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若水：護照

一

近日網傳，最近國內開始嚴控公民因私出國，管控範圍持續擴大，不僅是基層政府公務員、國企員工出國受到限製，學校教師、醫護人員也受到限製，越來越多的人被強製要求上繳護照，違者將遭到處罰。

湖北省委組織部和省公安廳為此專門發布了《關於繼續開展違規辦理和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責令有關部門要把證照上繳問題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對待。一國企公司近20名員工因逾期未上繳護照受到處罰，包括黨內警告、降級、罰款500至5000元人民幣等，還有同事被紀檢部門官員叫去訓話。據聞，寧夏、河北、福建、遼寧等不少省市區，也出台了類似的文件。

目前國內，限製出國的範圍持續擴大，已影響到各行各業的民眾。報導指出，《福建醫科大學教職工因公出國（境）政審工作規定》要求對申請出國人員進行嚴格審查。

一位辦理過出國旅遊的人士還透露，他申請時不僅被嚴格審批，出國前還被要求寫“承諾書”，內容包括不準參加任何境外組織，不準發表所謂的不利於國家的言論，不準泄露所謂的國家機密等。（楊向文，《當局強製收繳公民護照，想出國須嚴格審查》，《寒冬》，2019年4月26日）

眾所周知，護照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發給本國公民或國民的一種旅行證件，用於證明持有人的身份和國籍，以便其出入本國及在外國旅行，同時亦用於請求有關外國當局給予持照人通行便利及保護，僅此而已。絕大多數正常國家的憲法都明確規定，公民有遷徙和旅行自由，這是公民的神聖權利，任何部門（包括政府各級部門）和個人不得隨意侵犯此權利。因而公民有持有護照的合法權力，有關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拖延頒發。任何部門都無權扣押公民的護照，除非當事人因涉嫌犯罪和其他法律指控，不得隨意離開某指定的區域，有關執法部門方可暫扣其護照。

當然作為一個“有特色”的國家，自然不在正常國家之列，根據政治需要隨意拒絕頒發和強行扣押公民護照也就不足為怪了。其實，嚴控和扣押護照並非今日才始的，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是當局的標準程序。當年我就曾有兩次這樣的經曆，隻是那時普通民眾能有機會出國的人少而又少，根本接觸不到護照，甚至不知道護照為何物，一般人無法得知而已。

二

我第一次有幸見到護照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即將結束，經導師聯係，我到當地一家知名大型國企的研究院去做畢業論文，在一個有八、九個人的研究組一起攻關一個科研項目。實際上他們的課題早已定論，已不是什麽新課題，我們每天的中試工作，就是測試、分析一批樣品的各種理化參數，並據此對其組分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優化，為其上正式的大型裝置做最後的準備。那時文革剛過，科學技術已被定義為生產力，知識分子也拋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正逐漸被重視起來成了香餑餑，似乎“科學的春天”要來了。組裏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因而學術氣氛濃厚，每個人都很敬業，組裏的人際關係和諧融洽。因技術職稱的評審從六十年代就完全停頓了，因而組裏所有的大學生成員，即便畢業十多年了，還都是同一個“技術員”職稱。

組裏有個技術員，其妻是朝鮮族，直係親屬仍在朝鮮，十多年沒見麵了，從文革後的1978年開始申請赴朝探親，曆經數次上下“公文旅遊”的各種政治審查和不懈的努力，“屢敗屢戰”，終於被批準了。臨出發的前一天，這個技術員興高采烈地來和組裏告別，大概是應組裏同事相求，帶來了護照以供大家瞻仰這個來之不易的寶貝。護照傳到我的手裏，我小心翼翼地翻看著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的神秘勞什子，有點莫名的躁動、興奮，虔誠得隻差沒有沐浴焚香了。其他特征都記不得了，隻記得他的護照照片是二寸大的一家四口全家福，夫妻倆和兩個孩子，好像是全家四人隻有這一本護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護照的模樣。

當時這個技術員喜憂參半，喜的是終於可陪妻子去異國探視從未謀麵的親戚，憂的是即便是去朝鮮這樣近在咫尺的鄰國，其高昂的費用也令一般民眾難於承擔。聽他說，朝鮮當時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高多了，出國探親又不能太寒酸丟國家的臉，還要給親戚帶禮物，很是發愁。在那每月工資僅四、五十元的時代，絕大多數人都是“月光族”，能撐到發工資而不經濟危機者少而又少。他們又是因私出國，並無任何補貼和費用報銷。因而從幾年前開始申請，他們就省吃儉用，硬是從牙縫裏摳出了兩百多元，又經領導特批，從工會借了三百元的巨款，這才勉強夠全家縫製出國禮服、旅費和幾件幾乎拿不出手的禮物的錢。他很愁悵如此囊中羞澀，何以麵對朝鮮的親戚，同事們都隻能“紅口白牙”地安慰、寬心，即便是有心也實在無力幫助。

一個月後他回來上班了，沒過兩天，院裏政工幹部就來通知他，說接上邊電話要他盡快將護照交回到有關部門保管。他說我花幾十塊錢辦的私人護照為什麽還要交上去，不明白其中的緣由。還好，畢竟到了科學的春天，也沒有人再像以往那樣敢對臭老九們惡言相對甚至上綱上線。那來人隻好耐心仔細解釋再三，說這是上麵的章程，沒有理由隻能照辦。他雖剛開始憤憤不平，到後來卻也隻能諾諾連聲稱是，第二天麻溜溜地交上去了。在交上去前，他又將護照帶到組裏，同事們再一次像拜謁聖物一樣翻看了一番，我發現上麵多了兩個出、入中國邊防的紅色中文印章，另有兩個朝鮮文的印章，大概也是出入境的憑據吧。

三

我自己能擁有護照，那是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事了。我的一篇論文被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接受，收到了大會發來的邀請函。按學校規定，所有參加學術會議的開銷須從本人科研經費中出。恰逢我作為學校的首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博士後，從全國博士後管委會剛申請到一筆不菲的科研經費，其中還包括一筆美元外匯，有這筆錢才有了參會的可能。那時，出國是件大事，需要層層政審把關，大概祖宗八代，所有社會關係都要捋一遍。還算順利，係、校很快批準了我的與會申請，並報國家教委通過了，前後才不過月餘時間，效率是很高的了。

當時各種類型的護照都直接在省政府辦，不像後來歸公安局管。於是我拿著學校外事辦出據的公函，抱著一大袋包括各級部門批件和大會邀請函的材料，去了省政府外事處。辦事員仔細審核了所有附件後，當場應允，收了二十元的護照工本費，讓我在出國一周前，持當地公安機關的出境許可證來拿護照，並特別強調不可早，對此我雖不知是何意，也懶得去細究。但卻著急了，這哪成，按教委規定，會前一月務必要將護照寄至教委，以便統一辦理簽證。出國前一周才給哪再有時間，難道她不知道出國除要護照，還須要他國的簽證嗎？我慌忙翻出教委的有關來函，又經交涉，那辦事員才改口要我三日後來取。

三天後按約我去省政府領取護照，拿到手後心情激動難抑自不必說，這是一本深咖啡色皮麵的“因公護照”，仔細檢查所填所有欄目準確無誤後，我正要起身，辦事員拿出早已開好的五十元押金收據，要我付款。我以為她搞錯了，忙解釋說二十元的工本費我已交過了，她說沒錯，工本費你交過了，這是押金。忙問何為押金? 為何要交? 她說，按規定，回國後務必要在兩周內交回護照，逾期則不退押金，還要寫檢討，並會影響下次使用。我傻了眼，哪會知道還有這個規定。這時才隱約記起七、八年前研究院那位技術員回交護照的往事，也理解了辦事員要我出國前一周方可去拿，而不得提前的緣由。即要控製並保證護照在個人手裏的時間盡可能的短，以防止個人未經組織批準而私自使用護照。天哪，這是把老百姓當賊在防，怕沒有權力用手投票的民眾用腳投票。其實即便是任我隨意出走，就憑我那兩吊錢的瘦工資，哪裏也去不了的！

那時我的工資雖已漲到七、八十元，加上每月一百元的博士後津貼，已高於係裏那些工作了幾十年的副教授們，屬係裏的高薪階層，但五十元仍是個大數字，尤其正值月底，口袋裏不可能隨身帶那麽多現金。於是隻好抱歉一聲，打道回府去籌款。因是月底，有餘錢者不多，費了一番周折，總算湊齊了五十元。第二天趕在上班前到了省政府，拿回了期待已久的寶貝護照，怕耽誤事，返回學校後直接交到外事辦，請他們寄往北京教委辦簽證。

離會期還剩半月，仍沒有簽證的消息，隻好跑到校外事辦詢問。這才知我的護照半月前就已簽好寄回了，隻是按省上規定，在出境前一周方可交與本人。我雖心裏罵娘，卻也不好為難辦事員，他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隻好悻悻而歸。好不容易挨到規定時日，我拿著從公安局辦好的出境許可證，總算領回了護照。

現在國內護照普遍如蘿卜白菜，早已不是什麽新鮮物件，但在當時卻依然稀罕。得知我辦好了護照，兩家的親屬們紛紛上門一窺其貌，此前幾乎沒有人見過，他們拿在手裏仔細揣摩的神態，猶如多年前第一次見到時一般。

從日本回來後的第三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省政府外事處上交了護照，倒不是怕違了規定，而是又到了月底，家裏四口人還急吼吼地等著那五十元派用場呢！

四

轉眼就到了來年，經導師的推薦和幫助，終於在美國一大學覓得一博士後的位置，而且得到係、校和教委的批準，以“自費公派”的名義赴美。年前去日本時辦的護照是五年有效的，因而就省卻了辦理護照的諸多麻煩。按國家教委外事部門的安排，我要在北京參加兩周的出國集訓和辦理簽證、預定機票事宜，時間定在5月21日。出發前去省政府拿回了護照，有了上次的經驗，去時帶足了五十元的押金。

這次集訓的時間點真不是好時候。那是1989年的事，5月20日下了火車，剛被宣布戒嚴的北京城裏亂成了一鍋粥，到處是路障和停駛的公交車，廣播車和路旁的高音喇叭在聲嘶力竭、一遍又一遍地宣讀著戒嚴令，似乎即將進入戰爭狀態，令人毛骨悚然。教委集訓基地在郊區，早已找不到去那裏的公交車，隻好從火車站步行到天橋附近導師所在的研究所，暫時借宿在師弟們的宿舍裏再想辦法。剛好所裏來訪的外賓次日要外出遊覽，經陪同的師弟們斡旋和安排，他們順路將我捎帶到基地，總算沒有耽擱集訓。

兩周的集訓按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期間專門安排時間送學員們到各相關國家駐華使館去麵試簽證。當我把護照遞入簽證窗口後，簽證官倒沒有怎麽難為，隻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雖然我的英語很爛，也還是勉強應付過去了。6月3日上午按約去了美使館，領回了蓋了藍色簽證“大印”的護照。翻來複去地看著手中的護照，心中欣喜難抑，隱隱地感覺到，這本護照大概會給我帶來此生的另一次大的命運轉折。

因時間還早，順便去了天安門廣場，從遠處看那裏到處是旗幟和帳篷，還有那尊“自由女神”塑像。此時的北京中午氣溫已達30度左右，我穿著短衣短褲在陽光下仍大汗淋漓。此時的帳篷也就成了“塑料大棚”，裏麵溫度至少在40度以上。我穿梭在帳篷間，裏麵基本上沒有什麽人，剛好看到我們學校的旗幟，就湊過去了。還好，有幾個學生在帳篷旁席地而坐，麵紅耳赤地在爭論著什麽問題。

“他鄉遇故知”被列為人生四大幸事之一，雖和這幾個學生並不認識，在北京見到他們還是感到蠻親切的。經寒暄方得知，因天熱，白天在帳篷裏幾乎無法待，北京本地的學生，白天大多撤回了學校，或在廣場周圍的建築裏納涼，外地學生也都就近找地方避熱，隻有到了晚上才會再聚集回來。據他們講，我校有幾十個赴京學生在廣場，由於在打一場看不到結果的疲勞戰，又逢天熱，士氣普遍有些低落。他們估計如這樣拖下去，過不了幾天學生們就會散去的。對這些“反官倒、反腐敗”、不辭勞苦抗爭的學子們，內心裏充滿了由衷的敬佩，因出差在外，也無以表達支持之情，僅將身上所帶的不多的一點錢留給他們略表心意。

當晚乘火車返回，經三十多小時的旅途顛簸，5日晨回到家中。家人見我毫發無損都如釋重負，生怕我被卷在其中受害，也擔心我會被困在北京暫時回不來。我這才知道發生大事了，在北京發生了用坦克、重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流血慘案。當時沒有手機，列車上的廣播也不會播報此類消息，路途中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到學校後，上上下下都被卷入了那場慘案的餘波中，沒有人再記得“護照不得在個人手中保存”的規定，我也懶得去自找麻煩，擅自將我的護照“滯留”手中近一月。

半月後，接到教委集訓部的通知，我的赴美機票被定在7月4日，於是除加緊辦置出國的行頭外，還要去戶籍所在的當地派出所辦理出境許可證。當時“六四”剛過，欲出境者需由單位出具“沒有參加動亂”的證明方可。好在那時雖同情、支持學生們的正義行動，但憑以往的經驗知道秋後算賬時，教師身份和學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就沒有太張狂，僅隨大流而已，所以很輕易地就拿到係裏和校方的證明。因是一年期的出國，按規定要注銷戶口，交回身份證。那時剛開始實行身份證，上麵黏貼著黑白一寸照片，看著戶籍員撕下了我身份證上的照片還我，當場銷毀了身份證，又在戶口簿我的那一頁上，蓋了一個紅色的“注銷”印記。當時心情十分複雜，看來我已被注銷了戶籍，在國內就已是“黑人黑戶”了。

幾天後，拖著一個大箱子，懷揣著護照和由特批“外匯額度”換來的50美金開始了我的旅美曆程。一年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和我團聚在美國。

五

到了美國，雖很快就有了“駕照”這個身份證，但護照卻是當仁不讓的第一身份要件，辦理一些事涉身份的大事都少不了。大概是離得太遠夠不著，自己的護照自己保管，再也沒有人來催你交回。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到期的護照也換了一本又一本，因公換成了因私，直型的換成了橫型的，直到有一天換上了深藍皮麵的美國護照。這才知道在美國申領護照通過郵局就可以辦理了，隻要是美國公民，就可以申請，不需要政治審查，也不需要其他任何審查，隻要交了工本費，就在家中等待郵差送上門。這些年來，除了出入海關外，好像還沒有人查看過護照，更不要說扣押。一晃十年期的美國護照已換了兩本，很快就要換第三本了，幾十年裏在美國走南闖北，曾在多個地方討生活，說走就走，不用申請，也不要任何人批準。

那年，去國多年第一次探親回國，一日路過省政府，忽然想起當年我還在此有五十元的護照押金，往事就像昨日才發生的一樣，曆曆在目，忽然湧上心頭，不勝噓唏。當時，五十元是許多人一月的工資，一家數人的生活費，幾乎可買小半扇豬肉，而如今恐怕連一個稍大點的豬肘子都買不來了。

2019年4月30日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四六五期（cm19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