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陽縣因“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殺隊”，導致當地死傷慘重而遠近聞名。40餘年後的今天，經曆者仍記憶猶新，談虎色變。我在邵陽縣土生土長，80年代前曾在邵陽縣委辦公室工作過20多年，“文革”中抓“黑殺隊”更親曆其境，1974年還參與調查。這一事件之殘酷慘烈，實在無可名狀。現據當年調查之史實，述其來龍去脈，以警世人。
一、邵陽縣曆史政情略述
觀諸近現代史，貧困閉塞落後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鄉”。邵陽縣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成為“極左”肆虐之地，與當地的經濟、人文、曆史條件有極大關係。1968年抓“黑殺隊”事件過後，筆者痛定思痛，回溯該地曆史，認為其禍根早已深埋於1950年代以來肇始的“極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陽縣地處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雖有芙夷、赧水雙江相匯成資江在境內穿流而過，但因地勢偏高，仍屬衡邵幹旱走廊的要衝地帶。俗謂“倒了茶罐漲大水，豎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後，比刀耕火種好不了多少。當地民眾靠天吃飯，生活貧困，且兵匪、災疫橫行。每逢災年，民眾告貸無門，伐木充食，掘土療饑，沿門乞討，餓殍遍野，苦不堪言。[1]
“文革”中邵陽縣發生慘絕人寰的抓“黑殺隊”事件並絕非偶然，早在1951年3月該地就發生過同類事件。1951年， 在老邵陽縣第七區（即今酈家坪、諸家亭一帶），就曾發生過聳人聽聞的“抓黑殺隊”事件。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到處隻聞毆打之聲，抓千人， 傷百人，死10人。幸處理及時，才未釀成更大的慘禍。但因當時正是土改高潮，顧及影響，此案作內部處理，被處理的幹部不久後大都官複原職。此事為當地幹部“寧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 此後，無論是土改後的“合作化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邵陽縣的負責幹部基本都抱持這種心態，當地民眾被這些運動折騰得苦不堪言。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倡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這個文化滯後、經濟閉塞的縣份，“階級鬥爭”成了一切工作的動力。1964年冬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四清”，即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階級鬥爭更是頭等大事。邵陽縣被列為邵陽地區的“四清”重點，地委組織了一個“社教總團”，集中了全地區1萬多名幹部，組成9個分團派駐各區、社，當地基層幹部全部列為“四不清”對象“掛起來”。地、縣主要領導改名換姓，“紮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背靠背檢舉揭發”，大搞“逼、供、信”，“車輪戰術”，“人人過關”，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開水淋” 。於是，貪汙糧、錢的“千字號”、“萬字號”比比皆是。在短短的兩個月中，舉家外逃者不計其數，自殺身亡近百人。
二、1968年“黑殺隊”事件始末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開始，“階級鬥爭”風靡全國，家庭出身不好者或曆史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成了“文革”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全部癱瘓，無政府主義盛行，實行“三支兩軍”（即軍隊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各地的“支左辦”成了當地的最高權力機關，軍隊支一派、壓一派，“極左思潮”瘋狂到了無以複加的嚴重程度。邵陽縣一些基層幹部與農民舉著“階級鬥爭”的大旗，頂著“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風捉影，亂砍濫殺，而上麵又放任自流，終於釀成1968年7至9月的“抓黑殺隊”慘禍，3個月內，死人逾千，“殺人如殺雞”。[4] 當地人聞之色變，但無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年 楊蔭甫任邵陽縣委書記之時調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時該地政治氣氛極為壓抑，楊蔭甫兩耳灌滿了關於幾年前抓“黑殺隊”的可怕傳聞，但無人能說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當地有人因“站隊正確”、執行“極左”路線而升官得利，派係鬥爭嚴重，對這一慘案持“好得很”與“糟得很”兩種對立看法。楊蔭甫本人深受“極左”路線之害，思慮再三，決定開誠布公地全麵調查。他在省、地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抽調幹部百餘人，組成地、縣聯合調查團，在1974年4月，用1個月的時間，分期分批對全縣在“黑殺風”前後所發生的亂殺人事件，包括“刮紅色政治台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在內，全麵調查摸底。筆者為該調查團成員之一，並兼任秘書，負責記錄並掌管全部調查材料。隨著調查工作的不斷深入，所謂“黑殺風”的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1．“黑殺風”禍起東安
在此先介紹湖南流行的“黑殺風”與“黑殺隊”一詞。這兩個詞由湖南道縣貧下中農“造反”組織首創，指當時的“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及其子弟聯合起來成立“黑殺隊”，目的是要向幹部和貧下中農們反攻倒算，報仇雪恨。其實查其源頭，這都是當時的貧下中農“造反派”組織對“黑五類”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結果。但當時人們在“階級鬥爭”理論的灌輸下鬼迷心竅，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遠，信以為真。湖南道縣1967年的“黑殺風”（即大規模屠殺“黑五類”及其家屬）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流風經東安而到邵陽，次年，邵陽縣便發生了同類慘案。
1968年正是“文革”鼎盛期，階級鬥爭如火如荼。
弄子口大隊得信後，立即將陳振球、陳仕元等人全部抓起來關押到大隊部。因擔心他們逃跑，於是發明了一種刑具：先將一截大樹從中鋸開成兩半，再在兩塊合縫處鑿15個碗口粗的大洞，讓被關押的人每人在洞內放進一隻腳，然後將兩塊樹木合攏，再在兩端加鎖，被關押者因此一動也不能動。這就是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創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樹刑”。緊接著效法東安縣嚴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亂咬亂供。
中和公社留旗大隊地主子弟蔣鐵軍被家住東安縣的未婚妻供認為“黑殺隊”，該大隊立即對蔣實行關押逼供，蔣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問招供，“7月14日成立了‘黑殺隊’，名稱就叫做‘反共救國義勇軍’，行動口號是：“先殺黨，後殺團，貧下中農看情況；刀對刀，槍對槍，血洗萬裏如牛羊”。他還供出鷓鴣大隊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個所謂“黑殺隊”員。莫勇成遭受毒打後上吊自殺，其女兒莫細雲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個所謂的“黑殺隊員”。正所謂“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為減輕皮肉之苦，普遍亂咬亂供，受牽連的人員迅速增多，抓“黑殺隊”之風開始蔓延。
2．“8·4血案”引發全縣屠殺――地主子弟鄧保民的滅門之禍
1968年8月4日，邵陽縣黃塘公社突發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鄧保民殺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縣屠殺“黑殺隊”成員的“烈性炸藥”。後經多次調查，此事件詳情如下：
鄧保民，男，1924年生，邵陽縣黃塘公社蛇灣大隊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學生，解放初參加工作，在縣糧食局從事儲運工作。鄧喜歡讀書，特別好讀文藝書籍，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愛不釋手，閑談時喜歡向人介紹書中的故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等。由於鄧講故事時有色有聲，文詞並茂，很受當地人推崇，聽他講故事的人也越來越多。
1966年“文革”開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謂“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宣傳部長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寫了幾本書，其中以《燕山夜話》與《三家村劄記》最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厲害，說這些書中隱藏著很多“反動”內容，被作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國自50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其特點是要“上掛下聯”，各地領導為了表明自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批“三家村”時，便大抓“小鄧拓”、與“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曆史問題、政治汙點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鄧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揚過《燕山夜話》，自然難逃厄運，於是被打成“小鄧拓”，被深揭狠批。當時的縣糧食局領導在極左路線 的影響下，接受了“地主子弟當幹部，貧下中農要受苦”的片麵觀點，將鄧保民“開除出革命陣營”，遣送回老家黃塘公社蛇灣大隊當農民。
鄧保民回到老家後，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開除幹部這種雙重身份的政治處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對他的處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殺風”刮來之前，一家人樂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從不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殺風”的導火線，下麵根據調查材料詳述，以為曆史存照：
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兩個手持梭標、籮索的民兵來到鄧家門前高聲大叫：“鄧保民，出來！”其時，鄧保民剛吃過早飯，忽聽得這聲吼叫，一家人頓時都被嚇懵了。鄧走到門前，看來勢不對，問來者，“找我有什麽事？我天天在隊裏出工，沒幹什麽壞事呀”。兩位民兵拿出籮索一邊捆綁鄧保民，一邊說，“幹什麽壞事？你自 己知道，跟我們到大隊部去說清楚”。在大隊部的一間房子裏，端坐著兩個大隊幹部。鄧保民一進屋，審訊就開始了。一個大隊幹部說：“鄧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隊的莫采保供認你參加了‘黑殺隊’，你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參加‘黑殺隊’，頭頭是誰？老老實實地交代清楚，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者不問。你願意走哪條路？自己選擇吧！”鄧保民聽後十分氣憤地說：“講我參加‘黑殺隊’，這完全是陷害，我並不知道有什麽‘黑殺隊’。即便有‘黑殺隊’，我也不會參加，這點覺悟我還是有的。況且誰也沒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殺誰呢？”大隊幹部說：你不會參加“黑殺隊”？我看你就具備了參加“黑殺隊”的思想基礎。論成份，你出身地主；論表現，你一貫思想反動，仇視社會主義，是政府把你開除回來的。你想隱瞞是不行的。鄧保民解釋說：“我雖然出身地主，但我並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時我還是個青年學生，剛解放我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受了黨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開除回來也並不是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而是看錯了書，說錯了話，回來後大家都看到，我沒有半點怨言，聽從隊上安排，天天出工，從未愉懶，我再愚蠢，也不會去參加反動組織”。審訊者說：“那麽，莫采保在中和公社，離我們黃塘公社這麽遠，他為什麽偏偏說你參加？”鄧保民說：“我根本不認識莫采保，這完全是對我的陷害，請你們明察。”審訊者說：“人證俱在，還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審訊者旋即想起了捆綁吊打的辦法，說道：“看來，不給點厲害你是不會招認的。來人，用鞭子給我抽！”站立兩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籮索織成的粗鞭子，使勁往鄧保民被五花大綁的身體上毒打猛抽。當時正是7月 底，氣候炎熱，鄧保民隻穿了一件白襯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鄧保民大喊冤枉。民兵們說他頑固，打耳光，揪耳朵，鄧仍然不肯屈招。於是民兵們將鄧雙手反綁，吊在屋梁上，見鄧仍舊不招，於是有人就抱住鄧的身子往下猛拽。鄧實在受不了這等毒招，隻好違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將鄧從屋梁上放下後，鄧保民有氣無力地說：“我…參…加…了…‘黑…殺…隊’……”。審訊者又問：“還有哪些人參加？”鄧保民隻是搖頭，回答說：“不曉得還有哪個參加。”他當時想的大概是：我已經被人亂咬，命在旦夕，決不能再害別人。有人立即大喊：“鄧保民耍賴皮，不老實，再吊”。鄧保民又一次被懸空吊起來，緊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緊牙關，嘴唇咬出血來，什麽也不說。如此折騰了大半天，他硬是不開口攀咬，民兵隻好將他從梁枋上放下來，手鐐腳銬加諸其身，將鄧關在大隊部。第一次批鬥就此結束。
人們餘怒未盡，高聲大喊：大家不要散夥，還要到鄧保民家裏去算帳。大家立即成群結隊、氣憤憤的向鄧保民家裏走去。鄧保民的家離大隊部較遠。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兒鄧愛華和往日一樣去大隊部給爸爸送飯，在回家的路上聽說今天要開會鬥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訴媽媽唐桂姣。唐心情緊張，一邊叫鄧愛華繼續到會場聽消息、看動靜；一邊揣測著鬥爭大會的結果，忐忑不安地帶著另外三個子女在家裏靜候消息。不久，鄧愛華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回來，泣不成聲地告訴媽媽：“不好了……，爸爸…殺…殺…人了！”唐桂姣大吃一驚：“不可能，他怎麽會殺人？你是從哪裏聽來的？聽清了沒有？”鄧愛華說：“是真的，他用馬刀把貧協主席的兒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擔、梭標去追趕，隻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媽媽，我們怎麽辦？怎麽辦？趕快逃走吧！”唐桂姣由驚詫轉為平靜，說道：“你爸爸闖大禍了，殺人是要償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隻怕你爸爸的一條命還抵償不了，我們全家都有危險。逃走，逃到哪裏去？如何逃得脫，到處都在抓‘黑殺隊’，到處都有崗哨，走了抓回來處理更嚴重。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老老實實的坐在家裏，等他們來了，我們母子全家一齊拜跪在地，認 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剛做好安排，追殺人馬就來了。有人高叫：鄧保民的臭老婆滾出來！唐桂姣聞聲，立即手牽著兩兒兩女走到屋前的禾場坪，戰戰驚驚地一字排開，勾頭跪地。唐桂姣剛準備抬頭、認罪、求饒，幾隻梭標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話未出 聲，鮮血四濺，她立即倒臥在血泊之中。可憐的、逆來順受、與世無爭的苦命女人，就這樣告別了人間，與丈夫一起走上了黃泉路，時年45歲。麵對如此凶殘的殺人局麵，孩子們被嚇懵了。鄧愛華畢竟年長幾歲，她硬著頭皮，流著熱淚匍伏在地，沉痛地對大家說：“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們，兄、弟、姐妹們，我爸爸殺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餘辜，殺人償命，現在我媽媽也死了，如果兩條命賠償還不夠的話，我願意把我也賠進去，弟弟、妹妹年齡還小，不懂事，請饒了他們吧，我給你們磕頭啦！”看到那殺人流血的可怖場麵，又聽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淚了，有人後退了。這時卻有人大喊：“殺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10個地主崽子也賠不起，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那人說罷，盯準匍匐在地的鄧愛華的頸項，舉起馬刀就砍，可憐少女那長滿秀發的頭顱隻連著一點點皮肉未脫落下來，殷紅的血柱從斷了的頸項中噴出好遠好遠。這時，鄧家剩下的兩男一女三個孩子像木偶一樣跪拜在地，臉色慘白，涕泗橫流，全身抖動的象篩糠一樣。要不要嶄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誅滅？那些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來定會後患無窮。他們立即向三個手無寸鐵的小孩子動手，有的用馬刀砍，有的用梭標捅，有的用扁擔打，有的用石頭砸。旁觀人群有的嘖嘖歎息，有的怒罵，一時間人聲雜亂，飛血如雨，不一會，3個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場坪中隻剩下5具還在抽搐的屍體和滿地流淌的鮮血。有人當場清點“戰果”：鄧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 45歲），二女兒鄧愛華（18歲） ，大兒子 鄧超雄（17歲） ，小女兒 鄧立華（9歲），小兒子鄧少雄（ 7歲）……
“沒有漏網的就好，隻有一個最大的女兒遠嫁東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這些屍體怎麽辦？”鄧保民的鄰居提出了一個問題：“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誰來給他們收屍？”有人說：到鄧保民的自留地裏挖個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說：他一家死有餘辜，誰願意去給他挖坑、埋墳？鄰居說：不埋也不行，俗謂“春三、夏一、秋半天”，過兩天，這一片就會臭暈，誰還敢進這個村？況且，屍首擺在地上也嚇人！有人想出了一個主意：那邊山上有個岩洞，從未有人下去過，不如把那些屍體丟到岩洞裏，既不要挖坑，也不會嚇人，更不會散臭。大家都認為這是個聰明的好辦法，於是眾人一齊動手，抬的抬，拖的拖，殺人現場隻留下一灘灘血跡。
蛇灣大隊殺了鄧保民一家之後，又抓了一些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要殺。黃塘公社領導獲悉後，一麵派人下隊勸止，一麵將殺人情況上報，要求上級采 取緊急措施。在公社幹部的勸阻下，該隊又追殺一人，迫使一人自殺，共死9人。當時稱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為邵陽縣全縣抓“黑殺隊”的導火線。[6]
3．“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處處隻聞殺人聲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傳遍全縣，各地群眾輿論大嘩，縣支左辦負責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柴德林馬上召開緊急電話會議。他在會上說：“階級敵人殺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起來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麽了不起，殺死不是白殺死了，大家不要大驚小怪。”他反複要求幹部學習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論斷。他說：“這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絕對不能向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潑冷水。”這番話無疑是為“黑殺風”開了綠燈。
當時正值全國“軍管”，縣、區、社都由武裝部長掌權，生產大隊也是民兵營長說了算。他們手捧柴德林賜下的“尚方寶劍”，有恃無恐，一時間殺氣彌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鬥過地主，或分過地主房屋、田地、財產的人，或與五類分子有過火磨擦的人，都如臨大敵，大都由地下搬到樓上，並在樓門口準備了砍刀、棍棒、石塊、尿桶和石灰、砂罐之類，作為防衛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設關立卡，派專人日夜防守，盤查過往行人，見生人就抓，發現懷疑對象或打或殺；有的村莊集中起居，並派人去周邊鄰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準備。更多的大隊為防止“階級敵人”“黑殺”，將“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及其子弟，平時愛提意見不服領導的、長期在外搞副業的人員，以及有各種各樣“問題”的人員，全部集中起來“辦學習班”，實行刑訊逼供，腳鐐手銬，捆綁吊打，致傷、致殘、致死，抓“黑殺隊“之風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後，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隊最早行動。該隊黨支書陳善勸、“文革”主任蔣金祥、治安主任陳春錦（注：陳春錦原是縣公安局幹部，曾因違法亂紀、逼死人命受到處分，於1962年退職回家）三人在一個軍屬家裏喝酒，聽一個女人說“地主子弟”陳法林、陳儒成（1949年參加人民解放軍，1952年轉業到甘肅省國營銀光化學材料廠，即805廠，62年因病帶30%的工資回鄉）兩人在“打禾桶邊起拱子”（邵陽土話，即陰謀鬧事之意），立即抓捕訊問，二人拒不承認欲“陰謀起事”。於是陳善勸等人率民兵將陳法林、陳儒成推到屋後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鳥銃將二人打死。此後又將從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陳儒林用亂棍打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該隊先後共打、殺7人，迫使2人自殺，成了全縣在抓“黑殺隊”運動中殺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隊之一。[7]
據塘田市區後來調查匯報：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隊
“黑殺風”越刮越凶，不少生產隊幹部組織農民到鄰近市縣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類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殺人後處理屍體的方式是往河裏一丟了事。邵陽縣處於資江上遊，因此資江河下遊河段的死屍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遊城市邵陽市民眾極大震恐。
邵陽縣“支左辦”的軍代表柴德林對殺人之風的蔓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據邵陽縣公安局羅金陵等人回憶：8月6日，柴德林去電，將部分徒步去韶山參觀的政法幹部緊急召回開座談會。會上，柴介紹了“抓黑殺隊”的情況後強調說：“對死人問題，你們不要指責，不要追究責任，更不要向群眾潑冷水。”他說：“這是群眾運動，群眾專政。群眾專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還說：“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幾個階級敵人算不了什麽，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還要求每個政法幹部去買一本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好好學習‘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問題，爭當‘好得很’派，而不要去當‘糟得很’派”。他還提醒幹部：“如果你們去指責製止，農民就會把你們也當成‘黑殺隊’殺了，或丟到河裏去，我也救不了你們。”他把全體政法幹部分成8個小組下到各區社“觀陣”。縣公檢法領導說：目前全縣抓“黑殺隊”抓出了幾十個“反革命組織”線索，你們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點情況，不要讓人將其殺掉，以免斷線，不利於一網打盡。可是政法幹部下去後，隻聽一片殺人聲，任何勸止、忠告，那怕說“政策規定殺人權在省裏”，都不起任何作用，因為每個區社都由武裝部長掌權，而每個區社武裝部長又都握有縣“支左辦”柴政委的“尚方寶劍”。在這種情況下，政法幹部實在無能為力，隻能眼睜睜地幹著急。區社幹部靠邊站，參加“三支二軍”的47軍駐軍部隊多次派官兵下鄉，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強調不準任意抓人、打人、殺人，搞“形左實右”，嚴防階級敵人攪亂階級陣線，都無濟於事，反而越殺越凶。到8月中旬，亂砍濫殺之風更為嚴重，許多地方見生人就抓，有懷疑就殺。在這種混亂局麵中,不少人乘機為非作歹，有公報私仇的，有挾嫌報複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勢混亂到了極點。[8]
4. 野蠻殘忍至極的殺人手段
要了解1968年邵陽縣抓“黑殺隊”這一濫殺運動的殘酷性，還必須了解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手段的殘忍。當時常見的殺人手法有活埋、“ 銃決”[9]、石砸、吊麻蟶（guai，去聲，邵陽方言，將青蛙稱作麻蟶）[10]、耙（鋤）頭挖、捆綁沉河、亂棍打死、繩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後對屍體不加掩埋，甚至不許其親屬收屍。
不過，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殺人手法中，上述幾種還算比較“文明”的。以下各種讓人在死前受盡各種折磨的殺人方法，則顯示了殺人者的殘酷陰暗心理：
擀麵條
黃亭市公社金鋒大隊一個學生，在抓“黑殺隊”期間去邵陽市辦事，被誣以為“黑殺隊搬救兵”，民兵們強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橫放一根鐵棍，鐵棍兩端各坐一人，在其身體上壓過來壓過去，如同擀麵條一樣。幾百斤重的壓力之下，隻壓得這位學生屎尿直流，骨頭斷裂而亡。
鐵絲穿腳筋
長陽鋪公社長陽鋪大隊下街生產隊社員劉利民被誣為“黑殺隊”後，在他家裏挖地三尺，尋找槍枝彈藥和反革命罪證，並對劉的家人畫地為牢，白天不準出門，晚上不準點燈。最後民兵用燒紅的鐵絲穿過劉利民的一雙腳筋，吊到門前階簷梁上，再活活打死。
腦袋開花
縣五中學生鄧愛毛被誣為“黑殺隊”後，被人綁在學較的籃球架上，再用帶鐵釘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腦袋，一敲幾個洞，一打一片紅，殺人者將此方法命名為“腦袋開花”。
鐵錘錘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衝大隊貧農社員羅頂名被誣為“黑殺隊”，批鬥時民兵將他的手腕強按在青磚上，再用油榨坊裏捶枯餅用的兩個大鐵錘輪流捶打，雙手骨頭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後一錘送命。該公社梅洲大隊地主子弟羅堯立，被打成“黑殺隊”後，被人用老虎鉗子將手指夾粉，然後將他殺死丟到河裏。
火燒
黃塘公社合興大隊泥工師傅鄧玉枚被打成“黑殺隊”後，酷刑逼供，上吊下燒，最後被活活燒死，場景極為殘酷。
烙鐵烙
國營河伯嶺林場馬頭嶺工區貧協主任羅頂有，係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曾擔任過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1968年7月28日，當地一夥人把他當成“黑殺隊”成員捆綁吊打，將其右臂打斷後，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斷，然後再將羅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鐵錘將骨頭錘碎，再用燒紅的烙鐵在呂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煙，其狀慘不忍睹。隨後，這夥人把羅吊在樹上，直至快斷氣時方才放下來，剝光衣服，倒拖雙腳丟到河溝裏，再用亂石砸死。羅妻在當地無法生活，被迫將大兒子送人，自己帶著小女兒改嫁他鄉。
九公橋中學教師鍾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較活躍。1968年9月，“貧宣隊”（“ 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進駐學校，鍾被誣為“黑殺隊”，關押了13天。關押期間受盡酷刑，先把他捆綁放在一間小屋裏，令學生們在樓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後，又把他雙手向後反剪捆綁倒掛，麵向一盆大水，繩索一鬆，頭即浸入水中嗆水，過一會兒再把繩頭一拉，使頭部脫離水麵。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複， 名曰“順手牽羊喝水”。此外還用了“蕩秋千”、“鐵絲穿手掌”等十幾種酷刑。“貧宣隊”中有人說，他還有個漂亮的老婆，不要放過他。於是有人又想出了一個毒招，用燒紅的烙鐵烙鍾的生殖器，鍾受盡酷刑而死，時年34歲。
脖子上掛水桶，肚子上壓土磚
羅城公社毛坪大隊豺狗山生產隊貧協組長、共青團員曾桂林，24歲，“文革”初期擔任過一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1968年9月10日，被誣為“黑殺隊”，在大隊關押24天。刑訊逼供中，民兵將曾桂林的雙手反綁吊起來，再在其脖子上掛一桶水，身上壓幾塊土磚，活活拷打致死。其雙目失明的老父曾國奉不知兒子已被打死，摸索著將僅有的一隻老母雞殺了煮好來送飯。民兵們惡狠狠地把雞奪過來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兒子的屍體都不獲準，氣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這夥人還把曾的家產抄劫一空，把老人趕出家門,土改時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五馬”分屍
檀江公社稅務幹部蔣意興，邵陽縣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 1968年8月被誣為“黑殺隊”揪回家鄉批鬥之後，再被押到一座竹山裏，由五個民兵分別將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彎吊下來，再將蔣的頭、雙手和雙腳分別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後，五個人齊聲高喊：一、二、三，將綁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時放開，蔣這個活生生的人當即被五根竹子的彈力撕成碎片。
以上記述的殺人手法，於史料而言絕非可有可無之閑筆。設若中國文明進步，這一頁恥辱的曆史或使國人產生自省之心。
與人類曆史上任何災難一樣，在受害者當中，女性所受的淩辱較男性更多。五豐鋪公社板橋大隊回鄉女知青呂小蘇，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長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氣傲，對本鄉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裏。高中畢業後與一個大學生戀愛，擇日成親。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夥垂涎欲滴者誣為“黑殺隊”，從新房中抓出批鬥，毒打不屈，被這夥人把衣服剝光，並在其乳房和私處亂摸亂捏，呂不甘受辱，破口大罵“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腦羞成怒，惡狠狠地說：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然後用鐵絲穿其乳頭，丟到板橋水壩中淹死。黃塘公社有個婦女在邵陽市某小學當炊事員，隻因家庭出身地主，被當成“黑殺隊”揪回批鬥，並要處死，她向打手們求情，說：我學校裏床頭的稻草中有個存折，存有幾百元錢，請你們拿去，饒我一命。凶手們如蕕至寶，立即奔赴學校，將她的宿舍進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幾個人對其實施輪奸後，說：此人留不得，活口禍害多。便偷偷地將她活埋了。
在這場屠殺當中，人性中最陰暗的醜惡被激活了，一些生產大隊的幹部與民兵不僅以殺人為樂，還要憑借其淫威製造骨肉相殘的人倫慘劇。長樂公社新石村的羅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為業，抗日戰爭時期曾當過兩年保長，土改時家庭成份劃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誣指為“黑殺隊”，雖受盡各種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斷，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認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該隊幹部將其做鐵匠的兒子叫來，說：“你父親是‘黑殺隊員’，現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與他劃清界線？看你把他如何處理？”小鐵匠被逼得走投無路，隻好強忍悲痛，橫下心來，在眾目暌暌之下，噙著滿眶熱淚，把垂死的老父親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邊，狠心往河裏一拋，讓其父親隨波逐流而去。雙清公社比田大隊劉家生產隊張南卿（中農成份）被誣為“黑殺隊員”後，受盡酷刑，幹部們強令張的兩個弟弟將張丟到老煤窯裏窒息而死。這種逼迫親人下手殺親人的方式可謂喪盡天良，既使生者蒙受喪親之痛，還要讓他們承擔巨大的道德心理壓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隊生產隊長蔣柳橋，男，貧農。“文革”初期因參加名叫“資江烽火”的群眾組織，於
絕大多數死者在被處死之前，都遭受過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隊貧農社員王有柱，因參加“資江烽火”群眾組織被誣為“黑殺隊”，被捕入監，反銬“背包獄”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監獄角落裏，被看守按住頭，踩住腳，逼著把糞吃掉。還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殺以明無罪。下花橋區出現一條“打倒毛主席”的標語，被誣 學區主任鄒仕楚所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懷疑，飽受酷刑，鄒受刑不過，被迫拿菜刀當眾剖腹，讓人看自己“心是紅的還是黑的”，腸胃流了滿地，氣絕身亡。
在抓“黑殺隊”的過程中，刑訊手段之殘忍，殺人手段之慘無人道，真是不勝枚舉，也卒不忍聞。對出麵製止或提出不同意見者，殺人者均說是“階級立場不穩”，與“黑殺隊”同罪，因此丟命者大有人在。這樣一來，誰也不敢過問，任憑暴行泛濫。人們私下形容當時的殺人狂潮：“殺豬要扯稅票，殺牛要經批準，隻有殺人和殺雞一樣，想殺就殺。”幹部是“背起包袱下鄉，勾起腦殼（低頭）走路，吊起腦殼呷飯（意謂命懸一線），日夜提心吊膽”。這確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
5. 塘田會議，智勇陶柏榮製止殺人風
“黑殺風”延至8月下旬，資江河裏漂浮的死屍接二連三，死狀甚慘，兩岸觀者雲集。居於資江下遊的邵陽市自來水廠的抽水機蓮蓬頭也被死屍堵塞，水質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飲用自來水，民眾嘩然。當時邵陽市既是行署、地委駐蹕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區民政部門組織了一些小船沿河撈埋屍體，每具屍體工費10元，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樣方式派人沿河撈屍，運到郊外掩埋。邵陽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無天日之意）”
這時，一個邵陽地區人民不應忘記的人出現了。
“塘田會議”使熾熱的殺人之風得到遏止，並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9月3日，邵陽縣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及全體官兵迅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塘田會議”為榜樣，進一步研究製止亂殺人問題，會上做了4條決定：一，嚴格依法辦事，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和秩序；二，嚴禁隨意抓人殺人；三，區、社不準介紹（本地幹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員立即無條件釋放，真正有罪的送縣軍管小組處理。但因緊接著又大刮所謂的“紅色政治台風”，“清理階級隊伍”，“殺人風”與“刮台風”同時並進。直至10月，肆虐近5個月之久的“黑殺風”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製止殺人的陶柏榮是個有膽有識、謀大事不拘小節的人物。數年後，陶柏榮轉業到邵陽市，有死裏逃生者登門求見，感謝他的救命之恩。他才將自己當時所冒的風險說了出來：“那次我也犯了個冒充師政委的錯誤，因為縣裏也是團級，都是同級，他會聽我的嗎？幸好當時不戴軍銜，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隊後，我還向師領導作了檢討，得到了師首長的諒解和支持，才僥幸過了這一關。”
1974年，地、縣聯合調查團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摸底，結果如下：全縣在抓“黑殺隊”運動中，共抓了11,177人，關押7,781人，私設監獄702處，自製鐐銬1,587付，被打死、殺死322人、逼迫自殺669人，共計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殘。
三、1970年濫殺風再度興起
塘田會議後，大部分地區的“黑殺風”開始平息。但由於極左路線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報複”，務求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據塘田市區了解，該區在會後又追殺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殺現象。有的地方則等待時機，準備新賬老賬一起算。在1969年的“鬥、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為全縣的鬥、批、改運動計劃分三批搞完）運動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相繼發生了捆綁吊打和刑訊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陽縣革委會主任汪某的“七殺令”
1970年春，全國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廣泛開展“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具體到邵陽縣，就成了抓“黑殺隊”的繼續。這一年的農曆正月初八日，邵陽縣召開3,000人的幹部大會。縣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長汪某在會上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地說：“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些汙泥濁水、資產階級毒瘤，也就是那些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及有各種各樣嚴重問題的人，全部、幹淨、徹底地清查出來，該抓則抓，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以免他們一有風吹草動就跳出來興風作浪，危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沒。對於這些危害社會的殘渣餘孽和害群之馬，絕不能心慈手軟，要下狠心將他們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緊接著，注主任一連喊了“殺殺殺殺殺殺殺”等七個“殺”字，說“要殺出全縣城鄉一片紅，要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邵陽縣全境立即陷入一片驚惶恐怖之中。
據原和平公社黨委書記陸古成回憶，會議當晚，該社即有7人被嚇得自殺身亡。他的回憶足以佐證當時的恐怖氣氛：此時縣裏正籌建氮肥廠，向和平公社布置紅磚生產任務，陸古成不該在電話裏詢問，紅磚的價格是按市場價還是按調撥價？結果被縣革委會主任在全縣電話會上大罵特罵，說他“算資本主義帳”，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要“查他出身九代”，並“撤職查辦”。後來，縣委果然派出專案組對陸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工作經曆明查暗訪，徹底調查，結果什麽問題也沒有查出來。但陸古成為避禍，就此辭職，遠走高 飛。[12]
2. “學習班”成了閻王殿
“一打三反”運動分為農村、縣城兩大塊。縣直屬機關集中財貿、工交、衛生、農、林、水係統幹部，舉辦所謂“三清三反”學習班，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學習班地址選在靠近縣人武部、緊鄰芙夷河畔的原縣一中校舍。抽調一百多名幹部組成專案班子，再選拔177名貧下中農代表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同時參加。“造反”起家、紅得發紫的縣革委常委黃明宣負責全盤操作。辦學習班前培訓骨幹時，柴政委強調：“懷疑就是對象，交代就是證據”，“籮索就是逮捕證，吊斷籮索數現錢。”他還告誡大家：“林副統帥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戰役小戰役，文戰役武戰役，配合進行。現在是
學習班一共開辦了3期，先後有兩千多人參加，由黃明宣一手操作。黃仍然沿用抓“黑殺隊”、“刮台風”那一套極左的高壓手段，動用了集中國酷刑之大成的40多種刑罰（詳見附錄1），半數以上人受過多種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殘。群眾如此描述這學習班：“四門緊閉站雙崗，中間流動背起槍。大房子設刑場，小房子搞審判，大禮堂設法場，進了一中無有好下場。”在嚴刑逼供下，學習班的人當中有82%的人被打成貪汙、盜竊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壞分子。
九公橋糧站保管員王克俊，60歲。在學習班期間，他經受了21種刑罰，9次昏死，坐黑牢長達一年多，被毒打致殘。後查證落實，隻有34元錢賬目不清。
黃亭市糧站會計羅慶雲，家庭成份中農，紅旗公社紅旗大隊人。原懷疑他是隻“大老虎”，用“車輪戰術”輪番轟炸，兩天兩夜間用盡各種刑罰。羅實在無法熬下去，趁上廁所時用剃須刀片割頸自殺。死後，學習班立即召開大會，說羅以自殺向黨“示威”，對抗運動，是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還舉辦了羅的“罪行展覽會”，從國庫取錢取糧，派專車從他家裏把稍值錢一點的東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妝的被褥，全部拉到縣城塘渡口做“罪證展覽”。更讓人奇怪的是，羅死後一年多，即1971年3月4日，縣人保組、軍管會還發出“聯合通知”，要“羅慶雲遵紀守法，老實改造，爭取成為新人”。殺人者的草菅人命與漫不經心，由此可見一斑。
李根銀，下花橋區醫院革委會副主任，複員軍人，共產黨員。1970年3月作為積極分子和接班人來參加學習班。隻因在一次夜晚巡邏放哨時說了一句，“聽說中央來政策了,鬆了”，就被扣上“動搖軍心”的帽子，成了“運動的絆腳石”，批鬥3次後交附近的沙坪大隊農民監督改造。李實在想不通，割頸自刎。死後被定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不準家屬收屍，不準埋棺材，不準親友吊唁。當地群眾將李的遭遇編成順口溜：“頭天是紅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國營五豐鋪林場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台風”時被打成“炮打三紅”的“壞頭頭”，已經被整過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被說成是“貪汙盜竊”分子，新帳老帳一起算。時值嚴冬，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學習班強迫他脫光衣褲，在雪地裏接受批鬥。這天其妻分娩，無人照管，嬰兒被活活凍死。
學習班的“經濟帳”算得更加離奇古怪，曠古未聞：廚師嚐菜的鹹淡，炊事員吃鍋巴，釀酒工嚐酒，藥劑員檢藥、煎藥，養路工坐車，值班員睡公鋪，屠業員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師家屬按當時的政策享用“四屬戶”照顧糧、公費醫療與糧食補差等等，都要按工齡長短累進計算，高價退賠。一個區機關的炊事員因吃鍋巴、嚐菜，共計退賠1,630元；一個屠業員因賣肉扣秤加罰款共9,999元，因為考慮到上萬元就是死罪，人被殺之後就無法收退賠款了。甚至連教師星期天休假，也要罰1.3元錢一天,理由是農民沒有星期天（注：當時視工廠所有製不同，學徒工一個月18－20元，工人一個月32－36元）。
縣中醫院一位姓肖的煎藥工，62歲。在學習班上有人質問他說：“你天天幫病人煎藥，藥中有紅棗、桂圓、黨參、當歸等補藥，你就沒有呷過一點？”肖答：“中藥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個敢亂動。”主持人大喊：“不老實，吊起來。”肖老頭怕吊打，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就承認嚐過一些甘草、黨參。主持人追問：“究竟呷了多少？”答：“兩三片吧！”片、錢在邵陽話中發音相近。主持人又問：“一天三錢是不是？”老肖心想，隻要不吊打，三錢就三錢，於是回答說“是”。肖老頭從事煎藥工作共10年，最後由主持者算帳：一年365天，一天3錢，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黨參各半，按市場高價計算共140多元。結果硬逼肖如數退賠。
更奇怪的還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費；被看管，要出看守費；被調查，要出腳步費；被審訊，要出烤火費；被吊打，要出手續費；連頭戴高帽，身穿白褂，頸掛黑牌，都要按製作成本和加工費，高價算錢。這筆錢沒人能夠逃交，有的交錢贖人，有的從工資中扣除，還有的在平反複職的補助費中扣除，並說這是“照章辦事”。有個人被關押35天,各項費用105.6元，要家屬交錢贖人。還有個人被打死，要家屬交300元領屍，死者家貧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氣死，最後還是他人幫忙將房屋發賣，交了錢才把屍體領回去。有個現役軍人回家探親，看到如此情形，說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黨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壞運動”的帽子，坐牢數月，被毒打致殘，還被罰跪罰喝尿。
教師雖然未參加學習班，但也有470人被抓鬥審批，有241人慘遭毒打，7人被迫自殺。學校並沒有什麽經濟問題，黃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教師，沒有資格享受公費醫療和糧食補差，要按高價退賠；其家屬在農村按“四屬戶”（即幹部家屬、職工家屬、教師家屬和軍屬）吃照顧糧的，要按自由市場的價格退賠差價，星期天未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的教師要退賠一天的工資。長樂公社的周鳳翔因此退賠314元；王玉清退賠787元；趙碧霞退了402元；雙江公社的郭雄退賠醫療費290元，退糧食補差款90元。當時小學教師的月工資高的為48元，低的僅32元，幾年不吃不喝也難交完這些退賠賬。[13]
3.農村深挖“反革命集團”
農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團”為主。據縣公安局統計，在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全縣共挖出“反革命組識”98起，成員744人。蔡橋公社有13個大隊，其中10個大隊挖出了“反革命組織”：黃亭市公社茶鋪大隊打出了5個“反革命集團”。
在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團案”可算是驚天冤案。詳情如下：
此案緣起1968年8月大抓“黑殺隊”之時。當時五洞大隊分為兩派，互相攻擊。有人說地主子弟陳良柱在鄰近的東安縣打工，抄回了劉伯溫的《燒餅歌》和《五公經》，並且秘密傳播，這在當時屬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隊幹部即據此羅織了“以地主子弟陳良柱為首，地主分子陳夷如為後台的反革命集團”案，陳良柱被慘殺。兩個小小的生產隊，折騰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縣裏馬上派人幫助破案。在辦案過程中，該專案組負責人、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偵破組長陳某某，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做思想工作、與所謂“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積極檢舉揭發為由，對該隊“反革命分子”陳時元年輕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脅利誘，逼迫成奸，而對其夫陳時元則嚴刑吊打，酷刑問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陳霸占長達7個多月。在此期間，陳某廴發現有誰議論其男女之事，就給誰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綁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監牢。結果風言風語越來越多，“反革命集團”也越滾越大，最後在五洞大隊100戶人當中竟有96戶半成了“反革命”，占96.5%，其中這“半戶”指陳時元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長期關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陳長期霸占，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這個“反革命集團”中計有30人被嚴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獄，最長的坐牢28個月，最短的也坐了8個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長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殘。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團案”中的“殺夫奸妻案”。由於“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隊的社員要分散交外隊管製、監督，同時還要請外隊人到本隊來當隊長。
這一聳人聽聞的冤案從1968年抓“黑殺隊”開始，於1969年“鬥、批、改”當中定案，當地幹部、群眾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難書。此案雖經受害人（即被該幹部霸占的陳時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訴，又經正縣級離休幹部張必烈等3人查證核實，但因派性幹擾等種種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獲平反，而後，當事人陳某某已死，隻好不了了之。[14]
黃塘公社有8個知識青年參加修水輪泵站非常賣力，被群眾譽為“八大金剛”。因8人特別團結，有人便懷疑他們可能有不軌行為，公社“一打三反辦”旋將其定為“反革命組織”，名稱就是“八大金剛”。抄家時抄出一張8人合影照片，以此為“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又將一首自勉詩說成是“反動綱領”，一張壽筵入席名單說成是“反革命組織”成員名單。在“如山鐵證”麵前，這8個人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結果查了半年，什麽“反革命活動”都未查出來。穀州公社的3個下鄉知青因晚上喜歡聚在一起散步談心，也被懷疑是搞“反革命活動”，畫地為牢，慘遭橫禍。
那時整人的花樣百出，什麽殘酷，什麽刺激“新鮮”，就用什麽。在運動中，雙清公社雙龍大隊院子生產隊貧農張自衛被指控為“與反革命有牽連”，遭到種種酷刑均不肯“認罪”。有人便想出一個毒招：讓張屁股半蹲，雙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樁一般，腳板下各放青磚一塊，雙膝上再各放土磚一砣，屁股下麵的土地上插梭標一柄，標尖向上，對準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籮索上，再用兩根稻草把兩個大姆指吊起來，名曰“練功樁”，兩分鍾不到人就昏厥。
抓經濟問題，整人整得更慘。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隊張十延是個祖傳牙醫，技術好，醫德佳，很受人歡迎。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外出鑲牙，按規定繳款。運動中說他在外“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賺錢蓋新房，將其關押批鬥，其所有財產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內一律沒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隊赤腳醫師簡雪波，在運動中被指控為“有經濟問題”，是“新生的資本主義”典型，被關在大隊部辦“學習班”，後來慘死在被關押的小屋裏。河伯嶺林場馬頭嶺工區婦女主任鄧細妹懷有5個月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誣陷，強迫她脫光衣褲坐在裝滿水的大澡盆裏，名曰“坐水牢”，最後被活活折磨而死。陳勳堯是河伯公社上陽大隊19生產隊人，貧農，曾販賣過幾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當作“投機倒把分子”批鬥，背脊骨被打斷，睾丸被捅爛，疼痛難忍，上吊自盡。死後當地幹部不準家屬哭，不準送葬，還要在棺材上貼上“反革命分子陳勳堯死鬼滅魂”的字條，勒令他兒子陳上喜照著念，念完後還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陳勳堯”的口號。謝習之乃九公橋公社湘河大隊人，貧農，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業3年，每年按規定繳款投資，未欠集體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縣革委會”工作組進駐該隊，將他定為“資本主義典型”，算了3筆“剝削”帳：3年中先後帶徒弟6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剝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賠，計1,944元；在外給人打曬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計468元；在新寧縣花500元買了一座舊屋架子回家修屋，剩餘部份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賣2副，得230元，重罰500元。3項合計2,916元，責成立即退賠。謝思量全部家當也沒有這個數，被逼懸梁自盡。劉再興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隊團支部副書記，貧農，回鄉知青，因愛提意見被人懷恨在心。“一打三反”時被誣為反革命，關入烤煙房，打得遍身鱗傷。他咬破手指寫血書，說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釋放後的一天，劉正在理發，被人叫去大隊部，一個多小時以後，被吊死在梁上。不但無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將其宣布為“反革命”，為其畫相供大隊和生產隊批鬥。
以上隻是少數幾例。全縣農村的“一打三反”曆時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貧下中農17,016人，約占受打擊人數的90%，6,417人被關押，15,340人被打成“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定性金額123萬多元，抄家1.6萬戶，抄走各項財產無數，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殘廢，不少人被整得傾家蕩產、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這是邵陽縣繼“抓黑殺隊”、“刮台風”後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滿荊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與其它地方相比，邵陽縣的政治運動的殘酷與多發均屬罕見。但這些運動早已使當地政界的人際關係異常複雜，形成一個個利益死結。1974年試圖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勇者楊蔭甫還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這種局麵下，當全國大多數地區的冤假錯案已經平反時，隻有邵陽縣還徘徊在曆史罪錯的陰影之中。
1. 1974年冤案調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楊蔭甫任邵陽縣委書記時，曾經給邵陽縣帶來過一縷短暫的春風。楊蔭甫是河北省灤縣人，1949年3月隨軍南下，曆任邵東縣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農場喂豬。1972年9月，調邵陽縣任縣革委副主任，1973年7月改任縣委書記。這種經曆使楊蔭甫與邵陽縣的政治勢力無任何利益關係，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當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從1968年抓“黑殺風”以來，一直在邵陽縣主政的柴德林此時退居二把手位置。
楊蔭甫履任之後，發現邵陽縣的極左問題極其嚴重，在“抓黑殺隊”等各項運動中死人上千，僅次於以濫殺聞名於世的湖南道縣，遺留下來的政治恩怨更是糾結牽纏，民怨鬱積。這些情況使楊蔭甫寢食難安，他多方奔走，獲地區領導批準，組織聯合調查團，第一次大膽地摸了這個極左路線的“老虎屁股”。當時確定的調查措施及後續措施有二：第一、對農村組織地、縣聯合調查團，分期分批調查摸清抓“黑殺隊”的死人情況，再依法處置；第二、對機關單位“清隊”中被錯誤地開除的幹部適當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則由於當時全國的政治大氣候仍然是極左當道，二則因為邵陽縣的極左路線一向較其它地區更甚，多年的政治鬥爭使利益關係盤根錯節，情況格外複雜。楊主持的調查處處受到掣肘。
1974年4月，由100餘名幹部組成的調查團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全縣自1968年以來“黑殺風”前後所發生的濫殺事件，包括“刮紅色政治台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在內，做了一次全麵調查。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陽地委正、副書記，邵陽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等地方軍政要員齊集邵陽縣委，聽取調查團的匯報。一條條人命、一樁樁血案，使得領導們喉哽鼻塞，熱淚盈眶，一致表示要堅決落實黨的政策，糾正極左遺患，地委將從財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陽地委還以14號絕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匯報。
同年5月，調查組把“抓黑殺隊”和“一打三反”中使用過的刑罰，篩選、匯集成72種，再用一尺見方的硬紙板，用漫畫形式繪製成“72種刑罰圖”，公開展出。結果大受歡迎，大家一致要求由縣總工會牽頭，組織匯報團，帶著“72種刑罰圖”層層上訪，既向各級領導機關詳細匯報、展出，又能收到較好的直觀效果。
7月初，5人匯報團組成，由張介山、尹邦宋負責，從地、市到省，層層組織大中型匯報會，場場爆滿，反響極為強烈，紛紛要求將責任人繩之以法。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孫國治表示：問題一定要徹底解決。匯報團於14日到達北京後，找到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該站人員聽說是匯報一個縣的情況，十分熱情，由站領導親自聽取匯報，整整聽了一天，邊聽、邊問、邊記， 非常認真負責。接待站負責人最後表態：“一個縣死了那麽多人，那個主要領導是要負責任的，我先給你們省裏打個招呼，要他們調查處理上報，再將你們的匯報材料整理成書麵文件，上報黨中央，請你們先回縣裏等候消息。”誰知匯報團回縣後左等右等，什麽消息也沒有等到。這期間發生了一件怪事，“72種刑罰圖”被人從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據說至今還收藏在邵陽縣公安局的檔案櫃裏，當作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磅炮彈”，準備“秋後算賬”用。
1974年冬，冤案調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錯誤開除的職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錯誤開除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國“批極左”的大氣候卻轉了向，左禍又成熊熊之勢。於是，在邵陽一種說法占了主導地位：調查“黑殺隊”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為牛鬼蛇神翻案”；楊蔭甫是“反黨亂軍的派頭頭、派書記”。於是，以“貧下中農”為名的告狀信不斷向地委、省委飛去。1975年5月，沒有地方勢力根基的楊蔭甫被迫調離邵陽縣。這項意在尋公義、正人倫的調查，也為楊此後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為他後來屢屢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幫”被粉碎。這本來是給極左路線的當頭一棒，在“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時，省委向邵陽縣這個“文革重災區”派出了工作組。但該工作組卻依靠邵陽縣委堅持極左路線的原班人馬，給反極左的原縣委書記楊蔭甫硬戴上“四人幫黑幹將”的大帽子。他們聲稱：“1974年楊蔭甫在邵陽縣的所作所為，是向‘四人幫’提供進攻中國共產黨的黑炮彈，就是篡黨奪權，就是為地、富、反、壞、右翻案，做了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從此，楊蔭甫成了邵陽地區的頭號清查對象，後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調省醫藥工業研究所守大門。邵陽地委同時還宣布：將1974年楊蔭甫主持的有關抓“黑殺隊”等的調查報告、領導講話、工作簡報、統計數字及其他一切有關資料，通統作廢並徹底銷毀處理。結果，凡是參與或支持地、縣聯合調查團調查過“黑殺隊”的人，都成了“楊蔭甫之流”或“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遭批鬥、拘捕，甚至被投入監牢。筆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後，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撥亂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糾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而中共邵陽縣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機會，以“積極參與並支持大亂邵陽縣篡黨奪權活動”的罪名，多次下發文件，處理幹部14人，其中撤職10人，黨紀或政紀處分4人，進一步製造出一批冤、假、錯案。[15]
不過，楊蔭甫主持的調查畢竟為邵陽縣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製造的各種冤假錯案，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曆史資料，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見證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 不徹底的平反冤假錯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邵陽縣委掛出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的牌子，除了全國皆推行的“右派”“糾正”，“地、富”“摘帽”外，該地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即對“文革”中抓“黑殺隊”、“刮台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傷亡人員及財產損失作第二次調查摸底。這次的處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經濟上適當補助，全縣共補助幣22,080元。處理極不徹底，依然上訪不斷，鳴冤不止。
1985年6月，羅安榮任邵陽縣委書記，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號文件的精神，決定對“文革”中抓“黑殺隊”等一係列亂殺人事件作第三次調查處理。當時，邵陽縣的幹部們因各自的利益關係，對處理“文革”中的各種亂殺人事件認識差異很大。有的重彈老調說，“貧下中農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麽了不起，要搞，會影響大局，不利於安定團結”；而有些出身較好的受害人親屬則揚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債要用血來還”，大有報仇血恨之勢，如果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針對這種種思想情況，縣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為依托反複強調：殺人是嚴重違法的犯罪行為，依法處理“文革”中的亂殺人事件，是伸張人倫，伸張正義、伸張法紀，伸張大是大非，是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受害人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重大舉措；“文革”中的亂殺人，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不能再用以牙還牙的方法來處理，隻能在法律的基礎上，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公平合理地解決。隨後，邵陽縣學習、借鑒了道縣的經驗，組織了230人的“專案班子”，專門從事落實政策工作，對在“抓黑殺隊”、“刮台風”、“清隊”和“一打三反”等運動中的死人問題，作第三次調查摸底。
經過這次調查，按照“特殊情況,寬嚴適度”的原則，邵陽縣重點立案查處亂殺人事件134起；查處主要責任人280人，清查後定性處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的19起，責任人30人，紀律處分217人，其中開除黨籍128人，留黨察看63人）；受處分人員中，國家幹部34人，開除出黨11人，留黨察看9人，農村黨員受處分的208人，其中大隊以上幹部152人，定為殺人罪的117人，犯嚴重錯誤的19人；因主要責任人巳死或責任分散未立案查處的92起；對947位受害者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用縣政府紅頭文件發平反通知書；對死者遺屬按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常年分月補助，對致傷致殘者發定期生活補助費，有房屋和財產損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損的折價賠償，被迫外逃者照樣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鄉安居樂業；對有特殊困難的遺屬，批準解決農轉非7戶10人，招工商戶2人。原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縣政協主席黃明軒，原區委副書記蔣昭元屬於“造反”起家的幹部，按“清查三種人”的原則處理，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而在殺人事件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陽縣的幹部民眾對其怨恨頗深，無法立足，早於1977年12月調離了邵陽縣，遷回其老家黑龍江省呼蘭縣。對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關方麵並未給予任何處理。
直至1987年底，對邵陽縣始於1968年抓“黑殺隊”以來的係列殺人事件的追究處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國的結束時間是1976年，而邵陽縣平反“文革”期間大規模殺人冤案，卻比“文革”結束晚了將近10年。在邵陽縣，從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後經曆了八屆縣委領導，其間種種政治較量，的確耐人尋味。更令人不滿的是，當年首倡調查“抓黑殺隊”的楊蔭甫等一大批幹部，曾因“篡黨奪權”罪名被撤職或遭黨紀、政紀處分，他們至今未獲任何甄別，更談不上對他們落實政策。當時對他們作錯誤處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這些受冤幹部的檔案袋裏。“文革”過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陽“文革”餘毒至今依然存在。
注釋:
[1] 《邵陽縣誌》第55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6月出版。
[2] 粟紅葉，“1951年春老邵陽縣第七區抓‘黑殺隊’事件”，作者手稿。
[3] 《邵陽縣誌》第129頁，出處同注1。
[4] 1974年4月邵陽地區、邵陽縣聯合調查團，《調查材料記實》。本文所引資料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調查材料記實》。
[5] 1981年5月．因縣屬金江水厙占地矛盾長期難以解決，該隊已由東安縣劃歸邵陽縣管轄，成為金江水厙管理區之一。
[6] 張介山，“八·四血案”。作者手稿。
[7] 李進華，“邵陽縣‘文革’黑殺風始末”，載《為了邵陽的安寧》，中共邵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2005年出版。
[8] 羅金林，“回憶”， 作者手稿。
[9] “銃決”一詞係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創造”。調查組在邵陽縣塘田市區發現一張“布告”：“ｘｘｘ，男，現年38歲，家庭成份地主。一貫與貧下中農作對，現參加‘黑殺隊’，要殺害貧下中農。抓捕後頑固到底，拒不認罪，經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立即執行銃決。1968年8月ｘ日。當問及“銃決”一詞的來曆時，有人振振有詞地說：政府殺人用“槍決”，我們農民沒有槍，隻好用“銃決”了。
[10] 此刑詳情如下：將人先緊緊捆成粽子形狀，再用長繩從橋上吊下去，一放一提，象吊青蛙一樣，以折磨取樂。調查組發現的案例中，有用此法將人折磨夠了後，再放到溪水裏用撐船的篙竿（上有長長的鐵尖）捅死。如邵陽縣長樂公社貧農社員王青治即死於此刑。
[11] 陶柏榮，“一件欣慰終身的事”，《邵陽晚報》2005年4月19日10版。
[12] 陸古成，“回憶”， 作者手稿。
[13] 出處同注6。
[14] 張必烈等調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團案”。
[15] 出處同注6。
附錄1：一個學習班的40種刑罰
附錄2：亂殺風中（非正常）死亡人員統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