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龍：我們的畢業分配

 

近日讀了華新民先生《華夏文摘》上的文章“最是倉惶離校日-大學畢業五十周年憶舊”和“我們的畢業文憑”，深有感觸。和華先生一樣，我也是文化革命前考進大學，文化革命使學業中斷。文化革命中畢業，掃地出門。我們有相似的經曆，也有不同的遭遇。

一.浪費青春

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係，9月份入學，被分配到大氣物理專業，學製6年，預計在1970年暑期畢業。本來，在6年時間裏我們應該學習2年基礎課，2年專業基礎課，2年專業課，同時學習2年第一外語（對我來說即是俄語），4年第二外語（英語）。可是，6年間（實際上是5年半）我們幹了什麽呢？（1）文化革命前：學習了將近兩年的基礎課。（2）文化革命初期：1966年6月開始，學業中斷。在隨後兩年多的時間裏，經曆了工作組進校和撤出，學生和教職員工分裂成兩派打內戰，武鬥。（3）文化革命後期：1968年8月，工宣隊（“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控製了局勢，開始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9年10月，搞戰備，奔赴北京郊區，全年級到大興縣魏善莊公社王各莊大隊勞動。為了避開農民的春節（1970年2月6日），我們提前離開農村，回到市內，到位於東郊酒仙橋的北京第二光學儀器廠搞“教（學）改（革）”，即在車間裏勞動，在那裏待了幾個星期。春節前回到學校，畢業分配工作立即啟動。3月中旬，我們離開學校，各奔前程。

二.畢業分配

畢業分配的表麵文章是開會。天天開班會，偶爾開年級大會和全係大會，諸如學文件、講形勢、表決心之類。畢業分配的實質性工作是確定分配方案，把誰分配到什麽地方去。這個最關鍵的工作，則是在暗處進行。分配方案由工宣隊、軍宣隊決定，其間還有學生“依靠對象”（一般是每班一人）參與，完全是黑箱作業。我不是“依靠對象”，連“外圍群眾”都不是。我無從知曉內幕，隻知道一般原則，什麽“四個麵向”，即麵向邊疆、麵向基層、麵向廠礦、麵向農村；隻知道廣東籍學生分回廣東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廣東的教育相對發達，本省就有很多大學生；廣東籍學生大部分會分到教育相對不發達廣西、湖南。工宣隊從不找我征求意見，我也不找他們申述對分配所去地方的要求。（後麵會講為什麽。）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們年級3個班大約90名同學在二教階梯教室開會。會後回到宿舍39樓第5層樓道裏領取畢業生派遣材料。一班的宋同學負責發放材料，早就在那裏等候。幾張頭尾相連的長條課桌擺在他麵前。桌麵上豎放著許多派遣材料，排成一行，每人一份。由於人數很多，宋同學忙不過來，隻能幫一些人翻尋他們自己的派遣材料。大部分同學都是自己動手翻尋自己的一份。宋同學無法阻止，隻好聽之任之。我找到自己的派遣材料，打開一看，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陝西省商洛地區，報到地點是地區專署所在地陝西省商縣。

沒有畢業證書，沒有畢業留影。拿到派遣材料之後，也沒有和同學道別。大家匆匆離校，如鳥獸散。

畢業分配之後通過各種途徑，我逐漸了解到一些具體情況。文化革命前招收的北大學生，理科6年製，文科5年製，隻有很少數的係和專業除外。1965年，理科改成5年製。文化革命期間，1969屆的畢業生，被推遲到1970年分配。所以，1970年北大的畢業生，理科有3個年級（六年製的63級和64級，五年製的65級），文科有2個年級（五年製的64級和65級）。這些“老三屆”（理科）/“老二屆”（文科）的畢業分配方案非常差，百分之七十的人到邊疆、基層、農村，連廠礦都不能去。相對而言，地球物理係畢業生的分配方案比較好，這是因為接連發生的大地震，嚇壞了中國人，各級地震研究所/地震隊/地震台紛紛成立，企圖去完成地震預報這個Mission impossible。地球物理係“老三屆”大約有270人，分成4個專業：地球物理，大氣物理，氣象，高空物理。其中隻有地球物理專業與地震有關。其餘3個專業，與地震沒有一毛錢關係。由於文化革命，學業中斷，即使地球物理專業的學生，也沒有學過地震。但是，270人中的100人，沾了係名“地球物理”的光，被分配到地震部門，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及其分院，報到地點是以下4個城市：北京（20名），昆明（20名），長沙（30名），蘭州（30名）。一般說來，每個班有2名畢業生去以上每個城市，2名畢業生留校，以及很少數分配到大城市（非地震部門）。這些分配到“好單位”的畢業生，每班共有10多人。本班小，共25人，所以，大概有一半的人分配到“好單位”，剩下一半的人，大部分去了河南、安徽、山東，江西等地的農場，其餘幾個人去了地區/縣的小地方，屬於“麵向農村”。

我被分配到偏遠的陝西省商洛地區，屬於“麵向農村”。也就是說，我的分配方案，是本班最差的。為什麽會這樣呢？聽我慢慢說來。

三.“白專道路”

1966年6月文化革命開始，學業中斷。那個時候，我沒有獨立思想，相信耄的理論，隨大流參加文化革命。1968年8月，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北大，兩派聯合，或者說兩派消亡，原兩派廣播台的人員組成學校廣播台。我原來是井崗山廣播台機務（技術人員；其他人員是編輯和播音員），進入了這個學校廣播台。我們這些機務人員，每天在校園裏架設電線安裝喇叭，不住在班裏的宿舍，不參加班級活動，因而暫時躲開了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左：身穿學校廣播台工作服。
右：登高作業。

領導學校廣播台的工宣隊員，對我們還算寬鬆。每周有幾次集體學習時間，每次時間也不長。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們白天在校園裏幹活，就跟玩一樣，晚上時間自由支配。星期天大家休息，我們也不例外。在孤獨的44樓，我與原井崗山廣播台機務徐同學合住一屋。我們都喜歡看書，互不幹擾。因此，在這個避風港裏，我有時間靜下心來思考一些問題。我在中學和大學，熱愛學習，成績優秀，確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學習中斷兩年之後，人還在，心不死。我捫心自問：上課兩年才學了6門數學物理基礎課，欠缺兩年的專業基礎課和兩年的專業課，將來能幹什麽？我認識到：停止學習而整天搞運動是沒有前途的，最終吃虧的是學生本人。於是我拿定主意，一是收集（買）書，二是開始自學。有了這些主意，我空虛的心靈變得充實多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開始擬定學習計劃，自學無線電和數學。我托無線電係的老鄉劉同學找到該係的講電子線路原理的2冊講義。1968年10月，我開始自學。學完第1冊，接著學完第2冊。（沒有找到也沒有學講電子元件的第3冊。）這樣開始自學是結合實際，從興趣出發。我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就是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動手能力很強，但是缺少真正的無線電理論知識。這兩本講義，使我掌握了大學水平的無線電知識，是我後來學習所有無線電理論和技術的基礎。我對數學有特殊的興趣。1963年高中二年級，我獲得梅縣中學生數學比賽第一名。上大學後，是班上的數學科代表。我開始自學的數學書是（蘇聯）布尼諾斯艾利茲的《變分法》（中譯本）。其中記得最牢的是最速降線和等周問題。10多年後，1980年代我研究最大熵方法，變分法派上了用場。這是後話。

我預感自己會被畢業分配到偏遠的地方，找不到人求教，隻能依賴書本。於是，我開始跑舊書店。那個時候，學校、圖書館紛紛外遷甚至解散，“讀書無用論”泛濫成災，書籍成為廢紙。舊書店裏的舊書，保存得最好的是半價；保存得差的，極為便宜。一些不到100頁的薄書，隻要一角錢。那時的舊書店稱為“中國書店”。我經常去的有：前門中國書店，西單中國書店，海澱中國書店。其中，前門中國書店的書籍最豐富，海澱中國書店離學校最近。

1968年12月，校園廣播網完工，廣播台“裁員”。我記得這個時間，是因為在最後一次政治學習會上，念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上耄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念完之後，一位物理係的老兄發言說：我聽了主席的這條指示，想到自己畢業後可能要下鄉，不像以前聽了主席的指示那樣高興。 這個發言又像發牢騷，又像自我批評。我當時心想：這人真會說話。

我回到班裏的宿舍，參加班級的活動，開始親自領教工宣隊和“清隊”的厲害。但是，主意已經定好，習慣已經養成，無法改變，我也不想改變。我對揭發批判，“鬥私批修”毫無興趣；對一些人“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講用，覺得很可笑。在那荒唐的年代，讀書無用；豈止無用，而且有罪、反動。你可以打撲克，逛大街消磨時間，就是不可以看（業務）書。離開廣播台這個避風港後，為了偷偷看書，我必須進行掩飾，在書的封麵貼上白紙，寫上諸如此類的書名：“中學生習作選”，“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批判”，“毛線編織法”。雖然如此，還是被工人師傅發現，或許還有人告密，成了目標而被盯上了。我們年級有一個工宣隊員，名叫張紹宏。此人不是正牌的工人，而是不久前才轉業到工廠的轉業軍人。此人非良善之輩，多次與學生發生衝突。一方麵，他召開“講用會”，在學生中樹立“鬥私批修”典型。另一方麵，千方百計抓“反動學生”，“落後分子”。他獨出心裁，在年級裏舉辦各種“學習班”，把一批批同學叫去洗腦和受訓。本人有幸，被請進“紅專道路學習班”。學習班的成員，都是被他認定的“白專分子”，就是原來學習比較好的同學。隻記得盧嘉錫的公子、本年級氣象專業的盧同學也在其中。

1969年“二十周年大慶”，北大學生參加天安門方陣遊行。工宣隊叫大家報名，我沒有理會。三天假日期間，我和同年級的許同學一起騎自行車去他在天津的家。期間我去天津市勸業場內舊書店買了20多本舊書，價錢比北京便宜得多。這事被工宣隊知道了。假期過後，在年級大會上，排長（即年級的工宣隊領導）邰德敬訓話，說：有的人怕苦怕累，不參加國慶遊行，卻去天津玩，來回跑了四百裏路，怎麽就不嫌累？ 他沒有在大會上點我的名。會後，本班工宣隊員尤師傅奉命做我的“思想工作”。他把我叫到44樓南麵、43樓北麵的空地上，要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認為我去天津不是錯誤，自始至終一聲不哼。他沉著臉，隻好讓我走了。我知道，我又一次得罪了工宣隊。這些事件的後果是，工宣隊在我的畢業鑒定上，寫下“要防止白專道路的侵蝕”這樣的警告性語句。其實，我當年並沒有去反對工宣隊，更沒有去反對什麽思想，反對什麽製度。我隻是回歸常識，想自學一些將來有用的知識而已，說是“隻專不紅”，還差不多。給我扣“白專道路”的帽子，是言過其實。我也懶得和他們爭論。工宣隊根據他們的好惡行事，當然，我在畢業分配時，沒有好果子吃。對此，我坦然接受。我對自己的決定有信心。我對一些要好的同學說：將來不管把我扔到什麽地方，我都要爬起來的。 我學到的知識，就是說這話的根據。值得慶幸的是，這條“隻專不紅”的道路，最終居然讓我走通了。

四.“催化劑”

臨近畢業分配，學生中的男女朋友，共同商量前途，自不必說。對於那些本來有點意思的男、女同學，畢業分配就成了“催化劑”，加快了事情發展的進程。有人說，在畢業分配方麵，工宣隊所做的唯一正確的事情是：隻要一對男女同學確定是男女朋友關係，就可以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去。與文化革命前的畢業分配相比，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此，畢業前夕有許多速成男女朋友，就不足為怪了。據說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兩位男同學分別向工宣隊聲稱，某女同學是自己的女朋友。就在同一時間，這位女同學向工宣隊聲稱，某男同學是自己的男朋友。這個某男，並非那兩位男同學之一。不知工宣隊如何認定，最後花落誰家。

男女朋友畢業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固然是好事。但是，必須付出代價。根據“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分配去的地方變差。具體說來，如果單獨考慮，一方可以分配到北京（最好的地方），另一方可以分配到另一個城市（次好的地方）。那麽，合在一起考慮，則兩人都分配到北京的可能性近似為零，分配到與“另一個城市”相當的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性是分配到比“另一個城市”差甚至差很多的地方。對於那些原來隻是“有點意思”而條件懸殊的男女同學，就是考驗人的時候。須知，催化劑既可以加速合成反應，也可以加速分解反應。所以，如果在畢業前夕由“有點意思”變成“毫無意思”，也不足為怪。極端情況下，原來已經形成的一對，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會在畢業前夕告吹。不可能？這裏用得著鐵道部王發言人的名言：“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是凡人，亦不能免俗。我和班上的一位女同學，有些來往。她當過班長，我當過班生活委員。我幫助她做過一些事。比如，她的一個弟弟在山西陽高縣插隊，我受她之托幫助她弟弟為所在的生產大隊從菜市口信托商店買過一部電唱機，50塊錢，還在王府井唱片商店買過一些塑料唱片。與此同時，我幫助她家從菜市口信托商店買了一台5燈交流收音機，20塊錢。一來一往，彼此有了好感。在催化劑的作用下，終於走到一起。一個星期一的下午，開完班會，我們一起從39樓北門出去。天上飄著雪花。我們出了學校西門，沿著大馬路走到頤和園北麵，然後沿著一條向北的田間小馬路走了一會兒，遠遠望見中央黨校的大門，轉身往回走。來回路上，我們講述自己的家庭。當我說到我有海外關係，一個叔父在泰國、一個叔父在香港時，她默不作聲，隻是靜靜地聽著。多年後回憶起來，她說她當時既不認為這是好事，也不認為這是壞事；既不想沾便宜，也不怕受影響。我們談論畢業分配。她也對分配到什麽地方無所謂，隻要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就好。我們商定，明天上午我去找工宣隊，說明情況，要求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回到39樓北門前麵，夜幕已經降臨。天上還飄著雪花，學生食堂已經關門。我問是否一同去海澱吃晚飯。她說她不去，回到宿舍可以找到吃的。於是，我一人去了鎮上，買東西吃了。

第二天上午，在開班會之前，我找到兼管我們班的張師傅。我說了女同學的名字，說我們是朋友關係，要求畢業分配去同一個地方。張師傅答應，向工宣隊轉達我的要求。接著，張師傅對我說：她在班上表現多好，你要向她學習！ 許多年後，我對妻子轉述此話。妻子聽了，立即回應：以前沒有跟你說，現在告訴你吧，小蘇（女工宣隊員）知道我們的事以後，對我說：你要好好幫助吳乃龍！ 說到這裏，我們不由得樂了起來。在學校的時候，她是個循規蹈矩的學生，在工宣隊看來，是個“聽話的人”，就是所謂的“表現好”。而我呢，是個“不聽話的人”，就是所謂的“表現不好”。本來，憑家庭條件和工宣隊對她的的印象，她可能被分配到家庭所在地北京或鄰近的地方。可是，跟著我，被一起分配到千裏之外、偏遠的商洛山區，吃了很多苦頭。我問她後悔不後悔。她回答：我從來沒有後悔過。這輩子跟你，下輩子還跟你！

五.畢業之後

憑發給我們的火車票，在拿到畢業生派遣材料後的第三天，我們登上從北京開往西安的直達快車。接著，乘坐長途汽車，從西安到達商縣。在商洛地區革委會報到後，被再分配到更加偏遠的商南縣。隨行的行李中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我們收集到的250本書。在這商洛山中，我們度過了漫長的8年半。由於我被人揭發“惡毒攻擊”和“偷聽敵台”，我們的處境更加困難。直到文化革命結束後的1978年，才有轉機。這一年，我們竭盡全力，在長期努力的基礎上，一舉成功。我和妻子以優秀的成績分別考取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出國研究生和北京大學地球物理係回爐班，回到北京重新開始學習。1980年我們才收到遲來10年的大學畢業證書。

1980年8月，我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讀研究生。1984年4月，我的妻子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悉尼和我團聚。從此，我們在世界各地飄泊：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當然也包括中國。從大學畢業算起，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度過了整整49年，有歡樂也有憂愁，有順境也有困境，有成功也有失敗。值得慶幸的是，不管如何，我們挺過來了。

（2019年2月完稿於多倫多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