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三病”出現的最高峰期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全縣共發病14.5539萬人，其中水腫、幹瘦病84959人(多為中老年人，46歲以上患者占72.84%），婦科病43940人，小兒病16640人。1961年1月，死於“三病”的就有4906人，其中道林公社一周死亡97人。花明樓公社泉江大隊董家灣食堂，40人中病倒20人，1960年12月18日，一天死去3人。公社化初期，全縣有86萬多人口，到1961年底，隻有76.8萬多人了。
（一）“五風”之災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帶來的“五風”在寧鄉持續時間較長，給人民群眾造成的傷害也是很大的。
“五風”之首的“共產風”共刮了四次。第一次是1958年大辦鋼鐵。全縣組織30萬勞動力無償辦工業，拆毀的房屋、砍伐的森林、收繳的廢鐵等物資折合人民幣811.752萬元。第二次是1958年4月至1960年春，大辦水利，特別是修建黃材水庫和新溈河渠道，組織16.6萬多人上陣，完成1213萬個工日，每個工日僅付工資0.4元。調用的運輸車輛、器械、工具、材料和生活用品，折合人民幣1372.8341萬元。第三次是1959年大辦交通，先後組織20萬民工上陣，完成75.79萬個工日，占用耕地13053畝，調用器械、工具、木料等折合人民幣69.185萬元。第四次是1958年10月到1959年底大辦豬場，全縣所建的8300多棟豬場，絕大部分建材是拆掉社員私人房屋，豬的來源都是從社員家裏捉的，所平調的13.7443萬頭豬，有的沒過秤，沒記賬，更沒付錢。
全縣三年“共產風”侵占工日1647.2359萬個，折合人民幣480.7913萬元（不變價，下同）；器材價款37.6792萬元；田土35874畝，折價144.1672萬元；房屋24.1502萬間，折價724.542萬元；各種農具、家具和牲畜折價1768.78萬元，合計3155.96萬元。
“浮誇風”始於1958年。這年湘潭專區開勞模會，要上報糧食畝產“千斤鄉”，寧鄉上報了10多個鄉（鎮）（實際畝產250公斤左右），得了表揚，獲了獎勵。1958年全縣糧食實際總產量3.1億公斤。縣委的一位領導人在12月3日全縣擴幹大會報告中說：“今年農業生產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量7.65億公斤。”這年秋天，東風公社黨委書記種的試驗田，揚言畝產35000公斤。到收獲時節，1.06畝晚稻，說是由農校48人收割了4天，縣委一位領導人帶領49人驗收，經“驗收”共收幹穀32701公斤，畝產幹穀32506.25公斤。《寧鄉日報》發出《號外》，向毛澤東報喜，寧鄉放出晚稻豐收大“衛星”。12月23日，縣委召開的1276人參加的擴幹大會，縣委領導人在大會報告中提出：“要以畝產糧食三千斤的指標，十萬斤的措施，二十萬斤的幹勁，實現農業‘大躍進’”。“現在全縣已經有了許多高產典型，如夏鐸鋪公社某書記的晚稻試驗田畝產稻穀65000斤；喻家坳公社一幹部的試驗紅薯，每蔸重量30斤，一畝能產18萬斤；流沙河公社石山大隊的試驗紅薯畝產32.8萬斤；黃材公社月山大隊幹部的試驗花生畝產13000斤；該公社板路大隊的花生大麵積豐收，10畝花生，平均畝產6003斤；流沙河公社流沙河大隊，全年每戶平均養豬22.7頭，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從1958年冬天起，全縣各級、各條戰線“浮誇風”越刮越大。工業戰線是“高爐如星鬥，鐵水遍地流”。11月2日，《寧鄉日報》刊出《號外》：“黃材公社日產生鐵200噸，衛星煤礦日產煙煤2200噸”。11月21日，又冒出了花明樓煤礦日產煙煤22000噸的大新聞。不久，流沙河公社荷葉塘和高葉塘飛出了高產“衛星”，前者畝產鮮魚17850公斤，後者畝產鮮魚13099.5公斤。兩口塘共產鮮魚32.55萬公斤。
“強迫命令風”給寧鄉人民帶來了血腥的災難。開始是作風粗暴，強迫命令，很快發展到違法亂紀，打人成風。黃材水庫及其渠道工地，打人鬥人的現象極為嚴重，這兩處工地共有連級以上幹部2279人，其中違法亂紀的717人，被打的民工9498人，占民工總人數的8.5%，壩塘兵團某負責人對民工實施毒打、捆吊、罰跪、扣飯、罰款、抽破皮肉噴鹽水、“雷公打尖”、夾手指、“火燒中遊”（用硫磺燒屁股）、“殺流水四娘”（用竹簽鑽屁股）、做孝子、插白旗、關押、勞改等多種惡毒手段殘害民工。群眾稱他為“希特勒”、“活閻王”。
黃材水庫和新溈河渠道工地這股打人之風吹到農村，農村基層幹部打人很快成風。據統計，1958年10月至1960年底，全縣13133個生產隊長以上基層幹部中，有7812人（占基層幹部的59.5%）打過群眾，被打的群眾22672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9%。李學良1961年3月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嚴重的違法亂紀，發展到了最嚴重的程度，打人、罰跪、喂砂子、喂大糞、大搜查、私立公堂、私設監獄、亂搞勞動教養所等”，“據統計，全縣因違法亂紀當場打死53人，打後致死414人，打後自殺549人，被逼死650人。”
“生產瞎指揮風”在寧鄉也是很離奇的。1958年，強調早稻先把禾割下堆起來，插完晚秧再脫粒。結果，堆起來的早稻，大部分破胸發芽，少數已經黴爛變質。為了實現“大躍進”，全縣組織30萬勞動力大辦工業，致使有些晚稻到12月還沒有收割完，紅薯也沒有挖回，造成糧食大量損失。1959年農曆正月搞紅薯“溫床催芽”，用火、用蒸汽催芽，結果把紅薯都蒸烤熟了，全縣爛了50多萬公斤紅薯種。從1958年起大搞密植,縣裏按插一根秧苗能分蘖多少根,抽多少穗,每穗結多少粒,千粒重多少，每畝要收多少斤穀,每蔸七八根,共需要多少基本苗計算,規定大田插3×4寸或4×5寸，最稀4×6寸。試驗田有插3×3寸、2×3寸的，也有插2×2寸的，農民稱為“板板寸”。每個生產隊都製有專用的“架子”拖插秧的格子，秧苗隻能照格子插。實踐證明越密越減產，板板寸的僅僅是一把草，農民很反感。但4×6寸一直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才停止。這期間，每年插秧後公社、大隊都要嚴格檢查插秧質量，年年都有多起因“架子”尺寸稍有放寬，而被踩爛“架子”用蒲滾打掉所插秧苗，生產隊長被批評辯論的事發生。1960年，早稻又盲目趕早，強調要在正月間下種。下種後遇上多次寒潮，就在全縣推廣用熱水灌溉秧田，在秧田四周燒火增溫，結果全縣爛掉早稻種穀55萬多公斤，大大推遲了季節。之後又提倡搞水稻移苗並蔸，把兩畝或幾畝田的禾苗移並到一畝，兩蔸或幾蔸合並成一蔸，把騰出來的田重新插秧。到秋收時，基本上沒有收到多少穀。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森林和柴薪，燒製木炭用來煉鐵，把全縣的山林砍得一空。同時各地大砍香樟樹，提煉樟油，生產“汽油”，把全縣的古老樟樹風景林，幾乎全部砍光。工業上的盲目開發、盲目建設和無益消耗，造成嚴重浪費。1958年以來新建的10對煤井，有5對煤井沒有出煤，大葉壩、茅家山兩對煤井，基建搞了一年多，投資24萬多元，沒有出一點煤，隻得半途而廢。1959年提出要實現全縣滾珠軸承化，連土車子和犁、耙都要安裝滾珠軸承。縣委發動群眾，戶戶夜夜打鐵，辦軸承廠。有的人把菜刀、柴刀、鋤頭錘碎製滾珠軸承。全縣第一批製出了26.3894萬套，結果99%的是廢品，不能使用，既浪費了人力，也浪費了材料和燃料，以失敗而告終。
“幹部生活特殊化風”，主要是從1958年組織大檢查、開現場會大辦筵席開始的，社員說得很形象：“口裏冒得味，開個現場會”。後來逐步升級，越來越講排場，有的單位搞“招待比賽”。一些幹部的生活特殊化，由多吃多占、大吃大喝、慷公家之慨、鋪張浪費、開後門，發展到貪汙盜竊，作風敗壞。
有一首“八子”謠這樣總結“五風”：“幹部不肯擔擔子，社員不願做分子（指勞動工分），田裏長的是稗子，土裏盡是絲茅子，肚子裏吃的是蒿子，家家都有病人子，夜夜出現賊牯子（小偷），‘五風’就是禍根子”。“五風”給寧鄉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這一教訓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
（二）寧鄉縣的“三病”
三年“大躍進”時期，沉重的思想壓力，繁重的體力勞動，嚴重的營養不足，導致水腫和幹瘦病（這種病開始是水腫，腫消後就是幹瘦，最後導致死亡）、婦科病（主要指閉經）、小兒營養不良病（合稱“三病”）在寧鄉嚴重發生。
水腫病始發於1958年2月下旬，在朱石橋、麻山、善山嶺、三仙坳、賀石橋、回龍鋪等鄉發生了大量的水腫病人，全縣的水腫病人達到19662人。這些病人中，絕大部分是各農戶的當家人和主要勞動力。縣委對此十分重視，及時向地委報告了這一情況，並組織醫療衛生隊，奔赴病情嚴重的地區進行救治。省委、地委分別派出71人和24人的醫療隊，他們和縣人民醫院、縣中醫院、縣防疫站、城關醫院抽調的醫師，組成583人的中西醫結合的醫療隊伍，分成25個治療組，分赴病情嚴重的鄉進行治療。省委支援免費藥品7000多元，地委下撥各種注射劑價值3000多元。縣下撥對水腫病有治療作用的黃豆42萬多公斤、麥麩75000公斤、米糠14.5萬公斤,分別按鄉按病分配到人。
“三病”出現的最高峰期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全縣共發病14.5539萬人，其中水腫、幹瘦病84959人(多為中老年人，46歲以上患者占72.84%），婦科病43940人，小兒病16640人。1961年1月，死於“三病”的就有4906人，其中道林公社一周死亡97人。花明樓公社泉江大隊董家灣食堂，40人中病倒20人，1960年12月18日，一天死去3人。公社化初期，全縣有86萬多人口，到1961年底，隻有76.8萬多人了。
（資料來源：寧鄉黨史 ）
（寧鄉縣檔案信息網：www.nxdang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