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謝富治（1909年8月－1972年3月26日），湖北紅安豐崗謝家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紅四方麵軍任排長、副連長、宣傳隊隊長、連政治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紅九軍第26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長征中任紅九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772團政治處主任、政治委員，第385旅政治委員，太嶽軍區副司令員、縱隊政治委員。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政治委員、太嶽兵團（陳謝兵團）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川東區委書記、川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雲南軍區、昆明軍區、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文化大革命時期，謝富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央軍委委員等職，為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1967年8月，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致使全國的公安機關都陷於癱瘓。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根據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審查報告，開除謝富治的黨籍；撤銷謝富治悼詞；將謝富治的骨灰由八寶山革命公墓清出。1980年11月20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開始受審，謝富治被判為主犯之一。
陸良事件──“大躍進”中較早暴露的餓死人事件
陸良縣屬雲南省曲靖地區，位於省會昆明市東，距昆明不足200公裏。著名的石林風景區當時就屬陸良縣（現劃歸昆明市）。“陸良事件”以後，接任縣委書記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匯報。孔祥柱匯報時說：
從1958年2月初就發生腫病，開始出現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個鄉。小春後有了吃的，腫病開始下降。小春收獲很快吃完，6月20日腫病大量發生。7月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達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從2月到9月，全縣發病33319人次，占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占總人口的2.04％
腫病的症狀是：發病前疲倦無力，頭暈眼花，耳鳴夜盲，四肢發麻；繼則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隨後下肢浮腫，浮腫部分皮膚發亮，神經反射弱甚至消失，麵色蒼白；進而肚子發脹，並有腹水，腫脹及於手臉；多數病人開始腹瀉。這時病人心跳減少，血壓、基礎代謝及體溫都下降，身體消瘦，體重銳減，婦女月經停止，小孩哭不出聲；此時如不及時搶救，數日即死亡。
腫病大量發生，明明是饑餓所致，但地委還是責成衛生部門去了解發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衛生局派醫生曹鍾樸和專區醫院院長到了腫病嚴重的西衝和獨木水庫工地，曹鍾樸認定腫病是過度營養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議。由於曹鍾樸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縣委否定了他的結論，還批評了專區醫院院長。他們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曹鍾樸的結論。黨政幹部和醫務人員的不同意見，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發生，因此對腫病原因長期得不出結論，延緩了救援。當然，即使縣裏聽取了曹鍾樸的意見，也沒有能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因為糧食掌握在上級手裏。直到7月份省裏承認疾病和死亡是饑餓所致，才開始采取救援工作。
雲南省的問題如此嚴重，中共雲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寫報告。7月27日的報告中說：“據了解，現在8個專區（州）50多個縣發生此病，患者共計11萬多人，已死亡2萬多人。而又集中在瀘西、陸良、馬龍、曲靖幾個縣，發病共8萬多人，死亡1萬多人。僅瀘西就發病1萬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7％。……另外，麗江、大理還有痢疾發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數百人。”這個報告還不敢講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雲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關於腫病死人的檢查報告》稱，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為最嚴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區最為嚴重的是陸良、滬西、曲靖等縣。陸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區死亡總數的67％，占全縣總人口的5.6％。
當時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是謝富治，他原來還兼任昆明軍區司令員。1957年9月27日秦績偉將軍接替昆明軍區司令員的職務，謝富治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對於各地大量發生腫病死人的情況，謝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鄰省廣西餓死的人數比雲南這次餓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被撤職。現在自己麵臨的情況很嚴峻，他現在隻有一個選擇：主動承認錯誤，求得中央寬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匯報了雲南發生的情況並作了深刻的檢查，並重點匯報了省委所做的善後工作及其效果。隨同這個報告，謝富治還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份檢討：
主席並中央：雲南省腫病死人問題，在省委常委會上，大家都開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檢討，已另有報告送上。在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誌是做了工作的。由於我個人缺乏完整的群眾觀點，存在片麵思想，把領導生產與關心群眾生活對立起來，把保護幹部積極性與糾正錯誤傾向對立起來，在這一問題上表現了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在腫病的發展過程中，我雖然聽到一些零碎的情況，但長期未作認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以致措施無力，造成這一不可挽救的損失。因此，省委所負的責任，主要決定於我個人；應得處分，也應由我負責。
這封信中最後一句話，是謝富治專門寫了一個條子讓省委秘書長梁治加上去的。這個用紅鉛筆寫的條子至今還保存在雲南省檔案館裏。也許是他這種敢於承擔責任的態度得到了毛澤東的寬恕。11月25日，毛澤東以《一個教訓》為題，對雲南省委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
這是一篇有益的報告，是雲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145期。雲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於教育幹部（主要是縣級，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不善於分析情況，不善於及時用鼻子嗅出幹部中群眾中關於人民生活方麵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麵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麵性。
謝富治不僅順利過關，還官運亨通。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以後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人物。謝富治走後，閻紅彥接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喜歡重用犯過錯誤、承認錯誤並向他表示忠心的幹部。這樣的幹部最聽話，最好控製。
事實上，雲南省委的檢查還是避重就輕。在雲南省所留的資料中，情況比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的要嚴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書記會上，與會者的發言可能更接近真實。17日的發言者說，大理發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發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紅河發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彌勒發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興水庫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殘500多人，自殺7人。21日發言的馬繼孔說；“曲靖鬆林鄉事件死了幾萬人，沒有人敢反映，雲南日報記者的報道中隻說這裏工效高，不說死人。”“鬆林鄉事件還是鐵道部隊一個連隊反映的，死了幾萬人。”歐根發言說：“腫病大理特重，其次是麗江、德宏。據11月上旬統計，大理發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現在還有1080人在集中治療。麗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發言中還談到各地組織“學好隊”（實際是勞改隊），大量捕人。劉卓甫發言說：“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曆年都多。”從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腫病死人不僅限於曲靖一個專區，其它地區也很嚴重。還有一個死了幾萬人的鬆林事件，沒有向中央提及。鬆林事件隻散見於檔案的隻言片語中，沒有看到全麵的記述。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上冊 地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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