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CUSPEA（ZT）

黃慶橋：李政道40年前“突發奇想”的創議，如何影響一代人？

上世紀80年代，李政道教授專程到洛杉磯參加CUSPEA代表團總結會，並在加州理工學院為代表團舉行告別招待會。李先生旁邊的李兆平是1984年CUSPEA女狀元。（知識分子資料圖，由柳懷祖提供）

1979年4月初，美籍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應邀回國講學。就是在這次講學過程中，李政道“突發奇想”選拔中國優秀學子赴美留學並付諸實踐，遂成在當代中國科教發展史上影響深遠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簡稱CUSPEA）。2019年恰逢CUSPEA創立40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回顧CUSPEA的創立與實施過程，對於深刻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CUSPEA的創立，一方麵源於李政道對自己早年的“機遇”與“幸運”的感恩情結；另一方麵，李政道先生是在恰當的曆史時刻，及時提出了一項完全契合時代發展趨勢和中國發展需要的創議，故而得到中美兩國的積極響應與支持。

鄧小平：要成千上萬地派遣留學生，不是隻派十個八個

“文革”十年，中國科學、教育事業受到重創，科學研究事業幾乎陷於停滯，人才培養工作陷於中斷。改革開放伊始，我國人才隊伍出現嚴重斷層的局麵，特別是科技和教育領域，人才斷層最為明顯，一線科研人員和高水平師資嚴重匱乏。借助外力大力培養人才，並恢複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和教育領域的交流和交往，成為現實的急需。

1977年8月，剛剛複出不久並自告奮勇分管科教工作的鄧小平同誌，主持召開了載入史冊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在談到接受華裔學者回國和派遣留學生時說：“有一批華裔學者要求回國，我們要創造條件，蓋些房子，做好安置他們回國的準備工作。接受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措施，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我們還要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我國講學。”由此可見，“請進來、派出去”是鄧小平“科教新政”的重要內容。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校長劉達關於該校情況的匯報時再次明確指出：“我讚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請教育部研究一下，在這方麵多花些錢是值得的。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正是在鄧小平的一再指示下，教育部於1978年8月4日發布了《關於增派留學生（進修生和研究生）出國的通知》，加大派遣留學生工作的力度。

然而，在1970年代末，派遣留學生的工作在實際操作中並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說是步履艱難。問題的關鍵在於，由於“文革”的耽誤，有一定基礎的可以外派學習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本來就不多，再者，由於長時間與西方發達國家交流的中斷，國外大學難以有效判斷中國外派人才的真實水平，因而不敢貿然接受中國的外派留學人員。另外，要赴美留學，正常的程序是，首先要通過語言資格考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TOFEL和GRE考試，然後才能進入申請美國大學的程序。可是，1970年代末的中國並沒有舉辦TOFEL和GRE考試，這就讓向美國派遣留學生攻讀學位成為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同樣的原因，西歐發達國家也無法接受中國外派讀學位的留學生。

應邀來中國講學，李政道“突發奇想”創議CUSPEA

正當中國向外派遣留學生工作躊躇不前、困難重重的時候，李政道於1979年4月初應邀來中國講學，至5月18日結束，地點在北京友誼賓館，主要講授《統計物理》和《粒子物理與場論》兩門課。全國33個科研單位、78所高校，共約1000餘名科研人員、教師和研究生參加了聽課。

1979年，李政道教授應中國科學院之邀來華講學時與嚴濟慈、錢三強、趙忠堯等著名物理學家合影。（供圖：柳懷祖）

因時機特殊、各方高度重視、持續時間長、受眾麵廣、講學效果好等，李政道這次講學影響非常大。1979年4月15日，鄧小平會見了李政道，對這次講課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鄧小平說：“聽說你的講學很緊張，一天要忙十幾個小時，頂得住嗎？大家都反映你講得很好，反響很強烈。不談感謝了，你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你做出的貢獻很大。”

在近兩個月的課堂討論、課間交流過程中，李政道感到，中國學子求知欲強，基礎知識紮實，很多人的學術水平並不比美國學生差，如果能選拔這些聽課學生中的優秀者到美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接受嚴格的科學訓練，學成回國服務，必將對中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產生積極影響。

李政道後來回憶說：“目睹當時祖國麵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狀況，我憂慮萬分。我深感，為加快祖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隻在國內舉辦講座補課是遠遠不夠的。我從自己成長的經曆中深切感到，必須盡快為祖國的一批年輕人創造係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係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長遠之計，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才在1979年設計了這一獨特的、暫時性的CUSPEA項目。”李政道談到的“我從自己成長的經曆中深切感到”這句話，是促使他創設CUSPEA的另一動因。1946年，經恩師吳大猷先生推薦，李政道得以赴美深造。李政道先生一直對此念念不忘，這也是促使他舉辦CUSPEA的內在動力。

另一種天分：李政道的戰略眼光與組織能力

李政道不僅有著超乎常人的戰略眼光，而且是行動派，有著極強的組織協調和執行能力。有了上述想法並認定它的意義和可行性之後，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全力以赴付諸了實施。

首先，李政道積極與美國大學溝通，取得認可和支持。這是啟動這件事的前提條件，因為如果美國大學不認可，所有的工作都沒有意義。幸運的是，1979年初，中美兩國友好關係全麵恢複，正如1979年鄧小平在結束訪美之際所指出的：“現在中美兩國之間政府一級來往的障礙已經排除，人民之間的來往可以更加頻繁、更加密切，我們希望美國各界朋友多到中國來走走看看。中國的大門對一切朋友都是敞開的。”

在此時代背景下，李政道從自己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著手展開了這個項目。李政道對此的回憶是：“1979年春，當我還在北京講課的時候，就為這個問題做了一點試驗。我和我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的教授們聯係，請他們出一份能達到入哥校物理係研究院標準的試題，寄到北京。在科大研究生院嚴濟慈院長、吳塘副院長協助下，舉行了第一次PRE-CUSPEA試點考試，從中選了五位同學。然後我將這五位同學的試卷和履曆寄至哥校，請哥校物理係開會決定，這五位同學是否能入哥校為研究生。如能夠入哥校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係承擔他們所需的全部經費，直到得到博士學位。同時，我又請物理係替這五位同學向哥校大學招生辦公室補辦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續。由於這五位同學成績優良，他們都獲得了哥校物理係的同意，順利入學了。有了這樣一次具體的實踐，我就比較容易說服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的領導和同仁們，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和讚同。”這段不到300字的文字看似簡單，實則信息量極大。在沒有任何先例的情況下，李政道與哥校物理係以及校方的溝通、說服工作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項目還要得到中國領導人的認可和支持。派遣留學生是大事，尤其是在那個特殊年代，沒有中國領導人的首肯和支持，這件事也是很難推動下去的。幸運的是，在當時，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國家領導是人鄧小平，他特別強調要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派遣留學生，而且在4月15日接見李政道時已經對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5月17日，時任國家領導人華國鋒接見了李政道。此時，李政道的講學即將結束，他的腦海裏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關於中國向美國大學派遣留學生的想法和思路。因此，在這次接見中，李政道向華國鋒正式提出關於創設“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的建議：組織美國著名大學在常規的招收研究生計劃之外，在中國聯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國大學出全額獎學金，學成回國服務。華國鋒也是大力支持李政道的這一想法的。有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支持，李政道便可以在操作層麵快速推進這件事。

再次，這件事的成功還需要得到中國科技和教育部門的認可、支持和配合，否則也無法推動下去。當時，李政道與中國科教界比較熟悉，他來中國講學就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和錢三強邀請的。當時，嚴濟慈還兼任中科院研究生院院長，是老一輩科學家代表性人物，威望很高。因此，李政道在講學期間首先向嚴濟慈談了自己的想法，自然得到了嚴老的熱情回應和大力支持，他們非常深入細致地探討了這一計劃的實施細節，以確保項目的成功實施。

兩次PRE-CUSPEA試點考試奠定成功基礎

在上述工作順利開展，大的原則性問題都無障礙的情況下，李政道並沒有急於求成，倉促全麵鋪開，而是先做試點試驗。1979年，李政道在講學過程中產生了這個想法之後，就立即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出好試題郵寄到北京，很快就舉行了選拔考試，這就是第一次PRE-CUSPEA試點考試。這次考試對象僅限於聽課學員，選中的五位學員（四位來自中科院，一位來自北京大學）也都順利地獲得了美方提供的全額獎學金，並於當年秋天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五名同學不負眾望，在哥校學習成績優異，在1979年底的期末考試中，第一、二名均來自這五名同學，另外三名同學的成績也非常靠前。五位同學的優異成績讓國內方麵非常振奮，中科院主辦的《科學報》在1980年1月18日以《我院赴哥大研究生學期考試名列前茅》為題予以詳細報道。有了這次成功的實踐和經驗，李政道決定將其推廣到美國其他高校，並很快於1979年下半年舉辦了第二次PRE-CUSPEA考試。

第二次PRE-CUSPEA考試的目的在於將該考試擴展至其他高校。李政道對此回憶說：“因為我是哥校的教授，哥校的手續比較容易辦，而其他大學呢？這就產生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PRE-CUSPEA試點考試。在美國除了哥倫比亞大學外，有紐約市立學院、卡內基-梅隆大學、俄勒岡大學、匹茲堡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五校的物理係參加。開始的時候，這五校的招生辦公室都是反對的，因為按美國大學的規定，申請入學的第一輪審查機構應該是大學招生辦公室。他們不能放棄這份責任和權力。因此，我很費力地向各校的招生辦公室主任說明當時中國的特殊情形。各校物理係的朋友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很幸運，我都說服了各校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員。同時這五校物理係也同意負擔被選上的PRE-CUSPEA學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費用，直到獲得博士學位。”

秉持一貫嚴謹細致的風格，李政道與國內方麵就第二次PRE-CUSPEA考試進行了詳細的溝通。1979年11月9日，李政道致信嚴濟慈和周培源（時任北大校長），對第二次PRE-CUSPEA考試的時間、地點、參與對象、改卷事宜、被錄取學生赴美時間及待遇等諸多具體問題，進行了細致的說明和交代，並隨信寄來了這次考試的試題。第二次PRE-CUSPEA考試於1979年12月26日—29日舉行，本次考試共選拔了13人赴美深造，這13人並不僅限於中國科學院係統和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西北大學各有一名同學入選。這批學生於1980年秋赴美深造。

這兩批PRE-CUSPEA赴美深造學生被譽為是“第零期”CUSPEA學員。這兩次考試的成功舉辦，加強了中美之間的互信，解決了若幹原則性問題，初步形成了考試選拔的流程和模式——實踐證明，在還沒有TOFEL和GRE考試的情況下，在常規的赴美留學途徑之外，是可以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向美國派遣中國留學生的通道的。

CUSPEA的全麵展開

有了1979年的兩次成功實踐後，李政道積極與國內商議，在取得支持的情況下，決心在全美高校大規模地開展CUSPEA招生考試，選拔更多優秀中國學生赴美深造。李政道從中國官方、美國高校兩個方麵著手，全力推動CUSPEA的大規模實施。

首先是取得中國方麵的認可、支持與配合。

1980年1月初，廣州粒子物理理論研討會召開，這是一次海內外華人物理學家齊聚的盛會，也是改革開放後我國舉辦的第一個大規模國際科學會議，李政道應邀前來參加。會議期間及會後在京期間，李政道多次與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溝通CUSPEA之事，獲得了有關方麵的充分認可和大力支持。1月10日，還在廣州開會的李政道就寫信給主管科教工作的方毅副總理表達了推廣CUSPEA的想法以及若幹具體問題。會後，他又到北京與有關方麵磋商細節，回到美國後亦與國內通信不斷，交流具體問題和細節。

1980年3月16日，方毅副總理致信李政道，表達了中國政府堅定支持CUSPEA的明確態度和實施原則：“政道先生：在您給我的信中提出的，在我們國內舉行出國研究生考試的建議，我深為讚同。教育部已就此事與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商妥，在國內的具體組織工作即由他們負責。先生想已著手籌備此事，有什麽需要國內辦理的事項，以及還有哪些建議，請隨時告教育部蔣南翔部長，或請直接寫信給我。”

1980年5月13日，教育部發布《關於推薦學生參加赴美研究生考試的通知》，對CUSPEA招考工作做了詳細的說明和安排。隨後，根據通知精神，成立了由嚴濟慈、周培源、錢三強等25名知名科學家組成的CUSPEA招考委員會，嚴濟慈擔任委員會主任；同時成立了CUSPEA辦公室，設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全麵負責相關考試具體事務。第一屆CUSPEA大規模招考工作正式啟動。

另外一方麵，要使CUSPEA招考工作成功，美國高校的配合是關鍵。為此，李政道傾注了很多心血，他向哥倫比亞大學招生負責人谘詢美國大學研究生錄取的基本流程，以掌握要點；在此基礎上，又花費很長時間設計CUSPEA招考的流程和相關表格，這是極為繁瑣且不易的，主要是靠李政道自己完成。然後就是向各大學的物理係和招生部門發函，征得同意，這些非常繁瑣細致的具體工作，都是李政道在夫人和助理的幫助下親自完成的。

對此，李政道有較為詳細的回憶並對夫人和助理表達了感激之情：

“在美國，所有實施CUSPEA的組織協調工作乃至每年三輪向美國各大學和國內各大學發信，發信之多曾緊緊塞滿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內及附近的幾個郵筒，郵局向我抗議，因為阻礙了其他郵件的正常收發，因此我和夫人秦惠?、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不得不推著小車送至附近及較遠的郵局去發。每一輪學生申請入學的細節，每位學生在美學習期間的費用，甚至他們在美國留學時學習及生活上的種種瑣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及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為同學們一個人一個人、一件件地去做、去落實的。在CUSPEA實施的十年中，十年爭取到給近千位CUSPEA同學在得到博士學位前在美全部費用總額達近億美元，粗略估計每年都用去了我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

CUSPEA辦公室曾對這一考試的要點做了總結，頗能說明這一考試的特點：

1. 由美國教授負責物理命題，中國教授負責英文命題，由中國舉行考試、閱卷和評選推薦，最後經被推薦者個人申請，由美國大學錄取，以此建立一項從中國挑選物理研究生的客觀標準來代替GRE和TOEFL；
2. 在入學申請的程序上，省略了美國大學通常必須填寫的正規入學申請書，也不必經過學校的招生處，而是用李政道先生設計的申請表，提前直接寄到各校的物理係；
3. 美國大學的物理係，一般是在每年2月份開會討論錄取研究生，而對CUSPEA學生的第一輪申請，在元月底以前就要作出決定，是優先錄取；
4. 美國大學對錄取的CUSPEA學生，一律提供資助。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李政道設計CUSPEA項目的初衷，是要為中國培養科技人才的，根據他的設想，所有CUSPEA學生學成是必須要回國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政道與美國政府商定，給CUSPEA學生發的是IAP66簽證。這種簽證，畢業後是不能在美國工作的。後來，由於情況的變化，致使很多CUSPEA學生未能按時回國效力。但是，不能因為有部分CUSPEA學生未能回國服務就否定CUSPEA，而是要戰略地看待CUSPEA的深遠影響：一方麵，回國的CUSPEA學生為國家的科技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另一方麵，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交流的深入，當年沒有選擇回國的CUSPEA學生不斷回國進行學術交流，架起了中美科技交流的橋梁。

CUSPEA化險為夷

1980年2月1日，在做了充分的準備之後，李政道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工作，向53所美國高水平大學物理係係主任和教授們發了200多封內容相同的信。“從那時起，CUSPEA才算正式全麵地開始了。”然而，正當第一屆CUSPEA招考工作緊張而有序推進的時候，“意外”發生了。這個“意外”險些葬送了CUSPEA。

據李政道回憶，正當第一屆CUSPEA繁忙地展開工作的時候，幾位很有影響的美籍華人學者在完全沒有和他討論的情況下，直接給國內寫信，反對CUSPEA。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學教授王浩專程到哥倫比亞大學李政道先生的辦公室，告訴李政道，有一封以一位極有名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為首的信，信中對CUSPEA極為反對。他們說，20世紀初中國處在“半殖民地”時，雖然是用庚子賠款設定的清華留美獎學金，但清華留美的考試還是中美合辦的。可是在新中國領土上進行的CUSPEA考試試題卻完全由美國人出的，這豈不是“喪權辱國”，比“半殖民地”更低。

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曆過“文革”，改革開放剛起步不久，國人的思想和眼界還不開闊，人們對這種“文革”式的“大帽子”還心有餘悸，CUSPEA從一開始，就麵臨著“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嚴峻考驗。另外，對於CUSPEA，國內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方麵是擔憂優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麵是擔心物理方麵的留學人才太多，容易造成將來國內學科發展的不平衡。由於內外兩方麵的不同聲音，致使CUSPEA項目的相關工作停滯下來。

李政道不得不為此專程到北京解釋：清華留美考試是獎學金的考試，得了這個獎學金並不等於入了美國大學。入任何大學，必須通過該大學承認的入學考試。既然入中國任何大學，必須通過該中國大學出題或者承認的入學考試，那麽入美國大學的入學考試也必須是美國學校出題。而當時，CUSPEA僅是將幾十個美國大學組織起來，成為一個集中的“入學考試”，這是與“喪權辱國”之類的帽子毫不相幹的事。並且，通過李政道的努力，CUSPEA學生的全部教育和生活經費也都是由美國各大學擔負的。

在CUSPEA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李政道公正而有說服力的陳情得到了中國政府高層和有關方麵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據葉銘漢院士回憶，麵對有人提出的可能導致優秀人才流失的擔憂，“傳說當時鄧小平說過，就是隻有10%回來也很好嘛。”就這樣，在鄧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麵統一了對CUSPEA項目的認識，使該項目得以順利開展。

其實，更多的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是積極擁護、大力支持CUSPEA的，因為通過CUSPEA這樣好的途徑培養人才，對中國的長遠發展顯然是有利的。

在聲援CUSPEA的海內外學者中，著名物理學家侯伯宇就是其中之一。據趙韋先生所著《十一維空間——物理學家侯伯宇的多維人生》一書記載：1980年，侯伯宇正在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當他和李政道聯係時得知CUSPEA考試的實施遇到阻力，覺得驚詫不已。他當即決定全力相助，促成此事的順利進行。身在美國的侯伯宇馬上與父親聯係，說明情況，曆陳項目實施對中國科學的發展將帶來怎樣的好處，希望父親能在適當的時候與主管科教工作的副總理方毅溝通。侯伯宇的父親侯鏡如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時任民革中央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因此有機會與國家領導人接觸。

1981年春，回到國內的侯伯宇從父親那裏得知CUSPEA繼續辦下去的消息後，立刻給李政道寫信告知這個好消息。李政道於1981年4月18日給侯伯宇回複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伯宇教授：謝謝你四月九日的來信，這次先生為了留學生事不辭辛苦，多方奔走，甚為感謝。刻接方副總理（方毅，著者注）電報：可以讓七八年入大學的學生亦參加。誠學生之功也。”此為一佳話美談。

CUSPEA的續期與終結

前文述到，CUSPEA本來就是一個暫時性的培養人才的措施，在美國僅李政道一人在推動，工作量很大。因此，這個項目的展開是比較艱難的。縱觀CUSPEA十年，有過兩次續簽，並最終在1989年完成其曆史使命。

CUSPEA第一次續簽是在1981年底。1979年兩次小範圍的PRE-CUSPEA試驗很成功，但1980年的意外風波還是讓李政道和中國方麵更為謹慎。1981年底，李政道再次回國，在1981年的CUSPEA招考工作順利結束的情況下，經過慎重考慮，他在北京給中國方麵提出了“關於繼續辦理CUSPEA的建議”，他寫道：“CUSPEA在做過兩年之後，它的做法和成績都取得了各方麵的支持和肯定。為了把CUSPEA繼續進行下去，需要進一步有明確的具體規定”。李政道建議從1982年起CUSPEA再舉辦5年，具體的做法、招錄人數等也與1981年的做法相同。

1981年12月21日，中國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和副部長黃辛白等會見了李政道。李政道介紹了CUSPEA的籌辦過程、目的及進展情況。雙方同意這項工作應繼續進行下去。12月24日，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國務院科技幹部局局長黃葳等與李政道就CUSPEA繼續進行的辦法舉行了會談，雙方一致同意CUSPEA從1982年起到1985年，繼續舉辦4年，並根據李政道的建議，就具體工作進行了細化規定。雙方還就此事簽署了備忘錄。這樣CUSPEA持續舉辦就有了保障。到1986年（1985年的考生在1986年赴美），共有700多名CUSPEA學生赴美深造。

CUSPEA第二次續簽是在1985年。根據1981年的備忘錄，CUSPEA將要在1985年完成其使命。然而，國內各方麵對繼續舉辦CUSPEA的呼聲很高，強烈建議這一項目繼續舉辦下去。據李政道在紐約區CUSPEA同學聚會時的講話，“最初，我隻答應辦6年，以1985年至1986年為最後一年。後來由於中國教育部和其他方麵的要求，我同意繼續辦第二步，CUSPEAⅡ，至1989年為止。”

另據兩位CUSPEA招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北京大學副校長沈克琦、物理係主任趙凱華在紀念文章中寫道：“CUSPEA項目原定期限為5年，應在1985年終止。鑒於CUSPEA項目的順利進行和繼續派遣留學生的需要，教育部建議，並經李政道教授同意，此項目延長4年，但每年選派人數適當減少，由每年的100多人減至75人左右。最後一批學生的派出是1989年。”

CUSPEAⅡ續簽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甚至反對。據嚴濟慈的兒子嚴武光回憶：“大概是1986年，發生了一件事情，也是和CUSPEA有關的，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有一天，國家教委的人到我父親的辦公室向他匯報工作，我正好參加了這個匯報會。國家教委大概來了六七個人， 他們說CUSPEA的學生很不像樣，這批人都不回來……他們說CUSPEA辦壞了，現在要停下來。我父親聽了非常生氣，叫他們不要講了，揮手讓他們走掉了。……我父親發了一通火，國家教委的人回去後也就沒提這件事了，不過當時的社會輿論對CUSPEA確實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之所以要在1980年代末停辦CUSPEA，並不是因為某些質疑和反對，事實上，CUSPEA受到了各方麵的好評和支持，持續辦下去的呼聲很高。之所以停辦CUSPEA，一方麵是因為CUSPEA本來就是暫時性的救急措施，根據協議在1989年停辦；另一方麵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到1980年代末，我國向外特別是向美國公派出國和自費出國體係建設日漸成熟，TOFEL和GRE考試也在1980年代中期相繼舉辦，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救急”性質的CUSPEA的光榮使命已經完成，必將永載史冊。

來源：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