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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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90歲自述

(2019-04-22 05:57:19)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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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按:2019年1月14日是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90歲生日。我們編發他的自述文章,通過他的人生曆程回顧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聆聽他從經濟學角度反思中國40年改革開放之得失,以及他對中國下一步轉型的期待與囑托。】

十年前我八十歲的時候,曾經把人生經曆劃分成“二十年舊社會、三十年階級鬥爭、三十年改革開放”三個階段。這樣概括雖然粗糙一點,但還是符合實際的。現在十年又過去了。

我的90年曆程:20+30+40

我是1929年出生。從1929到1949的20年裏,基本上是個學習過程。1949年政權更替,這對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事。對我個人來講,我50年大學畢業就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我父親在工程界是個老人,他認識很多的工程界人士,我大學畢業要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但是我家裏對我們的事,特別我父親,除非我自己選擇,他不做任何幹預的,所以我就選擇了應聘到東北去。那個時候東北來個招聘團,到上海招聘人,頭一批人,招聘到了哈爾濱,我是第二批還是第三批,就到了齊齊哈爾鐵路局,這是我畢業之後第一次就業。我們上海交大機械係一共去了六個同學。應該說那個時候鐵路局的人事氣氛還是很好的,我們去了就培養我們,每個人都有鍛煉的機會,我就開了一年的火車。這一年,無論是在知識方麵和鍛煉自己吃苦耐勞方麵,我都有很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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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父輩:父親茅以新(右)、大伯父茅以南(中)、二伯父茅以升(左)

後來我怎麽會調到北京來呢?因為那個時候鐵道部要組織編牽引計算規程,裏頭有很多力學的問題,就組織了各個鐵路局的工程師,在編規程的中間,選拔了一些人充實進剛剛建設起來的鐵道研究院,那個時候還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有幾個人調到了鐵道研究所,我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我的一個轉機。

我在鐵道研究院呢,沒幹幾年就劃為右派了。我這個右派是58年劃的,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57年劃的。說起來也很有趣,57年過去了,我也沒事,以為劃右派的事情過去了。到了58年,忽然鐵道部來了一個人叫柴沫,他說茅於軾就是右派,原來這個事還沒結束。這不是因為我當時說了什麽特別的話。當時鐵道部研究院的書記叫嶽誌堅,他對我相當了解,他當時給我做了一個定性,說茅於軾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是個技術問題,我覺得他這個定性還是很準確的。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根本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我的許多主張其實跟改革開放以後的做法是類似的,比如說開放市場、保護產權等等。58年柴沫宣布我去當右派,到文革的時候柴沫挨整自殺了。柴沫夫人就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裏。

然後大的變化,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了,市場起了作用了。你當了右派啊,你什麽都完了,因為國家就一個老板,這個老板不用你,你除非到馬路上去擺個攤,修鞋,才能養活自己。等到市場改革以後呢,老板多的是,你這兒不喜歡我,我找別的老板去,這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因為我一直在研究機構,一直接觸外國的文獻,我的英語一直沒有丟,一改革開放,82年,我就有機會出國去,以後就不斷地出國,整個改變了我的生活。86年我到哈佛做訪問學者,開拓我的視野,接觸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學者,而且我有機會參與到國際的學術交流中間。那一段時間我每年要出國好幾趟,一直到後來老了,就越來越減少了。

要說我家庭對我的影響,我的父係母係,都自由開放,都是留學生,對我有點影響,但我的家庭也說不上有多了不起。我們家裏出了一個(橋梁工程專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我媽媽陳家那邊,也都有不錯的人才,我的舅舅是國民黨時的中央大學工學院的院長。這可能就是所謂家庭的背景,我有點優勢。但家庭影響隻是一個方麵,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但他們和我又不同,自己觀察社會、觀察世界、研究人生,還是有不同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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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趙燕玲夫婦(後排左五、左六),茅於軾父母(前排左四、左五),茅於軾二叔父茅以升(前排左六),茅於軾胞妹茅於蘭(後排左二)

我是55年結婚的,也是我生活中間一個重大的轉折。我太太年輕時很漂亮的,周圍好多男人,但我從來不問她你跟誰怎麽怎麽,我從來不問,我對自己有信心的。我覺得對於一般家庭來講,應該把婚姻看成一個終身的契約,你對這個婚姻有信心,不是老動搖,懷疑這個懷疑那個,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我們的婚姻成功,不僅僅表現在我們兩個人感情的牢靠,而且表現為我們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家教不是學校學出來的,是家庭培養的。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則,要做出一個榜樣來,讓孩子們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錯。

這些說起來呢,是一篇很長的故事,但是它跟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點。我在想的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掌握在當政者的手裏。當政者搞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大家就都跟著倒黴。這就說明環境跟發展是有關係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獨立的思考的環境,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當然現在比那個時候有一點進步,聲音多元化了,有了互聯網了,這些改變在我這一生中間是最明顯的表現出來。

我為何選擇經濟學?

我五十多歲的時候,從工程師變成一個經濟學者。為什麽會選擇經濟學呢?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創造的。我們過去在經濟學上犯了很多錯誤,我們的勞動沒創造出財富來,反而是浪費了財富,什麽大煉鋼鐵啊、上山下鄉啊,都是勞動吧,但它的結果不是創造財富,國家反而變窮了。所以就要研究財富是如何創造的,這個我想,不光是我,所有的中國人都會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富有嘛是吧?

大家知道現在的經濟學充滿了數學,我進入經濟學不困難的原因,就是我喜歡數學。我寫的一本書,《擇優分配原理》,就是用數學來解釋經濟學,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我在開火車的時候,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火車首先必須按點到達目的地,但在這個過程中,速度是快還是慢,先快後慢,還是先慢後快?途中有坡道,上坡下坡,用什麽辦法來開這個火車?如何準點到達,而且燃料是最省的?這個完全變了個數學問題。我的數學比較好,所以進入經濟學沒困難。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呢,就是你要有一個比較寬闊的眼界,對你生活的環境,對全世界的狀況,你要有一個眼界。這一點,我是從鐵道研究院轉到社會科學院之後獲得的,這次調動靠的是李慎之。李慎之當時是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後來當了社科院副院長。我一個朋友叫王國鄉,把我介紹給李慎之,我跟他談了幾次,他很欣賞我,就把我調到了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我進去時也有點擔心,因為我要研究的是中國的改革。李慎之說,你花一半時間研究美國問題,其他一半時間,你研究中國就可以。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隻要你能出成果就行,他在美國所的時候搜羅了好多右派。他喜歡右派,因為一般右派都有點獨立思想,與眾不同一點,所以才會當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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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趙燕玲夫婦(分別攝於50年代與近年)

我到美國所是84年。86年,兩年以後,我就有機會訪問哈佛大學,那個是改變我一生的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在哈佛,我隻聽過一門講稅收的課,因為那時候中國沒有稅收,中國是計劃經濟,老百姓不交稅,企業也不交稅,利潤都上繳了,所以稅這個問題對我是陌生的。其他的課,說老實話,我都能教,我用不著聽。但是不同的是什麽呢?我在這個全世界一流學者集中的地方,跟他們交流,進入到了這個圈子裏頭。所以86年以後,一直到九幾年,我每年有很多出國的機會。如果我不進哈佛,是不會有這些機會的。而且我的視野越來越寬,不光是經濟學,我對製度、倫理都感興趣。我寫了本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就是講倫理學的。視野的拓寬,是我很重大的變化。

我為何堅定地批評計劃經濟,呼籲“保護富人”?

我對計劃經濟一直持很批評的態度。其實在國際經濟學界裏頭,有好幾個對計劃經濟有深刻批判的經濟學家,首先就是哈耶克,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講的計劃經濟。凱恩斯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鋪滿了玫瑰花。你覺得非常好的路,但走來走去,就被奴役了,就進了地獄了,就是指的計劃經濟。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經濟學家都看準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行。

Communism這個詞,是日本人翻譯的,把它翻成“共產”,其實這個詞沒有“共產”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個小範圍裏邊,大家有平等的發言權,有自由的發展機會。日本人把它翻成“共產”,這把中國人害苦了。中國接受共產主義,在農村就把地主的地給共產了,城市裏頭搞公私合營。經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往共產主義加了很多新東西,比如“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本來沒有這些東西,它隻是一個理想。

共產這個想法,馬克思提出之後,輝煌過一百年,大家都覺得這是人類的理想,但是實踐的結果都很糟糕。所以現在共產的思潮已經退潮了。現在世界上還有什麽共產國家?成功的一個沒有。其實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人類要選擇什麽製度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福山所說的,憲政民主就是人類“曆史的終結”。這沒有什麽好懷疑的。

我一直講,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劇,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產主義思想。人跟人本來就是不一樣的,這是自然規律,它是不可抗拒的。當然我們不喜歡不平等,我們可以給它一些限製,做一些調整,但是你不可能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共產主義就試圖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財產公有,就造成悲劇了,這個可以說是曆史最重大的一個教訓。全世界最近這一百年間,導致重大人身損失的問題,都跟過分地追求平等有關。

因為不能追求過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我2012年獲得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我想也和我的這個觀點有關。要保護富人啊,但是很多社會是不是這樣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擊富人的社會,就會變成窮人國,因為他變富你就打擊他嘛,那怎麽會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這個跟馬克思的說法有關係:富人是剝削者,所以他才富起來。過去認為勞動創造財富,富人不勞動,卻賺了很多錢,那肯定是剝削來的。現在的看法不是這樣。到底是什麽創造了財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財富就創造了。那麽誰在配置呢?企業家。所以企業家賺錢是很對的,因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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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2012年獲得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授予的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

這個問題很多國家到現在還是沒認識到,就把國家搞得很慘,最典型的就是委內瑞拉。我很關心這個國家,它從反麵證實了馬克思說法的錯誤。這個國家曾經是很富的,石油儲量超過沙特,現在變成最窮的,全世界最倒黴的一個國家,通貨膨脹空前的高,社會犯罪空前的高,東西都買不著。它的錯誤就是打擊富人。

為什麽需要經濟學家呢?就是經濟學家會告訴你,打擊富人是不行的,我就是要複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如果反過來,都是為窮人說話,為富人做事,那這個社會就好不了了。

我怎麽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

我是個經濟學家,簡單地講,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40年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我們搞清楚了財富究竟是怎麽創造的。財富是配置創造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就能創造出財富。那麽怎麽才能盡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場,要有產權。這幾十年,其實就是這一條經驗。現在中國人有人身自由,有選擇的自由,有財產的保障,這不就是人權嗎?所以我們在人權方麵有很大的進步。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就是因為人身沒有自由,財產沒有保障。我們把這個改了,財富就極大地創造了出來。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比其他搞計劃經濟的國家更成功。計劃經濟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買便宜的肉、便宜的糧食,到了市場經濟裏你就得放棄票,到市場去買。你舍不得放棄這個票怎麽辦?我們搞了個雙軌製。你那票照樣還可以用,旁邊有個市場,你不夠可以到市場上去買,這就是雙軌製,這就徹底解決了從計劃過渡到市場的困難。這個中國是很成功的。

我回顧中國經濟,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經過兩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這個命題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實踐不能檢驗真理,但是這種說法在當時對解放思想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實踐裏頭,不是生活在文件裏頭。毛澤東時代我們就生活在文件裏,文件告訴我們中國人怎麽幸福,資本主義國家怎麽水深火熱,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鄧小平南巡,不要分區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逮著老鼠就是好貓”,讓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那現在還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麽?解放對公有製的迷信。

如果問我現在我們還有什麽問題沒有解決,我就認為公有製的問題沒解決。經濟學裏頭有一條一般均衡理論。它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你要讓價格自由浮動,東西缺了能漲價,多了能落價,最後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價格調節,這個時候效率是最大的,財富創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論。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後是什麽?為什麽缺了會漲價,多了會落價呢?它的背後是私有產權。李克強總理也說過,資源配置要由市場做決定,但是他沒有說更重要的一條,市場是私有製的。如果市場不是私有製,是不可能來影響配置的。發達國家的效率高,沒什麽浪費,因為它是私有製,財產得到保護,價格能對供需變化做出正確反應,公有製下,價格是無法做出正確反應的。

中國的大問題,都出在公有製上頭。我們產能過剩、消費不足、房地產泡沫、靠投資拉動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製有關係。美國有5000家銀行,全都是私人辦的,政府一家都不辦,但在中國,政府包攬了全部銀行,老百姓不可以辦銀行。老百姓不能辦銀行,那每個家庭多多少少有點儲蓄,用來幹什麽呢?在美國,老百姓的儲蓄不僅可以辦銀行,還可以辦通訊、辦電力、辦石油。我們這些產業都是國家的,國家壟斷了所有的賺錢行業,老百姓的儲蓄沒有投資機會,隻能去買房,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就是從這來的。如果老百姓現在可以開銀行了,他們可能會把房子賣掉去辦銀行,因為賺錢多嘛,房價馬上就下來了。現在北京的房價比紐約都貴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製。

當然我們現在不完全是公有製,我們現在是混合製,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們很多重要的東西,還是由計劃分配的。土地、資金,這兩個最重要的資源和資本,不完全是市場分配。回到我說的物盡其用,物盡其用包括地盡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這塊地該幹什麽用,我會不斷地琢磨,是修路?蓋房子?還是做停車場?我會老關心這個事。現在土地是公有的,沒人關心,所以中國土地問題非常大。跟發達國家比較,中國土地沒有盡其用,錢也沒有盡其用。誰能把錢盡其用?就是金融業。土地和金融,這兩個領域如果破除政府壟斷,具有非常大的潛力。

不解決公有製的問題,我們也很難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的功能應該是管理市場不要出亂子,它應該是做裁判員的。如果政府自己辦了企業了,也在市場裏頭賺錢,就相當於裁判員出來踢足球了。雖然國有企業號稱是全民所有,但我們人民能做什麽呢?我們不能把國有企業賣了,我們沒有處置權,沒有經營權,沒有收益權。現在我們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很低,到2020年才上繳30%,本來是不上繳或上繳不到10%。你說這國企我們要它幹嘛?

有人說公有製經濟讓政府有財力“辦大事”,政府有錢才能修高鐵、修高速公路、修那麽多飛機場。但“中國政府有錢”的反麵,就是“中國老百姓沒錢”,這是中國經濟的特點。一般來說,現在的投資是為了將來的消費,但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錢,所以到了將來還是沒有消費,這就會變成投資的自我加強,這個惡性循環就造成中國的產能過剩。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也沒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製經濟了。

我最大的喜悅和期待

我活到90歲,最大的喜悅,就是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市場化改革的背後是私有產權。你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場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業、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國家的,沒有私人的。你除非馬路上擺個攤,修鞋,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當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業,都是這一個老板。後來改革到市場化以後呢,有了私有經濟,又徹底地改變了經濟的結構,我的命運也就隨之而變。

你問我如果有選擇,會不會想生逢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度?當然,如果我有選擇,我希望到美國去。但是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想的不是我個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國去?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們的國家改變得比較像美國,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為之努力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要有個共識,你的目標是什麽?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可以說已經解決了,因為中國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國去,或者到英國德國去,說明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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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2002年創立富平職業學校,幫助培訓家政服務人員

我記得1989年,我去東德,東德那時候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也是算是經濟最好的。我坐的飛機是到東德的,但是我開會的地方在西德,要從東德穿過去。剛去的時候柏林牆還沒倒,我坐在公共汽車上,一車的德國人,他們都是有各種原因,經過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邊的。車子開過邊界,車上所有的德國人都在歡呼。我當時覺得好奇怪,後來明白了,他們奔向了自由,這就可見人心所向。

當然出國學習生活,底層群眾可能還夠不著。等到底層群眾也認識到這個我們的這個目標,我們改變的方向,那中國改變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中國能夠盡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方麵是特別關心的,因為我懂得,倒退會帶來災難,所以我有個責任,防止社會倒退,推進社會進步。可以說我一輩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防止倒退,促進進步。作為一個中國人,再也沒有比這個目標更重要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年輕人,我對他們的囑托就是,我希望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們追求真。什麽是假的?什麽是真的要追求?還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邏輯。這兩點能做到,我們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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