭力鼓動中國“向西北去”，聲稱中國如“ 不掌握中亞代價會更高”，這無非是重複當年德皇威廉二世誘俄東進的策略，慫恿中國為了一些局部利益與俄國的核心利益衝突並由此離間中俄關係;這樣中國就不得不放棄對目前中國最為重要的東海的利益並由此減輕日本在此的壓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學者》刊登《中國的西進戰略》一文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文章在結尾時說：

　　當然，在西麵和南麵擴張影響力的同時，中國仍在向東麵海洋拓展。這樣做不完全是出於能源需求，北京的戰略取決於諸多地緣政治和戰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圖。指望中國放棄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是不現實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過西進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東麵會采取略微放鬆的姿態。

　　美國哈得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韋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為2014年的阿富汗做準備》一文中認為中國無法在阿富汗繼續“低調”：

　　目前為止，對於美國在打擊阿富汗和中亞伊斯蘭叛亂分子方麵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國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態度，認為美國的這些做法有利於實現這些目標，可以接受。但由於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經濟勢力下降，北京需要改變自己的考量。中國決策者當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調，但這樣的選項正在消失。中國分析人士認識到，中國、巴基斯坦及其中亞鄰國將會更容易受到在歐亞大陸活動的恐怖組織的困擾，因為這些恐怖組織試圖顛覆對華友好的中亞國家政府，並支持維吾爾族好戰分子。新疆的經濟發展與阿富汗和中亞的經濟和安全環境密切相關。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用對中國西陲極具戰略意義的帕米爾高原為誘餌，誘使中國在擴張中扛起中國扛不起從而可能造成東線防務失衡的外交包袱；“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用“西進”的提法誘導中俄關係在中亞出現裂痕，使中國無暇而俄羅斯又無意東顧，造成中國東海出現“薄弱環節”並使日本在對中國的博弈中再現1905年那樣的“輝煌”。此等招數對中國——當然對俄國也是一樣——極為陰毒，如不看穿，對中國和俄國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學者吳征宇對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預警：

　　從宏觀曆史角度看，盡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不僅對中國推行麵向海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而且對中國避免重蹈戰略上受到陸海兩方夾擊的局麵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當下中國在海洋方向上麵臨重大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時，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對中國而言，則更是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重要性。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推行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前提，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以損害中俄關係為代價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為推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而大舉進入中亞，如果不能夠爭取到俄國的支持(或至少默許)，則不僅成本與風險極大，而且失敗的可能性也極大。然而，無論從曆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很難想像俄國會聽任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因為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客觀上將造成俄國影響力的下降，甚至將減少俄國在能源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即便俄國可能不具備與中國在中亞展開經濟競爭的實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俄國將會對中國進軍中亞聽之任之。客觀上說，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對俄羅斯的意義，有點類似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對中國的意義，這兩種經濟整合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效應。有鑒於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中國真的大舉進軍中亞，不僅可能造成中俄關係的複雜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爭奪中亞的態勢，其結果甚至可能無意中促成俄美兩國在某種程度上的聯合。

　　（三）警惕“鐵路陸權論”的曆史回潮

　　俾斯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隻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曆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於盡可能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麽。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人聽的，但對百年後的中國人也許更有意義。

　　今天我們有些認識似乎再次進入曆史的輪回。有些學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經營周邊的所謂“國際大通道”構想，有些文章談跨境事務就象在談國內事務，大有當年李立三那種坐在地圖前號令天下的舍我其誰的態度，其口氣很有些像百年前與俾斯麥穩健外交分道揚鑣的德皇威廉二世:

　　西南建設國際大通道的基本思路或建設的優先排序應該是：空運→公路→鐵路→水運→管道→三網(電力網、通信網、因特網)。具體來講，國際大通道主要開辟：一是優先聯結東南亞、南亞的航空運輸網體係，以航空運輸網的發展，帶動西南旅遊業的發展;二是加快發展出省、出國的高等級公路，開辟緬甸、越南和老撾的跨國公路，進而聯通東南亞、南亞的公路運輸網體係，以帶動公路沿線經濟的迅速發展;三是修建泛亞鐵路西南段，形成“東中西三路出國一路出滇”的鐵路運輸網體係，即西線跨國鐵路由廣大鐵路向西延伸達緬甸密支那，再達仰光出海;中線跨國鐵路由昆玉鐵路向南延伸經老撾達泰國清邁，再達曼穀出海;東線鐵路由改擴建的滇越鐵路，從海口出境進入越南，再達胡誌明市出海;國內鐵路由西南經南昆鐵路達廣西北海市出海，以形成“南方陸上大陸橋”;四是開通和改善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通道，使之水陸聯運，連通中國、越南、老撾和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形成亞洲“東方多瑙河”式的跨國航運體係;五是形成西南與周邊國家相互聯通的三網通道，即電力網、通信網及因特網，以互惠互利的原則共同開發三網市場(電力網、通信網及因特網);六是可考慮充分利用中東豐富的油氣資源，在仰光等港口建立大型石油碼頭、儲油庫以及合資興辦大型煉製廠，通過建設西南國際油氣管道，將油氣資源特別是成品油從國際市場引入西南再轉運西南各省和東部地區，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利用印度洋油氣通道以及中東油氣資源，建設開辟距離西南、東部缺油地區最近的能源供給線路建設，使其成為中國未來最為重要的能源供給線。

　　更有學者推動這樣的認識即認為高鐵可迅速加強中國的“陸權”以彌補海權的不足。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明治大學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一書中堅信：“高鐵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認為“當中國高鐵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開始顛覆人們關於空間和距離的觀念時，陸權時代的回歸變成一種現實可能性”，而“陸權時代的回歸將凸顯中國的地緣戰略優勢”。 “既然中國緊靠世界島中樞(即中東地區——筆者)，它可以靠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立陸權。以中國目前具備的資本與製造業的優勢，這種整合將使中國經濟受益無窮。這種陸權地緣經濟將會化解中國在海權地緣政治上麵臨的壓力。”“利用建設高鐵來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幫助中國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建立一個與環太平洋經濟整合的對衝，這將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中處於十分有利的戰略地位。”“中國在歐洲大陸高鐵製式的製定、跨國高鐵管理體製的建立和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等方麵發揮重要作用，確立自己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陸權時代歐亞大陸高鐵管理體製的重要性類似於世界上的海洋法，製定這個管理體製就是在為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製定新的遊戲規則。”高柏先生樂觀地預言：

　　一條貫通歐亞大陸的高鐵帶來的將不僅僅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複興，它也將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這樣的在曆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大國有機會再現當年的繁榮。

　　但是，有點曆史經驗並能由此“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麽的”的人都會明白，跨境物流關係的後麵並不是簡單的物與物而是複雜的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這是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地緣政治後麵自然也是人緣政治。國際陸運與海運不同，前者經過的是一個個主權國家，而後者則是一望無際的公海。經過主權國即使做哪怕白送這樣的好事也要與人家商量，而在後者則較少有這方麵的顧慮。

　　殷鑒不遠，19世紀末，大陸國家尤其是歐亞大陸最大的陸權國家沙皇俄國也曾熱衷過以鐵路強化其陸權擴張並由此彌補其海權不足的理論和實踐。俄國加快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並使清政府同意俄國修經中國東北境內東進太平洋的鐵路。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在東北亞的擴張，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達成有關在中國境內修建“東清鐵路”的協議。陸權論的開山人物麥金德看出了這條鐵路的地緣政治意義，他不無羨慕地說：

　　俄國的鐵路從西端維爾巴倫(Wirballen)到東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長達6 000英裏。正如過去英國在南非的駐軍證明它是海上強國一樣，俄國目前在滿洲的軍隊也證明它是機動的陸上強國。誠然，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仍然是一條單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線，但是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整個亞洲將會布滿鐵路。

　　“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事後的結果讓當時那些熱捧以鐵路擴張陸權理論的“奇兒”們感到尷尬：東清鐵路修成後，中俄關係嚴重惡化。這裏的悖論是，修鐵路就得管鐵路，跨國管理境外資產特別是巨額資產——比如中國在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甚至烏克蘭等國的資產，若無自衛能力，基本就是空談。但若有自衛能力，那“經濟整合”就必然要轉化為“政治整合(其實就是幹預)”;共管必然轉化為主管。當年在東清鐵路上，俄國人沒有逃脫這一悖論：為了維護這條鐵路的管理權，俄國與中國產生的糾葛竟持續了半個世紀。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2年年底，臨終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這個道理，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他將鐵路完全移交中國。即使如此，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對中國人的感情傷害仍未結束。1958年7月22日，赫魯曉夫又提議中蘇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蘇聯提供大部分資金，所有權對半。正是有了中東鐵路和抵製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經驗，毛澤東堅持拒絕了蘇聯的建議。毛澤東對尤金說：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東西又來的。為什麽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誌，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麽好談的，有半個小指頭的條件也不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

　　無獨有偶，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至安卡拉鐵路的租讓權，並成立德國小亞細亞公司從事修建工作。1889年，該公司根據德皇指示，於1893年1月又從土耳其取得延展鐵路至科尼亞的租讓權。盡管遭到英法列強的激烈反對，這條鐵路還是於1896年建成。但德國並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國又獲得從科尼亞向前延展經巴格達至波斯灣的修建鐵路租讓權。令德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條被稱為“巴格達鐵路”的工程嚴重惡化了德英關係，最終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並兼任蔣介石政府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說：

　　在這一點上，抽象的觀念應當讓位給實事求是的認識。邊疆這邊的社會和國家必須考慮到邊疆那邊的民族的社會和國家。界線的劃分就是承認在外麵的民族不受控製，對他們不能以命令的辦法來管理，而隻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這種交涉談判不完全依據於帝國的利益，雖然它是劃定邊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據於界外人們的要求，雖然在名義上這些人被消極地定位為被摒棄的對象。

　　盡管老淚縱橫，但燈前鼓者畢竟還是在催人奮進。筆者指出上述曆史經驗並不是不要通過境外貿易促進對外開放，而是要實事求是和極為謹慎地對待高鐵跨境及所謂地區“經濟整合”問題。“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裏。”當年俄國在中東鐵路上也是以“經濟整合”為開始，但最終卻演化為政治整合並由此導致中俄關係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出現的不信任甚至惡化。隻要看看俄國人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整合”並使之加入蘇聯的中亞諸國、及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與東歐國家“整合”出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即“經互會”)在20世紀90年代初瞬間就與俄羅斯分離迄今的事實，我們就會知道，中國目前在周邊隻有進行地區合作的能力，而沒有進行地區“整合”的能力。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對羅馬尼亞同誌說：“經濟合作委員會，我看有兩個前途：一個就是垮台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麽經互會，而由雙邊的或者多邊的會談來搞經濟合作。這是一個前途。”

　　但是國際合作尤其是在“中間地帶”的國際合作，也要走“群眾路線”，它不應當隻是單方麵發出的“邀請”，而應當是在雙邊或多邊共同倡議並在公約規則中平等參與的行為。這樣的合作盡管緩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來比較踏實，也比較實際。

　　1950年10月6日，毛澤東電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陳賡：“發表戰報要說老實話，殲敵一個人繳敵一支槍，即說一個人一支槍，不要說兩個人兩支槍，養成樸實作風。”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誌願軍入朝前夕電告彭德懷等：“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工作時說：我自己也犯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對我說，可不得了，這麽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麽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當薄一波匯報到如何緊跟主席思想時，毛澤東說：什麽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

　　毛澤東用同樣的認識觀察國際事務，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為美國設計的“遏製”戰略邊界過於龐大並拖垮美國的現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鬆訪華後不久，他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有多少幹糧走多少路是製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誌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製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辦事之難，難在事後人際關係的消化而不難在戰果的獲得。不難預料，這些被命名為各式“大陸橋”“國際大通道”的跨境鐵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勢，我們麵臨的真正困難可以說也就真正開始。曆史上的“絲綢之路”何嚐不是磨合乃至衝突之路。且不說歐洲人對當時奔馳在絲綢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是怎樣的印象，隻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及中國曾在伊拉克、利比亞和今天南蘇丹、烏克蘭等的一些投資項目乃至與泰國達成了“大米換高鐵”、與緬甸達成的昆明-皎漂鐵路計劃可能或已經擱淺的結局，就會明了沒有以相當的自衛手段為依托的經濟“紅利”，其增長是有極限因而是不可持續甚至還會發生逆轉的。

　　那麽，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何在呢?我們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國家外貿的國際份額是其在世界中所據有的政治份額決定的，而中國能在大國“中間地帶”獲得廣大市場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由於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處於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政治的需要。它們需要中國因素以打破歐美的控製;出於同樣的理由，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排斥歐美並以此獲得政治平衡。這樣的哲學考慮在客觀上規定了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和底線。至於兩者即極限和底線之間的空間容量，不完全取決於中國商品質量、價格等經濟因素，而主要取決於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會見泰國友人時說：“美國提出了口號，要反共、反中國，在這裏造了一道牆，但實際上是為了控製牆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得各國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亞洲各國可以相互幫助，泰國的大米、橡膠可以在亞洲找到市場，我們願意同你們進行貿易。”1965年3月，毛澤東指示外事部門：“不能靠多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毛澤東從政治上楔入和開拓中國外貿空間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入學習。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的道理，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其他地區屢試不爽後轉用於對付中國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敗，那剩下的可能選擇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麽呢?曆史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繪畫繡花，市場曆來是與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與野蠻隻有一步之遙：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的時候，野蠻就接踵而至。

　　今天的中國人對其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贏利有些突如其來的驚喜。否極泰來，然泰極亦可生否，天下既沒有一直吃虧也沒有一賺到底的買賣。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再到今天南蘇丹動蕩時中資企業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換高鐵”計劃擱淺的事實預示，中國軟實力在國際市場開拓中的有效性——如無硬實力迅速彌補——已近極限，由此引起的帶有強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彈及由此造成的中國海外市場份額的巨大收縮已“風起於青蘋之末”。對此，特別是對中國有能力保障的國際市場範圍我們當有充分的評估並將我們以外向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時調整到“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的思路上來。

　　事實上目前中國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續開拓的國際市場範圍基本不出亞洲。至於亞洲之外的利益，我們要學會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中保持其穩定性增長。可以肯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的籌碼將會越來越多。

　　五、東海是當前中國安全主要矛盾

　　在西陸和東海兩個方麵，中國同期隻能在一麵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遠，這是中國曆代尤其是漢朝、唐朝特別是清朝治邊的有效經驗，在這方麵矛盾處理得比較好的是新中國外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麵臨東部需要解放台灣、西部需要解決藏疆問題的雙向任務。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黨作了題為《不要四麵出擊》的講話，他強調：

　　我們不要四麵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麵進攻。

　　當時美國明確幫助蔣介石集團並且介入朝鮮和越南的南北內戰，對此，中國選擇了以基本建設為牽引的依陸向海、在雅爾塔框架中聯蘇抗美的策略;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壓力日增，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中國又果斷地做出以改革開放為牽引的依海向陸、在雅爾塔框架中聯美抗蘇的策略選擇。為此毛澤東與尼克鬆握手，這為鄧小平時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鋪墊。不僅如此，戰略上，中國也由此擺脫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益加重的中國不得不兩線作戰的困境。這一點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白。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麵作戰。口頭說兩麵、三麵、四麵、五麵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麵作戰。”送走尼克鬆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麵作戰。”

　　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已獲得了快速發展，海外利益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而台海統一尚未完成，日本軍國主義又急速膨脹、其突破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的危險在即。這使曆史又回到類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勢之中，東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特點：在東部地區，台海兩岸尚未統一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又在新世紀迅速膨脹;在西部地區，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受到重創並被迫撤出，這將在中亞留下戰略真空並引發新的戰略力量的崛起，並對中國西陲產生新的安全壓力。筆者在此再次強調，如果此時俄羅斯再從這裏抽身，那這種壓力在東海問題日增的當下，對中國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東西兩向的安全壓力下，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麵出擊”和“兩麵作戰”的策略對我們認識今天的安全形勢及其解決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國也必須再次做出相應的依陸向海的策略調整。

　　如果說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問題是生存問題，那麽，80年代之後中國的安全問題就是發展問題。發展安全是這一時期中國安全哲學的核心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發展問題就是生存問題。中國西域是中國整個發展的托底和大後方，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曆史教訓。”今天以台海統一為總牽引的東海安全已成為中國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所在，這使東海再次成為中國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我們隻有認識和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全盤統籌，確保中國未來發展在根本問題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為中國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打下穩定的國基。

　　注 釋：

　　[1]本文主要內容刊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3期。

　　[2]餘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頁。

　　[3]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

　　[4]“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肅州(今甘肅酒泉)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為新疆門戶。天山橫矗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今新疆焉耆)，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今新疆英吉沙)，曰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是為南路;由哈密逾天山之北迤邐由此而西曰巴裏坤，曰古城(今新疆奇台)，曰烏魯木齊，曰庫爾喀喇烏蘇(今新疆烏蘇市)，曰塔爾巴哈台(新疆塔城)，曰伊犁，是為北路。”[清]祁士韻輯：《西陲要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頁。

　　[5] [美]巴巴拉·傑拉維奇著，福建師範大學外語係編譯室譯：《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3頁。

　　[6]阪坦征四郎：《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1931年3月)》，載複旦大學曆史係日本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頁。

　　[7]歐文·拉鐵摩爾，東方學家。生於華盛頓特區，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讀於英國坎伯蘭聖·比斯學校，四年後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後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後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1975年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並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衝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曆史和革命》等。

　　[8]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221頁。

　　[9]石頭城(新疆)，位於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城北側，海拔3 100米，是新疆境內古道上一個著名的古城遺址。古代，自喀什、英吉沙、葉城、莎車至帕米爾高原的幾條山路均匯集於此，西去中亞的幾座主要大山：紅其拉甫達扳，明鐵蓋達阪，瓦赫基裏達板等，自此也都有天然穀道可通達，該城為古代“絲綢之路”上一個極有戰略地位的城堡。

　　[10]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頁。

　　[11]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曆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12]塔什庫爾幹，維吾爾語，意為“石頭城”。因城北有古代石砌城堡而得名。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設蒲犁分防廳，隸莎車府。1913年置蒲犁縣，屬喀什噶爾道。後屬喀什行政區、喀什專區。1954年9月17日成立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1978年後屬喀什地區。

　　[13]《專家：瓦罕走廊關係到中國的整體安全戰略》http://news.qq.com/a/20091228/001222.htm。

　　[14]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曆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15]參閱《驪靬：西漢安置羅馬戰俘的“羅馬城”》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2-18/2853022.shtml。..

　　[16]安息帝國，亦稱帕提亞帝國，是亞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區古典時期的奴隸製王國。建於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被波斯薩珊王朝代替。全盛時期的安息帝國疆域北達小亞細亞東南的幼發拉底河，東抵阿姆河。安息帝國坐落在地中海的羅馬帝國與中國漢朝之間的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之上，使帝國成為了商貿中心被認為是當時亞歐四大強國之一，與漢朝、羅馬、貴霜帝國並列。……

　　[17]民族人口的地區分布是民族文化影響力的反映。據統計，目前維吾爾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占維吾爾族總人口的88.15%，北疆合計占11.85%。從地區上看，僅喀什地區維吾爾族人口就占到全疆人口的36.01%，占本地區總人口的89.37%。其次，和田地區和阿克蘇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占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8%以上，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96.91和74.99%。三個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合計占全疆維吾爾族人口的75.05%。北疆漢族人口占全疆漢族部人口的73.29%，南疆的漢族人口隻占26.71%。烏魯木齊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漢族人口的比重較大，占全疆漢族總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72.72%、44.71和74.88%。三地漢族人口合計占全疆漢族總人口的58.22%。其他如石河子、克拉瑪依和奎屯市，雖然地區內漢族人口占到75%甚至90%以上，但在漢族總人口中的比重卻不大，這主要是由於地區人口規模造成的。參閱童玉芬、李建中：《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變動研究》，載《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頁。

　　[18] 18世紀初，彼得一世實行了一係列改革，使俄國國力壯大，躋身歐洲強國行列。1721年，彼得一世宣布俄為帝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領土空前膨脹，被稱為“帝國的黃金時期”。此間俄國擴張邊界已至中國西北邊界。參見張芝聯、劉學榮主編：《世界曆史地圖集·1598-1800年向東擴張》，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

　　[19]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8頁。

　　[20]“弗庭”意謂不歸順。《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江灝、錢宗武譯注：《今古文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頁。

　　[21]比喻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

　　[22]朱希祖《序言》，載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頁。

　　[23] [清]左宗棠：《遵旨統籌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649頁。

　　[24]大食，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的專稱和對伊朗語地區穆斯林的泛稱。

　　[25]即大食國最強盛時期的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其旗幟尚黑，故中國史籍稱其為“黑衣大食”。

　　[26] 2014年1月4日伊拉克政府失去對安巴爾省重鎮費盧傑的控製，現在費盧傑已經落入與“基地”組織有聯係的“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之手。同年1月5日，美國國務卿克裏表示，美國不會派兵重返伊拉克，因為這是“他們的戰爭”。美國《華盛頓郵報》援引一名當地記者的話報道稱：“在美軍曾經進行過最激烈戰鬥的城市，現在飄揚著基地組織的黑色旗幟”。《“基地”公開建國挑釁西方》，載《環球時報》2014年1月6日第1版。

　　[27]參閱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4頁。

　　[28]盤橐城位於喀什市東南郊的吐曼河岸邊，又稱艾斯克薩城。班超以盤橐城為根據，抗擊西奴，安撫西域，恢複了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統治，並重新開通了絲綢之路。

　　[29]參見張芝聯 劉學榮主編：《世界曆史地圖集·1598-1800年向東擴張》，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頁。

　　[30]拂菻，中國史書對古羅馬的稱謂。見於《隋書》和《唐書》，係指東羅馬帝國及其所屬西亞地中海沿岸一帶。以君士坦丁堡一帶為大拂菻，小亞細亞為小拂菻。《新唐書·拂菻傳》：“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八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1頁。

　　[31]《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六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頁。

　　[32]餘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1頁。

　　[33] [清]梁份：《秦邊紀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頁。

　　[34]李克用，本姓朱邪氏，其祖先是唐朝時我國西北沙陀人。沙陀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格達山，一說為尼赤金山)南，蒲類海(今新疆東北部巴裏坤湖)東，名為“沙陀”的大沙漠一帶，唐太宗置沙陀府，因此號稱沙陀突厥，簡稱沙陀。沙陀亦作“沙陁”，與回紇、吐蕃、粟特接壤。因朱邪沙陀平叛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一族有功被唐朝皇帝賜為李姓。故此有“李克用之先，發跡金山”一說。

　　[35]浩罕國，15世紀後期，蒙古帖木兒帝國瓦解。烏茲別克人從北方進入中亞，於18世紀初，在佛爾哈拉河流域建立的封建汗國，和中國新疆喀什噶爾等地通商。19世紀中葉征服了中亞重要商業和軍事重鎮塔什幹。19世紀30年代國勢最為強盛，1876年，為沙俄吞並。

　　[3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03 頁。

　　[37]伯克，在當時伊斯蘭國度中相當於“王公”，低於可世襲的君主“汗”。參閱[英]包羅傑著：《阿古柏伯克傳》，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8~179頁。

　　[38]曾問吾(1900-1979年)，廣東省興寧市黃槐鎮人，1931年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係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工作，其間完成《中國經營西域史》。1941年秋，任湖南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教育委員。1942年西上陪都重慶，調任國防部二廳五處邊務研究室少將主任，主持西部邊疆國防建設研究工作。1944年任新疆東部大縣吐魯番縣縣長。1947年離職返鄉，積極籌辦龍光中學(今黃陂中學)並擔任首任校長。1979年病逝。

　　[39]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48頁。

　　[40] [唐] 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注釋：《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7頁。

　　[41]紀若荇、樂俊淮：《毛驢在阿富汗戰爭中為何受寵?》，載《中國國防報》，2014年1月21日第18版。

　　[42]安西四鎮，指中國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區設置、由安西都護府統轄的四個軍鎮。貞觀十四年(640)八月唐滅高昌國，九月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交河故城遺址)，管理西域地區軍政事務。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軍進駐龜茲國以後，便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國都城(今新疆庫車)，同時在龜茲、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於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築城堡，建置軍鎮，由安西都護兼統，故簡稱安西四鎮。唐高宗調露元年(公元679年)，在唐安撫大使裴行儉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後，以碎葉水旁的碎葉鎮城代焉耆。從此安西四鎮是碎葉、龜茲、於闐、疏勒。開元六年(公元718)，唐玄宗任命湯嘉惠為四鎮節度經略使，從此四鎮由專設的節度使統領。四鎮節度使或稱磧西節度使。節度使常駐安西府城龜茲，由安西都護兼領，又稱安西節度使。開元七年，湯嘉惠建議以焉耆鎮代替碎葉鎮，故開元七年以後的安西四鎮又是龜茲、於闐、焉耆、疏勒。安史之亂後，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隴右駐軍大部內調，吐蕃乘虛陸續占領隴右、河西諸州，安西四鎮與朝廷的通道中斷，然而，四鎮留守軍隊仍堅守各鎮。不久，北庭及安西四鎮相繼陷於吐蕃。公元9世紀中葉，回鶻據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鎮。唐安西四鎮在曆史上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它對於唐朝政府撫慰西突厥，保護中西陸上交通要道，鞏固唐的西北邊防，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43]大月氏，公元前2世紀以前居住在中國西北部、後遷徙到中亞地區的遊牧部族。漢時定居於今阿富汗西北。

　　[44]大宛，古代中亞國名，漢代時泛指在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居住大宛附近各國圖的國家和居民，大宛國大概在今費爾幹納盆地。

　　[45]康居，漢時為大月氏北方古國，自錫爾河下遊至吉爾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帶。

　　[46]《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2頁。

　　[47]和卓(Khwaja)，伊斯蘭教對有威望人物的尊稱。中國元明史籍譯作“火者”，清代史籍多譯為“和卓”;也有“和加”“華者”“華哲”“虎者”“霍加”“呼加”“霍查”等譯法。

　　[48]“哈薩拉阿帕的家廟”，即阿帕霍加墓，也就是今天所稱的“香妃墓”。位於喀什市東北約5公裏的浩罕村， 現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阿帕克霍加墓最早叫玉素甫霍加墓，在這裏最早安葬的是白山派創始人玉素甫霍加，他是阿帕克霍加的父親，1640年，玉素甫霍加死於教派的衝突中，玉素甫霍加死後，阿帕克霍加就成了白山派的領袖，一度被黑山派驅逐出喀什，最後在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協助下，奪回了他應有的權利，並成為管理南疆地區的政教合一的領袖，阿帕克霍加曾一度奪得葉爾羌王朝的世襲政權，於1693年同樣死於教派的衝突，他的兒子把他安葬在了玉素甫霍加的身邊，由於阿帕克霍加在世時，對白山派的貢獻和威望遠遠高於他的父親，於是玉素甫霍加墓被叫成了阿帕克霍加墓。

　　[49]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7頁。

　　[50] [法]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59頁。

　　[51]參見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41～44頁。

　　[52] 1853年3月，出於力量不足以防禦的考慮，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向沙皇建議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俄國應收縮過長的防禦邊界，集中經營黑龍江流域。參見[俄]巴爾蘇科夫編著：《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331~332頁。

　　[53]在此套改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54] 2011年9月，“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曾宣布對當年7月發生在中國新疆的一係列暴力襲擊事件負責，這些事件造成至少數十人喪生。2013年11月，該組織再在網上公開了一段8分鍾左右的視頻，其發言人阿卜杜拉•曼蘇爾蒙著麵用維吾爾語宣稱，當年10月28日發生在天安門的撞金水橋暴恐事件是“聖戰行動”，實施者是“聖戰者”。《“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宣稱對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爆炸襲擊案負責》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5_15_229654.shtml。

　　[55]《警方破獲“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件》，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30/c_117938784.htm。

　　[56]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政建置是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安西大都護府原管轄整個西域地區，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在金山都護府的基礎上設了北庭大都護府，管轄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安西大都護府則管轄天山以南的廣大西域地區。

　　[57]毛澤東：《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1950年10月)。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

　　[58]“新疆少數民族能歌善舞，樂器亦很有名，故以於闐來代表。”呂祖蔭著：《毛澤東詩詞解讀》，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59] 1951年1月18日，毛澤東特意複電和田專區各族人民：“感謝你們積極擁軍優屬，並為抗美援朝與保衛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們永遠的團結和進步!”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頁。

　　[60] [宋]陸遊著，錢中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3頁。

　　[61]朱希祖：《序言》，載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頁。

　　[62]“隴右”一詞由陝甘界山的隴山(六盤山)而來。古人以西為右，故稱隴山以西為隴右。

　　[63]公元744年(唐天寶三年)，回鶻首領骨力裴羅自立為可汗，建立回鶻政權，其地位獲唐朝正式承認。控製東起今額爾古納河，西至今伊犁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公元840年回鶻政權被黠戛斯推翻後，大部分回鶻人向西遷徙。一支遷到蔥嶺以西，一支遷到河西走廊，一支遷到西州(今新疆吐魯番)。西州回鶻又向西發展，以高昌(回鶻鼎盛時期全國地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鶻政權。西州回鶻後來改稱為"畏兀兒"，也就是今天維吾爾族的先人。

　　[64]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唐時期圖(三)說》，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頁。

　　[65]陝甘回變，即由陝甘回族和其他穆斯林在1862年和1877年之間發起的一場反清暴動，波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區，最後被左宗棠和多隆阿部隊和以湘軍為主的清軍鎮壓。戰亂對西北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66]侯風雲：《試論南京國民政府統一新疆的鬥爭》《安徽史學》(合肥)2004年第6期，第36～42頁。

　　[67] [清]張澍《金城關》：“倚岩百尺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白馬濤聲喧日夜，青鴛幢影出崗巒。輪蹄不斷烽煙靖，風雨常愆草木衰。回憶五泉泉味好，為尋舊日漱雲彎。”

　　[68]斥，開拓：開地～境。

　　[69]轉引自[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六)，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972頁。

　　[70]上古史在歐洲一般是指最早國家出現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這段曆史。

　　[71]中亞帝國，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國(前550～前330)、亞曆山大帝國(公元前334～前323年，筆者認為，它本質上是歐洲人建立的中亞帝國，是希臘人對波斯帝國西擴的逆推和重演，這與後來的沙俄帝國是對蒙古人西擴的逆推和重演一樣)、安息(公元前249～226)、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至5世紀)、阿拉伯帝國(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和蒙古帝國(12～13世紀)等。

　　[72]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兵誌》(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5頁。

　　[73]公元641年(唐貞觀十五年)始，張萬歲主國家馬政，《誌》載：“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兵誌》(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6頁。

　　[74]參閱史念海:著:《河山集》(第四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頁。

　　[75]“監牧所以蕃馬也，其製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製始於此。”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兵誌》(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5頁。

　　[76]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兵誌》》(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7頁。

　　[77]參閱徐中煜：《左宗棠收複新疆時的軍械、軍火運輸》，載《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頁。

　　[7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

　　[80]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匯報時的講話》(1965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

　　[81]三線建設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毛澤東第一代領導集體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它是在當時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為加強戰備，逐步改變我國生產力布局的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建設的重點在西南、西北。為保衛祖國、防止外敵入侵，打擊分裂主義活動提供了堅強保障。

　　[82] 1877年左宗棠進入南疆，當時“為中國軍隊辦理夥食的主要經辦人就是中亞的俄國商人”，同時，俄國政府“即使不是事實上批準，也繼續默許他們的商人給中國人供應糧食”。就在失敗前幾周，阿古柏曾分別打發使者請求英國和俄國人幫助，“但俄國人隻給他的使者幾句好話，並沒有幹涉卡曼斯基先生(俄國商人——筆者注)和中國軍隊進行的商業交易。” [英]包羅傑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15、201頁。

　　[83]這是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詞。“文革”中，有人在將知識分子排除在革命隊伍之外，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就借用這句台詞，深有感觸地說：“老九不能走。”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頁。

　　[84]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85]德皇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年，在位1888～1918年)，德意誌第二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他通過1897年與1900年的新海軍方案，實行提爾皮茨計劃，以加快帝國的海軍建設，參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罪惡活動。

　　[86] 1950年年初，美國支持西藏上層發動叛亂，6月美國就出兵朝鮮半島。1959年西藏出現為時將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規模暴亂，同年美國在老撾策動軍事政變，開始大規模介入中南半島事務，1961年美國在越南策動“特種戰爭”，卷入越南內戰。1989年年初，西藏出現騷亂，接著北京便於春夏之交出現大規模動亂。2008年西方少數國家試圖借奧運會之際在中國北京“發難”，於是在此之前3～4月間西藏便發生了騷亂，接著又是在西方對中國奧運聖火的一路“圍堵”，盡管他們的企圖沒有得逞，但其聲西擊東的招數仍蛛絲可尋。

　　[87]胡平著：《情報日本》，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6頁。

　　[88]胡平著：《情報日本》，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7頁。

　　[89]《日本外務省透露已批準熱比婭赴日訪問簽證》，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zuixinbaodao/200907/0727_7229_1270113.shtml，

　　[90]《日本接連邀訪中國分裂分子，大失水準》，http://world.people.com.cn/GB/9785078.html

　　[91]《日政府將向熱比婭和達賴發放簽證》，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11380297.html，

　　[92]《日本防禦重心將向中國轉移 擬在釣魚島部署自衛隊》，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62557.html

　　[93]《中方：日本炒作所謂南海防空識別區居心叵測》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4-02/4805846.html

　　[94]《日媒建議中國向西北去 不掌握中亞代價會更高》，載《環球時報》2013年12月11日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3-12/4650390.html

　　[95]《日媒：中國推動西進戰略尋求新的能源供應線》，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4-01/4763734.html

　　[96]《美專家：中國無法在阿富汗繼續“低調”》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0/c_119037423.htm

　　[97]《老子》第三十六章。

　　[98]《老子》第三十六章。

　　[99]吳征宇：《向“陸”還是向“洋”?——對〈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的再思考》， 《二十一世紀》，2013年 2月號，第109頁。

　　[100] [德]奧托·馮·俾斯麥著，楊德友 同鴻印等譯：《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3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7頁。

　　[101]“李立三專愛發號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鴉片癮一樣。他務虛名而不求實際，重量而不重質。他坐在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譬如某一地區有幾名遊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區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裏，明天進攻那裏;或者，憑他的主觀，指示甚麽應當做，甚麽不應當做，聲斥這樣，褒獎那樣，忙個不停。”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頁。

　　[102]胡鞍鋼、溫軍、王誌：《西南國際大通道建設與貿易自由化》，載《中國軟科學》2001年第6期，第5～9頁。

　　[103]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04]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頁。

　　[105]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106]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頁。

　　[107]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頁。

　　[108]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109]不要說主權國，即使在中國特別行政區香港於2010年1月底開始修建的連接內地全長僅有26公裏的高鐵香港段工程，在2010年1月的立法會高鐵撥款議案表決前夕，曾在收地、車站選址、工程造價等多方麵都引起社會上不少的爭議，有逾萬人在立法會前集會抗議，最後撥款仍正式獲得通過。原本計劃四年即2015年完工，目前已有被迫延期的可能。《26公裏的廣深港香港段已經建造了4年，2015不能如期竣工》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4_15_222362.shtml。

　　[110]“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頁。

　　[111]東清鐵路，即沙俄修築的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裏、哈爾濱、綏芬河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鐵路中在中國境內的一段鐵路，簡稱“東清路”，民國以後改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中東路”)。

　　[112]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7頁。

　　[113]參閱《烏克蘭變天威脅中國軍工?潛力快挖盡不必擔心》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4-02/4853679.html

　　[1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1、392頁。

　　[115]“巴格達鐵路”，中東的重要鐵路線。起自土耳其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東岸的於斯屈達爾，終於伊拉克的巴士拉，中途兩度經過敘利亞，全長3，184公裏。19世紀80年代末，該鐵路的修建遭到俄、法尤其是英國的反對和阻撓。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至安卡拉鐵路的租讓權，並成立德國小亞細亞公司從事修建工作。1889年，公司根據德皇指示，於1893年1月又從土耳其取得延展鐵路至科尼亞的租讓權。英國強烈反對，德國即以反對英在埃及利益相威脅，英被迫讓步。1896年，鐵路建成。1903年德國又獲得從科尼亞向前延展經巴格達至波斯灣的修建鐵路租讓權。英、法對此強烈反對，經過複雜談判，英國仍堅決不同意以科威特為該線的終點。1914年6月15日，英、德雙方草簽《格雷~裏赫諾夫斯基》協定，英國不再阻撓此路的修建，德國也承諾鐵路以巴士拉為終點，不再延伸到波斯灣。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未正式簽約。巴格達鐵路的全線工程拖到1934~1944年才由英、法、土三國分段建成，但此路已不再具有大戰前那樣的國際政治意義。

　　[116]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

　　[117]陳戍國撰：《四書五經校注本·禮記·經解》，嶽麓書社2006年版，第668頁。

　　[1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頁。

　　[119]“據我看，美國反共是把它當作個題目來做文章，以達到他們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美國在北美洲處在這個中間地段的那一邊，蘇聯和中國處在這一邊。美國的目標是占領處在這個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製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這包括日本、德國在內。”毛澤東：《關於中間地帶、和平共處以及中英中美關係問題》(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頁。

　　[1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21頁。認識05

　　[121]耿起昌，時任中共河南新鄉地委書第一書記。

　　[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頁。

　　參閱《烏克蘭變天威脅中國軍工?潛力快挖盡不必擔心》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4-02/4853679.html

　　[123]喬治·凱南(1904～ 2005年)，美國“遏製”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製(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12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125]“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126]阿提拉(Attila，公元406～453年)，古代歐亞大陸匈人的領袖，曾多次率領大軍入侵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並對兩國構成極大的打擊，被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

　　[127]西方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在其《曆史的地理樞紐》的講演中曾告訴那些持“歐洲中心論”觀點的同行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曆史看作隸屬於亞洲和亞洲的曆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的成果。”[英] 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2頁。

　　[128]-[129]參見《中國取消進口120萬噸泰國大米 或影響“大米換高鐵”計劃》，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2_05_203926.shtml

　　[130]緬甸鐵路運輸部2014年7月18日發布消息稱，中緬皎漂-昆明鐵路(kyaukpyu-kunming railway)工程計劃因種種原因擱淺。而據國內媒體此前報道，該鐵路原本應在2015年之前完工，但至今沒有開工建設的影子。據緬甸中文網報道，因緬甸政府與中國簽署的備忘錄(MOU)已到規定期限，且對於該項目計劃中方也未提出任何續簽要求，加之緬甸部分國民、社會組織與一些政黨不同意此項目，因此決定將不實施該項目。中緬皎漂-昆明鐵路項目大致與中緬天然氣管道平行。原本緬甸方麵正在對該項目進行可行性調研。但2014年5月24日，緬甸鐵路運輸部長吳丹貼對媒體說，昆明-膠漂鐵路項目，如未取得民眾同意，將不會實施。吳丹貼此前是緬甸軍政府的能源部長，他曾經表示，如果與中國簽訂的天然氣管道合同的收益，若開邦完全不能使用，此合同不一定作數，將另行考慮。中緬皎漂-昆明鐵路項目備忘錄簽訂於2011年4月，由前緬甸鐵路部長吳昂敏(Aung Min)與和退休副總統迪哈都拉丁昂敏吳(Thiha Thura Tin Aung Myint Oo)牽頭與中方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CREC)簽署。備忘錄裏明確寫明期限為3年，在3年內將啟動該項目建設。但至2014年4月，該項目還未有任何工作處於開始階段，且規定期限已到，因此該備忘錄已無效。該計劃為中國戰略通道計劃，備忘錄裏明確表示，該鐵路將貫穿緬甸中部(經過若開邦、麻圭省、曼德勒省及撣邦)，然後直達昆明。該項目原計劃投資200億美元，大部分資金由中方負責，項目實施方式為BOT方式，運營權為50年。《緬媒：緬甸決定不建中緬(昆明-皎漂)鐵路 或因顧忌民眾反對》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7_21_248869.shtml

　　[131]就在中國構建泛亞鐵路藍圖之際，日本也於2014年3月底宣布：無償援助緬甸7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72億元)幫助修建鐵路等設施。當時正在訪問緬甸的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稱：“緬甸是連接東盟各國和南亞地區，有著戰略性位置的國家。從曆史來看，緬甸也比較親日。因此，兩國的關係強化意義重大。”《緬媒：緬甸決定不建中緬(昆明-皎漂)鐵路或因顧忌民眾反對》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7_21_248869.shtml

　　[132]原書注：“牆”，在這裏指1954年9月，在美國策動下，由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8國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訂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又稱《馬尼拉條約》)，1955年生效時，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總部設在泰國首都曼穀。1977年6月，該組織解散。

　　[1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頁。

　　[1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頁。

　　[135]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

　　[136] 17世紀末，印度的紡織品遠比英國的毛呢紡織品“物輕質優之外明顯價廉”，經由東印度公司輸入的“印度軟棉布”已占英國全部進口紡織品約1/4，這已影響了英國的毛紡織品在國內的市場。但到18世紀下半葉，印度經濟就完全屈服在英國殖民征服之下。參閱梅俊傑著：《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6～57頁。

　　[137] [戰國]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陳宏天、趙福海主編：《昭明文選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0頁。

　　[138]《習近平：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rb/2013-07/22/c_116633018.htm

　　[139]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頁。

　　[1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1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142]參見張文木著：《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143]參閱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第24～32頁。

　　[1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

　　[145] 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中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習近平：根本問題上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08/5347578.shtml。

　　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