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由左起 : 曾文龍，王大定，蒯大富。）
曾文龍：雪泥鴻爪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一）
清華文革老五屆，絕大部分是折翼的一代。一場史無前例浩劫，徹底扭轉了我們這些生不逢時、本是“學之驕子”的前途和命運。
我不過是一個尤其不幸的人而已。往事不堪回首，國情禁錮語境，圍牆內誰也無法暢所欲言，所以我幾十年不想寫自己的特殊經曆。現在已過古稀之年，記憶早丟三落四，再不寫就完全凐滅了。
也許，有些校友或因在文革的頭兩年半積極介入上層政治鬥爭，或因武鬥致傷人死人，而遭過短暫關押，登記在案。而我很另類：既非團、亦非四，基本逍遙派一個，卻以思想罪打成“現行反革命”判了個十八年！在獄裏悲慘煎熬度日如年，直至四人幫垮台三年半多，才平反脫離苦海。並且黴運繼續如影隨形，一輩子揮之不去。
我和全國最著名的造反派領袖蒯大富同班，還曾睡一床上下鋪。蒯追隨毛偉人幹了不知多少錯事壞事，四人幫垮台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十七年，比我還少一年。我們那張床上下鋪是價值觀一左一右，仿佛命中注定都要坐大牢似的。區別是：我因四人幫垮台得平反，他因四人幫垮台才判刑。
我為何會遭到飛來橫禍？起因就是1966年6月當了幾天“蒯派”——清華人都知道“蒯派”這個詞怎麽回事，可是外人不知道。我一連串的故事，或說事故，由此而展開。
1966年6月22號，化902班“十人小組”在清華大禮堂前貼出大字報《葉林同誌這是怎麽回事》，其上簽名的十個人中有我。當時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通知我班，王光美要與我們座談，不料卻來了個“假貨”，我們提出質疑寫成此大字報。誰知一石激起千層浪，吸引了全校師生眼球，工作組與蒯大富6月24日在清華大禮堂激辯一場。
著名的6 ? 24辯論後，工作組宣布我們十個人“反工作組即反黨”。這回王光美露麵了，把我們嚴厲訓斥一番，然後分別隔離批鬥，冠以“蒯派分子”。將我們九個人，加上支持我們的王大定，分開押在五個班看管和“幫助”，就剩蒯大富單槍匹馬可以繼續寫大字報對抗工作組。
但形勢總是峰回路轉，給劉少奇設了個局的毛偉人很快回京，一揮手讓工作組卷鋪蓋走人。原來，我們是一不小心卷入到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漩渦中心！
本以為此事會像大家熟知的電影台詞：“平安無事咯”——殊料，這“十人小組”大字報，被成為毛萬歲大紅人後春風得意的蒯司令，收編到《蒯大富大字報選》作為頭篇，不脛而走傳遍了中國大地，連我在廣州的親友都看到過。又天知道五年後這篇大字報的10人簽名會發酵，對我搞出個如臨大敵的516審查！
先回顧一下我在清華文革的兩年多歲月都做了些什麽。
其實文革之浪未衝進清華園的1966年5月，我剛跑完800米為了趕晚自習立即洗了個冷水澡，就忽然患全身類風濕性關節炎病倒，用藥不當，引起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在校醫院一住五個星期，連《材料力學》也未能參加考試。出院幾天，即逢文革爆發，清華園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我參加了蒯大富反工作組的戰鬥。隨之，被打成蒯派分子。我又病倒了，這次又是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4個++++），工作組還未撤走我就重新進了校醫院。
周總理8月4號晚來清華給蒯派平反，我半場頂不住得先回醫院。
我感到自己身體太差，沒想跟著老蒯再折騰。老蒯那時還出了張大談“權經”的大字報，我認為我倆人生目標不同，他注定要撈政界，而我是想做學問的人。此後，我完全退出十人小組的活動，他們增加了王大定和史複有，成為十一人小組。
這次住院有個把月，我有時也溜出去到大禮堂一帶看看大字報。校醫院很清靜，是思索的好地方。我開始冷眼看狂潮，首先是對打砸搶抄破四舊大毀文物不以為然（對中華文化傳承至今的東西應甄別，即使認為昔是今非的東西也要保護留作文物讓後人參觀），我認為這種破壞是把文化大革命變成“大革文化命”？當聽說紅衛兵去山東砸孔廟，把我祖宗曾子的墓也挖了，我更反感。這場運動到底要幹什麽? 毛偉人不是教導我們凡事都要動動腦筋，都要問個為什麽嗎，那麽這場運動為什麽毛要“踢開黨委鬧革命”？他又為什麽能從中央到地方“踢開黨委鬧革命”？憑什麽可以拋開憲法和黨章罷免大部分同僚並批鬥？程序合法嗎？黨內大清洗有必要把我們大學生的課也停了嗎？……我把這些隨想，簡短記入日記，秘不示人，沒曾想給自己留下了極大隱患。
身體恢複後，我從10月初開始離校“大串聯”，實際是遊山玩水，領略各地的人文風貌。12月在昆明胃出血，由同學護送回來。第二年又溜出學校三次，想盡辦法把祖國半壁山河看了一遍。這得益於我大二大三時當過工化係學生會幹部，曾與係會主席鮑浪策劃組織全係同學去十三陵、長城八達嶺、香山八大處三次旅遊，認識了各年級不少同學。1967年我遊了許多地方，都是在別的年級同學幫助下，甚至招呼我到他們家裏吃住好多天，大大方便了我。
我對老團老四的鬥爭不感興趣，認為兩派都是“左派幼稚病”，是如來佛手掌心的拳擊賽，不是真正的大民主。放眼全國，文革就是大型絞肉機，從上到下互整互害，誰都說絕對忠誠於毛，至死不敢質疑半點。我自以為當逍遙派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68年春，我第四次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出院不久目睹同窗操戈的清華兩派“百日武鬥”開始。我觀看了東區浴室慘烈的攻防戰，後來就不忍再去看這種同學間自相殘殺的場麵。
這時，蒯大富找了我，說：“我老團實力明顯大於老四，一定能徹底打垮老四統一清華園，成立革委會指日可待。你總是逍遙，身體不好又想將來分配回廣州工作，而將來我大權在握可決定你的分配。所以你現在得為我幹一件事，就是為我準備一篇發言稿，等到成立清華大學革委會那天開大會用，內容是批判清華黨委17年來執行的教育路線。怎麽樣？”我想了想，同意寫，但需讓被蒯關在牛棚的原校領導、係幹部給我提供素材。於是，蒯大富把我班的邵凱勝（清華井岡山組織部長）叫來，帶我去生物館。
生物館裏關了幾十個人，我看著老團“第二辦公室”的看守給他們派飯。認得的所謂“黑幫”有胡鍵、何東昌、艾知生、騰藤幾個，不見蔣南翔校長。他們都臉色灰白很憔悴。
我擬了兩個題目：1，你認為清華17年是否執行了毛的教育路線，舉例說明失誤或成果；2，對比解放前老清華的教育質量，你認為優劣如何，舉例說明。
邵凱勝吩咐“二辦”看守人員以後把老幹部寫好的材料拿給我看。
大部分時間，我們好幾個人跟著物九的戎月莉學太極拳、太極劍、初級刀、查拳，過得很愉快。直到工宣隊進校，蒯大富未能打垮414一統清華，我也未動筆為他寫這篇就職演說稿。
我一直盼望的複課，空等了兩年多。捧著老毛所賜芒果的工宣隊占領清華園後，奉旨將全部老五屆學子作為處理品匆匆畢業打發走，我的清華學業從此終止了。後來不讓考研究生回爐，一生就此定格。
1969年元旦，我赴廣西最大的製藥企業報到，在南寧製藥廠當工人。我一生的快樂時光隨六十年代戛然畫上句號，苦難深重的七十年代正張開虎口撲麵而來。
1970年春，不記得是一月還是二月，僅憑《蒯選》第一張大字報上有我的名字，清華學府的掌印者遲群、謝靜宜，專門一紙公文去函廣西，要求將我作為清華516重要頭目清查。南寧製藥廠革委會主任和三個軍代表，立馬成立專案組對我專了政，抽調十幾個民兵全脫產，日夜荷槍（開頭還實彈）輪值。他們拍桌子瞪眼睛，勒令我交待與蒯大富都幹了什麽！
我和蒯文革交集的事情就那麽幾天，屁大點事，寫了一頁紙就再也沒什麽好寫的。蒯成為井岡山紅衛兵司令就睡在別的地方，我逍遙派一個，千真萬確不知道他都幹了什麽。
專案組跑了幾趟北京，沒查出我有何問題，但不肯放過我，從第二個月起，讓我整年在幾個民兵監管下天天挖防空洞，星期天再加上工廠裏十來個“422牛鬼蛇神（骨幹分子）”一起幹。對我的516審查關押，曆時竟長達14個月。後來才知道，化902十人小組其他同學的審查半年就結束了，而廣西山高皇帝遠，遲群謝靜宜早就把我忘了，才不管我的死活呢。荒唐的是：十四個月後，專案組才想起要到清華問問怎麽搞下去，回來突然就放了我，叫我像以往那樣正常上班。
516審查結束，卻居然不給我作個否定結論！三個軍代表不明不白寫了句：“此人經516審查”，就塞入我的檔案袋，像如來佛的五指山壓住孫悟空，要鎮個五百年。——被“516審查過”，就這樣莫名其妙成了我“曆史汙點”，黑我一輩子。我真比竇娥還冤啊，我真的至死都不會明白這“516”到底是什麽鬼東西！
我在恢複自由重新到車間上班後，每次返廣州探父母都極力去找單位聯係欲調走。而那幾年，一次又一次原本都說好可接收的單位，總是調檔案去看後就退。終於有人告訴我，檔案袋裏有這麽個東西：“經516審查”！
——這還隻是辦調動所碰到的阻力，以後幾十年，還不斷遇到“此人不能重用、提拔”的阻力。
我找南寧製藥廠政工科論理，他們推托：“你的確被審查過。又沒說你是516。現在軍代表走了，我們無權拿出來。”
廠革委會主任於青槐，是原來在監獄管勞改犯轉業來的軍官，對所有職工都凶巴巴的，職工背後都叫他“土匪”。我血氣方剛，敢當麵頂撞他。這家夥很記仇，總攔阻著不讓我調走，明知我身體弱小多病，還年複一年地盡讓我幹重體力的活：倉庫搬運工啦，拉鍋爐扒出來的熱爐渣去填水塘啦，挖防空洞啦……累得我不到三年就胃出血四次，連在清華的歲月，我一生總共8次消化係統大出血（3個+號以上的）。
很多群眾對我很同情，生活上給予各種幫助，勸我不要硬碰。
有個很同情我的工人，帶我到幾十公裏外的武鳴縣農村，介紹我認識一位40歲左右的奇人黃某。黃大哥熱情地接待我，同意醫治我的胃潰瘍病，並隻收了我很少禮物。他給我服用了三劑藥（每劑不同），就真的神奇地把我的胃病徹底根治好了。時至今日，四十多年隨便喝酒吃辣及以前不敢沾的食品如蘿卜、欖角、酸菜，都再沒半點複發。黃大哥是個農民，其實不會看病，必須拿醫院確診是消化係統潰瘍的病曆，大出血過的，他才給治，但保證治必痊愈，永不再犯。除此之外他並不會醫治別的病。他的師父要他立誓不得外傳，臨終隻傳子。後來聽說他沒來得及傳子就意外車禍，不知世間是否還有此絕世秘方？
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否則我有那老胃病肯定挺不過不久接踵而來的嚴酷監獄生活，早就人命危淺嗚呼哀哉了。
（二）
努力幾年想盡辦法調動都走不了。我的黴頭越來越重，終致身陷囹圄。文革絞肉機要吞噬誰，連國家主席、寫進黨章的接班人都不能幸免，我小民一枚當然厄運難逃，唯無可奈何受碾壓。所以我後來很佩服六四去國的萬潤南，那是自保唯一之路。
廣西是文革重災區，韋國清的土皇帝地位一直穩固，他對422派的打擊無所不用其極，手段毒辣。什麽揪出“反共救國團”，炸水庫決堤壩淹死大量躲在地道的422群眾，出動正規部隊用坦克、重火器剿滅422武鬥人員，不惜把南寧三十幾條主要馬路差不多轟平（我剛去南寧時看到的廢墟景象有如電影《攻克柏林》大結局），地上到處血跡斑斑。廣西不但多處發生將“地富反壞右、造反派”全家滅門的慘案，還要吃人肉、心、肝，生殖器泡酒喝……真是慘絕人寰！我親自問過兩名吃人者：“你有人性嗎？不知道這是犯罪嗎？”他們理直氣壯地回答：“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活該。他們是階級敵人，我吃他們何罪之有？你什麽立場？”
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總有不少人死在沙灘上。
我在南寧已很注意對廣西兩大派的事情一概不表態，但由於清華的老團、老四以前到廣西串連都一律明確支持422造反派，所以廣西聯指派和韋國清都十分痛恨清華大學出來的人，我躺著就能中槍。
1975年12月，北京“反擊右傾翻案風”刮至廣西，廠政工科背後讓職工揭發我的日常言論。被恐嚇的個別年輕職工說我在跟他們喝酒時，他們談到文革打倒許多將帥、高官的事，我講了一句成語“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工科馬上成立專案組，上綱上線為“含沙射影攻擊毛主席誅殺開國功臣”，於是開大會宣布把我隔離審查，關在廁所旁的房間，蚊蠅多得差不多可以把人抬起來，民兵在外站崗日夜嚴密看管。
上次516審查隻是要我交待與蒯大富幹了什麽，沒搜我的東西；這次不同了，強行把全部物品仔細翻遍。不但拿走日記、筆記本、信件，還順手牽羊把我全部郵票取走，沒寫清單。我從8歲跟別人開始學集郵，不但擁有1949年後的很齊全好品相的票子，而且擁有清朝郵票四五十張（不敢集國民黨時期的郵票），其中“慈禧60大壽”和“宣統登基”兩套是我最珍貴的新票——後來平反，這些價值不菲的郵票就通通沒發還給我，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在今天可是幾百萬以上的財富打了水漂啊。我現在重新收集1949年後的郵票，再也無法集齊全。
這下一“抄家”，我的日記裏曾斷斷續續記有的對文革的一些“隨想”便曝光了。
政工科整理成材料上報，而姓於的“土匪”與南寧市第三把手肖寒（他女婿顏景堂是廣西聯指派的頭領）是同村人，更親自直接把材料送肖寒家裏。肖寒轉呈廣西土皇帝韋國清。這樣，我被韋國清選中作為廣西批鄧的頭號活靶子，寫進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區黨委批鄧文件往下發。1976年四月初，公檢法對我正式逮捕，關押到南寧看守所。
我被戴上“鄧小平在廣西的代理人”這成噸重的帽子， 輪番拉到省市直屬機關和工礦企業，掛大牌子並“坐噴氣式飛機”批鬥，人們高呼口號總是第一句“打倒鄧小平”，第二句“打倒曾文龍”。
當時公檢法合並，審訊過場的形式是這樣的：公安兩個人問“這些物品是不是你的？”就要我在筆錄上畫押，曆時僅10分鍾；然後檢察員一個人來複核，更快，幾分鍾完事；審我的法官是個女的，也隻有一個人，問話約半小時。這就是文革時期的司法程序。後來問其他犯人，他們說你這樣快走過場是好事，沒嚐過稀奇古怪的刑具是很開恩的了。
我麵對法官，不承認是“含沙射影攻擊領袖誅殺開國功臣”，在我日記寫有的東西我承認，但強調是個人思想，對文革有自己的疑問，從來沒向外傳播過。我在清華大學幾年，連兩派都沒參加，自出娘胎更沒有做過任何實際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以，根據憲法我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公民權。
法官申斥道：“你吃了豹子膽！連毛主席都敢攻擊？你不承認含沙射影？可我有人證物證，就能判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頂我們一萬句，他一個腦袋頂我們六億個腦袋，難道你自以為比毛主席還聰明？敢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這就完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行為。所以，你不能享有憲法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我說“這不符合邏輯，應先有憲法保護我的公民權，而不能先定罪再剝奪我的權利。”
法官說“少廢話。告訴你，以你的罪行，我完全可以槍斃你！！！我還是認真了解過，你出身很好，社會關係也清楚，就手下留情隻判你個十八年，好好改造吧。”
我說不服。她說“我們把你送去該去的地方，你一定會服的。審訊結束。”然後她按了一下鈴，叫人把我押回看守所。
8月23日，召開了南寧市十幾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我刑期18年。四大罪狀：1，含沙射影攻擊毛主席誅殺開國功臣，為被打倒的走資派鳴冤叫屈；2，惡毒攻擊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3，喪心病狂攻擊江青“想當武則天”；4，與鄧小平一唱一和，攻擊文藝界隻有8個樣板戲“一枝獨秀。”
宣判後，兩輛大卡車站滿了軍人手持衝鋒槍，押著五花大綁的我，在南寧主要馬路遊街示眾了一大圈。掛著沉重木牌子的鐵線，把我的後脖勒出半個月還深深一道血痕。
我就如此從清華大學的最高學府，無端跌入苦難深重的囚牢，不禁淚如雨下……隻能歎時也命也運也！
（三）
在遊街示眾的車上，閉目回憶起1963年，我以廣州高考探花的成績，考上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狀元是物九的唐孟希）。大一，我入學即被任命為化九五個班的“年級總學委”，亦曾壯誌淩雲，希望學成後能為國家的原子彈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注：化九、物九，是1963年入學、1969年畢業的學生，清華大學六年製】
我父母都是紡織工人，家族所有親戚關係差不多都是產業工人，而且都從無出過政治問題。以共產黨的階級成分論講，是所謂根正苗紅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大一時，我還曾一度被輔導員們挑去聽黨課，列為年級第四號培養對象（王連生、段德智、葛汝明三人很主動，上學期即成預備黨員）。
再回想到我的中學——廣州實驗學校，即南武中學，建校比清華大學還早，師資雄厚，學風嚴謹，我深得其益。那時文史哲數理化我都喜愛，唯從小孱弱不善體育。我由小學到高中，都是學生幹部，如團支委，學生會宣傳部長、學習部長等。
……總之，文革前我是老師們都寄以厚望的好學生，認為將是“政治、業務雙肩挑”大有前途的好苗子。
廣州在中國近代史是個風雲激蕩的地方，湧現過無數思想家、革命家敢為天下先，這熏陶了我喜歡分析、質疑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命運決定成敗禍福。
文革前，我第一次捅的婁子是被叫去聽黨課，就碰上學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教導要絕對服從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我不知天高地厚，討論時大發議論說：馬克思教導女兒要“懷疑一切”，清華學子如果隻知盲從不敢突破怎麽會有學術新發現？有獨立思考才會有創新。黨史也告訴我們曾有過幾次重大路線鬥爭，說明領導不等於永遠正確，毛主席就沒有盲從，還叫我們“凡事要問個為什麽，想想是否有道理”，這“做馴服工具”提法很不科學。——主持黨課學習的年級輔導員吳福祥馬上把我拉出室外，黑著臉叫我以後不要再來聽黨課了。——後來化九年級陸續發展了幾十名黨員，吳福祥卻不再理我。(吳輔導員文革結束就跑到他原來最憎恨的美國去了，聽說現在明尼蘇達大學。)
我那時倒覺得入不入黨無所謂，真的一輩子沒再考慮加入這個要無條件服從的組織。我是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
第二天，我們化902的班主任曾憲舜找我了解情況。可能是同宗關係，比我大十來歲的曾老師一向對我很好。我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他沒批評我，隻笑著說“看來你是當學者的料，不是當官的料。”幾十年來我視曾老師亦師亦友，每次出差北京都必返清華園見他。
我那時為什麽對入黨沒興趣呢，是由於我有了一個夢——大一上學期，我突發奇想，欲探究科技進步在中華民族興旺過程的作用，去清華圖書館翻閱借書目錄，發現隻有文學史、哲學史、思想史，單專業的學科史、工藝史等方麵的書，卻沒有一部全麵綜合闡明整個中國科技發展曆史的著作。我暗自興奮，不知天高地厚，立誌要搜集資料，寫成一部大部頭的中國科技發展史。心想除學好核化學專業，我這輩子就要寫出這部書。我那時認為隻要內容翔實全麵，觀點基本正確，即使水平不逮，在這領域由我開創，就可揚名立萬了。我開始抄錄、做卡片，記錄重要參考書刊的索引，構思寫作框架，還每期必讀圖書館擺出的期刊《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學習研究問題的方法和思路……。
我這時把我心中這個目標告訴了曾憲舜老師，但請他為我保密。我知道清華圖書館每個寒暑假都會雇一些學生打小工，搬書騰庫、登記新書、貼借書袋、修補破舊等，還給點零花錢。我請曾老師介紹我去圖書館做假期小工，以便進裏麵找我要看的資料。曾老師一口答應，說正好我們工化係黨總支書記騰藤的女兒是圖書館的管理員。他領我去見了小騰老師。
這樣，我連續三年寒暑假都沒回廣州老家，留在清華園為實現我的癡心夢想作準備。我在圖書館找到不少我要看的書，特別是發現北宋有個沈括，著有《夢溪筆談》幾十卷，把我國宋代前的科學技術發明已作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並且他自己有不少研究新發現，令我驚奇和欽佩不已！我知道以後要多讀書多跑地方考證。
我那時想：我國的偉大發明豈止“四大發明”！何況指南針隻對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立了功，火藥更被西洋人利用把我國打得割地賠款，都算不得是中華民族賴以繁榮的最偉大發明啊。反不如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和烹調技藝、中醫和中藥，以及文房四寶和活字印刷術等，對我們種族興旺和文化傳承更為重要。我們的祖先，連神秘的人體經絡和穴位都能發現，圓周率能精確到小數點後七位，煤和石油都是我們古人率先使用……是多麽了不起的成就！
但為什麽中國湧現過諸子百家，卻沒有形成希臘那樣成群的科學學派呢？為什麽後來更整體科技掉隊，遠遠落後於西方，如今隻有追趕和模仿的份呢？是什麽根本因素，阻礙了中國的科技發展？我認為研究科技發展史最重要是探索這個問題。自由思想，才是科技進步的第一推動力！
文革來了，我們被迫全部停課，圖書館關門，我的夢嘎然中止。
到八十年代，已回到廣州工作的我突然在新華書店發現英國學者李約瑟出版了一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的煌煌巨著，我猶如被人當頭一棒。我草草翻閱了一下，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條件像人家那樣做學問，前思後想徹底死心了。我回家把曆年的筆記付之一炬。從此便沒有了夢。業餘集中精力去當星期六工程師，掙錢養家。
（四）
監獄，對於作奸犯科的刑事惡徒來說，或許是改惡從善的地方；但對犯思想罪的人來說，卻無論古今中外俱適得其反，讓受害者更勤思索更趨覺悟而已——因為真理從來都不是壓服的。
我在看守所呆了四五個月，再押解到了廣西第一監獄，即英山監獄。那裏關的全部是刑期15年以上的男犯，有一萬二三千個犯人左右。四麵環山的盆地，十幾米高的圍城，上有電網和機槍，軍人全天候嚴守。有兩次發生犯人逃跑被打死，要我們端著飯盒排隊一邊吃一邊看。犯人都是被開花彈打死，或內髒大翻開，或半片腦袋炸飛，猙獰恐怖。所以，別想逃跑。
犯人一進鬼門關，就得換上拚縫得極難看的防逃囚衣，原自有衣物焚毀，我後來平反都隻有穿此囚衣一路在鄙視的目光下回到家。
犯人全月夥食費僅5元，包括定量45斤米的全部夥房開支。長年累月一天三頓隻有鹽水醃白菜或南瓜佐飯，食畢飯盒扔水池也飄不出半點油花。每月殺一次豬，人均一両開齋。逢春節國慶中秋加點凍肉廠拉來的積壓內髒、小魚，都吃得津津有味。平時能抓到昆蟲挖到蚯蚓逮著老鼠，絕不浪費。我們整天都覺得餓。
另有2元入賬本登記，每月都有一天由管教幹部帶兩個已服刑多年的老犯人出去集中為各人購買牙膏肥皂、火柴香煙、紙筆信封等，不能買食物。半年可寫一次家信，必須交管教幹部先看和收發。
約五六十犯人編為一個中隊，睡上下兩排大統鋪。早上6點吹號起床勞動，晚上10點關燈睡覺。每晚飯後開會，背誦《監規》並自查，然後眾人批鬥，互相監督互相揭發。每周一次輪流報罪狀並認罪自批。每三人編成固定一組，不論何時何處三個人都必須一起行動，包括寒冬夜大小便，也得三個人一起跑出百把米外上廁所。一個政治犯要指定兩個刑事罪人作“同伴”，理由是刑事犯隻危害個體，政治犯卻危害全社會。
初來乍到，要背熟二十幾條“監規”，強調必須認罪伏法，好好改造。
我從一開始就隻肯“伏法”，不肯“認罪”。第一次輪到我自報案情，我說：“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生，是準備為國家搞原子彈的。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兩派都沒參加，沒幹過任何壞事，我認為我隻屬於思想認識跟不上，不是犯罪。”——這下子，把所有人都聽得眼睛瞪大了許多！這監獄從來沒人敢不認罪。幾個管教幹部馬上喝令我“閉嘴！”，然後讓大家批判我。但沒有發生毆打我的事情。
批判結束，我兩個“同伴”警告我，等著關“單監”！
第二天一早，其他犯人列隊去工作，單獨留下我。有兩個管教幹部領我去監舍最偏遠處，那裏有一長排暗無天日的小籠子，每個籠子關有單個帶著手銬和沉重腳鐐的人，飯從小洞塞入，幾個月沒有放風沒有洗澡，肮髒不堪形如鬼魅，很怵人。
管教幹部問我：知道違反監規、不認罪伏法會怎樣了吧？
我答：我不會觸犯監規，但我不會認罪。
居然沒鎖我，把我帶回其他犯人勞動的地方，叫那兩個“同伴”看緊我，就沒下文。大家都非常驚奇，說我夠特別的。
過了兩天，王副監獄長單獨和我談了次話，然後說他會去南寧法院了解情況再說。
大半個月後，他找我說：“法官向我交底，你的案子是韋國清親自拍板定的，改不了；由於你不肯認罪，法院派人和我去了你家，要你父母簽字，你父母也不簽字，說你想為國家搞原子彈才考去清華，怎麽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我現在對你也同情，但我們是看牛的，法院叫殺誰就殺誰，叫放誰才能放誰。”他壓低聲音說：“北京上頭有了新變化，江青幾個叫四人幫的被抓了，你的案子或許有轉機，說不定很快平反，或有特赦的一天。但我忠告你，未釋放一天就老老實實遵守監規一天，不然沒好結果。我明天讓你轉到技術室，與圖紙打交道，既發揮你的專長，也不那麽辛苦。”
一年等一年，我到平反出獄再沒見過他。但我心裏得到安慰，他是個有良知的人。
我每半年遞一次《上訴》。四人幫垮台已三年，韋國清還一直堅持喊“廣西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國要是沒有胡耀邦，文革無數的無辜犯人無論怎樣申訴都隻能沉冤不雪。中國的法律就是這麽回事。
這個監獄一萬幾千個犯人，除少數人派去種菜外，其他人分成很多工種，從澆鑄到總裝，生產一種六缸V型柴油發動機，每天都有十幾卡車的成品運走。後來還自行設計增加生產一種重型卡車。技術室有七八個大學畢業的犯人，跟著一個刑滿留場的老工程師，從設計、描圖到編工藝等，負責全部的技術資料。我們離生產區遠遠的，平時管教幹部一般不來監督，午飯後還可趴在製圖板上睡半小時。
我的“同伴”說，“勞改了十幾年，看見不認罪而不被關單監還優惠工作的隻有你，再就是XX中隊那個林泰，就你們兩個人啦。”他們偷偷帶我去“串監”，認識這位另一個大隊的特殊人物。
林泰，就是電影《英雄虎膽》主角曾泰的原型，任柳州市刑警大隊長，因“吹捧鄧小平”，判15年關進來了。他更硬氣，不但不肯認罪，而且任何勞動都拒絕幹，在監舍裏自由自在的。我從他那裏聽到了美麗的阿蘭小姐與他真心相愛，幫他完成任務的故事。結局是林泰雖然成了周恩來授勳的“新中國十大偵察英雄”，而極左的頂頭上司不但不讓他們結婚，反而秘密把阿蘭小姐槍斃了，阿蘭小姐不是傳說中的死於自殺。林泰從此神經變得有點不正常。
更令我感慨的是，1979年11月底我無罪釋放時，比我還早一個月拿到平反判決書的林泰就是賴著不走，要求派飛機送他去北京見鄧小平。他後來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監獄裏三教九流、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構成特殊的社會生態，令人大開眼界。其中殺人、搶劫、強奸的人渣就不去說它啦。而因文革是造反派422各地的頭目幹將的被關不少，422總頭頭熊一軍找到我，原來他的妻子是我在南寧製藥廠的同班組工人。因用印有老毛頭像語錄的報紙擦了屁股的、失手跌碎偉人石膏像的、老毛死時隻知買紅布準備結婚或試剪囍字的，自己生日家宴被舉報及不合時宜聚眾吃狗肉“涉嫌慶祝”……如此這般入獄的，廣西就達過千之眾。技術室就有個大學生，下班回家看見籠裏的雞有點蔫就殺了吃，馬上五花大綁，以“幸災樂禍罪”判15年，妻子離婚。他神經兮兮了，每過不久就自言自語。……老毛離世，也要無辜累及華夏蒼生多少家破人亡！這個世道正常嗎？我估計後來英山監獄撥亂反正的案子會有一半人。
英山監獄裏沒有任何報紙雜誌及廣播，聽不到任何外界信息，更不像老蒯坐牢那樣不用勞動，每月吃45元夥食，還能看電視、學英文。廣西監獄圖書室唯一有的是馬恩列斯毛的全套著作。我可能也是唯一耐心通讀了這些書的犯人。我發現馬恩每本書的扉頁那句“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在中文全變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大有玩味之處；我讀到馬克思的《資本論》立論根據是商品價值完全由勞動時間創造，而不考慮提供廠房、原材料、運輸、管理等資本成本，是否正確？我發覺恩格斯晚年在修改馬克思早年的主張，從巴黎公社的革命轉向議會鬥爭奪取政權……；從列寧斷言資本主義世界已到垂死掙紮階段，為何幾十年東風還壓不倒西風？中國曆朝曆代肇始，統治者都安撫百姓，休養生息，為何老毛要“不斷革命”，一批批地將自己人陸續地打成敵人，推向對立麵？……我想，出獄後要多看近代曆史資料，研究兩個世紀以來深深影響全人類的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到底怎麽回事。我不能白坐這個牢，我要做個明白人。
我在監獄裏還有一件事值得記錄。
某天，我小腹劇痛非常，完全不像過去的胃疼。便向管教幹部報告。在我的“同伴”陪同下，到監獄醫務室看病。
那個醫務室隻有10平方米麵積，隻有一個中年犯人吳醫生，也隻備有簡單的治療感冒、拉痢等小病的藥。
吳醫生一檢查，即診斷我是急性闌尾炎，馬上要開刀。他讓我等著，自己去監獄外領取手術器械：一把手術刀、一把手術鉗，縫針和羊腸線，碘酒和酒精、紗布和藥棉，還有一小包止痛藥片。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就在這個沒有消毒的房間，沒有麻醉藥，沒有助手，吳醫生給我做了約一小時的手術。沒有麻醉藥，他就用紗布包裹著短木棍讓我咬緊不鬆口（防止因痛咬斷舌頭），又用布繩子把我捆在窄窄的病床（防止因痛手亂動）。他安慰我說，他原來是有名的外科主任，做過無數盲腸手術，叫我放心。條件如此，必須病人配合。
我在體驗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滋味下，吳醫生的確麻利，落刀準，很快地取出我已變黑的盲腸，讓我看了，說再耽誤你就會腹腔炎感染死亡。他很快縫好傷口，給我服了止痛藥。手術很棒，愈合後隻留下淺淺1.5公分長的疤痕。
我問他：怎麽進來的？他說“有次碰到一個女病人非常漂亮，實在忍不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忍不住笑起來。他馬上製止我：“縫線有限，你把傷口笑得崩開，我沒法救你”。我又從鬼門關脫險。
我像永遠記得那個治好胃病的農民一樣，也不時記起這個治好我盲腸炎的大夫。很感謝他們，我生命裏的恩人。
（五）
失去四年自由，我終於重見天日。
那時，戶口、糧食關係和檔案，把每個人管得死死的。我不得不回南寧製藥廠上班。判刑時全市聲勢浩大，平反時悄然無聲。
中央有文件要給我這樣的文革冤假錯案補發工資，應拿回兩千五左右。廠政工科說，這幾年你不在我們工廠上班，你問法院要；法院說，廣西窮沒這筆錢開支，你向中央要。還居然威脅我：“還要工資？鄧小平再下台再抓你”。
討薪無果，我氣得給鄧小平寫了信，當時沒複印機，我去照相館把平反判決書拍成照片附在信裏寄去北京。
中共中央辦公廳回了信，讓廣西新掌門人韋純束處理，於是我去找了韋純束，見了一麵。這一鬧，才拿到我應得的工資。
我向韋純束提出第二個要求：調動工作回廣州。法院說的“鄧小平再下台再抓你”是我頭頂上的達摩克裏斯之劍。他說他很忙，以後再辦。我再求見韋純束均被擋在門外。
又過去一年，我心急如焚。
我仍是單身漢一個，有大把空閑時間，我發現南寧有幾十個清華校友，於是心生一計：廣西當局不是忌憚清華兩派都支持422嗎？我幹脆把清華人都串連起來成立個校友會，也許……我懷著不純動機花了許多時間真的把廣西校友串連起來了，一打出名冊，達150多人，最老是1933年畢業的廣西大學尹教授。我寫了封信給韋純束，送到區政府傳達室，告知我要召開清華大學廣西校友會成立大會的時間地點，附名冊一份。結果，第二天我外出，下午才回到廠宿舍，門衛說廣西政府辦公廳主任在我宿舍門口等了足足五個鍾頭了！他要我取消成立清華校友會，我拒絕了。他說你明天來區政府，韋主席要見你。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韋純束。他說：“你不是想調動回廣州工作嗎，我與廣東省省長梁靈光有交情，可以幫你解決。你取消校友會好嗎？”我說“過兩天就開會，全體清華校友都通知了，校友會是清華人互相聯絡感情的組織而已，要取消沒理由，我隻能不發言，交給別人發言。反正我能回廣州，你就不用擔心我利用這個校友會讓你不放心。” 韋主席點點頭，吩咐辦公廳主任打電話叫南寧市組織部長過來，同時當麵寫信給梁靈光，還讀給我聽。然後交給藍部長讓他買機票即去廣州辦理。
終於，在兩個省長幫助下我回到廣州。梁省長經廣東省醫藥管理局田局長把我安排到廣東省製藥工業公司，幹到退休。
我高興得昏了頭，竟忘記要求韋純束把我的檔案袋清理幹淨。
“經516審查”這句話威力很大，後來製藥公司和管理局考察幹部時，曾派豐子義主任去南寧去清華調查，也找不到我有什麽問題，弄不明白為何留下這句不明不白的“汙點”。豐主任告訴我，“你出身很好，能力也強，但不敢用你。我知道你很冤，沒辦法。要不你申請入黨，我願意做你介紹人。也許你入了黨能改善一下政治狀況。”我拒絕了，我無端被弄得這麽慘，什麽黨派都不想參加。
我39歲才調回廣州，急急忙忙開始戀愛，閃婚，40歲有了個兒子。這把年紀了，考研失機，出國無望，庸庸碌碌僅為稻粱謀。在家我是長子，父母對我期望最大，我在整個七十年代的離奇遭遇讓他們十分擔驚受怕，嚴重損害了他們的身體健康，我亦唯有加倍盡孝。
我剛調回廣州時身體頗虛弱，聽從養蜂的堂兄勸告，堅持每天服用蜂王漿，堅持體育鍛煉、注意保健養生，慢慢地強壯起來了。近35年來除補過牙，再沒看過什麽病，隔年體檢各項指標都很正常。算是大難不死之後福吧。我至今還在工作，按蔣南翔校長和馬約翰教授的要求，健康地為祖國工作五十年了。
（六）
我在清華文革期間是個逍遙派，老團的頭頭認識一些，因為他們常常到我班宿舍，而老四頭頭則全部不認識。我回廣州工作後，可能有些校友把的我不幸經曆傳開了，兩派的幹將紛紛與我結交。如汲鵬、唐偉、周泉纓……，還有著名的廣東造反派武傳斌，蒯的好友北航韓愛晶，都與我吃過多次飯。唐偉還帶我去深圳大學看望了羅征啟學長，時隔六四風波不久。
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從清華畢業的老團老四的派性還對立嚴重，互相攻擊。周泉纓就是例子，曾發誓不與蒯見麵。
適逢一個機會，讓我為兩派和解作出了一點貢獻。
那時，汲鵬任康華公司南方分公司老總，他知道我與廣東省四百多家製藥廠熟識，要我找一家大型製藥廠合作生產天然食用色素（清華大學化學教研組研究的課題），出口日本。我給汲鵬辦好了。剛好刑滿重新回寧夏青銅峽鋁廠上班的蒯大富，由我一個也在該鋁廠工作的中學同學（人大畢業）彭某聯係上我，給我來信說，他與羅曉波一見鍾情，認識24小時即決定結婚，打算旅行一趟要經過廣州。我靈機一動，找汲鵬商量：“現在清華派性嚴重，你有責任也有能力為兩派消除派性實現大聯合作出表率。你拿錢出來給老蒯辦個風風光光的婚禮，請廣州的清華兩派都參加好嗎？”汲鵬果然爽快，立即同意出資5000元（當時我月薪61.5元），要我實際操辦。我先找到廣州校友會秘書長列曾彪，讓他請廣州市副市長石安海校友當主婚人，我和列做證婚人。再請來清華老五屆的兩派同學，在豪華的花園酒店為蒯羅舉辦了熱熱鬧鬧的婚禮，連喝兩天喜酒，最後一頓是到著名的蛇餐館吃蛇，把5000元全花光。汲鵬因此事被鄧樸方狠罵並處分，我很過意不去。
這樣一來，廣州的清華兩派群眾迅速消除了派性。後來我還成功把蒯與唐偉，周泉纓都拉在一起吃飯，很融洽。
蒯大富和我私交是不錯的。但我倆在三觀方麵卻是對立的。他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得寵的“光輝歲月”，不知他是真頑固，還是“不得不毛左”？我和老蒯，和周泉纓都爭論不少。看來，文革兩派的派性可消除，但國民的價值觀對立就難以統一了。
我對祖國未來的前途是充滿信心的，好多年前我在化九同學聚會時就打比喻: 黃河九曲十三灣，總的大方向是向東，從蘭州附近入河套地區或曾流向北（以俄為師），但出潼關後又要往東奔騰的。後來看到楊繼繩學長也說過相似的話。我非英雄，但所見略同.
我在化九群說：對曆史，你走得太近看，它差不多是直線；你離遠看，它其實是上升的大螺旋。
（編者注：作者是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1963級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