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 滑璿：1973：一個華裔美籍教授的漫長歸鄉路
1972年2月底，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籍華人、紐約州立大學物理學係教授林多樑感到，回家的機會來了。
這一年，林多樑已離家23載，家鄉的父母無時無刻不讓他魂牽夢縈。但中國閉關多年，與美國更是處於敵對狀態，能不能回家、怎麽回家，林多樑心中毫無把握。這時，他想到了在耶魯大學做研究員時結識的楊振寧。
1971年7月，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首次回國探親。當時，他已回國兩次，可算“大陸通”。他給林多樑出了一個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給父母寫信。隻要父母回信應允，就表示中國政府批準了；如果連回信都沒收到，一定不行。
對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麽能說是政府批準？這完全沒有關係嘛。”
電話裏，楊振寧說出了一個生僻的中文詞匯：單位。“在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單位。你說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沒法決定，他們一定要經過單位向上匯報。”楊振寧向他解釋，“他們最後告訴你的，其實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歲的林多樑已滿頭華發，但仍然鄉音未改。盡管已在中美之間往返幾十次，他都沒想出一個與“單位”完美對應的英語單詞。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他隻知道，“單位”似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特殊產物，代表著一種體製，包羅萬象，包含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種內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寫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後一次通信時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問路。
一入台灣歸不得
1948年，國共內戰步入白熱化階段。1月，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完成整編，總兵力達到70餘萬，正式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戰役中，東北軍殲滅和俘虜了全部14000餘名守軍，大獲全勝。
盡管東北戰事緊張，但在南國的魚米之鄉瑞安縣（現浙江溫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還叫“林鬆濤”（林多樑，表字“鬆濤”，時人多以表字互稱以示尊敬），18歲，剛從溫州中學高中部畢業。他尋思著，先遊玩數月，再回鄉報考大學不遲，遂隻身赴台。四平街戰役，是他赴台前對這場戰爭最後的、也是最清晰的記憶。
到台灣時，正趕上“雙十節”，他頗有興致地參觀了台北舉辦的“台灣博覽會”。讓他做夢都想不到的是，此時正是國共大決戰的階段，“三大戰役”先後展開，形勢急轉直下，不足三個月，已是山河易幟。
林鬆濤被困在了台灣。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風雨飄搖、無依無靠的日子裏，糊口謀生，成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裏做過職員，卻因為大批國民政府人員撤退抵台，很快被裁掉；到台南投靠過堂叔林成槐，住了兩個多月便匆匆離開。1949年春，在同鄉的介紹下，他來到鳳山“陸軍總司令部”任職。
1950年7月，他在未經“陸軍總部”批準的情況下，私自報考台灣師範大學物理係。如果不是上級認為“求學上進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組長馬上就要發出通緝令了。報考大學時，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鬆濤，恢複成了國民身份證和族譜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台灣清華大學複校，並創辦了原子科學研究所。林多樑大學本科畢業，在這一年考入清華，成為該研究所的第一屆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學，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理論原子核物理專業攻讀博士。
初到台灣的幾年，他一直靠通信與家中聯係。信件經由一位親戚從香港轉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動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員拆開；回信時，也要先送公安局審查並當場封印，才能到郵局寄出。父親林祝清從來不在信中訴說家中遭際。每次通信時，隻簡單寫寫家中成員的健康狀況。
1950年代初，中國大陸“三反五反”運動開始，林多樑聽說了很多聳人聽聞的故事，主動停止了家信往來。
雙方從此不通音訊。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為他而多受牽連。弟弟林鬆炫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但是沒被大學錄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雲南林場勞動，直到1975年才調回溫州。
1958年，為了修路，家裏的老房子被推倒。還好，新址不遠，就在100多米之外。
家信
大約一個月後，這封漂洋過海而來的家書輾轉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國來信，林家多少有些驚慌。“當時，哥哥和家裏失去聯係20年了，我們都以為他在台灣，從沒想過他已經去了美國。”林多樑的弟弟林鬆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林多樑的母親陳鳳柳拿著尚未拆開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來的，陳鳳柳激動之餘，放下心來。
很快，林祝清執筆給兒子寫了回信。這一次，信件沒有經過派出所，直接從郵局寄往美國。
1972年底，在把信投進郵箱半年之後，林多樑收到了來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簽證成為下一道難題。
其時，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楊振寧的建議，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遞交了入境申請。有了家信，手續辦得相當順利。但從第一次給大使館寫信說明情況，到簽證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時間。
在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對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審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來了，並非通過書信，而是“上麵”通知的。“他們比我們知道得早。”林鬆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續終於齊全，買張機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這時，林多樑的長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這個人生中的巨大變化，使他一度想要放棄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機會。不過，妻子的幾句話重新堅定了他的決心。她說：中國的情況誰也說不準，這次錯過了，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
買布就得有布票
6月初的一天，林多樑走過深圳老羅湖橋關口那座30多米長的木橋，跨過了梧桐河，前來迎接的兩名中方海關人員十分客氣地要求他打開隨身攜帶的兩隻大箱子，對每樣物品一一詢問用途。嚴格檢查後，全部行李得以放行。
過關後，林多樑乘上大巴，向廣州駛去。下了車，中國旅行社的人把林多樑送到了華僑飯店。
華僑飯店是他在香港時通過中國旅行社預訂的。按規矩，外國人入境前，要先到中旅安排行程。得知他的身份是大學教師，中旅的一位工作人員在他的入境登記表上匪夷所思地寫下了一個“商”字。“當時定旅館是要看身份的，不同的人住不同的旅館。他們給我寫了一個‘商’，然後就把全國的華僑飯店都給我預訂好了。”林多樑說。
廣州的這家華僑飯店位於全城最熱鬧的海珠大橋附近。林多樑被分到一個六人間裏，隻有床鋪和被褥，洗漱用品一樣沒有。
林多樑不敢麻煩服務員，乖乖跑到大街上買毛巾。6月的廣州異常悶熱，他一路走一路看，見到商店就進去詢問，走了一公裏多，才遇到一家賣毛巾的百貨店。一問價錢，他傻了眼。除了要錢，售貨員還說出了一樣他從沒聽說過的東西——布票。
“布票，就是布票。你買布就得有布票。你怎麽會沒有布票呢？你從哪來的？”“美國。”“那你住在哪？”“華僑飯店。”售貨員指點他，去找前台要。
當林多樑淌著汗、呼哧帶喘地回到飯店時，發現自己已被調到了6層的新房間。出電梯推開房門一看，是標間，五六條大小各異的簇新的白毛巾，漂漂亮亮地擺在房中。
很多東西都比原來更舊了
從廣州起，林多樑乘火車一路北上。
根據中國旅行社的安排，他需要先坐火車去杭州，然後折回金華，去往溫州，再坐長途汽車，去往瑞安縣城。
在廣州開往杭州的列車上，行至湖南時，軟臥車廂中有了一位旅伴。林多樑為來者遞上一支美國煙，對方還之以一杯中國茶。寒暄之下，雙方互表身份，旅伴是一名中國軍人。
閑聊時，兩人有時會“語言不通”。比如說到“總理”時，林認為是孫中山，對方認為是周恩來，總也對不上。談到國共內戰時，軍人調侃地告訴他，真正打仗是在北方，長江以南大半個中國都是“跑下來”的。
為了探親後能順利返美，一路上，林多樑打定主意，謹言慎行，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去的地方不去，隻用自己的眼睛多看。
對於這個久違了的國度，他最直觀的感覺是破敗、落後。熱水瓶等日常用品的外觀、質地依然如故；所有的水龍頭還是無法擰緊，時刻都在“嗒、嗒、嗒”地滴水；火車依舊是堅硬、簡陋的木質座椅，椅背與椅座呈90度角，無法調節……如果非要總結一下這個國家25年間的變化，那就是，很多東西都比原來更舊了。
家鄉21日
6月中旬，從廣州出發近一周後，林多樑終於抵達了家鄉瑞安。
在瑞安長途車站，弟弟林鬆炫與幾位親戚早已等候多時。雖然闊別25年，二人卻變化不大，一眼就互相認了出來。見麵時，兄弟倆都出奇的冷靜，仿佛隻是一次平常的回家。
1973年的溫州瑞安縣城，人口隻有4萬多。林家所在的街道上，擠滿了圍觀的街坊。不過，直至林多樑走進家門，始終沒人跟他打招呼。大家隻是靜靜地圍著，看著。
見到父母時，一直冷靜的林多樑激動起來。在他的印象裏，母親腰板挺直，身高大約1米6，但20餘年不見，母親卻已彎腰駝背，身高看上去隻有1米2左右。林多樑心裏難過異常。
這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沒有按照中國的傳統，下跪或是鞠躬，而是按照西方人的禮儀，和家人一一擁抱。母親抱著兒子，久久不願撒手。
為了給兒子洗塵，母親張羅了一大桌飯菜，都是他愛吃的溫州海鮮特產。尤其是那碗炒米粉，是他惦念已久的，讓他心中百味雜陳。炒米粉的食材和做法都很簡單，但美國不用豬油，怎麽也做不出家鄉的味道。
他為家人準備了禮物，有食品、布料、手表以及剃須刀片之類的日用品，都是大陸缺乏的。他特別為母親帶了美國生產的治療肺病的藥物，還從香港買了一輛自行車，拆卸後放在箱子裏帶回，送給了在雲南林場工作的妹妹。
林多樑在家裏住了21天。用母親的話說，自己拜佛25年，終於等到兒子回家21天。這些天裏，他走親訪友，與家人在瑞安小城中徜徉。
除了串親戚，林多樑的出行計劃是需要申報的。行程上報兩周之後，他獲準回母校瑞安中學探訪。整座學校隻剩幾間空落落的教室和辦公室。教室中，有一間被臨時改成圖書館，幾排書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滿線裝書，看上去久未被人翻過。20多年前，他和同學們通過募捐在山坡上建起的小圖書館早已不見。
在家鄉，林多樑最無法忍受的是上廁所。在瑞安縣城，他見到了一幅難忘的“奇景”——每天清晨，各家各戶門前都擺著一個30公分寬、40公分高的圓柱形馬桶，整條街道，臭氣熏天。
電線杆上，到處掛著一種傳聲很遠的大喇叭，每天天不亮就開始廣播。林多樑家不遠處，就有一個這樣的喇叭。剛回家的幾天，他對這項不請自來的“叫醒服務”滿心怨氣，卻又無可奈何。一天，他被大喇叭叫醒，隨口說了一句“吵得人睡不好”，結果第二天一早，廣播停了。直到他離開瑞安，這個喇叭再也沒有響過。
多年之後，一位曾在公安係統任職的鄰居告訴林鬆炫，當年他接到省裏的指令，暗中保護林多樑的安全。
回鄉前，當地政府一直以為林多樑是一位華僑，所有接待事宜全部照此標準安排，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如假包換的外國人。對這位1949年後第一個回鄉探親的外籍人士，政府完全不知道應該如何接待。林鬆炫回憶：“他們想了半天也沒想清楚，隻想到了四個字的原則：不卑不亢。”
但林多樑的回鄉，畢竟讓當地政府多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瑞安縣委書記和溫州地區區委書記等領導輪番請他吃飯，谘詢家鄉的發展大計，他提出了加強教育、改善居住條件等建議。
合肥探親
從美國啟程前，林多樑以為從香港入關後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與妻子約定，一個月就踏上歸途。未曾想，一個月後，他才從瑞安向第二個目的地——安徽合肥進發，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蝸牛，長途電話不通，他根本無法與大洋彼岸的妻子聯係，隻好既來之則安之，依照既定路線旅行。
他乘火車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兒。
在中國，林多樑真正領教了什麽叫做人多。他從上海國際飯店十幾層的房間裏往下看，南京東路上，人頭攢動，全無空隙，為其生平所僅見。
縈繞在這座城市間的氣息，與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頭弄尾的男女都穿著藍、綠、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經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十裏洋場迅速趨於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過南京時，林多樑去參觀了中山陵。遊覽南京長江大橋時，導遊張嘴便說：“南京在1949年前是國民黨的偽首都。”林多樑很想問問“真首都”在何處，不過想了想，終於還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孫良方在中國科技大學任教。本在陝西藍田的中國地質研究院（現中國地質科學院）工作的姐姐錢寧，也在合肥探親。
為了響應中央的“戰備疏散”決定，中科大從北京遷來合肥，時已三年。然而，破敗的教學樓、正在建設的宿舍樓、散布在校門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還百廢待興。
自從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國探親，孫良方便向上級作了匯報。
在林多樑之前，錢家在美國的朋友曾受托前來探望。“外事無小事”，為了體麵，中科大借給了孫良方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三隻腳的立式衣架。後來，錢寧歸還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來，中科大黨委專門向安徽省委打了報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蝸居在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平房裏的孫良方馬上分到了一套單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間15平方米左右的臥室，一間小門廳，帶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如果不是林多樑來，分房根本輪不到隻是副教授的孫良方。“排隊等著的人多著呢！”83歲的錢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中科大對林多樑的接待頗費心思。文革時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樣板戲，林多樑看過兩三部便不覺新鮮。有一次，中科大學生會放映電影《紅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觀看，頗感遺憾。第二天晚餐後，一輛麵包車專門將他和孫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電影管理處，為他們補放了這部電影。
1949年，錢家幾乎舉家遷台，在清華大學讀書的錢寧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陸。現在，錢家人多在美國。一天，見四下無人，林多樑壓低聲音問錢寧：“你想不想去美國？”一句話把錢寧問懵了，她下意識地搖搖頭。對於去美國，錢寧一直認為那是“太天邊的事”。此前，留在中國大陸的姑父悄悄叮囑過她幾次：你可千萬不能走，你走了連累我們都倒黴。
在中科大，林多樑為數十名休課多年的老師作了一次講座，講西方現代物理的發展趨勢。他感覺，當時中國大陸在物理理論研究方麵的水平，似乎還停留在抗戰時的西南聯大階段。
空蕩蕩的校園
離開合肥之後，林多樑飛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見見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學同行，還想看看大陸的清華校園。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隻有十幾個座位的小飛機。飛機上沒有服務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飲水，中途需專門降落吃飯。
在北大一座中國傳統建築樣式的會客廳裏，林多樑與物理學教授周培源、江澤涵、王竹溪等人會麵漫談。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與核物理學家趙忠堯會談。在清華，他硬闖紅衛兵把守的校門，大搖大擺地參觀了空無一人的破敗校園。
無論在哪裏，校園都是靜悄悄、空蕩蕩的，既沒有老師，也沒有學生。
離開美國整整兩個月後，林多樑從北京離境，坐上了飛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寫了一篇《從小事看中國大陸》的文章，以“鬆濤”的名字，發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參考消息》連續摘登了這篇文章。
在文中，他寫道：“在我兩個月的國內旅程中，到了許多城市，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們。我覺得國內既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問與原來的舊社會或者與其他國家有什麽不同，則最顯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紙醉金迷的銷金窩，也看不到流離失所的流浪漢。”
這些年，林多樑往返中美之間，已成家常便飯。如今的林家，早已子孫滿堂、生活富足。但林多樑認為，中國大陸離真正的現代化，還有待時日。
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