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小靠君：有一種沉重叫做我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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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7日，一位中年人寫信給徐誌摩，信中他說：
“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裏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參觀博物館，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他在這天稍早之前也寫信給好友張慰慈，表達了差不多相同的理念：
“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的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隻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麽配批評蘇俄！”
在接下來的一封信裏，他又說：
“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為過當。我是一個重實驗的人，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社會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
“凡試驗與淺嚐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曆史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
“求之中國史上，隻有王莽與王安石做過兩次的“平均主義的國家”的試驗；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們的失敗應該更使我們了解蘇俄的試驗的價值”
這位對蘇俄正在推進的“龐大而前所未有之社會試驗”無疑抱著非常感興趣的、期待的、友好的態度。
這個人就是胡適。這一年他35歲。
這一年，也就是1926年，胡適因為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的機會，途經莫斯科，在那裏停留了三天。
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他參觀了蘇維埃博物館，參觀了監獄，都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所以，那時候的他，暫時收起對蘇俄本質的一些早期認知，認認真真詳詳細細地觀摩蘇俄方麵給他安排的參觀，從裏到外不懷芥蒂地、饒有興致地觀察了這個新生的古老國家。
他當時在這三天裏看到的種種現象，都鼓舞了他對蘇俄的好感–雖然在之前，他從小就對俄國人是頗為忌憚的。
這次有機會實地遊曆莫斯科，使他覺得，假如中國也能擁有這樣一次試驗的機會，那麽對於振興積弱的中華民族，應該是大有益處的。
-02-
差不多同時，在中國，一位比胡適小十多歲的年輕人，正在啟程前往美國，展開他燦爛的前程。
他1926年在美國拜克大學勤工儉學，1927年到德國，就讀於柏林大學。
他曾說自己被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聘為研究助手。其實這並不是事實。
但彼時在歐洲，確實是量子力學蓬勃發展，男孩物理學大行其道的黃金歲月。
1927年，第五屆索爾維會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了，一張匯聚了物理學界智慧之腦的“明星照”則成了這次會議的見證，數十個涵蓋了眾多分支的物理學家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不過，那也是德國民粹情緒抬頭，軍國法西斯複活的年代。
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失敗，他鋃鐺入獄，卻沒想到他的狂熱被德國人更廣泛地接受。
十年後的1933年，希特勒抓住命運轉瞬即逝的機會，成為了德國總理，並在第二年成為了德國國家元首。德國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
從那以後，愛因斯坦在德國，就漸漸呆不下去，最後隻能於1933年遠走美國。
不過在1928年，愛因斯坦還沒受到這樣的困擾。
愛因斯坦是經典物理學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無論怎樣也不相信玻爾的“男孩們”的主張：
世界是測不準的。
不管怎麽說，這位年輕人當時沒跟愛因斯坦產生關聯，他在柏林大學學習也沒持續太長的時間。
1928年10月，他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師從理論物理學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達爾文（Darwine r）。
1930年1月，獲碩士學位，隨後到劍橋大學讀研究生。
1930年9月，返美進麻省理工學院，師從D．J．思特羅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並繼續研究生學習。
1931年5月，再次獲得理學碩士學位。
我們完全不用懷疑，大好的前途正在等待著這位年輕人。
他的名字叫做：
束星北。
-03-
上世紀20-30年代，正是國際風起雲湧，運動應接不暇，大師輩出，思潮翻湧的年代。
胡適對蘇俄的好感並沒有持續太久。當越來越多的蘇聯國內的情況被報紙披露，被世人所了解之後，他就逐步改變了對蘇聯的看法與態度。
他有一段講話，談到蘇聯國內形勢控製的運作方式，真是說得又生動又深刻：
“現代的狄克推多（獨裁者）可就大不同了。狄克推多的要點在於長期執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鬥來畫諾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紀裏，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鬥會鼓噪造反的”
“所以現代的狄克推多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鬥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卻在那招牌之下來實行。俄國的二百萬布爾什維克，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即是那長期執政的工具”
“這樣的方式與民主方式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鬥的“權力欲”，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鬥人人自以為是權力的主人：
不但“逢時逢節”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奮張的擁護狄克推多，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讀到以上胡適在1934年12月18日在《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集中》一文中，所描述的情景，真令人產生時光荏苒，卻恍如當初的感覺。
胡適對蘇聯的看法存在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
促使胡適對蘇俄態度產生轉變的緣由，就是蘇俄當時對包括農民階層和知識分子在內的廣泛的人民采取的高壓政策。這裏麵有一個突出的例子是：
1936年起，蘇聯開始了大規模的肅反。
8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
1937年1月，皮達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
6月12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其他七名高級將領被處死刑。
胡適在1937年6月20日《獨立評論》二三九號的編輯後記裏說：
“這幾天蘇俄國內清黨清軍的驚人消息又占據了世界報紙的首頁地位，又使我們心裏不能不重新估計這個新國家的巨大試驗究竟有多大的穩固性。”
把這一場大清洗和這個新國家的穩固性聯係在一起來考慮，反映了胡適看問題的敏銳和深刻。
正是類似這樣林林總總的消息、使胡適一點一滴地把他的疑慮和事實像拚圖一樣一片一片串聯起來，獨立而深入地思考，終於窺見了蘇俄國家機器被重重包裹，被喬裝打扮起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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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1931年，束星北辭聘歸國，為的是與葛楚華女士結婚。
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正在國內的束星北先生憤然投筆從戎，於1932年1月受聘於南京中央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7月，因觸犯蔣介石於離開。其後，曆任浙江大學副教授、上海暨南大學、交通大學教授、係主任等職。
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後，束星北也於8月回歸，翌年升為教授。
此時他在相對論、量子力學、無線電和電磁學等方麵多有建樹，對相對論和無線電學造詣尤深。
1937年5月20 日，量子力學泰鬥、領軍者玻爾先生應邀來到中國。
他訪問上海後，受竺可楨之邀，專程到浙江大學作了原子核的學術報告。束星北就是這個時候與這位世界量子力學大師相識。在杭州講學的幾天裏，束星北和王淦昌幾乎與玻爾寸步不離。
束星北同他探討了原子核的複合核與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與愛因斯坦的爭論；王淦昌同他探討的是宇宙射線中級聯簇射的原因等問題。兩個人特別是束星北與大師之間，不僅是請教、探討，更多的是爭論。
即使玻爾是量子力學之父、“男孩物理學”的領軍者，束星北、王淦昌也並不會因為他的物理學權威地位就放棄跟他在學術上的爭論，而是依然保持著獨立思考。
玻爾同國後，不斷收到中國大學師生的信箋，探討物理學上的有關問題。也有些向他請教、詢問到國外深造學習的途徑。玻爾的回答千篇一律：
中國有束星北、王淦昌這麽好的物理學家，你們為什麽還要跑到外邊去學習物理呢?
束星北與王淦昌
束星北不僅深得玻爾、李約瑟等人的讚譽，他在浙江大學和山東大學執教時，曾經培養啟蒙過像吳健雄、程開甲（兩彈一星元勳，201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等著名科學家。
特別是，在他授課期間，有一個選修他課程的學生深得他的賞識。束星北發現他有物理天賦，在他的強烈建議下，這個學生放棄原本學的電機專業轉到物理係開始學習。
他的名字叫做李政道。後赴美留學，成為諾獎得主。
束星北治學認真，認真到一點不給他人留情麵。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有多大，學問有多深，他常常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報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長竺可楨一貫被認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許多人私底下對束星北不滿。他說：束星北有很多地方與別人不一樣，但他是個天才的科學家。
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能包涵像束星北這種個性鮮明、棱角鋒利的人，他黑白分明、剛直不阿的性格在那個社會也有生存的空間。
曆史車輪卻毫不留情地在向前滾動。
在1950年浙江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因為蘇步青教授受到汙辱，束星北氣憤之極，把某主任像揪小雞似的揪起來，一拳打過去，大罵：“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麽人嗎？你們算什麽東西？”結果蘇步青解脫了，他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的罪魁。
就這樣，一個具有剛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個剛性更強的體製。19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束星北反對“一邊倒”學蘇聯；你們教辯證唯物，我就教牛頓、愛因斯坦。對好好學習的學生耐心有加，對熱衷搞運動的學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難聽的話他也是說得出來的。結局是，不讓他上講台講課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氣象學，一年多發了十幾篇氣象學方麵的論文，小試牛刀，引起氣象學轟動。
他不是天才是什麽呢？
1952年院係調整時，如果束星北接受他的老朋友，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的邀請到中國科學院搞研究，也許他能逃過一些劫難？
但束星北當時不屑於加入科學院，他覺得，中國科學院有些人屬於“傾向性學者”，非科學家氣質多一些，他看不慣。
束星北的命運，因為這次的選擇，在忽然之間被逆轉了。但此刻的他還渾然未知。
這個讓他看不慣的科學院在1957年後幾乎成為中國科學家唯一的避風港。那一年，張勁夫冒險進諫，使中科院一批海外歸來的自然科學家沒有被打成右派。
而此時的束星北，在山東大學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職反省。盡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門上貼著他用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也擋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重點鬥爭對象。1957年，他當了“極右分子”，工資降到隻給20元生活費，而他妻子無工作，還有七個孩子。
1958年定為反革命分子管製3年，編入勞改大軍修水庫。饑餓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線上掙紮。
1960年秋，水庫工程結束，他被調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教學樓的廁所。
但這並不是最令他痛苦的事情，就在這時，他發現自己曾經的一批物理學家朋友同事全部都聯係不上，於是他感到，他們也許在進行核試驗，因此不能與外界聯係。
他是多麽希望參加到這個隊伍中，去發揮他的光和熱、去戰鬥。
他開始認真改造，認真刷廁所，甚至開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的好，刷的幹淨。
在此期間，束星北修遍了山東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隊大中型醫院的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等，甚至甚至連變壓器、鍋爐、水塔、汽車和食堂用的鼓風機，也在他的修理範圍之內。
他想盡一切辦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眾當中，重新開始科學研究，為建設祖國出一份力。
他也多次通過各種渠道寫信，建議國家開始研製原子彈。那時他完全不知道這項計劃早已開始。
滾滾向前的曆史已經把他拋棄。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傳來，舉國歡騰。
但是就在這歡慶中，誰也想不到在青島醫學院的一個小破屋裏，一位蒼老的科學家正蹲在地上雙手捂著臉，嚎啕大哭，聲音撕心裂肺……這是怎樣一種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沒？是遺憾？還是令人深思…
-05-
胡適1947年8月1日在北平廣播電台作題為《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的廣播演說，最後說到，世界文化還有第三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就是民主的社會治理方式。他說：
“有人聽了我這句話，也許要笑我說錯了，他們說最近三十年來，這已不時髦了，時髦的製度是一些代表勞農階級的少數精英，用強力來統治大多數的人民。個人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的遺產，是用不著的。集體應該有自由，個人應該犧牲自由，以謀整體的自由”
“我不承認這種批評是對的……俄國的大革命，在經濟方麵要爭取勞農大眾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采用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沒有兼容性的體係，我認為那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
“蘇俄這種製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它，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者，終於變成斯大林一個人的專製。三十年的苦鬥，人民所得到的經濟利益，還遠不如自由企業與社會立法得來的經濟利益那末多。這是很可惋惜的”
1948年9月27日胡適在以《當前中國文化問題》為題的一篇演講裏，兩處談到他對蘇聯的看法。一處說：
“我走過許多國家，我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經濟自由可以得到正治自由；也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正治自由可以得到經濟自由。俄國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來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減輕了多少？經濟自由得到了沒有？犧牲正治自由而得到經濟自由的，曆史上未有先例”
-06-
197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回中國，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斷層做些工作，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講學。
李政道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隻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
李政道很久都聯係不上自己的老師，他以為自己的老師隻是被長期擱置，做些氣象學研究，其實他根本沒有想到，束星北一會兒挨批鬥一會兒又平反，一會兒下放一會兒又回到學校，這時在青島掃學校的廁所已經整整三年了。
可是，束星北剛到山東大學的時候，待遇卻是很高的，他被華崗校長安排到隻有學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資格入住的魚山路36號教授別墅大院，薪水也定得很高，840元，為山東大學之最。後來減到720元，這個數字在當時高等學校裏也屬最高之列了。
束星北第一次與山大華崗校長見麵，剛坐下來，氣氛還是友好親切的，束先生談到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談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狹義相對論。華崗也談到了自己的曆史，談到在香港期間打過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華崗很快就將話題談到了“本行”：哲學。華崗是公認的馬列理論家，在他心目中，辯證唯物論神聖無比。
後來，華崗便以《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為題，從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係、現代物理學的新發現及其哲學意義、批判物理學中的唯心論、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五個方麵係統地進行了分析。以此來證明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的真理”，
華崗的文章重申了辯證唯物論的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神聖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階級性，尤其是華崗在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係一章中，把牛頓貶為“狹隘的、片麵的經驗論”，把愛因斯坦劃為“唯心論”。
這讓束星北無法容忍，也拿起筆來對華崗回敬：
“馬列哲學也好，辯證法也好，是有階級性的，而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兩者不存在誰大誰小，誰主誰次，誰管誰的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哲學就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辯證法也隻是一種方法，不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也不能說離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就會無所作為，因而不能過分渲染它的作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牛頓、愛因斯坦、玻爾也包括華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養出來科學家巴甫洛夫都沒有受過馬列教育，也沒有用唯物辯證法來武裝，不是照樣成為世界大科學家嗎？”
在那個時候，很多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雖然內心中一些觀念根深蒂固，但是看到建國以來各項建設事業的蒸蒸日上，人民積極奮發，內心受到的衝擊與震動可想而知。
比如大眾作家老舍，就飽含激情地寫下諸多新時代的頌歌、並承認自己之前是多麽錯誤和保守。
所以在那時，華校長秉持的觀點自然是流行的觀點。
而束星北保持獨立思考的觀念，就成了“異類”。他的文章，自然也就無處發表。他隻能用口頭向華校長“發表”，兩個人的“矛盾”從此大白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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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胡適更大也更直接的刺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對中國利益的傷害。
1948年2月21日胡適給周鯁生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寫道：
老兄，我提起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為的是要表明我對蘇聯確曾懷抱無限希望，不願意想象這個國家會變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
然而，胡適的願望落空了。
在這封信中，胡適繼續寫道：
但是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裏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蘇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蘇俄是世上第一個疆土最大的國家，今日是他的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全世界公認他是兩個最大強國之一。這正是他應該修善睦鄰的時期了。暴力是終究靠不住的，德國、日本都是眼前的鏡子。一個強國也還需要朋友，需要誠心愛護他的朋友。無論怎麽強的霸國，到了鄰舍害怕他、朋友拋棄了他的時候，就到了開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極盛時期已經過去了。
我拋棄了二十多年對蘇俄的夢想，我自己很感覺可惜。但是我觀察這幾年的國際心理，這樣從殷勤屬望變到灰心，從愛護變到害怕憂慮，恐怕不止是我一個人。
確實如胡適所言，害怕憂慮的不知他一人。
1946年12月1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中有雲：“估計該地於俄軍占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複置費用和質量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
消息傳出，愛國群眾嘩然。
被蘇俄搬運一空的東北鋼鐵工廠
到這裏為止，胡適對蘇俄的觀感，從他少年時期的提防戒備，到中年時期的熱切盼望而又漸生疑慮，再到日本投降後的一個時期，終於因由蘇聯訛詐英美兩國簽訂雅爾塔條約，極大損害中國的利益，到後來又強拆東北的工廠設備的做法，丟掉了最後一點幻想。
時間很快來到了1949年。這一年，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來說是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分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跑去了台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
應該實事求是地說，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占總體的絕大多數。
對於胡適來說，他同樣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1949年初，國共兩黨的炮聲還沒有停息，中國的前途依然在迷茫中徘徊，胡適懷著複雜的心情，離開了生他養他的祖國，離開了他最愛的祖國，去美國尋找自己的出路。
他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赴台。
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他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他已經看清了來路，也明白了去路。
-08-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首次試驗發射洲際導彈，引起一些國際上的軍事和經濟大國的高度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會采用各種手段跟蹤洲際導彈彈頭的降落點，期望能得到彈頭數據艙。
為防止泄密，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海洋局臨時成立了一個協調領導洲際導彈發射的海上方麵技術問題的辦公室，當時負責水文氣象數據保障的項目官員是已退休的國家海洋局原副局長陳炳鑫。
陳局長對導彈彈頭落水激起巨浪後，到海水平靜下來才能打撈需要的時間、海軍打撈人員能否在最短時間內搶到數據艙等問題，一直在進行思考。
1979年5月，陳炳鑫來到位於青島的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束星北老先生。
這時的束老，已經得到徹底平反，完全恢複名譽。不過，也已經被耽擱了二十年最寶貴，最年富力強的大有作為的年華。他是否還能幫助陳局長呢？
因為當時導彈試驗還處在對外高度保密中，陳炳鑫閑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請教彈頭落水後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靜的時間。
不過，當時陳炳鑫還不能夠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條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說：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減後平靜下來大概最多需要10分鍾。
陳炳鑫走後，束教授把此事作為理論實例在海洋一所中青年科技人員辦動力海洋學培訓班裏進行講解。他說： “這是一個波能消散問題，不能用三角函數描述波形，因為那樣有拐點、間斷點；也不能用正弦、餘弦描述，那樣就成了簡諧振動了，隻能用指數形式解決。”
經過課堂計算，束教授最終認為：彈頭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隨後湧浪迅速向周圍擴散，4分鍾後海麵可恢複到平靜狀態。如打撈保險起見，再翻番加一倍的時間，八九分鍾更沒問題。
“別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堅定地說。
後來，陳炳鑫把與老先生提供的細節問題寫到向上級匯報的材料裏，由當時的局長沈振東連其他海洋技術問題一並匯報中央負責領導，供打撈部隊參考。
1980年5月18日上午，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洲際導彈導彈艙與推進體脫離後，對準預定的濺落點，從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預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衝天水柱，海軍打撈部隊隻用了5分20秒時間便順利地將彈頭數據艙取回。
海軍打撈部隊見證了洲際導彈彈頭濺落激起由巨浪到衰減整個過程僅用了5分鍾，海麵便靜了下來，驗證了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計算結果。
不得不佩服，老先生一出手，就是大巧若拙、舉重若輕！
但是此時，距束老離世，僅有三年了。
自從78年初恢複工作，選擇到一所工作以來，他很想培養出高水平的人才，但他眼前麵對的卻是學術底子薄，人才基礎差的新研究所的人員。為此開辦了“動力海洋學進修班”，束星北重執教鞭，幫助所中人員補基礎。
他盡力了，但不能盡興。
他的一些學生，曾認為束星北生命的最後階段選擇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以他的水平和經驗以及國外關係，應該到高水平的大學去任教或做學問。這樣才會帶出一批高水平的學生。
而一所的學生，基本來自各科室的業務骨幹，這些“骨幹”多數是工農兵大學生，加之“運動”經曆，大都先天不足，束星北難以施展身手。
顯然束星北也感覺到了這個問題。周誌成在一篇文章中回顧道，束星北曾托他轉告許良英幫他物色高水平的學生。周誌成問什麽樣的學生條件，束星北說：
“要找像李政道那樣的”
談何容易。
這個束老，顯然不知道選擇重於勤勞的道理，在他的人生道路中，竟沒有做對過任何一次重大的選擇，總是那麽不合時宜。
1983年10月30日淩晨3時，束星北先生因患老慢支和肺心病，病逝於青島。
不過，束老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病重期間，他覺得自己雖七十多歲，但大腦仍跟二三十歲一般，要求捐獻出自己的遺體用於醫學研究。束先生家屬按其遺願，向有關單位遞交了“遺體捐贈申請書”，並完成了遺體交接工作。
不巧的是，這期間，青島醫學院各級領導班子都在“大換血”，束星北遺體就被遺忘了。
半年以後，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時發現遺體已腐爛不堪。有關領導見遺體非但不能解剖，連標本價值也失掉了，便遣了兩個學生將其送到醫學院院後的“舍林子”裏埋掉。
去“舍林子”須走醫學院的正門，這樣一來就得繞一個很大的圈子，兩個大學生在處理遺體時，為了省事，他們趁著沒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將束星北的遺體草草地埋葬在學校籃球場旁邊的雙杠下麵。
多年以後，《束星北檔案》問世。熟知他的一些人（多為他在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學生），想借“檔案”越來越為學界關注的契機，給束星北舉行一個遷墳儀式，將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島醫學院操場雙杠下的遺骨起出，安葬在青島名人園他的塑像下麵，以悼念追懷先生的英靈。可是跑了些單位，皆無下文。
再後來，一些人想以民間的形式將這事辦了，卻發現束星北的墓已經消失了。
青島醫學院校園裏幢幢大樓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遺骨的地方，已蓋起了大樓。
風從樹林和建築中穿過，從曾經是束老埋葬的地方穿過，留不下任何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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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做七十大壽時，報紙上刊登了胡適寫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不要大權獨攬而應發揚民意，做個“無智、無能、無為”的遵紀守法的“三無領袖”。
胡適雖然後來輾轉去了台灣，卻並不代表他會向蔣介石和集權低頭，依然保持著獨立思考。
這當然使得國民黨很惱火，認為胡適在台灣“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於：“散播和推廣個人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XX派的大師。”
不過，胡適很幸運，國民黨除了組織力量進行草草批判以外，並沒有把他投進監牢。
此後，胡適於1962年2月24日在台灣病逝，終年72歲。
-10-
束老“倒黴”的時候，大兒子在部隊正要被提拔。因為束老的事情，卻直接被趕回了家。
當時這樣的情況我們現在不能想象。他兒子回來之後，沒有組織分配，什麽工作都不讓幹，也就毫無生活來源，可能要飯都沒人敢給。大好前程就這樣被毀了。
所以，大兒子一直不肯原諒束星北。
有一年，束星北的女兒去父親的老朋友王淦昌家中看望他。談及家庭失和，鬱悶的她認為父親為人處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很多事情也許就會不同。
沒料到，一向溫和懦雅、父親一般慈祥的老人臉上出現了怒容。
王淦昌對她說：“你父親說的，是我們想說沒有說的，你父親做的，是我們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沒有任何問題，他隻是跟我們不一樣！”
1979年，多虧曾經的學生、諾獎得主李政道的關心，束星北被平反。
當年竺可楨校長口中天才的科學家束星北，是最晚一批被平反的人。
然而此時，他已經是一個72歲的老人，他思維最活躍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據他女兒說，六十年代，束老在青島醫學院掃廁所的那幾年，常在雪地上用掃帚寫滿密密麻麻的公式推導，用這種方式，竭力保持自己頭腦的靈活。
為了獨立思考，束老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也是國家和民族s的重大損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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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有獨立思考能力，但是格局太小，結果把自己送入了絕境。
真正既有獨立思考能力，格局又夠大的，應該是胡適。
胡適最審時度勢表現其判斷能力的一著，就是在關鍵時刻逃離了魔掌，不然這麽有獨立思考能力，第一個被毛當街當眾打出屎來的就是他。
束自投羅網，掃廁所還掃出情懷來，把自己的7個孩子作大公無私的祭品，還始終戚戚在獨裁權力麵前懷才不遇，竭力為奴隸主培養奴才，致死還作自戀式的奉獻，好算是獨立思考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