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核心提示】曾希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曹樹基根據地方誌： 安徽餓死人口為630萬，占人口比例18%，為全國第一）；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資興人，1904年生，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2年，他參與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粉碎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鬥。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軍情工作，而是責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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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毛澤東重視的地方，1958年9月16日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的熱衷。人民日報記者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對毛澤東活動的報道是要經過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審批以後才能發表的。這則報道是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等當時的思想狀況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預計可達7200萬斤，平均畝產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糧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以後，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主席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可以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同誌告訴毛主席說，舒茶人民公社8600戶現已養豬32000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豬肉，將來全社計劃養豬6萬頭，如果吃一半，賣一半，這樣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兩豬肉。曾希聖同誌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指示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
毛澤東在這裏談到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製，吃飯、穿衣都不要錢。這對幾輩子缺衣少食的農民來說，是多麽大的鼓舞！基層幹部認為自己要親手建成共產主義，感到無比自豪。
人們急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共產主義，急切地希望將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將私有財產變為公有財產。既然私有製是萬惡之源，消滅私有製一定是正義之舉。“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而率先反對“共產風”的幹部就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劉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傾使“五風”迅速蔓延。
1、“五風”是怎樣摧殘農民的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謂意氣風發。
這一年安徽部分地區發生旱災，《安徽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幹旱哪方澆”，大話說得沒邊兒。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設動工，按當時的能力，整個水利工程每年隻能完成4億方土，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40億立方任務，基本解決淮北水旱災害。開工以後，省委製定了一個冬春完成8億方土的計劃。據當時報紙報道，這個任務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過了一個月，第二個8億方土的任務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達了第三個8億方土的任務。為此，《安徽日報》發表了《八億，八億，再八億》的文章。文章寫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縛蛟龍。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個、兩個、三個8億土方算得什麽！”可見口氣之大。
在這五風中，“共產風”處於靈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風”的出發點，也是其它“四風”的認識依據。
所謂有“共產風”，就是農村基層幹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搞的一種群體性、強製性的行動，他們將私人和小集體的財產無償變為大集體的財產。當時的說法是“一平二調”，即從小集體和農民家庭中，無償拿走各種財產（物資、資金、勞動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滿足興辦公共事業（如辦公共食堂，辦養老院，幼兒園、辦學校，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大煉鋼鐵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調”是為了興辦公共事業，又消滅了私有財產，因此，搞“一平二調”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不僅不負疚，還有一種自豪感。
在安徽，共產風像其它各省一樣，是從1958刮起來的。毛澤東在安徽講供給製無疑會給這股風增加了動力。
1959年蚌埠大辦土機床，沒有原材料，就讓社員將家裏的門板、門框、板凳、甚至連棺材都拿去做機床架子。做出來的土機床全是廢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區5個公社建立15個萬頭養豬場，每個大隊建立一個千頭養豬場，每個生產隊建立一個百頭養豬場，還要建立若幹個養雞場、養鴨場。為此，強迫社員交出自己家庭的豬羊雞鴨，還強迫社員搬家拆房蓋豬圈。結果，集中起來的豬羊雞鴨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數幹部偷吃偷賣了。
和“共產風”相關的是“浮誇風”。浮誇風就是吹牛說假話成風。這種說假話的風氣是強大的政治壓力的產物，也與當時全社會的氣氛有關。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在安徽活動的報道，其中說的糧食產量和養豬數量顯然是浮誇的。曾希聖明目張膽地向毛澤東說假話，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種假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對各地幹部當然會起到不好的示範作用。各地、縣在省委的壓力下，說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書記程光華代表市委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談到浮誇風時說：“我市盲目趕風頭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甚到為趕風頭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糧食高產‘衛星’，我們郊區也假造了一塊‘衛星田’，將三畝半稻子移栽到6厘麵積的稻田裏，實際畝產隻有200斤，卻吹噓為11000斤，並拍了照片，開了現場會，登了報紙。……我們提出‘人家有的我們要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組織幹部翻閱種種報紙，尋找新鮮報道，並派出幹部常年在外地取經，強調‘先進經驗不過夜’，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問需要，就盲目跟著幹起來，就造成了嚴重的浮誇風。”程光華的話反映了當時幹部們的心態。
既然糧食產量這麽高，征購任務也就相應地高了。而實際情況是，從1957年到1961年，糧食產量農年下降，征購任務逐年提高，農民口糧逐年減少。
表4-2 1957－1961年安徽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注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安徽》。
注：表中糧食產量為生產年度，購銷為糧食年度。
表4-2中的“淨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從人均淨擁有量來看，人均口糧（貿易糧）：1957－1958年度，為312.7斤，1958－1959年度為312.7斤；1959－1960年度為246.64斤；1960－1961年度為291斤；1961年1962年度為242.1斤。這裏是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克扣，農民吃到口裏就更少了。不過，雖然1961－1962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曾希聖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饑餓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1959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可悲的是，廣大農民因饑餓瀕於死亡，而從省委到中央還不相信農村沒有糧食。1959年，《經濟消息》第9期發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一開頭就說：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所謂糧食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原來各農業社瞞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瞞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1700斤，隻報700斤，有的搞秘密倉庫，一個生產隊在一夾壁牆中藏糧3萬斤，另一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裏；有的幹部帶頭集體私分，有一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200斤。”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瞞產私分”的情況以後寫道：
為什基層幹部普遍瞞產和帶頭鬧糧呢？據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由於宣傳工作沒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數，或者全體──毛澤東注）基層幹部和群眾以為“成立公社以後一切都要歸公”，再加上賣糧時采取了“小社賣糧，大社結帳”的辦法，使小社到賣糧以後糧錢兩空；某些公社又對增產的大隊幾次追加征購任務，使基層幹部對統購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幾怕：一怕實行“三包”辦法，由公社統一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征購任務；三怕春荒時公社在各隊間調劑餘缺；四怕自己報實產量而別人不報，自己隊吃虧。這樣，瞞產私分就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吃糠，吃菜，叫喊沒有糧食吃，隻是一種以攻為守的辦法，目的在於希望不再追加他們的征購任務。
文章接著講，在做好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後，“不到一個星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停夥的食堂恢複了起來，原來吃糠吃菜的又變成了兩幹一稀，暗倉變成了明倉，幹部群眾鬧糧變成了議論豐收，無精打采變成了興高采烈，田野裏又開始出現了紅旗招展熱火朝天的局麵。”
毛澤東真是相信了這篇奇文中講的情況。相信瞞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一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瞞產私分”，而是從所有製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語：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製，部分的社有製，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製，需要多年時間，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製（隊有）到大集體所有製（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按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製“一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饑餓。死人越來越多。
1960年安徽農村是一種什麽樣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現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樓裏的陳大斌，他的家鄉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這樣描述當時他家鄉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鄰省上大學。春節前收到父親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回家過年！”我想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鄉出了什麽變故吧！可是，即使我從最壞處著想，也沒想到會出現那種局麵！
半年後我回到故鄉，簡直是被嚇呆了！下了火車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廢了，挖了深坎橫溝，長滿荒草荊棘；而新路沒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條條深溝，一道道土嶺……綠油油的故鄉大平原被挖得遍體鱗傷，成了“人造丘陵”！
還沒進村，遠遠地就看到了村裏的塌屋和斷牆，過去村裏裏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的綠樹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許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鄉的人呢？許多看著我長大的前輩們，甚至有一些同輩人，包括我的一些親友在內，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餓死，母親逃往準南，嬸嬸帶著幾個孩子逃往寧夏，父親躲過這場大劫，吃草末樹葉作下了胃病，幾年後腸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來，我家的災難還算輕的，村裏好些正是壯年、青年人都餓死了。有幾戶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絕……
夜間，我躺在沒有一棵樹木、院牆幾乎倒盡的空空蕩蕩的院子裏，呆呆地望著滿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裏死一樣的寂靜，偶爾有什麽聲響，父親告訴我，那是野狐子在躥，人煙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裏亂跑……
這就是“大躍進”之後的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村莊破敗……
與群眾大批因饑餓而死相對應的是，幹部們卻照樣享樂。留下來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曾慶梅到蚌埠檢查工作時，一到蚌埠就要跳舞，還以書記的名義讓女演員連夜學跳舞陪伴。當時蚌埠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影響很壞。”曾慶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主管黨紀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員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這麽嚴重的問題，地委卻抽了許多人去蓋賓館。中秋節時，街上餓死人，而地委、縣委書記卻在交際處大擺酒席，不是星期天也辦舞會，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產風”的人們有一種“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麽，對於他認為阻礙這個偉大目標實現的人，進行無情打擊，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基層幹部素質本來很差，有了這種為了共產主義而橫掃一切的心態，什麽極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對共產風不滿、或有與共產主義風格相反的行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監委書記曾慶梅1960年8月4日的一份報告反映了一個公社幹部迫害農民的情況。蕭縣馬井公社有專業組長以上的各級幹部909人（公社一級34人，大隊一級161人，生產隊一級403人，專業組一級311人），據揭發的材料統計，犯有不同程度的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有368人，占幹部總數的40.5％。其中，公社幹部違法亂紀的占33％，大隊幹部違法亂紀占64％，生產隊幹部違法亂紀的占50.4％。違法亂紀的具體表現是：
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全社被捆綁、吊打、關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總人口的3.8％。打人的花樣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讓人自己打自己，讓人互相打，帶驢籠嘴，冷水澆頭，等10多種。更加瘋狂的是以下刑罰：活埋人。郝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保民今年春天埋過5個小孩，土埋齊腰深，社員苦苦哀求才扒出來。用針剌。範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胡念堂麥收前發現兩個10多歲小孩在地裏吃豌豆秧，因為這兩個小孩太瘦，身上無肉，就用針剌耳朵。脫女人褲子。陳坡生產隊隊長吳某看到社員陳徐氏搓了幾穗麥子偷放在褲腰裏，吳即當眾把陳徐氏的褲子撕掉，陳徐氏羞得當場投河，被救回家後晚上自縊身死。讓社員吃屎。郝莊大隊郝莊生產隊社員郝明良在地裏摘了幾根豆角吃，支部書記硬逼他吃下一塊牛屎，吃下去後還逼郝說“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鍋。不準社員在家生火做吃的。據不完全統計，僅生產隊幹部直接砸鍋的就有151人，共砸鍋234口。
扣飯。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飯的就有537戶、1558人，其中因扣飯而餓死多人。有的還采用“一人犯錯，全家扣飯”、“一戶犯錯，鄰近四戶都要受辯論”的連環保製度。社員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飯，當即扣飯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蕭縣，幾乎每個縣都有類似情況。
農民在下麵挨整與幹部在上麵挨整是並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張愷帆而被牽連的人達兩萬八千多人。此外，還有大批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蚌埠為例，這個以交通樞紐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徹底清算羅霞光（市委第二書記）、王榮華、杜宏本、李世農、史堅、李斌、吳正等反黨聯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大批幹部受到牽連。1959年11月，又揭發出以市長朱德興等為首的機會主義分子，這一次被批判的幹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幹部受到批判鬥爭。1962年甄別時，這些被打下去的幹部全被平反，恢複黨籍、恢複名譽、恢複職務和原級別。在“共產風”最為猛烈的時候，這種以打擊不同意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把“共產風”推向了極端。
2、捂蓋子和揭蓋子
安徽省的饑餓狀況一直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捂著蓋子，既不向上麵匯報，也不讓下麵說真話。毛澤東很相信他，還讓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到山東揭蓋子。但安徽的蓋子不能長期捂下去。嚴重的饑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軍人、學生、幹部回安徽家鄉探親，發現鄉親大批餓死，不斷有人向中央寫信。但寫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蓋子的指導思想下，各級領導都封鎖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財貿部向省委了一份《關於當前糧食工作上的幾個主要情況》，當時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作為主管糧食的部門財貿部的這個報告隻字不提死人的情況，卻對人民反映饑餓的來信百般曲解。請看：
從人民來信的數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計476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陽、蚌埠最多。從已經檢查的31件內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縣查12件）部分屬實的8件，占26％，完全不實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揑造的，是惡毒攻擊的。例如，江西省軍事醫學科學院何承才（安徽人）來信說：金寨縣關廟生產隊政府不給一點糧食，群眾生活問題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當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地方群眾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糧食，每天一幹兩稀，外有蔬菜，沒有一個人因生活困難而外流或死亡。這封信及調查結果已轉該學院。
一件匿名信說定遠縣沛河公社荒沛大隊，從去年6月到現在光吃青菜和樹皮，有的還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經查對結果，這個隊從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麥，9到12月吃1斤雜糧、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兩原糧，另外還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沒有因生活問題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來信說，鳳台縣清泉集附近有兩個月吃不到糧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個村就死了十幾個人。又說，上河堤的隻吃到6兩糧，在家的還吃不到6兩。經查結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莊、孟莊，老姚湖等村莊，每人每天吃糧6兩、澱粉6兩，加上幹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個大隊3個月來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聖的指導思想促使財貿部寫出了這樣的報告，還是這樣的報告使曾希聖堅信沒有餓死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種說假話的情況是上下互動的。
回鄉探親的人因反映真實情況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鳳陽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了南毛小隊和石馬大隊大韓小隊饑餓的慘狀，他家裏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一次爭吵，並且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小隊買種子。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向福州空軍連發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繆堅親自向福州空軍寫信，說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軍第一次來調查，縣裏還編造假情況欺騙調查的人，福州空軍第二次來調查，才得知這個小隊餓死了66個人。但是，潘在部隊還是受到不應有的處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辦公室轉來一封信，這封信是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另一資料說他是鳳陽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少柏化名“石求名”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收集起來被大人遺棄的兒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後才知道，餓死的人這個數字還要多，但此信被定為“反動信件”由公安部門追查，對張少柏橫加迫害。
一方對外麵封鎖消息，一方麵在安徽製造假象欺騙從外麵來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陽視察，安徽省事先作好準備，清理沿途死屍，把浮腫病號集中看管，不讓董必武看到真實情況。1960年在新華社工作的外國專家休假，國內部副主任方實陪同外國專家去合肥遊覽。安徽省委安排他們去逍遙津公園等有限的地方。在外賓所到之處，完全布置了一派豐饒、富裕的景象：湖裏有穿著漂亮的女子悠閑地劃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裏食品豐富。省委所劃定了外賓活動的地方，不讓老百姓進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騙外賓。
由於捂蓋子，民眾饑餓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直到1961年秋後，饑餓還相當嚴重。地處交通樞紐的工業城市蚌埠一份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浮腫病有2330人，幹瘦病141人，子宮脫垂2936人，閉經病2895人，小兒營養不良尤其突出。據衛生部門9月份對9個幼兒園、托兒所、五個居民段、二個鐵路職工住宅點的調查，在3181名7歲以下兒童中，營養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總數的36.9％。其中有328個兒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軟骨病。
越是弄虛作假，死人就越來越多，情況也就越難封鎖。反映安徽問題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監委派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瑉去安徽潛山了解群眾生活情況。8月，中央監委派張瑉、曹思恒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了解群眾生活情況。11月，中央監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了解人口外流情況。這幾次調查得到了一些真實情況，但由於從上到下封鎖，他們沒有得到安徽的全麵情況。12月，中央根據中央監委反映的情況，派以中央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工作組去安徽了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參加工作組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監委、共青團中央、和農業部等部門的幹部。不久，安徽省委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和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說工作組聽信壞人的話。工作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從吾主持中央監委會議，聽取派往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安慶地區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發生原因，以及有關當地領導封鎖消息的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安徽省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反映情況不實。
由於安徽省委不讓人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的活動，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因此，在這次中央工作組匯報工作之前，王從吾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接著，譚震林、柯慶施一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批評了他們，把張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檢舉材料向他們談了，他們表示認錯。
1961年1月3日，王從吾在中央監委會常委會上說：昨天，我與曾慶梅、單敬之同誌談話，指出：第一，你們回去以後，一定徹底揭開蓋子；第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也要寫出書麵檢討報中央監委；第三，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老實話，是好同誌，你們要保證對他不打擊報複；第四，安徽省委為什麽不反映真實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說，他完全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他們準備檢查處理。扣壓人民來信問題他們有責任，向中央寫信反映檢查組的問題是錯誤的。
1961年4、5月間，中央監委又派農村處處長李堅、張瑉等人去安徽進一步調查。李堅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麵了解情況，他們得知蚌埠15個縣、阜陽8個縣、肥東、肥西宣城等28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蚌埠監委書記鄧衍才告訴他們，蚌埠地區15個縣就餓死了100萬人。李堅等又到鳳陽、定遠，得知更多的情況才回到省裏。他把省監委的人集中起來，要求他們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怕從監委打開缺口，對監委施加壓力。曾希聖看到李堅的調查材料，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老紅軍翁可業（省監委副書記）調查了蚌埠15個縣，曾把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置之不理。翁可業把調查匯報的底稿交給了李堅。李堅向王從吾作了《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王從吾將這個材料以調查組李堅的名義送給了中央書記處。麵對血淋淋的事實，曾希聖辯解說，是下麵向他封鎖情況。中央監委王從吾拿出翁可業給省委的報告底稿，對曾希聖說，已經有人向你們報告了，怎能說下麵封鎖你們？曾希聖才無話可說。
安徽的蓋子遲遲沒有揭開，所以餓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會上，才徹底揭發了安徽的問題，中央批評了曾希聖的錯誤，曾希聖作了檢討。
2001年春，83歲的李堅對本書作者說：蓋子揭開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蓋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蓋子一直沒有揭開，死人就更多了。
3、欺騙肚皮
在糧食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騙肚子法。一種辦法是讓同樣的糧食多出飯，營養價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顯得更飽。
改進做飯的辦法，同量的糧食多出飯。糧食嚴重不足，不少食堂創造了“先進的”做飯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發文推廣。文件說：“這些先進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飯率，最高達到一斤米出飯8斤，山芋幹出飯達四斤四兩，都較原來的出飯率提高了二三倍。”對此事“必須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教育，對各種右傾思想應給予堅決的反對和批判”。這個文件介紹的方法如下：
淨米飯先進製作方法：
高溫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再兌入開水5兩，然後將碗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時，再兌入開水4兩複蒸，前後約60分鍾即成。每斤米可出飯8斤。
一炒三蒸法。先將米入鍋炒10分鍾，再用開水浸泡10分鍾，泡透後再將水除去，入鍋幹蒸20分鍾，再盛出攤涼後加水（每斤米放4斤7兩水）複蒸10分鍾後，再盛出涼幹（10分鍾），最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飯。
浸泡雙蒸法。先把米用開水浸泡半小時，連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蒸，半小時後拿出攤涼（約10分鍾），每斤米再加水4斤6兩，再蒸40分鍾，每斤米可出飯6斤2兩。
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參水6.6兩，放在開水鍋內蒸煮，30分鍾後每碗再加水2.5兩，複蒸20分鍾後，每斤米可出飯7斤半。
泡米複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鍾，水除去攤涼以後，將米放入鍋內蒸20分鍾，再拿出攤涼並再進行複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飯6斤半。
蒸煮法。先用熱水將米浸泡20分鍾後，入鍋煮，到米漲開時撈出複用籠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4兩。
幹、濕雙蒸法。將米幹蒸後，以1.7兩米兌2.6兩水的比例，加水複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6兩。
山芋丁飯先進製作方法：
雙泡雙蒸法。先將山芋丁用水泡2小時再蒸，蒸後1小時取出，用涼水浸泡後，再放入籠內兌水複蒸，每斤可出飯4斤4兩。
浸軟複蒸法。先用溫水洗淘山芋幹，待浸軟後，入鍋幹蒸，蒸熟取出攤涼，10分鍾後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兩）複蒸，一個半小時後成飯，一斤山芋丁可出飯4斤4兩。
山芋麵飯先進製作方法：
炒燙法。先將山芋麵幹炒，炒後用開水燙，山芋麵涼透後用水拌合，製成饅頭，入籠蒸後，每斤山芋麵可出飯4斤4兩。
發酵蒸饃法。將山芋麵進行發酵，製成山芋麵包，一斤山芋麵可蒸出饅頭3斤。
小蘇打拌製法。用混合麵做飯時，先用水燙一燙後加小蘇打拌合，做出饅頭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饅頭4斤。
豆粉麵製飯法。先將豆粉麵炒熟，冷涼，用開水燙後，用溫水拌合製成饅頭蒸出，每斤麵可出饅頭4斤4兩。
很明顯，上述“先進”製作方法，並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隻是吸水多一些，膨脹得厲害些，而且反複蒸煮，破壞了營養。農民說，這是“欺騙肚皮的”的辦法，但是，隻要把肚皮裝得滿一些，農民還是願意接受的。這種量不增多、營養下降，而顯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為減肥食品。因為它可以滿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營養。
大力尋找代食品。上述“先進”的製作方法，還是需要糧食（包括山芋）的，到後來糧食完全沒有了，巧婦難做無米之炊，隻好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的各級黨報也大力宣傳某些代食品的營養如何豐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全市小秋收會議上作了《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的專題報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為中心的小秋收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過好生活搞好生產的一個關鍵性措施，我們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運動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發出了《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號），文件一開頭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來，我市出現了一個群眾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報告進一步強調野菜的好處，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住清明前後的有利時機，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掀起一個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發動群眾采集代食品的報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表4-3 一些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資料來源：程光華：《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與莊稼有關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樹葉、桑樹葉之類。幾個月之後，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當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發出的《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這些代食品的營養。
表4-4 每1市斤各種代食品的營養成份
資料來源：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來的上述兩個文件中，都提到一個月有數十萬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樹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樹皮沒有了，野菜也沒有了，代食品也很難采集了，人們隻好坐以待斃了。
我在鳳陽看到一份文件：《中共鳳陽縣委通知（1960.10.1）》，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一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卜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采集豆葉100─150斤。采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農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辦法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回來。1958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樂觀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風”造成了很大破壞，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來，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即人民公社的財產由這三級共同所有，而生產隊是基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對遏製“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沒有改變“上工一條龍，幹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記的一樣工”的狀況。生產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責任田醞釀於1960年秋，試點於1960年底，形成於1961年春，結束於1962年底。對於安徽的責任田，毛澤東態度曖昧，他前後四次表態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聖提出了在生產隊下劃份三個組，分別包產：一組包口糧，一組包飼料，一組包商品糧。10月，他進一步提出：“生產隊下麵均設生產組，避免生產大呼隆。”這年10月，曾希聖接替舒同，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11月，安徽省委貫徹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曾希聖從山東趕回安徽，在會上他強調：“我們是三級半所有製，小組是半級所有，以加強生產責任製。包產仍實行雙包製，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此後，這個辦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麵推廣。但以生產小組為單位還是沒改變“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的問題，隻不過是“大鍋”變得小了一點。
1961年元旦後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長張祚蔭和鄭銳到山東向曾希聖匯報情況。曾希聖聽完匯報後向他們講了幾件事：第一，關於恢複農村經濟問題，他說可以走包產到戶的路子，並說已給黃岩同誌打過電話，請他親自去金寨縣搞包產到戶的試點。第二，已經向毛主席請示，農村食堂製度不成功，要取消，讓社員一家一戶自己做飯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問題，主要責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請示，擬不再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回安徽糾正自己的錯誤，把安徽生產搞起來。
看來，曾希聖深知安徽問題的嚴重，他捂蓋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問題之前，自己把問題先解決掉，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
1961年2月，曾希聖從山東卸職回安徽，路經蚌埠時，在此地駐點的省委常委張祚蔭向他談了一件事：宿縣褚蘭公社苗光大隊73歲的農民劉慶蘭帶著有肺病的兒子上山開荒，沒有牛，沒有犁，隻靠一把鍬，第二年收了糧食3300斤，除了口糧種子外，還賣給國家1800斤糧食，向公社交了60元錢。可見，包產到戶不僅是農民的要求，而且的確能解決問題。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辦法。“勞動底分”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婦女為6分，少年為5分，是事先評出來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勞動能力包地。這樣，就把土地分包給勞動力了，隻要上交承包的糧食就行了。曾希聖強調，這不是單幹，因為土地和大型農具還是公有，包產得到的糧食還是統一分配（超產的歸自己）。他強調“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超產部分歸自己），大農活和技術統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盡管開始推廣，但幹部還是有顧慮，怕說是分田。1961年3月15日和16日，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作法。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聖立即叫秘書把毛主席的話電告訴省委，並說：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全省搞起責任田來了。正在全麵推廣的時候，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讓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由於看到毛澤東態度和上次表態有所不同，3月20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一封信，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責任田的作法和積極作用，也指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陷。信中說“我們的做法，並不是單純接受部分群眾的要求，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吸取它的好處，又規定辦法防止它的壞處。”毛澤東看信後沒有表態。3月28日，曾希聖回到合肥，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簡要傳達廣州會議，說：“這個辦法（指責任田），現在看來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增產，我們就今年試驗一年，如果實踐證明是好的就繼續搞，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製情況的報告》中說：“我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製的辦法是從3月6日開始的，到3月20日接到希聖同誌由廣州發來的電話後即行停止。總計個省試行這個辦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39.2%。”這裏說的廣州來電後“即行停止”應當是一種謹慎的試探。因為毛澤東在廣州說了“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實際上此時並沒有停止。為了消除中央的疑慮，這個報告對外麵的批評作了解釋：“在試行中，有些地方由於宣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數群眾把這個辦法誤解為包產到戶，甚到誤解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產糧，故意把它說成包產到戶寫信給工廠做工和給部隊服役的親屬回家生產。實際上，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說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製’，’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1961年7月，曾希聖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曾希聖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繼續推廣責任田。到10月中旬推廣麵達84.4％。
責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區一年就消滅了荒地（1959－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拋荒）。牲畜農具很快增加（1958－1960年農具大量破壞，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10月份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一年增產38.9％。糧食多了起來，交了公糧以後基本能夠吃飽。因此，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為了吃飽，第一年種的主要是紅薯。當時不少河南人到淮北來撿地裏沒挖淨的紅薯。
在形勢剛有好轉的時候，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發生了變。1961年12月，毛澤東在江蘇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複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還讓群眾搞一段時間。”當時毛澤東沒有表態。1962年繼續推行責任田。但是，為了怕人家說責任田是資本主義，就再三強調“五統一”。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7000人大會）。大會結束後，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蓋子。和吳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聖不僅要為安徽省大量餓死人承擔責任（在這方麵還有他壓製民主的霸道作風，毛澤東講不要走“霸王別姬”的路就是說曾希聖的），更要為責任田承擔責任。責任田雖然經過毛澤東的首肯，但畢竟和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方向。中央當時的說法是，責任田沒有經過試驗就全麵推廣。中共中央改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曾希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資興人，1904年生，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2年，他參與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粉碎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鬥。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軍情工作，而是責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責任田要改變。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對李葆華說，責任田是走回頭路。回合肥以後，李葆華在安徽省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看，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安徽的責任田，一種是中央的十二條、六十條，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證明，按中央的辦法做不會走回頭路，按責任田的辦法做要走回頭路，而且後果很壞，會把農民引向單幹道路，發展下去會兩極分化，出現高利貸。”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上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責任田與中央的六十條背道而馳，它引導農民走向單幹，其結果是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
在改正責任田的過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現了爭論。一些了解基層情況的幹部上書毛澤東和省委，主張繼續搞責任田。這樣的幹部不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並書記處諸同誌，表示支持責任田。同年7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派人到安徽符離集調查，寫出了《關於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肯定了責任田的好處，主張對責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時，鄧子恢直言指出，生產責任製好，沒有改變所有製性質，可以在農村普遍推廣。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又一次推薦這個調查報告，因而招來了嚴厲的批評。但是，鄧子恢還重申：“對責任田，我現在還這樣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鄧子恢的職務，一起被撤消了。這個會議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安徽省的責任田被作為“複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舉辦了有區社幹部1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結業後以他們為骨幹組成工作隊，大張旗鼓地到農村強製改正責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產隊，其餘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過來。”不過，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辦法，延長責任田的實行時間。中共中央將《安徽省委關於第一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轉發全黨，以期推動全國各地改正“責任田”的工作。這個文件介紹了改正責任田的進度，列舉了“責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單幹風”時，一大批幹部受到批判。隨著“四清”、“文革”，這種批判變本加厲、日益升級。全省從上到下有幾十萬人因責任田的牽連受到了批判鬥爭。
15年以後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國率先搞起了責任田，最後在全國普遍推廣。
5、安徽餓死多少人？
三年大饑荒期間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本書作者據《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結果，為226.28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243.06萬人。（見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這本書的基本數據來處官方，顯然是縮小了的。這裏我再按1989年《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計算過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統計資料
單位：萬人；出生率、死亡率：‰
資料來源：《安徽統計年鑒》1989年，第40頁，41頁。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8年：3366＊（12.3－9.55）‰＝9.26（萬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萬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萬人）
1961年實際死亡率低於正常死亡率。可以說沒有餓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萬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萬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萬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萬人）
4年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一書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統計年鑒》數據一樣，但曆年總人口數略高於《安徽統計年鑒》，所以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略高於用《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由於這兩本書的數據都是官方公布的，縮小了饑荒嚴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監委調組李堅寫了一份報告：《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2001年春，李堅向本書作者說，“文革”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幾年他作了一些調查，回北京後告訴李堅，安徽餓死人數不是300萬，而是500萬。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0.6萬，占饑荒前人口總數的18.3％。
當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統計）工作的人口學家王維誌，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分析，1960年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過100‰縣有11個：肥東縣124.89‰，巢縣101.23‰，宿縣144.32‰，鳳陽136.04‰，定遠118.45‰，五河116.70‰，阜陽125.57‰，太和174.79‰，亳縣162.38‰，宣城163.10‰，無為182.30‰。這些數字是官方上報的，從梁誌遠的亳縣調查就可以證明，顯然是縮小了的，但比後來出版的《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一書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慮三年的情況，總的死亡率超過15％是沒有問題的。安子文說的500萬，占當時全省總人口15％左右。綜上分析，從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在500萬到600萬之間。
（摘自楊繼繩《墓碑》上冊）
附錄： 安徽人口誌披露各地死亡率如下：
各市縣部分年份（54，57，60，62，64）人口死亡狀況比較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各市縣人口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其差異逐步縮小。1954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蕪湖縣（死亡率為40．32‰）與最低的合肥市（7．80‰）相比，高低差為32．52 個千分點。1957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嶽西縣（16．65‰），最低的是合肥市（4．92‰），高低差為11．73 個千分點，較前期大為縮小。1960 年，人口死亡異常，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太和縣（163．47‰）、無為縣（158．29‰）、宣城縣（147．26‰）、亳縣（145．95‰）、宿縣（130．32‰）、鳳陽縣（119．46％）、阜陽縣（118．31‰）、肥東縣（113．31‰）、五河縣（108．71‰）等9 個縣，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1962 年，人口死亡率恢複正常，最高的黃山市（原太平縣）死亡率為14．65‰，最低的合肥市死亡率為5．12‰，高低隻差9．53 個千分點。1965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嶽西縣（15．68‰），最低的是淮北市（3．37‰），高低相差12．31 個千分點。1970、1981、1985 年人口死亡率都是嶽西縣最高，分別為12．59‰、9．64‰和8．47‰。1970 年人口死亡率最低的是定遠縣（3．78‰），高低差為8．81 個千分點；1981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臨泉縣（2．95‰），高低差為6．64 個千分點；1985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淮北市（2．65‰），高低差5．82 個千分點。全省各市縣的人口死亡率已較為接近。
表2—1—20 市、縣階段年人口死亡狀況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各市縣人口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其差異逐步縮小。1954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蕪湖縣（死亡率為40．32‰）與最低的合肥市（7．80‰）相比，高低差為32．52 個千分點。1957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嶽西縣（16．65‰），最低的是合肥市（4．92‰），高低差為11．73 個千分點，較前期大為縮小。1960 年，人口死亡異常，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太和縣（163．47‰）、無為縣（158．29‰）、宣城縣（147．26‰）、亳縣（145．95‰）、宿縣（130．32‰）、鳳陽縣（119．46％）、阜陽縣（118．31‰）、肥東縣（113．31‰）、五河縣（108．71‰）等9 個縣，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1962 年，人口死亡率恢複正常，最高的黃山市（原太平縣）死亡率為14．65‰，最低的合肥市死亡率為5．12‰，高低隻差9．53 個千分點。1965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嶽西縣（15．68‰），最低的是淮北市（3．37‰），高低相差12．31 個千分點。1970、1981、1985 年人口死亡率都是嶽西縣最高，分別為12．59‰、9．64‰和8．47‰。1970 年人口死亡率最低的是定遠縣（3．78‰），高低差為8．81 個千分點；1981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臨泉縣（2．95‰），高低差為6．64 個千分點；1985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淮北市（2．65‰），高低差5．82 個千分點。全省各市縣的人口死亡率已較為接近。
表2—1—20 市、縣階段年人口死亡狀況
願你外婆安息。銘記曆史， 希望中國的未來更美好。
我外婆就是62年在安徽餓死的，我老媽到現在還不能原諒她自己，舅舅右派自己的命都差點兒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