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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文革武鬥中被俘人員
一、廣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問題調查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共中央組織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下麵記述的是我們調查了解的廣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部分問題。
死死捂住廣西“文革”的蓋子
廣西在“文革”中是全國的重災區，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結束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不到貫徹執行，生產上不去，經濟滯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全國倒數第二，改革開放的方針在這裏當做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判，農業生產上的聯產承包責任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來割。在思想戰線上，兩個“凡是”之外，廣西還多一個“凡是”一直在堅持，即“凡是韋國清同誌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堅決照辦”。
粉碎“四人幫”之後，廣西出現一股奇談怪論，說“廣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頂住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貫徹一條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說“全國其他地方執行林彪、‘四人幫’路線，廣西沒有”，等等。廣西的造反派控製著各級黨、政、軍、企、事業單位的大權，並自成體係，向中央封鎖消息，捂住蓋子。誰要是觸犯了他們，揭露了廣西問題，輕則受到打擊報複，撤職調離，重則受到鎮壓，判刑投入監獄勞改隊，甚至處死。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覺和發現了廣西的一些問題。
中央第一次派調查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了20多人的調查組，赴廣西調查了解落實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我們一行在廣西工作了兩個多月，聽取了自治區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匯報，調閱了部分檔案材料，分別到南寧、武鳴、桂林、臨桂、馬山、鳳山等地、市、縣和幾個監獄、勞改場所，還召開了一些座談會，收到人民來信3000餘件，接待群眾來訪700多人次，廣泛接觸了各方麵的幹部、群眾。
可是我們在那裏工作的兩個多月裏，工作組每到一處都受到區黨委派來的人的嚴密監視，為我們設置重重障礙。我們是6月23日結束工作離開南寧，6月25日回到北京。剛回到北京，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鍾紹僮等5人控告我們調查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辦公桌上。“後來韋國清同誌看了（我們調查組的報告），也（向中央）寫了很長的控告、反駁（我們調查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王鶴壽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聽取廣西區黨委匯報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時的講話）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組
1983年3月，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以“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赴廣西工作組”名義，派出一個40人的工作組，赴廣西協助解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和領導班子問題。
1981年的調查組隻是調查了解情況，無任何權力，而這個工作組中央給了一些實權，如工作組的正副組長參加廣西區黨委常務會議，工作組成員根據需要，有時列席常委會議，有一定的決策權力。當時我負責掌握了解區黨委辦公廳、組織部以及自治區公、檢、法、司法、安全（正在籌建中）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進度、問題、領導班子建設、班子成員人選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隨時向工作組長提出報告與建議。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黨政領導班子。
工作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習仲勳的直接領導和過問。工作組領導成員有李銳、周一峰等人。工作組於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廣泛接觸了廣西各方麵的人士，並直接派人參加一些自治區黨政機關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和考察領導班子情況，就重大事件、重大問題派出工作人員配合區黨委，進行重點調查了解。自治區黨委、政府為了處理解決好“文革”遺留問題，組織了相應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100多人，分赴全區12個地市和一些大型廠礦企業單位、大專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組到各縣市，全麵地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我們工作組在南寧期間，接待群眾來訪達8000多人次，收到群眾來信2萬餘件。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一開展，各級領導班子經過調整與加強，廣西問題的眉目逐漸清楚起來。
二、死人問題
“文革”期間的死人問題，是廣西的特殊問題，是我們調查組、工作組到廣西後廣泛接觸到的一個最普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一個帶有爆炸性、危險性的問題。
廣西“文革”期間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區黨委向中央報告稱：1967年、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1981年調查組到廣西時，據自治區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由區黨委書記趙茂勳主管，公檢法三長參加，簡稱“三人辦”）匯報，1967、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多人，幹部、群眾1.7萬多人（不包括自殺數）。
當時全區12個地市，我們調查組僅據南寧、桂林、玉林、欽州4個地區和南寧、桂林二市黨委的匯報，“非正常死亡”就有4.7萬人，如果加上其餘6個地市和區直機關以及柳州鐵路局單位，死亡不少於10萬人。1981年6月30日，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向中紀委匯報時說：“文革10年，廣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幹部、群眾反映死了20萬人，也有的說死了50萬人。當年韋國清同誌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何蘭楷私下談話時，說廣西“文革”中死了15萬人。眾說不一，各執一詞，究竟死了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
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工作組行將結束、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時，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根據全區各地（市）、縣、公社“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統計表明，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麽人，怎麽死的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廣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鬥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級台風”，貧下中農處決了一批四類分子，這是多數；三是造反派亂抓亂殺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過來後也亂抓亂殺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調查組和1983年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事實證明，這個說法掩蓋了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是：
一是亂打亂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區是武鬥比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兩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隻有458人死於武鬥，占4.1%。南寧地區的武鳴縣死亡的2197人中，武鬥打死的僅3人。還有許多縣、市根本沒有發生武鬥，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幹部、群眾死的多。南寧地區14個縣、市（不含自治區、地直屬單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幹部、工人、社員死9739人，占57%，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區“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幹部、群眾死亡7461人，占64.2%，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臨桂縣死亡1865人，幹部、群眾死亡1406人，占74.8%，四類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對立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僅4人，絕大部分是對立派“4·22”成員，四類分子死414人。鳳山縣城廂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聯指”觀點的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隻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餘1862人是被有組織有領導地殺死的。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一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死人主要發生於從湖南、廣東刮來的“十二級台風”，由“貧下中農處死了一些人；革委會剛成立，因為沒有權威，群眾亂殺了一些”。這個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根據1981年我們調查組和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自治區各級“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上報的結果，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且多數是在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進行的。
大批死人的曆史背景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分成明顯的兩派。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當時有的群眾組織提出要韋檢查後再定，而區直機關群眾組織“公安兵團”、“紅色監察”、“造反兵團”等則同意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4月29日，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發表聲明，支持前者，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搞“三結合”。於是，圍繞著“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形成了兩派，前者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後者稱“4·22”。兩派形成後，從軍隊到地方，從自治區領導機關到各個基層單位，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
廣西軍區開始是支持“聯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4·22”，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一派壓一派的方向路線錯誤，轉而表示支持“4·22”，但實際上仍暗中支持“聯指”。當時在全廣西，除桂林市外，“4·22”都處於劣勢地位。
1968年2月，由廣州軍區下令，將支持“4·22”的軍隊調走；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於是開始壓“4·22”。這是當時的基本形勢和情況。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三個高潮。
第一階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農村全自治區刮起了一股“紅色風暴”，說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殺幹部群眾，說“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於是在農村中成立起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搞群眾專政，殺了一大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也乘機殺了一些“4·22”觀點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區的桂林地區各縣，尤為嚴重，有的四類分子之家被全家殺絕。“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開民兵統一行動，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全大隊共殺了130多人，財產、房屋沒收蓋禮堂，禽畜、糧食全部吃掉”（中紀委、組織部等六部委《關於廣西落實政策情況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縣武裝部長段振邦在縣四級幹部會上說：“過去我們對敵人專政，要經過公安、法院，現在不需要了，現在實行群眾專政，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群眾不同意”。全縣於同年的三、四月間亂殺了一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和被認為是壞人的人。臨桂縣1967、1968年兩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459人。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全縣共殺死2900多人。他們用“種花生”指槍決，“種芋頭”指石頭打死，“種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語統計殺人數字。當時被殺害的貧下中農、幹部、群眾，在1983年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他們的遺屬與子女還可以去找政府、黨委落實政策，要求給予一定的撫恤與生活補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他們去找誰，向誰去申冤啊！
第二階段，是各縣革委會成立前後，其名義之一是保衛紅色政權，二是抓“反共救國團”。廣西各縣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間成立革委會，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且多數是在各縣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殺的。上思縣成立革委會後，在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長段振邦的組織、策劃、煽動下，造成1639名幹部、群眾和四類分子被殺，其中，被殺的國家幹部162人，工人61人，城鎮居民18人，學生5人，社員632人，四類分子761人；老遊擊隊員48人，共產黨員97人，共青團員13人。宜山縣革委會成立後，由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季德春、縣武裝副部長李慶餘、作戰參謀蔣國誌、民兵科長吳先水與原副縣長崔振鐸、原縣委副書記王德茂等人策劃下，於1968年6月11日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的全縣萬人大會，在大會上當場打死幹部、群眾11人。會後，各公社仿效、推廣，均成立了以民兵為主體的“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群眾稱之為“殺人部”，向階級敵人專政。從此開始，該縣共死亡14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幾十人，縣革委會成立前亂打亂殺死亡300多人，革委會成立後，由季德春等人策劃、煽動，有組織有領導地殺害了900多人。賓陽縣革委會成立後，從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間，在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勳的策劃、組織、指揮下，以“保衛紅色政權”、“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等名義，致使該縣亂打亂殺，逼死了3890餘人，是南寧地區死人最多的縣之一。
廣西軍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革籌小組出於政治目的，於1968年6月17日，將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獲結案、審判處理過的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為主體，和浦北縣六萬山區的“羅平黨”案等，拚湊成1968年4月“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集團案件”，向自治區各地、縣、市張榜公布案情，號召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同時還把這個“反團”案與“4·22”群眾組織掛鉤，混為一談，聯係起來“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剿滅反共救國團匪徒”的活動，在廣西全區城鄉普遍開展，把參加“4·22”組織或傾向“4·22”組織的幹部、群眾，加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一大批。融安縣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上訪團對我們工作組來信反映：“從1968年8月14日縣革委會成立到9月底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全縣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八百餘人。大將公社小圩鎮龍妙街殺死45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有些老人講：當年日本強盜侵占長安鎮，進行屠殺時一天最多殺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殺了100多人。他們憤慨地講：這幫殺人強盜，真比日本鬼子還凶殘狠毒。”
在老革命根據地鳳山縣，“文革”開始後，以老紅軍營長廖熙英為首，以革命老人、老遊擊隊員為骨幹，成立“革老派”，副縣長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觀點。廣西兩派形成後，“革老派”支持“4·22”。當時同意“革老派”觀點的群眾、幹部占全縣人口的95%。由於“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領了縣城，“聯指”逃去東蘭縣。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公布“反團”案案情之後，鳳山“聯指”派組織乘機於7月7日發出關於圍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鳳山分團覃、廖匪幫”的總反擊令，又調去了11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6911部隊圍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實為協助逃跑在外的“聯指”打回鳳山，“革老派”被打死打傷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殺），“聯指”奪回了縣城，“革老派”全部逃往農村。縣革委會成立後，上麵派去了9個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配合軍隊進駐鳳山，“革老派”的大小頭目大部分被殺，一部分被抓。全縣被抓6000多人，批鬥了5000多人，殺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殺光，很多軍烈家屬全家也被殺光，許多老紅軍、老遊擊隊員被殺，全縣地下黨被打成“叛徒集團”。可是1981年5月鳳山縣委向我們調查組匯報說：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當時全縣人口的1%。顯然沒有說實話。玉林地區1968年在圍剿“反共救國團”運動中進行的大屠殺，是時任玉林軍分區政委甘照寰拍板，參謀長達誌、地區造反派頭頭王 × 鎮主持召開各縣革委會、武裝部負責人會議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幾千人，其中，陸川縣殺害1200多人，容縣逼死、打死1392人。原淩雲縣委書記趙 × × 是被三個人拉出去殺的，當時趙見到縣武裝部長說：“你要救我呀！”可是這個武裝部長不理睬，就這樣把趙拉出去殺了。
第三階段，是發布《七·三布告》以後。這個時期，農村“4·22”的大小頭頭和骨幹大體已被用“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消滅得差不多了，掌權者和扶持的“聯指”造反派於是揮戈向城市開刀，集中表現在湘桂鐵路線上的南寧、桂林二市。
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階段的調查證實，《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於1968年7月3日批準發布的，在這之前的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根據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內定“4·22”是反動組織，將對立的兩派設立據點，策劃組織武鬥，打死幹部群眾，殺人放火，搶援越物資、武器，搶部隊武器彈藥，阻斷鐵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頭上。就在這時人民解放軍駐廣西某部打下“U-2”美國間諜飛機，林彪要接見有功人員，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紅光帶隊赴京，事先區革籌小組主要負責人親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報給林彪，《七·三布告》就是這樣產生的。
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和廣西“聯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這柄尚方寶劍，他們控製的報紙、電台，大造輿論，把“4·22”組織和其他持不同意見的群眾，當成敵人，在南寧、柳州、桂林三市，在軍隊、武裝民兵和“聯指”武裝人員三麵包圍之下，被徹底打垮，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又被大批屠殺。
南寧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後，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區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宋治平、南寧警備區政委韓仕福、副司令員印璽、副政委慕石起等人，於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南寧市百貨大樓、區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輪船對立派據點。會後，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部隊、6966部隊、6936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鬥人員共三萬多人，由印璽、慕石起指揮，與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華街、展覽館、邕江上的輪船等處，發起猛烈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坐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攻下展覽館，8月8日全部攻下，圍剿、屠殺群眾造成萬餘人死亡的嚴重事件。僅事後南寧火葬場負責火化的屍體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見，解放路打下後，有20多輛翻鬥卡車拉了三天的屍體，有的拉到市郊煤礦的坑道裏，有的拋到邕江。為掩人耳目，抬屍體的‘4·22’成員也被‘聯指’打死，當時邕江下遊的西津水電站閘門被漂去的屍體堵住了。”“8月8日，部隊和‘聯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條街巷被炮擊中焚燒成了一片廢墟。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這一帶，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間），建築麵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僅國家財產損失價值6千萬元以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廣西“4·22”全部覆滅。三個據點攻下後，有的投降，都被“聯指”成員殺害，有很多人鑽了防空洞，鑽防空洞的人，絕大部分被一場無名的大水奪去了生命（係“聯指”造反派往防空洞裏灌水所致），有的被各縣民兵押回在途中殺死。“據不完全統計，僅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打死1470人，抓獲俘虜9845人……分別關押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區、市看守所等10多個單位。關押在區看守所的265人，區交通學校711人，南寧幼師441人；有的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共救國團’等罪名的‘要犯’、‘首犯’處理。被‘俘虜’人員交各縣民兵拉回去處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後打死的有2324人，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46人。”（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事件”
廣西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廣西“聯指”造反派在解決南寧問題，圍剿、拔除“4·22”據點之後，又著手解決桂林問題，策劃、製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萬餘名群眾被無辜殺害，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事件發生前桂林的“文革”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桂林和廣西其他地區一樣，群眾組織因支持韋國清和反對韋國清分裂成兩派，前者為“聯指”，占少數，後者為“革命造反大軍”（簡稱“老多”，即“4·22”）占絕大多數。
1967年下半年開始，兩派多次搶槍武鬥。“4·22”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槍10挺。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6月下旬，“聯指”在桂林軍分區的支持下，以“保衛革命委員會”名義，從全地區12個縣調集數千名武裝民兵進城，形成對“4·22”的包圍，導致大規模的武鬥。兩派在湘桂鐵路兩側設立據點，不斷衝突，迫使鐵路中斷。
《七·三布告》公布後，周恩來於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恢複交通，動員進城民兵回鄉。同時，由駐桂林的6955部隊派出人員，進駐兩派武鬥據點，實行武裝隔離。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駐軍支左小組，又一次發出通令，要求兩派必須在8月12日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桂林軍分區政委陳秉德也於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態：“隻要‘4·22’交槍，保證不抓人，‘聯指’也交槍。”
經過上述工作，兩派於8月12日停火，當晚鐵路通車。“4·22”於8月13、14日向公檢法軍管會交出3000餘支槍，拆除了工事，恢複了市內交通，部分人員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宮，等待辦學習班。與此相反，“聯指”隻交了30餘支槍，工事未拆，據點未撤，調集來進城參與武鬥的武裝民兵未回鄉，且將武鬥人員以市革委名義，改編為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配發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劃、發動的
“八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市武裝部、桂林軍分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落實《七·三布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鬥據點”。（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據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市革委會政法部長、後5048部隊副政委朱兆富同誌反映：1968年8月初，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在北京向參加部隊學習班的廣西軍區的同誌講：廣西問題怎麽解決，請示了黃永勝，黃讓廣西自己拿出辦法。經軍區研究，先在融安縣下手，動用軍隊，對400餘名“4·22”成員，用武力解決。事後，向黃永勝匯報時，黃表揚幹得好。這樣就摸了中央的底，擬定了用武力解決桂林問題的行動計劃，並將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由南寧調到桂林，將正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揮了這一行動。原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後離休居住桂林的老紅軍薑茂生同誌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黃永勝在北京召開秘密會議進行研究，是林彪叫開的，吳華等來桂林指揮的。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104部隊處長王汝保同誌反映：“八二○事件”行動時，部隊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由吳華、景伯成、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陳秉德三人組成。
據這些當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預謀，經黃永勝批準，由部隊參與，依靠“聯指”，調動武裝民兵，對“4·22”、幹部、群眾進行血腥屠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的。
事件經過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公告，以進一步落實《七·三布告》為名，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地進攻”。當日淩晨5時，支左部隊和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聯指”成員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事先劃分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僅有二千多師生員工的廣西師範學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區所屬12個縣，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一萬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後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槍殺、打死、逼死幹部、群眾一萬多人。在“八二○事件”後的一個月內，桂林市僅機關、工廠內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殺害了。臨桂縣打死848人，僅縣直駐桂林單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餘293人全被殺害，其中發現一份111人的被殺害人員名單，名單裏有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法院院長劉錫臣、副檢察長龍炎運、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李景發、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領導幹部，他們被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由縣委宣傳部幹事、“聯指”造反派頭頭胥明德以貫徹“七·三布告”的名義，於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車拉到漓江邊，除一人乘天黑混亂中逃跑外，其餘110人全部殺害。僅有41名職工的縣醫院，殺死了16人。其中，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八二○事件”時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的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打死，說“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劉錫臣夫妻和兒子被害後，遺留下一個15歲的女兒劉嬋榮和兩個幼子，生活無著，逼得15歲的女兒帶著兩個弟弟到處要飯。1981年5月，我們調查組到桂林調查時，她來找了我們，一邊哭泣，泣不成聲，一邊控訴當時的暴行，在場的調查組的同誌聽了她的哭訴，禁不住淒然淚下。隻有100餘人的地區土產公司，殺害7人，該公司8月31日開批鬥會，活活打死3人，讓“4·22”成員謝定軍、金聲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後，謝、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齊埋掉。9月13日上午，該公司接到上麵不準再殺人的通知，下午又殺9人，其中，“4·22”成員吳若君因懷孕臨產幸免，孩子生下後，起名叫“保駕臣”。當時“聯指”殺人到了瘋狂的程度。有一個從湖南到桂林搞副業的社員被盤問是幹什麽的，那人說：“打圍的”，被當成打“韋”（國清）的，當場打死。
無所不用其極
抓起來的人沒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聯指”以桂林市革委會名義，在桂林廣西師範學院搞了一個“‘4·22’反革命罪行展覽”，第四展覽室是“活人展覽”，將抓起來的“4·22”成員，輪流囚禁在特製的木籠裏，任憑參觀者打罵淩辱。
“八二○事件”後，在桂林擁有10萬群眾的“4·22”組織，成了曆史罪人，受到殘酷鎮壓。無數被無辜殺害的幹部、群眾，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他們的家屬也被當做“反屬”或“被殺家屬”，有些家住城鎮的，被強行遷往農村。特別是那些父母雙雙被殺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兒，生活極其悲慘。直到1974年才對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1979年又統一修改為“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於×年×月×日去世”的結論。
四、殺人手段駭人聽聞
凶殘狠毒
10年“文革”（廣西可說是十六七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奸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淩雲等縣都有發生。
靈山縣譚墟公社裏屋大隊侯國震解放前當過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8次參加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賣了36元（後僅判刑10年）。貴縣，1968年8月一次在南門外江邊殺死十幾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斃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曬幹後當作熊膽出賣。
廣西一些地方，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由此造成成批亂殺人的局麵，後果極其嚴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議，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30多個骨幹開會。會上黃天輝說了湖南道縣殺地、富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他還宣布：“不準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最後采取坑殺的辦法，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劉香雲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妻子，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而死。1983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黃天輝才被依法逮捕，於1985年1月被處決。
人性喪盡
梧州地區公安處一科副科長毛明日，“文革”中被誣陷，兩次被逮捕關押，他的父親和兩個弟弟“文革”中被殺，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拉去槍殺時，他抱住一位軍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軍代表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結果拉去槍殺了，還將他的頭割下，掛在富川縣城示眾。1983年毛明日同誌到南寧找到我們工作組哭訴，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貫徹《七·三布告》時，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獲35名幹部、群眾，然後將他們一個一個裝入麻袋裏，從市委後院推入柳江淹死。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區文史館副館長、民族史學家劉介，他四歲的小孫子玩耍時不慎將鄰居蔡振華家的一條小狗從樓上掉下，“聯指”小頭目蔡振華以“打狗欺主”之名，夥同另一名“聯指”成員申鬆華，將劉介一家祖孫三代四口全部殺死，同時還殺死了一名為此講過幾句公道話的人。
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分場的鄧斯環，是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的侄子，解放後鄧文興等被政府鎮壓，“文革”中鄧斯環參加了“聯指”，乘機進行報複，以“反共救國團”罪名，抓了支部書記鄧思鳳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後鄧斯環對人說：“遊擊隊能殺人，我們就不能嗎？”
崇左縣錳礦黨支部書記蘇士林等3人來信反映：“1968年8月，‘聯指’在全縣進行大屠殺，一個晚上，太平鎮就殺了24人。被殺者從家裏捉起來，蒙上雙眼，推上汽車，拉到縣城外的半邊山，一個一個用刀子捅死。哀號聲、掙紮聲、哭叫聲，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嚇得附近村莊，家家關門閉戶，生怕大禍降臨，這哪裏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還不如”。
上思縣革委會成立後，1968年9月1日縣“三代會”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大會，十多名參加“4·22”組織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以後，縣革委會委員黎郝，將打死的十幾名死者屍體，全部剖腹，將心肝挖出來，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熟後給“三代會”代表下酒。南寧市徐振武的群眾來信反映：“‘文革’期間，武宣、上思、靈山等縣發生過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鳴縣吃了29個人，副縣長覃炳剛同誌被打暈後，拉去開膛時，因人太瘦，周身無肉，又被拖出去丟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縣受害者家屬來信反映：“《上思晚報》‘聯指’頭頭黃元清等4人，將參加‘4·22’的女青年楊振明、劉吉芬抓起來，多次輪奸後殺害。
（作者為公安部退休幹部）
（責任編輯 黃 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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