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真舍不得你走

1978年時的小朋友，現在已經50歲上下啦！

作者：祝華     1978年，真舍不得你走

 

今天是2018年最後一個工作日。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曆史節點，似乎就這樣波瀾不驚地過去了。但在過來人心目中，1978年是銘心刻骨的記憶。瞻念2019即將到來的“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改革開放四十年大會講話），逝去的曆史記憶彌足珍惜……

1978，在幾十年政治運動滿目瘡痍中，執政黨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響應人民和曆史的呼聲，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衝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國家前途和個人願景都灑滿了陽光……

這一年的變化，很多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祥和。人民日報三中全會鄭重承諾：從今以後，隻要不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現代化建設就是全黨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黨的政治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不能再搞任何離開這個中心工作，損害現代化建設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了。（1978年12月25日社論《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這一年，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訪問北京，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走進北京王府井，可口可樂進入了中國的涉外賓館。  配合緊鑼密鼓的中美建交談判，人民日報刊出副刊文章《大豆與中美科學交流》（1978年12月25日），介紹說大豆的故鄉在中國，在美國獲得巨大的發展。文章配發裝飾畫《中美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

日本電影《追捕》來了。高倉健飾演的檢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會陷害而逃亡。牧場主女兒真由美，從感激杜秋的救命之恩，到義無反顧地相助杜秋。在東京街頭的圍捕中，真優美的馬隊及時趕到，杜秋跳上馬背，問真由美：“你為什麽要幫助我？”長發飄飄的真由美大聲回答：“因為我喜歡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樣板戲”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戀愛情戲闕如。整整一代年輕人，為這樣大膽的愛情表白而震驚並怦然心動。

《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第五期刊發一篇“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樣的“吐槽”，過去視為錯誤思想加以批判，甚至會被當作反動觀點給當事人帶來不測。《中國青年》雜誌卻借此號召年輕人坦然交流，發起人生觀大討論。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湧向編輯部。“黨內一支筆”胡喬木邀約團中央分管宣傳的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來到雜誌社。喬木說：“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數學家在人民日報占據了兩塊整版，這就是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還配發了一張陳景潤的木刻像。接著，3月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陳景潤和他的老師華羅庚，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鄧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嶄新觀點，而且為陳景潤這樣的“書呆子”摘掉了“白專”的帽子：“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願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在“文革”末期，鄧小平聽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匯報時，就給予陳景潤高度評價：“像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起！”陳景潤的住房長期未能解決，鄧小平得知後非常生氣，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就地解決。高登榜親臨數學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當天，科學院就分給陳景潤一套四室一廳院士房。

體製內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偏見乃至敵意，一時難以消除。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的致辭在高層傳閱時，汪東興副主席說：“我看這個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講了那麽多關於科學工作和知識分子的話，為什麽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說的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就應該談一下嘛！”起草小組向鄧小平請示，鄧小平回答：“一個字也不要改！”

“文革”時期，報紙對領袖的話都要改排黑體字以示尊崇。就是從全國科學大會起，鄧小平吩咐：他的講話裏引述毛主席的話不要排黑體字。人民日報就此廢棄了這種“神化”的版麵手法。

1978年夏，由胡喬木提議，人民日報、新華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研究所合作，在人民日報社9號樓創辦新聞係，招收新聞研究生，全盛期在讀生多達200人。我有幸於1983年秋進入九號樓讀研，1986年畢業後直接分配進人民日報。現在想來教學團隊豪華到奢侈！人民日報社領導和一批延安時期、晉察冀、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老報人帶頭講課，胡績偉講撥亂反正，王若水講人道主義哲學，田流講采訪，範榮康講新聞評論學，劉賓雁講報告文學，鍾立群講版麵設計，還有雷潔瓊教授講社會學。研究生也大多具有新聞工作實際經驗，又經過新聞學、傳播學、經濟學等現代學科訓練，淬火磨礪，終成大器。9號樓3年熏陶，走出了後來的黨報社長、副總編、名記者、名評論員，還有傳媒上市公司董事長等。

更多的官場博弈，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較量，在公眾視野之外展開，但每個中國人都深切地意識到除舊布新的艱難和改寫曆史的豪邁。

1978年6月，汪東興副主席對胡耀邦大張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麵敲打耀邦說：“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組織部的部長有什麽權力修改毛主席的決定？”胡耀邦不為所動，在9月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針鋒相對地宣稱“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不管是什麽時候，無論是什麽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是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耀邦的這句話在黨內未能傳達，但人民日報把“兩個不管”的精神塞進這一年11月15日“本報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定的，什麽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決不能劃一條杠杠：下級組織及其領導幹部批錯了的案子，可以糾正；高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批錯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糾正。我們黨和國家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黨規國法。”

文章刊出後，一個電話打進人民日報，開口就要求報社負責人接聽。電話轉到副總編輯李莊辦公室，來電問道：

“《實事求是 有錯必糾》，這文章你看過嗎？”

李莊回答：“我簽發的，當然看過。”

來電說：“你也是個老同誌吧，你同意文章的觀點嗎？”

李莊說：“正因為我也算個老幹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觀點。”

來電提高了聲調：“文章裏說的‘領導幹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莊在回憶錄中說，聽到這裏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聲調回答：“你認為毛主席如果批錯案子就不應該平反嗎？”

來電突然掛斷，顯然是氣壞了。

1978年，陸定一的兒子陸德找到人民日報第一副總編秦川，遞上一份信《申訴父母冤情和請求兩位老人出獄》。陸定一，中共“七大”選出的三十幾位中央委員中唯一的大學畢業生（周恩來等人大學肄業），擔任中宣部長20年之久。“文革”以來，中宣部作為“閻王殿”被推翻，陸定一及長子陸德，夫人嚴慰冰及其母親、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獄，全家總刑期達56年！陸定一被批鬥八九十次，他在給中央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每次站五六個小時……又立正，又低頭，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癱瘓，無人兩邊架就不能行走。”

在絕境中，陸定一意識到要活下去，必須找到釋放壓力的辦法。在秦城監獄的單身牢房裏，他經常高唱京劇《空城記》、《甘露寺》，逼迫自己開懷大笑，雖然蹲了十幾年監獄，卻未失去說話的功能。悲憤難抑時，陸定一就大聲嘶喊：“毛主席呀，我什麽問題也沒有呀！”

秦川將陸德的信批發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特刊”，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預備會議前，送給中央領導和在京的中央委員。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組部作出“解放”陸定一的決定。陸定一出獄後，秦川去他家探望。嚴慰冰的妹妹把一條紗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動情地說：“我們全家人都感謝你!”陸定一複出後的第一篇文章《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誌》，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裏麵有句話引起有些人的不滿或擔心：“現在，已經完全清楚，彭德懷同誌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是正確的。錯誤的不是彭德懷同誌，而是反對彭德懷同誌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陸定一特意打來電話囑咐：“秦川同誌，這篇文章你一個字也不要改。”老部長這麽寫，秦川就敢這麽登。在當時連林彪、“四人幫”所作所為“左”“右”屬性都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陸定一較早指出：自“大躍進”到“文革”結束，實際上形成了一條左傾路線。在黨內老同誌支持下，人民日報發出了反“左”的先聲。

劉少奇平反後，少奇的兒子對秦川說：“叔叔，希望你們這代人能辦完的事，不要留給我們後代!”胡績偉、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懷揣這樣的憂患意識和豪邁抱負，帶領人民日報，走過了疾風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胡耀邦在前邊衝鋒陷陣，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幾乎全部老幹部方陣在後邊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實政策”工作，不僅為劉少奇、彭德懷、“61人叛徒集團”等黨政軍領導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黨員和老百姓重見了天日：

——“改正”55萬名“右派”，為其中失去公職的27萬人恢複公職，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對劃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的31.5萬人及其親屬也落實了政策。

——為“土改”以來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視為地主、富農等家庭出身。這意味著全國數千萬公民以及他們的上億親屬不再貶為“賤民”、打入另冊。僅在農村，就有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帽子。

——為全國71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等恢複“勞動者”身份，不再視為資產階級工商業者。

——為資本家發還被查抄的存款，恢複補發被減扣的高薪，歸還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業者在政治上與幹部、工人一視同仁。

——為40萬國民黨起義人員、投誠人員落實政策，寬大釋放國民黨縣團以下黨軍政特人員，為去台人員大陸家屬落實政策。

——為烏蘭夫、“內人黨”等“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為藏族領袖崔科·頓珠才仁、桑頗·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達多吉等平反，寬大處理1959年西藏“參叛”人員，恢複公民權，政治上不受歧視。

——對“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處死的人，組織複查，發現冤殺錯殺情況相當嚴重，予以糾正、改判和平反。

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了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複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如此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與社會各界實現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幾乎重新打造一遍，這樣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氣和曆史擔當？

曾被打成“右派”的詩人邵燕祥回望這個年代，無限感慨地說：“當時20歲以下的青少年，還有後來成長起來的又一代人，不會像親曆者和目擊者那樣，能夠在‘平反’這兩個字後麵讀到那麽多的滄桑，那麽多的血淚，那麽多正義與邪惡、人道精神維護者與極左路線辯護者之間的較量!”

“文革”後期鄧小平治理整頓受“四人幫”迫害的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說：這次中央全會提出加強民主和法製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民主和法製，生命就會窒息，就會亡黨亡國。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這是我們黨有力量的表現。（12月26日《人民日報》）

而老作家巴金從1978年歲末開始，在上海寓所沉靜地寫作《隨想錄》，在“文革”中失去愛妻蕭珊的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嚴厲地解剖自己在幾十年政治運動中的表現，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思考如何避免這樣的慘劇再次發生。

在整個國家上上下下清算曆史的同時，體製內有識之士已經放眼世界向未來。

據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回憶文章（2008年12月25日《北京日報》），1978年五六月間，他率團訪問西歐，為資本主義的科技進步和工商業發達而震驚。這些國家的經濟運作，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對社會矛盾的處理手段，工人的工資和生活福利狀況，都有些新變化，“已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回國後，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誌聽取穀牧的匯報，從下午3時30分一直開到晚上11點。由華國鋒主席主持，葉帥、聶帥、李先念、烏蘭夫、王震等都到了。穀牧說，我國要老老實實承認落後了，與世界先進水平拉開了很大的差距。我們怎麽趕上國際先進水平，怎麽搞現代化，怎麽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狠抓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葉劍英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聶帥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麵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穀牧這次調查比較全麵，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議論了！

王震副總理後來訪英，聽說英國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約占全國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擁有私人住宅和小轎車，每年可以出國旅遊，感到非常驚訝，感慨我看英國“三大差別基本消滅……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一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對東北地方負責人說：“世界天天發生變化……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鄧小平強調，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進經驗學習……要到發達國家去看看，應當看看人家是怎樣搞的。過去我們對國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這就是沒有1992年“南方談話”有名的“北方談話”，小平動情地表示：“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麵貌好一些。”

1978年，美國《時代》周刊把鄧小平評為年度世界風雲人物，封麵標題是《鄧小平，一個新的中國的夢想家》。推薦語：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

正如1978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社論豪邁地宣稱：“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這年歲末《人民日報》感慨：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見了，有話敢說了，形成了一個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局麵。我們要十分珍惜這種局麵。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林彪、“四人幫”十年搗亂，國家遭難，人民受苦。這樣的曆史不能重演了。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