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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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妳還好嗎?

(2020-12-11 16:48:12) 下一個

(此圖取自網絡,很像童年的瑪嘉)

每當我走過紐約曼哈頓第5大道和第34街的交口處,仰望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就會想起童年時的鄰居小朋友瑪嘉,以及我們經曆的人生第一堂課。

那時候我家在大連。這是個長期被外國勢力控製的城市,先是帝俄,後是日本,接著是蘇俄。大連居民的組成因此比較複雜,瑪嘉家就是這樣。瑪嘉的父親是朝鮮人,姓崔,是一位工程師。瑪嘉的母親是日本人,叫笠井美彌子,他們都是30歲出頭。瑪嘉從父姓,叫崔昌子,瑪嘉是她的小名。她還有一個妹妹,叫伊裏嘉。

瑪嘉一家和我家同住一座日本式房子的二樓,她家住東麵一半,我家住西麵一半。1950年代初的大連,遠不如現在這樣繁華,也不像現在這樣喧囂。我們的小樓離海濱勝地老虎灘不遠,站在三樓陽台上眺望,遠處是一座座青青的山峰,一棟棟別致的小樓依山而築,蔚藍的海洋就在山腳下粼粼閃光。那一帶最多的是槐樹,每年五、六月間,陣陣海風就吹來了槐花的清香。

瑪嘉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有些奇特的家庭。她在學校裏說流利的中國話,而在家裏又能講流利的日本話和朝鮮話,這是我望塵莫及的。瑪嘉看上去同一般中國小姑娘並無二致,鵝蛋般的圓臉,大大的眼睛,梳著一對長長的辮子,臉上經常綻開燦爛的笑容。那時我是個9歲的小男孩,瑪嘉是個7歲小女孩。我們同在一個小學讀書,她比我低一年級。我認識的字雖然比她多些,但她每學期都被評為優秀學生,捧回許多書籍和練習簿等獎品,讓我羨慕不已。

瑪嘉的媽媽對她管教很嚴,下午三點半前,瑪嘉做家庭作業;三點半到四點半,瑪嘉練習鋼琴,鋼琴教師就是她媽媽。四點半起,瑪嘉有一個小時的自由活動,經常是我到她家去玩。她有不少從日本寄來的玩具,包括那時很少見的電動玩具,我們就在一起玩。瑪嘉家還經常收到從日本寄來的雜誌,我最愛看裏麵的圖片。我看不懂日文,但仍能從中間夾雜的漢字猜出幾分意思。一次,我看到畫報裏有一幅摩天大樓的照片,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高的建築物,那時候大連最高的樓隻有六、七層。我和瑪嘉一起數,怎麽也數不清到底有多少層。這時,瑪嘉的媽媽就用日本話念這篇文章,再由瑪嘉翻譯成中文。我這才知道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大樓,位於美國紐約,叫帝國大廈,有102層,380米高。瑪嘉的媽媽打著手勢告訴我們,刮大風時帝國大廈的頂端會晃動一米左右。我對瑪嘉說﹕“要是能到這座大樓頂上去看看該有多好!”沒想到三十多年後,我果真站到了帝國大廈的樓頂上。

在那段童年日子裏,我聽著隔壁傳來的美妙琴聲,看著窗外如畫的山山水水,聞著陣陣海風吹來的槐樹花香。回想起來,這實在是莫大的享受。可惜年少的我,體會不到這樣寧靜生活的幸福,老是盼望著快些長大。正當我倆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誰都沒有想到,災難已在悄悄逼近,先是向我,接著是向她。

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發現大門敞開著。我連忙進去,看到父親坐在外間的小床上,左右有兩個人看住他,還有四、五個人在到處翻東西。事後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父親剛上班,就被叫到肅反辦公室去。“肅反”是肅清反革命份子運動的簡稱,是大陸一係列政治運動中的一個。他們把我父親押上吉普車,直奔我家搜查。到我放學回家時,一夥人已經翻箱倒櫃搜了兩、三個小時。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麵,一下子傻了眼。我哭著問爸爸這是為什麽?爸爸沒有解釋,隻是叫我自己盛飯吃,然後做功課。我想看看這些人到底在幹些什麽,就借口說要取作業本,在為首的人同意後走進裏麵房間。我看到一個人用手在麵粉口袋裏扒著什麽;另一個人趴在地板上,用手電筒順著地板縫往下照著;還有一個人把收音機的後蓋打開往裏瞧著。我想他們是想找到什麽“反革命證據”吧。一夥人忙到下午四點多鍾,帶走了一包東西,包括那台收音機。後來才知道,他們什麽證據都沒有搜到,要是真的搜到什麽,他們當時就把我父親逮捕了。他們是無功而返,帶回去“研究研究”是不是發報機的收音機也退了回來。

雖然我父親沒有被捉走,這人生第一堂課卻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刻下了極深的創傷。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不被這個社會信任的,盡管我的父母親都是大學教師。我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自然是低人一等,幸好同學們不知道我家被搜查,要不然我就更抬不起頭來了。

我家出事後沒多久,瑪嘉一家也遭到了打擊,而且沉重得多。也是一天放學時,我看到瑪嘉家的門大敞著,有幾個人在裏麵翻東西。有了我家的經驗,我頓時意識到瑪嘉的父親可能出事了。果然,當晚我爸爸就證實崔工程師被逮捕了,罪名是曆史反革命。瑪嘉家的大門一連幾天都沒有打開,瑪嘉的鋼琴從那一天起就沒有再響過,她也沒有去上學。隔了幾天,我才見到瑪嘉,她的眼圈哭得都腫了,她看到我,低下頭就躲開了。瑪嘉的爸爸不久就被判了刑,他被判二十年,是最高的有期徒刑。瑪嘉的媽媽沒有工作,失去了經濟來源,又要撫養兩個女兒,她隻得變賣家產。我看到瑪嘉的鋼琴被人抬走了,好一點的家俱也被人抬走了。過了不久,她們母女被掃地出門,遷到一處偏僻房子,同別的三家合住,她們隻住一小間。後來我家搬到另一個城市,從此就再也沒見過瑪嘉。

我和瑪嘉寧靜的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就這樣過早地結束了。經曆了自己家的變故,又目睹了瑪嘉家的遭遇,我第一次體會到人世間是多麽複雜,完全不是原本想象的那般美好和陽光燦爛。現在回想起來,我倆經曆的這人生第一堂課,對於年僅十歲上下的孩子,實在是太殘酷了。

三十年前,我出國前路經大連,曾去故居舊地重遊。小樓仍在那兒,隻是老舊多了,裏麵的住戶更不知換了多少茬。“故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我在小樓前佇立了很久,清脆的鋼琴聲仿佛又從樓裏飛出,紮著兩根長辮子的小瑪嘉仿佛又站立在我麵前。她還在這座城市嗎?她過得還好嗎?

碰巧的是,我從一位遠親那裏知道了瑪嘉家的情況。瑪嘉的爸爸被判刑後,她媽媽一麵變賣家產艱難度日,一麵申請返回日本。雖然她媽媽擁有日本國籍,為了瑪嘉姐妹倆也能去日本,不得不同她爸爸離了婚。當時中國大陸同日本之間沒有外交關係,缺乏管道來辦理此類事情。她們的申請拖了好多年,才得以離開大陸。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瑪嘉爸爸的“曆史反革命”案被重新審理,發現根本就是件冤案。瑪嘉爸爸在垂暮之年得以平反,補發到一筆錢作為補償。可是,金錢補得回他失去了的二十年人生嗎?金錢能把他原本擁有的溫暖的家還給他嗎?他拿著這筆錢去了趟日本,瑪嘉的媽媽早已改嫁,瑪嘉和她妹妹也已有了各自的家。他無奈地回到大連,繼續獨自度過孤單的晚年。

寫到這裏,我驀然想起俄國詩人葉賽寧的詩句﹕“金黃的落葉堆滿我心間,我已經不再是青春少年”。是啊,雖然在我的記憶裏,瑪嘉仍然是梳著長辮子的小姑娘模樣,算起來,她也已經七十歲出頭,或許已是祖母級了。不知道她現在過得好嗎?還記得童年時我們的第一堂人生課嗎?還會偶爾回想起我倆一起細數帝國大廈窗戶的往事嗎?如今,在帝國大廈所在地紐約,我向遠隔重洋的她遙遙地問一聲:“瑪嘉,妳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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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 回複 悄悄話 人性之美,希望人間無數個瑪嘉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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