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百年自述

李銳，男，1917年4月13日生，生於湖南省嶽陽市平江縣，現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機械係。1937年武漢大學工學院肄業，赴延安投身革命。中組部原副部長。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研究專家、政治家、作家。曆任水利部副部長，電力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

 

我這一百年大致分可為五個階段：第一個二十年上學讀書；第二個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個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腳下；第四個二十年複出工作；第五個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當過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又曾擔任過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在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工作過。我當過三位中央領導人的秘書：先是擔任高崗的政治秘書；後來擔任陳雲的政治秘書；最後又擔任了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追隨者"，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幾乎餓死；文革中又被關進秦城，住了八年監獄。平反後複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對黨有兩個重要貢獻，一是寫了一本《廬山會議實錄》，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全貌；二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阻止了鄧力群可能被推舉為總書記。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記)，總計超過一千萬字。別人寫我的東西也有幾百萬字。

我從中組部的領導職務中退下來後，組織編寫了一整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共計十九本，此外每個縣都編了一本，搞清了曆史上的好多問題。例如：井岡山時期肅"ΑΒ團"，殺了十萬人；延安整風後期搞"搶救運動"，打出一萬五千個"特務"，而國民黨卻說他們沒能打進延安一個特務(見唐縱日記)；文革期間，秦城監獄關押502人，多數是黨的高級幹部，死在監獄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第一個二十年是讀書，追求革命

 

我於1917年4月13日生於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縣，父親李積芳自幼好學，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學，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國策就是要滅亡中國，由此激發了強烈的愛國情懷，辛亥革命前回國，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擔任了國會眾議員。

 

可惜英年早逝，父親去世時我才五歲，上麵還有兩個姐姐。我的母親是一位受過現代教育，有進步思想的女性，兒時母親常對我們講父親的往事，教育我們如何求學做人，特別不要趨炎附勢，品德最為重要。這些教導對我思想的形成潛移默化。

 

母親又把我送到當時新開辦的最好學校——楚怡小學和嶽雲中學——讀書，這兩個學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規嚴格，要求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從小養成好習慣，還開設勞動課，種菜，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還開展體育活動，組織各種球隊，當時我就是校隊的球員。

 

我在中學階段就喜歡寫作，是辦牆報的積極分子，還寫過一篇名為《走》的小說，描寫人力車夫的生活，結局是投奔了紅軍。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出我少年時期的思想傾向。總之，父母、家庭與學校的教育，對我一生走什麽路，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學畢業後，考取了武漢大學，那個時期主要是受魯迅文章的影響，思想更加激進。說實在的，在大學的兩三年，並沒有好好讀書，淨鬧革命了。當時，我是學生中的領頭人之一，積極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擔任了"武漢大學學生救國會"的常務幹事，創辦了《救中國》雜誌，我寫的發刊詞題目就是"團結、抗鬥、救中國"。

 

1936年上半年，我們收到了一份從美國傳來的中國共產黨號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並讀了斯諾所著《西行漫記》，更加堅定了要尋找共產黨的決心。由於當時在武漢沒有黨的組織，我們便聯絡了八個誌同道合的人，於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個的自發黨組織，定稱為"武漢臨時支部"。

 

不久，我帶著自發臨時支部所有人的入黨表去北平，找到了黨的組織，自發臨時支部所有成員都被接受為正式黨員。因此我的黨齡從1937年2月起算。

 

第二個二十年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者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我和幾位朋友到天津，又轉赴煙台、濟南，武漢、徐州、長沙等地，參加"青年救國團"等活動。1939年8月，我去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在重慶與《新華日報》記者範元甄結婚。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決定將我們調離大後方，送到延安去。會後，我和範元甄跟胡喬木同乘一輛卡車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後，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後調入《解放日報》，在第三版(國內版)負責寫辟欄文章，主要任務是收集一些國民黨區的情況、材料。我寫的第一篇文章記得是《為大後方的大學教授呼籲》。

 

1943年4月初，在"搶救運動"中，我被誣陷為"特務"，抓進保安處關押了兩年。保安處的審問，通常是采用各種刑罰逼供，有的還長期帶腳鐐、手銬。在保安處對我審問時，因為我什麽都不承認，審問者發脾氣打了我一耳光。總的來說，對我的刑訊還不算太狠，一個是站，立正站著，不許動；再就是坐矮凳，時間稍長腿就腫了。

 

審問的時候，有人持槍晝夜輪班監視，不許動，眼睛也不許眨。這樣一直審了我五天五夜。和我關在一個窯洞的陳新，在我被審了五天五夜回監舍後，他跟我說：把他綁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還坐老虎櫈、戴腳鐐，比對我厲害多了。

我從保安處放出來後，又回《新華日報》工作，我在《解放日報》前後不到三年，在報上發表過的文章和社論約有40篇。八十年代初，新華出版社為我出過一本《窯洞雜述》，全書22萬字，這本書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匯總。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取得了徹底勝利。同年10月，我和範元甄隨同赴冀熱遼打前站的同誌離開延安北上，經張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創辦了《冀熱遼日報》。1948年2月，隨東北局書記高崗到東北，作了高崗的政治秘書。

 

1948年10月，解放軍攻占錦州後，揮師東進，準備解放沈陽。東北局決定由陳雲帶領四千多人去接管沈陽，陳雲讓我隨他去，這樣我又當了陳雲的政治秘書。接管沈陽後，隨陳雲一路巡視鞍山、本溪、安東，最後轉到吉林、長春，走了將近一個月，印象最深的是豐滿水電站。

 

我過去沒見過水電站，豐滿那時有兩台機組發電，大概是六七萬千瓦，當時的感覺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豐滿看到了現代先進的工業生產，對我產生很大的震動，這是後來願意轉行搞水電的動因。

 

隨著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勝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陳雲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飯店。然後陳雲就到西柏坡開七屆二中全會，我沒有去，在北平我幫陳雲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廠買了許多從清末到民國以來經濟方麵的書，裝了一大木箱，為他留在中央管全國的經濟做準備。

 

由於我一直想到下麵做一些實際工作，經向陳雲提出後，他雖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終還是同意了。這樣，1949年5月，我隨南下部隊回到湖南，先是負責創辦《新湖南報》，任社長，後來調任省委宣傳部長，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調到燃料部水電總局任局長(後轉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終於實現了我獻身於水電事業的宿願。

 

我在管水電時的一件大事，就是有關三峽工程的一場論爭。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向毛澤東建議：要解決長江的洪水，必須在三峽修個大水庫，把長江的洪水裝起來。這件事給了毛澤東一個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國水利》上發表了《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幹問題的商討》的長文，正式提出修三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他規劃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現在三峽大壩175米還高60米。

 

也就是要把整個重慶都淹沒了。這篇文章一出來，我們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發電》組織了一期長江規劃問題專刊，一共八篇文章，從各方麵論述三峽工程的問題。此後，雙方爭論不斷，這樣，不同意見便引起了高層的注意。本來毛澤東是讚成三峽工程上馬的，他在1956年寫詩歡呼"高峽出平湖"，已經表達了讚成三峽上馬的意願。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時，他聽說三峽工程有一個反對派叫李銳，便說："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銳都找來，當麵談談吧。"於是中央辦公廳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趕到南寧，在毛澤東麵前陳述各自的見解。

 

我和林一山到達南寧後，當天晚上就開會，談三峽。開會的房間很小，裏麵坐了二三十人，一個長條桌，大家麵對麵就坐。我們倆人坐在毛澤東的正對麵。毛就問："林一山，你要談多久？"林一山說他要談兩個小時。

 

毛又問我要談多長時間，我說："半個小時"。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從漢元帝談起，談曆代皇帝怎麽防洪等，滔滔不絕講了兩小時。我感到他講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專業術語，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聽懂。輪到我時，就談得盡量簡短，深入淺出。

 

我說：修這麽大個水庫專門來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個水電站。長江跟黃河不同，是條很好的河流，現在長江在我們的手裏，完全可以通盤考慮，用各種辦法防洪。最後講到了三峽技術上的困難，這麽大的工程，最困難的問題是勘察，確定電站的大壩修在哪裏，要對河流分段進行地質考察，這個選壩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夠完成的。這樣一講，大家都聽懂了。

 

毛澤東說："好，講得很好。但是講了還不算數，每人再寫一篇文章來，不怕長，三天交卷。"於是，我們又分別趕寫了兩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後，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劃了很多紅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問號的多。最後的會議上，毛澤東還批評林一山的文章寫得不好，說你是師範畢業，文筆不適，這就把他的意見否定了。

 

毛澤東誇獎我的文章寫得好，把問題講清楚了。三峽的問題就這樣定案了。南寧會議出了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裏麵有一條是要"培養秀才"。毛澤東說，"我們就要培養李銳這樣的秀才。"

 

南寧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對我說："李銳，你來當我的秘書。"對此，我完全沒有精神準備，立即回答說："我搞水電，很忙。"他說："不要緊，兼職嘛。"這我就不好回嘴了。隨後，我給毛寫過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毛看了這些信，對我能夠反映一些真實情況，當時還是比較滿意的。曾說："李銳我感謝你呀，是共產黨感謝共產黨。"

 

有一段時間，毛不斷地表揚我，那時真可以說是被捧到了天上。萬萬沒有想到，僅僅幾個月後，廬山會議上風雲突變，我又從半空中摔了下來，幾乎粉身碎骨。

 

第三個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腳下

 

1959年夏季召開的第一次廬山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上或共和國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記。那次會議無端地打出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我因在會議期間同黃克誠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議論，最後被定為"追隨者"，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此跌入無底深淵。

 

從廬山下來，又經過幾個月的揭發批判，隨後被送到北大荒850農場附近的興華村，與村裏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那時糧食不夠吃，差點被餓死。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個經驗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

 

1961年11月，經在京的友人設法營救，我終於離開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時，範元甄提出要離婚，我說同意，就辦理了離婚手續。水電部黨組曾討論過是否恢複我的黨籍，未被通過，原因大概是由於範元甄在離婚後又寫了兩本揭發材料，裏邊有我和她私下議論的一些話(文革過後鄧小平複出，他看過這兩本材料，說："太惡劣了！"下令把它給燒掉了)。

 

由於黨籍未能恢複，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別山裏的磨子潭水電站，給水庫的職工當文化教員，也幹些體力活。文革開始後就不讓教書了，變成勞動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專機直飛北京，下了飛機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際，中央專案組來人向我調查毛澤東幾個秘書的情況，我說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等人都沒有問題，主席秘書中最危險的人是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並寫了封信給總理，請他們轉交。

 

這下又闖下了大禍，當時的說法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傷害。"由於我揭發了陳伯達，我的問題又升了級，被關進了監獄，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監獄，最厲害的是單間關押。一間小小的屋子，四麵都是牆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麵走廊裏哨兵的腳步聲之外，終日寂靜無聲。在這樣的環境中呆久了，大多數人都會成為傻子或者被逼瘋。我為了不至變成廢人，就在監房裏堅持跑步、鍛煉。

 

監獄裏見不到紙和筆，我就利用一次跌傷後要來擦傷口的龍膽紫藥水當墨汗，在馬列著作的空白行間寫字，一共寫了400多首詩詞，平反後，將這些詩詞匯集起來，出了一本《龍膽紫集》，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跡。

 

我是1975年5月30日出獄的，出獄後，又被送回磨子潭。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形勢發生變化，1978年胡耀邦執掌中組部，組織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年底又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由合肥回到北京。從此，重返世間，後半生終於又見到了陽光。

 

當年毛澤東提倡"六不怕"——不怕戴機會主義帽子，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對我來說，除了頭顱尚在，這幾個"不怕"都經曆了，能活過來真不容易，在逆境中最終挺了過來，做到了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

 

第四個二十年複出工作，彌補已經失去的時光

 

我於1979年1月恢複工作，任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基建工程兵水電指揮部政委，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2年我已65歲，到了可以離休的年齡，但陳雲讓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我便到了中組部，先任青年幹部局局長，後來擔任了常務副部長。

 

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據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四化"標準，選拔第三梯隊，總共挑選了1000名省部級後備幹部。這是一項極為重要又有深遠影響的工作，後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從這1000人中產生，現在還有約600人在位，可見當時的工作成效卓著。

 

我在中組部的另一項工作，是組織編寫了一整套《中共組織史資料》，由我擔任編纂領導小組組長。這套史料搞清了曆史上的好多問題，功不可沒。

 

我曾被選為中共12屆中央委員，又曾是12、13屆中顧委委員。

 

第五個二十年思考研究，力求搞清楚更多的問題

 

離休以後，我還繼續關心國家大事，關注黨的事業，將精力集中於思考和研究，希望能夠搞清更多有問題。有人說我是"毛澤東研究專家"，不錯，我一生寫了評介毛澤東的五本書，對毛一生的功過是非作了實事求是的介紹與客觀的評論，對他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也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但他晚年所犯的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些問題是回避不了的，必須認真地剖析和清理，我認為這對於黨的建設和國家的進步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我在晚年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推進政治體製改革。1980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核心內容，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由此開啟了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大門。

 

以往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又不受製約，鄧小平提出必須改善黨的領導，並采取了若幹相應的措施。

 

然而，前進的道路並不平坦，阻力重重。當前，經濟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政治改革的滯後更令人不安。新的矛盾不斷出現，不穩定因素日益突顯。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思路去積極解決矛盾，而是向後看，試圖用高壓和完全否定個人自由來求得表麵上的安定。

 

我對這些情況頗感擔憂。記得在八十八歲米壽時，寫過一首自壽詩，最後兩句是："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憲政民主應當是我們不懈的追求。

 

人生在世，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為之奮鬥的事業，更要對得起曆史。

這是我對後來者的殷切期待，願與朋友們共勉。

（來源： 握瑜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