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以記憶還給記憶，以尊嚴還給尊嚴

——為「1949」70周年作

金門島

2018是金門823砲戰的60周年。

1958年8月23日那一天，共軍對隻有153平方公裏大小的金門島發動猛烈砲擊，兩個多小時內射了5萬7千發，到次年的1月7日暫歇，已經發射了40萬枚砲彈。此後持續20年的「單打雙不打」，很多砲彈落在田裏，落在農舍的屋頂上，落在學校的操場上，落在孩子不敢去的海灘上。死在碉堡外的將士和操場上炸斷了腿的孩子，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

60周年的紀念，殉難戰士的遺孀和家屬，都到了金門，但是這一天，總統沒有到場。副總統沒有到場，倒是第二天他被人發現壓低了帽子和家人觀光旅遊，就在金門島。政府高層首長，除了派出國防部長之外，沒有一個人出席。國防部長主持的祭典上，官員進入了忠烈祠，遺孀和家屬被安排站立在大門外。

如此冷淡的原因，執政黨的副祕書長在電視的政論節目裏不小心說了出來：「823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不是跟民進黨打仗，台灣士兵是為國民黨而犧牲，都是因為國民黨在中國節節敗退來到台灣，這值得紀念嗎？」

西敏寺

1916年，一個英國隨軍牧師在法國戰場埋葬了一個陣亡士兵。滿地荊棘裏，他看見眼前這個歪斜的、粗糙的十字架，上麵寫著：「英國無名士兵」。

年輕的他站在十字架前，非常難過，心想：到底要怎樣才能讓這個沒姓沒名的人的親人得到一點安慰？

 維也納的一戰將士墓園。（圖／龍應台攝影）

一個想法突然冒出來：讓戰死者的遺體，越過海峽，回到家鄉的土地。

他寫信給西敏寺的住持。收到信的住持，不但認同，還很快說服了喬治國王。

戰後的1920年11月8日，命運選中的一具戰士棺木，被覆上國旗，附上一把喬治國王親自挑選的劍，劍旁有盾，上麵寫著：「英國戰士，1914——1918為國王和祖國而犧牲」。

六匹馬拖著的棺木，緩緩離開教堂。前往碼頭的一裏路上，遠近教堂的鐘，同一時刻噹噹響起，法國士兵吹起了致敬英雄的小喇叭，一千個法國學童肅立在路邊行安靜的注目禮。

棺木上了一艘驅逐艦，由六艘軍艦護航，緩緩駛過英吉利海峽，11月10日，到了英國的國土。上岸前，碼頭上先響起19響禮砲。成千上萬的人，站在碼頭上，一片肅靜。

離開了碼頭，棺木上了火車，晚上8點32分，抵達倫敦維多利亞車站的八號月台。到今天，每年的11月10日，在第8、9月台之間，都有紀念儀式。

11月11日的上午，禮砲響起，無名戰士的棺木由六匹黑馬引導，迤邐穿過倫敦的大街，國王親自走在棺木後麵。道路兩旁站滿了人群，穿著黑衣，手裏拿著鮮花，眼裏含著淚水，守候在早冬的寒風裏，目送這一個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的士兵經過－－麵容悲淒的女人心中想的是：正因為不知他是誰的兒子，說不定他，就是我的摯愛？

11點整，棺木抵達西敏寺，那是英國埋葬曆代國君和鴻儒聖人的地方。

陪伴無名戰士進入崇高西敏寺的，有一百個男人，是得到過最高國家榮譽的軍人。有一百個女人，是在戰爭中不但死了丈夫還失去了所有的兒子的女人。

無名戰士的碑文，是這麽說的：

石頭下安息的，是英國的戰士
不知姓名，不知軍階
從法國迎回，與國之菁英並肩
葬於1920年11月11停戰日
見證者為喬治國王陛下、全體政府首長、3軍領袖、全國國民……

故鄉之土

住在德國時，時不時會有陌生人來按門鈴，往往是某種宗教的熱切信仰者，或是女童軍來賣餅乾。有一次，是一群中學生，來要捐款，一時聽不懂他們的捐款目的，於是「慈祥」謝絕，但是留下了資料。關上門，開始細讀資料，才知道，我錯了，應該支持他們的。

募款的組織叫做「國民協會」。

1918年，一戰結束。窮兵黷武的德國，有數百萬的年輕士兵死在異鄉。凡爾賽條約恩準德國處理他們流落萬裏之外的子弟骸骨，但是被打垮的政府幾乎癱瘓，民間團體於是挺身而出，成立了國民協會，向民間募款，負責全方位尋找當年被徵召入伍、死在異鄉又不知所向的兒子們。

1919的國民絕對沒想到在一戰之後還有更可怕的二戰；這個國民協會在一波一波的國家災難中，責任一次比一次沉重。到今天，它有100多萬人持續捐款，8、9千個義工，5、6百個全職員工，帶著專家，尋找一戰和二戰曆史戰場，研判可能的百人塚、千人墳的位置。在地耆老的回憶，是最重要的資訊，譬如，「我記得在那邊有個野戰醫院……」，醫院附近一定有無數的白骨。可是白骨所在之處，可能滄海已成桑田，如何協調挖掘骸骨？即使挖出了骸骨，又如何鑑定骸骨身分？鑑定出身分，又如何找到骸骨的家人？

一百年之中，國家滅了，國家興了；政體瓦解了，政體形成了；政治人物和政治體製，來來去去起起落落，但是國民協會尋覓戰士骸骨的工作，100年來不曾間歇。今天的國民協會，已經在46個國家的土地上，設置了832個軍人公墓，安頓了240萬魂魄流離的骸骨。

可是，德軍最大的傷亡，發生在蘇聯和東歐－－單單在東歐戰場，就有3百萬德國士兵陣亡。長達40年的冷戰期間，東歐和蘇聯是進不去的禁區，一直到蘇聯解體、東歐變天之後，國民協會才開始進入「重災區」去尋找骨骸。1991年之後，國民協會在東歐找到了911萬具骨骸，設置了331個二戰陣亡軍人的公墓，188個一戰陣亡軍人的公墓。

密碼

《大江大海1949》在2009年出版，到了2019年，十年驚鴻，書中與我喟嘆長談的長輩，多半已離世。父親的墓地，小樹已長大，杜鵑鳥隱在濃綠的樹叢裏對著山穀呼叫。母親已失憶無言，烽火人生，滿目煙塵。

十年前書寫，是為了給1949這個斷裂的、悲壯的時代上一炷文學的香；為了讓那千萬個漂泊的靈魂得到一點詩歌意義上的慰藉；為了讓他們的痛苦承擔可以跨過海峽險阻，被兩岸的同胞所理解；為了讓他們的委屈付出可以穿越世代鴻溝，被懵懂的兒女孫輩尊重。

圖／龍應台提供

《大江大海》至今是中國的禁書，旅客帶書過海關，會被沒收。但是十年中，書的流傳如水之穿石漫灘，我目睹好些事的風生水起：華人世界興起了做家族口述曆史的風潮，高中生都被鼓勵回家錄下爺爺奶奶的回憶；被國家徹底記憶封鎖的長春圍城，出現了好幾本曆史挖掘的著作；留在中國孤苦伶仃的國軍老兵，開始得到廣泛的社會關懷；湮沒於草莽中的孤墳棄碑，重新在陽光下豎立起來；流落他鄉的骨骸，人們千裏追尋，奉還故土，執香致敬。而這些，幾乎都是民間自發的覺醒和努力。

10年中，《大江大海》也一直在書市的暢銷榜上，這給我的細微訊息是：10年，當年10歲的孩子20歲了，他也開始讀《江海》了。因此每一次收到年輕讀者來信說，「讀了這書才認識了我的外公外婆……」，我就知道，那個時代的密碼，沾著血跡、藏著眼淚和憂傷的密碼，是真的得到代代心靈傳承的機會了。

1949，是海峽兩岸政治、社會、文化的基因；一回頭，已是70年，腳步仍踉蹌。

 1946年，第十師師長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陽搜尋抗戰犧牲將士骸骨，共得三千多具。

（圖／取自網路）

張家山

「我想看看張家山。」

來車站接我的人有點為難，猶豫地說，「不要看吧？現在是個氣象台，什麽都看不到了。」

衡陽是父親的故鄉，故鄉人對我也會有故鄉人的真誠吧？

我說，「什麽都看不到，也是一種看到。我知道什麽都不在了，但就是想到那個原址站一會兒。」

是一個小山頭，山頂大概隻有3分之一個足球場大。先要通過幾排看起來像是五十年代的職工宿舍樓，水泥都是黯淡斑駁的灰黑，散發著那個時代的氣味。到了一棟完全看不出形狀的房子前，故鄉人說，「1958年建的氣象台。」

他沒有說出口的是，這裏曾經豎著一個4、5公尺高的大理石碑，上麵寫著「陸軍第十軍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之墓」。

1944年6月，第10軍1萬7千多將士，對抗日本10萬大軍，死守衡陽47天。將士以意誌和血肉抵抗火力強大的現代化部隊，使日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傷亡，而國軍自己也有6千多人陣亡。

日本宣布投降的半年後，第10軍的師長葛先才奉命到衡陽搜尋殉難將士的骸骨。一邊流淚，一邊挖掘，距離衡陽戰役不過一年半，葛先才看到的「古戰場」已經「荒草沒頭，鏽損的槍枝、彈殼……遍地皆是。慘白的骸骨東一堆、西一堆，橫七豎八，淩亂的、隨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顧的棄置在那裏，而草長得最高大、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他描述戰場：

我們3人一組、四人一組，分頭撿拾暴露在外的忠骨，如果當初是被草草掩埋的，挖掘起來倒還罷了，有時我們挖掘到埋藏較深的墓穴，屍體尚未完全腐爛，其臭難當。何止令人作3日嘔！不得已，我令人準備紗布口罩，多灑香水，才能勉強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把挖掘出來的忠骸，抬到池邊清洗，也遍灑香水，所以在安葬時，香氣四溢，已不再有任何臭味了。一些被好心人埋藏很深的忠骸，屍體尚稱完好，甚至軍服、子彈都完好如初。我們實在無法也不忍為他們拆骨遷葬，隻好又把他們埋葬起來，有人哭哭啼啼的尋找其親人的遺體，僥倖找到了的，都已經運回原籍安葬了，在戰爭中頭骨破碎的死者為數極多，共得3千餘具，已經是夠多的了。據此推測，官兵死亡在6千以上，已經是比較正確了。

蒐集了3千多具骸骨，合葬在死傷最多、砲火最烈的張家山，然後為這無名無姓的千人塚，立下墓碑。

1958年，千人塚被夷平，墓碑被拆除，丟棄，沒有人知道去向。

所謂氣象站，就是山頭一個平台，來回縱橫20步，長滿了青草，青草上有幾個棄置的簡陋氣象裝置。四周圍是擁擠的破舊民宅，亂七八糟的電線。

我站在這片毫無記憶的青草山頭，風吹著樹，樹葉嘩嘩作響，天空藍得那麽美麗、那麽純潔，好像連一聲最輕微的嘆息都沒聽過。

我就對著那方鮮翠的青草深深鞠了一個躬。

青草下麵，有3千個人的白骨，3千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的白骨，3千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3千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誰也不知道是誰、誰也不屑記得的人的白骨。

 張家山。（圖／龍應台攝影）

帶我來的故鄉人沉默。離去的時候，他靜靜地說，當地政府正在努力處理那些民宅，想要把這山頭重新恢復成紀念墓園。

鹽城

「你們在戰場上，打輸了的話，部隊撤退或潰散，戰場上的同袍屍體，當然就沒人管了？」我問一個90歲的國軍老兵。

他笑了，露出剩下的兩顆牙齒，豪氣地說，「那輸了你能怎樣？跑都來不及了。隻有打贏的才有權利收屍啊。」

「你在戰場上收過屍嗎？」

「我在場的，都是敗仗，一路敗。隻有一次打贏，我第一次有共軍的俘虜……」

「所以清理屍體的都是打贏的？就地掩埋？地上做不做記號？有沒有什麽簡單的儀式？是個別掩埋，還是挖大坑做百人墳，千人塚？看不看軍牌，鑑別身分，做不做名冊？通不通知家屬？不做名冊怎麽通知家屬？敵人和同袍的屍體，埋在一起，還是死後也要敵我分開？戰後會不會回頭去處理骸骨？」

老戰士陷入沉思，想了一會兒，眼色迷茫起來，幽幽說，「沒有戰後啊，孩子，70年都沒等到戰後啊。」

終於找到身經百戰的上將郝柏村先生。

生於1919年、今年滿百歲的郝先生說，戰場掩埋陣亡將士的規範，國軍是有的，但是在激烈混亂的砲火中，很難做到。尤其是，當時的徵兵，有一點積蓄的人家往往買一個鄉下農民頂替當兵，所以即使有名牌，也不見得是真實身分。通知家屬，家屬也不知在哪。

「在我所經曆的戰役中，」21世紀的見證人郝先生說，「唯一一次把每一個陣亡的同袍都鄭重列冊、安葬、致敬的，隻有1958年的823砲戰。因為那不是一個流動的戰爭。」

同樣的問題，問一個跟林彪上過東北戰場的解放軍老人家。他說，「戰鬥結束，就地掩埋。能向老百姓買或是徵用一個現成的棺材或是一個木頭櫃子，都還得是幹部以上的才可能。絕大多數的兵，就是找一條草蓆，包了埋了。」

「戰場上的俘虜怎麽處理？」

「俘虜，一抓到就換頂帽子，槍塞給他，就是解放軍了，叫他槍口回頭打國軍。有時候，連帽子都來不及換，直接上陣，他就陣亡了，連名字都不知道。遼瀋戰役的時候，傷亡幾千人，都是就地掩埋的，哪有名字。煙台解放的時候，倒是在山上建了一個烈士紀念碑，名字刻上去的，也隻有營以上級別的人。」

「敵人的屍體呢？」

「就隨便埋一埋了。」

「誰負責埋屍體？」

「文工隊、衛生隊的，都是臨時組織。打沙岑我就被派去處理過屍體。打塔山，死了好幾千國軍，多半沒人管。戰爭結束以後，當地的百姓才把幾千個屍體推到戰壕裏埋了。」

問這些問題時，一個好朋友突然說，「你別忘記，大多數士兵是不識字的，造名冊很困難。其實，戰場的屍體，你不是自己寫過了嗎？」

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江大海》第52篇「鹽城」。

1946年的冬天，張拓蕪的部隊行軍到了江蘇北部剛剛被國軍從共產黨手中奪過來的鹽城……

這時的鹽城，卻十室九空。蘇北，是共產黨統治了很久的地盤，這次被國軍奪回，城牆上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不可能沒經過血淋淋的戰鬥，但是踏著12月的冰雪進城，張拓蕪覺得鹽城透著怪異……整個城竟然沒有戰壕。

駐紮處沒有水源，部隊就在城門口找到淺淺的一窪水，像是地裏滲出來的，紅紅黃黃的，極不乾淨，但是總比沒有水要好。他們就喝這水，用這水煮飯。

21軍的一個士兵，蹲在空曠處。草紙是奢侈品，沒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塊石頭來清理自己。當他用力把一塊冰雪覆蓋的石頭掰開時，發現石頭下麵竟是一隻手臂，一隻穿著軍服的手臂，凍成青色的。

原來不是沒有戰壕，所有的戰壕都被掩埋了。把戰壕挖開一看，裏頭埋了七百多具屍體，是共軍的。這溝裏躺著的所謂共軍，張拓蕪知道，很多也不過是被拉來的農家孩子。挖出來的屍體，摸摸軍服裏的口袋，每個口袋裏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書和親人的照片……

他們總共找到3千多具屍體，扔在護城河裏，全是49軍的國軍……麵色鐵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沒有闔眼，突出的眼睛對著淡漠的天空，像醃過的死魚。

原來21軍這段日子飲用的、煮粥的那窪紅紅黃黃的水，是屍體混著融雪逐漸滲上來的血水。

沒有戰後。70年了，沒有戰後。鹽城3千陣亡者，白骨想必還在繁華城鎮的地下。

康邊森林一列火車

70年太遙遠了，很難記得嗎？那麽100年呢？

2018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100周年。

我特別注視德國和法國，想知道，在這個碎片化的、混亂的、政治淘空了理想的時代裏，他們用什麽語言、什麽姿態去紀念這100周年。德國、法國，是連續打了好幾百年戰爭、世世代代為敵的天然仇啊。

沒想到，梅克爾和馬克宏選擇在距離巴黎86公裏的康邊森林會麵，他們同時走向森林中的一列火車。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點，德國代表團踏進了這節2419D車廂。簽約儀式不在城裏而在偏僻的森林裏是因為，以法國人對德軍的痛恨，德國代表團若進入城市，很可能招來暴力攻擊。盟國帶著強烈的懲罰意識，讓德國首席代表爾茲伯格屈辱地簽下了停戰協定，協定的條件幾乎是毀滅性的苛刻；爾茲伯格痛苦地簽了字，然後站起來說，「你可以讓一個7千萬人的國家受苦，但是不能讓它滅亡。」盟國的首席代表，法國統帥福熙輕蔑地回答：「就這樣。」

 1918年簽訂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車廂。（圖／美聯社）

火車被帶到巴黎當作勝利的勳章展覽，奉命簽約的爾茲伯格被德國的極端分子暗殺。

德國在屈辱中憤恨，憤恨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易爆的燃料；在憤恨的燃燒中希特勒挾著狂熱的掌聲崛起。1940年，德國軍隊兵臨巴黎城下，這一回，法國被迫簽停戰協定。

在哪裏簽？

希特勒讓這節車廂送到1918年簽約的康邊森林同一個地點。車廂內，當法國代表讀出德國指定的停戰條件時，希特勒就坐在1918年法國統帥福熙的座位。

然後車廂被送到柏林去展示。二戰後車廂被毀，法國依原樣重製。

在四年的一戰中，法國有140萬人陣亡，德國有兩百萬人陣亡，總共1千萬人——1千萬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1千萬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1千萬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

100年之後，馬克宏和梅克爾並肩站立，11月的康邊森林一片金黃，有童話的色彩。德法聯合軍隊的軍人，臂章繡著德法國旗混合的象徵，分別唱了兩國的國歌，國歌之後，卻是貝多芬的〈快樂頌〉。孩子們天使般的歌聲朗朗，響徹了森林。

兩國元首踏進了車廂，坐下來，肩並肩，在一個本子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國家品格

100年，不長。國家所欠的，國家就要還，以記憶還給記憶，以尊嚴還給尊嚴，不管你有沒有名字，不管是100年，還是70年。

國家和個人一樣，從態度看出品格。怎麽對待受傷的人，怎麽麵對自己的錯，怎麽選擇遺忘和記得，也就是說，怎麽對待曆史，就是品格的高度。

來源：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