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寫在傅雷先生辭世紀念日之際
再過幾天就是九月了，是吾兒入讀公立小學三年級開學的日子。美國中部相比於美國東岸、西岸，開學開得最晚，不知是何緣故？這讓我的兒子度過了一個漫長的暑假。
前幾天的某一刻，我心裏瞬間想起來一件事：九月初是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文化人辭世的忌日。當年他的數本譯著和著作，對我的人生有著莫大的影響。
這位文化人，就是在“文革”中因遭迫害而在上海家中自盡身亡的翻譯家和文藝評論家——傅雷先生。
昨晚，我接連找來有關傅雷先生的兩篇文章細細閱讀，並搜到傅聰先生演奏的蕭邦夜曲第62號來聽（鋼琴家傅聰先生係傅雷先生之長子）。一篇，是陝西作家狄馬先生的《傅雷之死》；另一篇，是北京記者胡思升先生的《傅聰的韻律和品味》。伴隨著蕭邦柔和的鋼琴曲，這兩篇文章直讀得我心頭悲涼，不勝感傷。
記得幾年前的一個秋日，那是2013年10月27日。那日，已離開人世47年的傅雷夫婦合葬儀式在上海舉行，傅雷和朱梅馥夫婦的骨灰合並在一處，安葬在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園的“如茵園”內。在當天的安葬儀式上，傅雷的次子傅敏帶著滿臉的傷痛，抽泣著感歎道：
“這是一個悲劇，有著特定的曆史根源。這個根源還沒有徹底被鏟除，但我堅信隨著時代發展，邪惡的東西終將被陽光所取代。”傅敏這句耐人尋味的話，讓我一時間唏噓不止。
傅雷一生在文學翻譯、音樂和美術理論、美學批評等領域多有建樹，凝聚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界獨特的“傅雷精神”。
身為一名翻譯家，他翻譯了數量眾多的法語文學作品，其中包括巴爾紮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文史名家的著作。數十載譯書生涯，他交出了34部法國文學譯著、整整15卷之多的《傅雷譯文集》，總共有五百多萬字，成為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巨著，以至於有人評價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紮克在中國”。他兩度翻譯了羅曼•羅蘭的長篇巨製《約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身為一名音樂鑒賞家，他寫下了對古典音樂大師貝多芬、莫紮特和肖邦等人的諸多賞析、評論文章。
身為一名文學評論家，他對一些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的點評，為學界樹立了文學批評深入淺出的典範。
再有，他長期寫給孩子的家書，後來編撰成了《傅雷家書》。該書自1980年代出版至今，感動了華人世界數百萬的讀者。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在翻譯領域可以說是“譯如其人”。正如傅敏對父親的那句評價“他是一個擁有赤子之心的人”，傅雷一生正直善良、嫉惡如仇、積極勤奮，因此他的翻譯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會弊病、描述各式人物的奮鬥抗爭為主，譬如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等。在他翻譯的羅曼•羅蘭所著的《貝多芬傳》裏，傅雷以一位音樂鑒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彼此呼應”。這些卷帙浩繁、文筆優美的係列法國文學譯著，使得傅雷成為中國近現代翻譯界一個裏程碑式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家書》。該書最早出版於1981年，由傅雷次子傅敏編輯而成，成為當時中國大陸轟動性的文化事件。這些家書開始於1954年傅聰出國留學波蘭學習音樂和鋼琴之際，終結於1966年傅雷夫婦離開世間。在這十二年間，傅雷父子通信達數百封，貫穿了傅聰出國留學、演奏成名到結婚生子的成長經曆，也映照著傅雷的翻譯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運起伏。
根據傅雷的自述，與兒子通信的主要目的是：討論藝術、激發青年人的感想、訓練孩子的文筆和思想以及及做一麵忠實的“鏡子”。這對父子通信的內容，除了一些生活瑣事之外，更多的是談論藝術與人生。通過這本廣為流傳的《傅雷家書》，一位純潔、正直、高貴的文化人躍然於紙上。傅雷留下的這一封封家書，可謂在一個文化受到戕害、文明遭到毀滅的時代裏，得以幸存保留下來的一粒精神的、和追求真善美的種子，也是在一個民族曆經暗夜和劫難之後保留下來的一星火種。
然而，一個被暗夜籠罩的時代容不下一顆高貴的靈魂。這位中國翻譯界巨匠的厄運從他49歲那年即1957年開始降臨。
在當年突如其來的“反右運動”中，傅雷因為曾經翻譯過有關蘇聯的文章集結成《美蘇關係檢討》一書、以及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上發表過《所謂反帝親蘇》一文反擊左翼文人，構成了他“思想反動”的罪狀。到了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為所謂“親美反蘇急先鋒”，遭到上海各大報紙的連日批判。次年4月下旬，傅雷被打為政治賤民，即所謂“右派分子”。
在傅雷被劃為右派後不久，1958年12月，他的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因不願接受組織安排回國參加反右運動、從而逃離共產波蘭出走英國（當時英國係“敵對國家”），成了一名所謂的“叛逃者”。傅雷因此而受牽連，被當局認定為“教育出叛徒傅聰的、來自舊社會資產階級文化界的渣滓”。此後，傅雷終日閉門不出，情緒陷入苦悶、低落之中。
到了1966年8月，在那場席卷中華大地的國家恐怖主義運動中，傅雷遭到青少年恐怖組織即所謂“紅衛兵”的抄家。他家中被搜出藏有所謂“反黨罪證”，即一麵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傅雷夫婦因此受到紅衛兵們連續四天三夜的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傷害和淩辱。
數天後，9月3日夜，傅雷夫婦帶著絕望的心情，他們夫婦倆人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的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自殺身亡。傅雷吞服了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享年58歲；夫人朱梅馥在窗框上自縊而亡。
一個曾被人形容為“直如竹筒、純如水晶”的文化人，被那場以“文化”和“革命”為名的黑暗浪潮吞噬了。
回首1966年9月初那個暗淡無光的夜晚，我想，每一個熟悉傅雷文字與性情的人定然會感到傷痛，但同時卻也並不感到意外。從傅雷的生前言行文字可知，他本來就性情剛直，就像一團熊熊的烈火，怎麽也不願主動熄滅。他因不堪忍受莫大的淩辱，從而主動結束自己年愈半百、尚未六旬的生命，來表達自己對於一個瘋狂而野蠻的時代的失望，乃至於，徹底絕望。
自少年時代離家求學、旅法留學，到回國教書、譯書、著述，長期積累的知識學問、人文藝術涵養，使傅雷成為一個胸中藏有浩然之氣的剛者、一位具有現代獨立知識分子氣質的文化人，成為同時代人眼中“直如竹筒、純如水晶”的一個異類。這種剛直、耿介的品格，在數千年來的華夏民族任何一個朝代中，可以說都是難得見到的，就連儒家聖人孔子也曾說過“吾未見剛者”。傅雷行事為人素來直率，從來不虛偽矯飾，他的筆名“怒安”，即取自“文王一怒而天下安”。傅雷的剛直、耿介是他的一生寫照，但在那個黑暗的年代，卻注定了招致災禍。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的命運。而這一抹文化人的剛勁，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陸知識界難得的一抹亮色。
寫到這，我想起了有關傅雷的一件往事。
1958年的某一天，在上海各大報紙對傅雷加以批判的日子裏，當時主管上海文藝工作的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想要暗中保護傅雷，故委托傅雷的好友、劇作家柯靈深夜造訪傅雷家，希望他能“做個檢討、以免戴上‘右派’帽子”，還事先特意為傅雷寫好了一份檢查書。
但是，傅雷在聽明來意後，拒絕了在這份為他準備好的檢討書上簽名，同時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無法做那樣的‘深刻檢查’！”
多年以後，離休後的石西民在回憶往事時，無限感慨地說道：“傅雷是個有思想、有個性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麽都重要！”
傅雷在他人生那樣一個艱難時刻所說的這句話，曾經像一道閃電般震撼了我，讓我在午夜夢回之際既為他純誠的人格所感動，又為他悲慘的人生遭遇而憤懣。如今，傅雷離開人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我想無論如何，世界應該記住這位抱屈受辱死於“文革”初期的中國文化界人物，讓“傅雷”這個純潔而高貴的名字流傳於世間。
未來的某一天，我也會告訴我的孩子，在上個世紀的中國，有一個叫傅雷的知識人，生前把人格看得比任何東西都可貴，為此，甘遭厄運至死。
作為一個生於“文革”末年的後輩知識人，在這個傅雷辭別人世的紀念日之際，我在遙遠的異國他鄉，用文字寫下對他著述文章和苦難人生的一點緬懷，也寫下對他那如水晶般純潔人格的深深敬意。
寫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修改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