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駒(1931-2017)
1989年8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張正隆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雪白血紅》。該書頌揚了我軍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從弱到強的勝利。由於涉及了林彪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實情,在軍內外領導人中引起軒然大波。我作為當事人和知情人,想把這場鮮為人知的風波記錄下來,留給曆史並供公眾評說。
年輕人勇闖禁區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陽軍區的作者張正隆來京找我,說:”總政批準撰寫解放戰爭回憶錄的長卷,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沈陽軍區分工撰寫遼沈戰役,軍區文化部研究決定,讓我來擔負這一寫作任務。”
兩年前,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要我寫《林彪傳》受挫。我知道,這是《星火燎原》編輯部另出的新招,以為隻寫軍事鬥爭,遠離政治事件就不會引火燒身。我對張正隆說:”官方出麵,您的采訪絕對通行無阻,不需要來找我。”張說:”是我們部長的主意,說你能打通關節。”
沈陽軍區文化部部長是我的老戰友,他知道我采寫過《林彪傳》,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線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陽軍區有的是經曆過戰爭的文化人,革命戰爭的征文都參加過,筆下功夫也深厚,他們上馬豈不是輕車熟路?為什麽偏偏選個沒聞過火藥味的張正隆,解放戰爭他才幾歲?戰爭、戰亂有多少感受?我和老戰友部長通了話,問他,寫戰史為什麽不用”老槍”?部長解釋說,我挨家挨戶去求過,沒人願意出山,都有後怕,張正隆有衝勁,不識忌諱,更不會心有餘悸地瞻前顧後。部長要我相信,這支”新槍”保證能完成軍區給他的任務。
經驗告訴我,經曆過戰爭的作者,能最真實最充分地展現戰場的血與火。文革開始,這批”老槍”被推到第一線參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藝黑線,橫掃舞台上的資封修,十年文革結束,又反過來批判他們的極”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堅決表示擱筆洗手,我理解部長的苦衷。我告訴張正隆,隻要你敢往前衝,我會全力支持你,我來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訪活動。
我帶張正隆走訪老軍們
從這天開始,我帶張正隆訪問了參加過遼沈戰役的老兵老將和林彪女兒林豆豆,還有一大幫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知情人。張正隆如魚得水,經過幾個月的采訪,他滿懷激情地對我說:”劉老,我像進了一塊沒有開墾的處女地,再也不想出來了。”
我感動了,張正隆像一張白紙開始書寫我軍的曆史,他沒有偏見,又懷有激情,上路肯定會得到收獲。
我熟悉張正隆。1981年,我帶一批軍旅作家走訪東北邊防,來到張正隆所在團,他的宣傳股長引薦了他(張是該團的報道員)。我讀了他一篇寫紅衛兵到部隊經受磨礪的作品,文筆雖稚嫩,卻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決定把他帶上和我們一起轉悠,讓他和軍旅作家切磋。由此,我們建立了友誼。
張正隆負有寫東北解放戰爭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邊走訪邊大量地讀書。我給他推薦了麥克阿瑟、隆美爾的傳記,他不滿足,上書店買回一捆又一捆的書來給自己”十全大補”。采訪沒有錄音器,全憑耳聞手記,晚上就整理筆記,有人說他一天工作15個小時。正因為他沒有戰爭閱曆,什麽都感到新鮮,什麽都想打聽,連隻言片語都會刻進心碑。我看過他的筆記,他善於從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去研究人、判斷人。
艱苦的勞動,得到了豐收,有人說他是在用腳寫作。他確實走了大半個中國,訪談200多人,挨凍、受餓、冷遇都經曆過,最讓他興奮不已的是,走進了北京西山軍委的檔案館,那裏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澤東和林彪在遼沈戰役中你來我往的全部絕密電報。構思《雪白血紅》時,他幾乎是用電報串成了全書的主軸。
我讀了他的初稿,發現他文筆大為長進,詞匯也生動,從當事人口中得到的情節和細節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個未聞槍聲的戰士,像突然變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幾乎挑剔不出多少敗筆和漏洞。特讓我感動又吃驚的是,張正隆以他樸素的善惡感情,敘說了我們多年不敢觸摸的戰爭中的人性與殘酷。他那橫衝直撞的走筆,打破了我們一直恪守用階級觀點區分戰爭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戒律,對敵我雙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視同仁地進行譴責。他的初稿讓我看得心都發緊了。更讓人心驚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記敘了林彪指揮的”機智”"果斷”"冷靜”和”穩健”,和林獨特的、像拿破侖一樣癡迷戰爭的個性。他是調動了文學手段在真情地刻畫,把一個頂天立地的統帥形象,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張正隆走南闖北的采訪,看到整個社會10多年來批判林彪的餘燼未消,連戰爭中林彪應有的豐功偉績都給予否定,特別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結論為旨意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報刊這塊無產階級的陣地,把林彪的形象塗抹上了一層厚厚的煙墨,說他剛進入東北戰場就畏葸不前,當了個逃跑將軍;打四平,毛澤東要他打成馬德裏,他不敢碰硬,不請示中央,私自下令撒退;打錦州有三次動搖,是政委羅榮桓嚴厲地批評了他,才被迫打的。一盆盆汙水全潑在林彪身上。胸懷正氣的張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紅》的自序中憤怒地喊道:”10億人的泱泱大國,那麽多作家、史學家在做什麽?”"一會吹捧”,”一會批判”,”變臉兒的史料可信嗎”?”曆史像個婊子,唯權勢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對張正隆欽佩又憂心,說:”你的膽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賬嗎?”
“劉老呀,”張正隆說,”四野的幹部戰士一談起他們的林總,沒一個說他不好,有的說著說著就流淚了,我天天在受感動,能不記下嗎?下筆的時候,我省了又省,刪了又刪,生怕給編輯部帶來麻煩,才留下這些。”
我算了一下,寫林彪的文字全書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這個還在清算林彪老賬的共和國,書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別以為改革開放了,政治關口是無論如何不會給你鬆動的。”
“我已經盡力了,再刪再砍,就傷筋動骨了,編輯部怎麽處理,是他們的事了。”
我熟知總政的文宣部門,我叫他們是”文藝戰線上的公安部”,他們中的老左就像狙擊手,隻要有人站出來吆喝一聲是”反動的”,一本書就會灰飛煙滅。
我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主任王偉,我告誡他:”張正隆的書危險係數高,定會遭到官方的和社會的亂棍齊下,你怎麽辦?”王偉說:”我考慮過,先到外地發行三個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殺了,我們也不會蝕本。”
王偉很天真。《雪白血紅》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冊。書在外地賣勢很好,不到一個月就銷售一空,王偉眼熱了,忙不迭地就向北京各個書店投售,僅幾天工夫,厄運來了。
黨政軍首腦發話討伐《雪白血紅》
總參軍務部原部長蘇靜從電話裏急切地告訴我,說當年東北局的一位老同誌看了《雪白血紅》,把書舉在空中抖動,對他的秘書說:”林彪難道比毛澤東還英明嗎?”
剛退下來的一位兵種副司令寫信給軍委,指責這本書是在為林禿子翻案,要軍委馬上當頭棒喝。
另一位軍委領導看了,舉起手比畫成手槍狀,大聲疾呼:”把這樣的反黨亂軍的作者留下有什麽用?”
這是蘇靜傳給我的信息。蘇靜是老中將,他的上層活動多,消息靈通,我相信他所說是真的。
更甚者,軍事博物館館長劉漢中將,給”雪”書列了31條罪狀,哪一條都夠得上把張正隆打成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領導告訴我,359旅老兵20多人在京西賓館聚會,正火氣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紅》,要解放軍出版社派人去接受問責。
總政宣傳部有人給我透了個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療養的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看了,致信剛上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說《雪白血紅》我看了一半,實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的壞書,軍委必須做出嚴肅處理。
高層的震怒,反映了事態的嚴重性已非同小可。王偉主任心急如焚,他邀來《解放軍報》文化處的編輯商量對策。我闖去了。軍報同人的意見是,由軍報發篇評論文章,肯定《雪白血紅》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它生動地、準確地、客觀地揭示了我軍在解放戰爭中艱苦奮鬥的精神和廣大指戰員的英勇無畏,由於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寫戰爭回憶錄,不甚了解我軍革命文化的傳統,缺乏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敵我,和平民主提得過頭了,過多地描寫了戰爭的殘酷性和資產階級的人性,過當地記述了林彪的指揮藝術,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我插話:如若從學術上說,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爭議,還可能挫傷讀者的認知。是不是找幾個遼沈戰役的當事人,如胡奇才(縱隊司令)、莫文驊(縱隊政委)、蒲錫文(司令部地圖科長)等人寫出些回憶文章,他們都曾在戰鬥的第一線,所處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對廣大讀者更具有親和的說服力。軍報的兩位表示不同意,認為會挑起一場內戰,後患難抑。
軍報評論文章未出爐,沈陽軍區三個老紅軍的指控信送到了軍委,總政宣傳部已放風要批”雪”書。王偉緊張了,他擔心的不止是封殺,還有可能對編輯部進行組織處理。他找來張正隆,要他馬上改動原著,提示他:增強人民戰爭思想的主線;不要偏離我軍的”偉大、光榮、正確”;淡化林彪的功績;刪除對我軍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們在南泥灣種的鴉片,帶到東北做軍費開支等)。
陳沂去見江澤民,挽救作者
正好,陳沂從上海來京,他是總政第一任文化部部長,1957年被總政打成右派,發配到黑龍江勞改了22年,複職後到上海出任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他在電話裏召我去見他。
他每次來京,都要從我這裏打探些北京的小道傳聞。我立即到上海駐京辦事處見他,並把《雪白血紅》犯了天條的事給他做了詳細匯報。陳沂說:”明天遲浩田(時任總參謀長)請我全家吃飯,我給遲老總說說,要軍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陳沂又說:”你為什麽不讓張正隆來上海找我?我事先給他寫個序就好辦多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給他抵擋一陣子。”
我說:”現在真的要靠您了,楊白冰是您的部下,他至少要聽聽您的說法。”我說的楊白冰,已是總政主任,解放初期,他還隻是個西南軍區下屬的師副政委。
陳沂說:”我這個右派,又大又老,無所顧忌。”
第二天,我帶張正隆去見陳沂,陳老慷慨激昂,要張正隆不當軟骨頭,說:”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體會教育張正隆說:”我寫《白山黑水》,是在勞改農場零下40攝氏度寫成的。我把林彪寫成了正麵人物,他既是東北戰場的統帥,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給了江澤民審查,由中宣部下文後出版的,你也可以寫信給中央辦公廳或軍委。”陳最後忠告小張:”你要想當作家,先要學會打官司。”
一天夜間,陳沂從遲浩田那裏赴宴歸來就和我通了話,說他在飯桌上剛和遲浩田說了個開頭,老伴馬楠就幹擾他,不讓他說下去。1950年初陳沂任總政文化部部長時,馬楠是《解放軍文藝》的副總編輯,陳沂從右派複職到上海任書記處書記,她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文藝戰場的鬥爭,他倆都吃盡了苦頭,她為陳沂擔心,不讓陳幹預這部書。陳對自己部下可以說一不二,對自己夫人總是敬畏三分。陳沂告訴我,他有另一條思路,馬上去找江澤民,讓他來為《雪白血紅》說話。前些年在上海時,江對他很尊重,他倆關係非常密切。
大約5天後的清晨,陳沂要我馬上去,說他已見到江,江的表態中肯。我高興地去了。一進門,見總政文化部原部長徐懷中在座,他也是來聽陳傳達江的態度的。陳說:”江看了楊尚昆給他的信,認為,如何表現我軍的重大戰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問題就挖一鍬土把它埋了。這是曆史,總政要承擔主要責任,不能隻讓一個作者來負責吧?對作者隻是個教育提高的問題,要保護作者。”我一聽江有如是的表態,一顆懸浮的心放下來了。徐懷中說:”這本書,編輯在處理上有責任,他們老想去衝撞禁區,如果隻要刪除書中對林彪的描寫,隻需去掉250多個字,恐怕事情就不會這麽嚴重。”
徐部長原是昆明軍區的作家,和他同事的6位作家在作品或言論上冒犯了天條,都成了右派,唯獨他的作品,從不在政治上惹是生非。比如他的《她們在播種愛情》,寫解放軍和藏族同胞軍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會的肯定和好評。他對《雪白血紅》,能精確地計算出250多個字的失誤,說明他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作者、編輯隔離反省
實際上,事態並未因陳沂居間說項出現轉機。陳沂剛離京,總政就開始抓人了。由總政副主任親自出馬,還帶上總政軍事法院院長,午夜來到解放軍出版社,把該書的責任編輯馬成翼召到辦公室,對他宣布,他編輯的《雪白血紅》一書,犯了政治性錯誤,要他隔離反省。當即由法院院長把馬成翼帶走。後來小馬告訴我,他被關在總政警衛連的樓上,一日三餐送飯,洗澡時由兩個士兵持槍押著進澡堂洗浴,大池裏的10多個泡澡的被趕走,小馬一個人邊洗浴邊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出版此書是總政宣傳部批準的,小馬被指派為責任編輯,對戰爭生活一知半解,隻是給書稿做了些文字修飾。按規定,這部書經過”三堂會審”,編輯主任看過,社長看過,都署有”同意”的批示,同時,付型前還將成書的內容提綱報給了總政宣傳部,為什麽用高規格抓一個小編輯當”欽犯”?
與此同時,受命寫作的張正隆也同樣遭到厄運。沈陽軍區接到總政逮人的指令,由軍區的副政委帶上保衛部部長,半夜趕到六十四軍駐地本溪抓捕張正隆。由六十四軍收押監護。
總政治部以文問罪,加大了對這部書的討伐力度,急令全軍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紅》。
這可忙壞了各大區的領導,濟南軍區的政委正在青島警備區檢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紅》,跑遍全城的書店,怎麽也買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說,誰轉讓他一本,願出300元;武漢軍區請示總政,說市麵已沒有此書出售,望能批準自己印刷發給部隊;南京軍區報來幹部需人手一冊,連隊一個班一冊;北京軍區認為這是在擴大放毒,批判最好限於中高級幹部中進行。總政不知所從,轉而電傳全軍,通報張正隆的人品,說他當紅衛兵後,在公社毆打數名幹部,有致傷致殘的惡行,讓人們知道張正隆是”混進軍隊的壞人”。
後來,形勢有了變化。總政主任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召開的政工會議上宣布:”《雪白血紅》一書有嚴重政治錯誤,但我們還是準備解除作者張正隆、編輯馬成翼的監禁。”並點著在座的六十四軍政委說:”我們把張正隆放了,你們六十四軍不要對他有任何歧視。”這位政委會後憤然對我們說:”安排張正隆寫書,是沈陽軍區決定的,抓張正隆是你們總政下達的命令,放人也是你們說的,我們有什麽歧視不歧視的?”
抓人放人都憑領導人出示口諭,無須法律程序,張正隆被關了一個月,馬成翼被關了23天。釋放後,張正隆對他遭受的無情整治沒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創作作風,拚盡全力寫羅榮桓、韓先楚等人的傳記。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軍事文學的道路上,懂得繞開”雷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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