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歲月淌不盡的希望 （下）

抓住機遇

我的兒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個月在中國的曆史上是多麽重要。在那一個月裏我邊看邊聽邊想。我才意識到這些年來我並沒有甘心，沒有認命。

兒子滿月以後，1976年11月我給科大（當時已經遷到安徽）黨委寫信要求平反。

但幾個月過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音信。我們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調動也沒有任何消息。我想和我檔案的問題有關係，於是決定回科大去一趟。我這次回科大，不是想當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誰是誰非，更不想找誰算賬。我要尋回我少年時代的理想，圓我的科學家的夢。我想回科大繼續上學！

前幾個月我們已經聽到消息，1977年國家要恢複高考並要招收研究生。我和祥已經著手複習課程準備報考。這次回科大也是想打聽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並借幾本書回去。

我先找到我的同班同學何天敬。從馬鞍山分手，一晃七年過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經過而立之年。何天敬先帶我找係裏管政工的陳幹事，一路上我們談起這些年的經曆。他說1973年他在進修班補完了大學的課程，後來教了些課並且搞了些理論方麵的研究。我說我真的很羨慕你。我又問他化物專業要招幾個研究生，他給了我一份科學院研究生招生目錄，還答應借給我幾本書。

係裏管政工的幹事說：劉達書記在1973年被解放重新上任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畢業生的檔案調回學校，把文革中工宣隊整的材料全部撤銷。我說別人的撤銷了我的沒撤銷，曾經有兩個單位要調我，但檔案一調過去就退回來了。我要求學校把我的檔案調回重新作結論。陳幹事說，你的情況比較麻煩，因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辦的案，得由他們正式來給平反。但現在沒有中央文件，誰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學校管政工的負責人，他們都對我表示同情，但因為中央沒有文件，他們什麽也不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找化學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師，想問問他招收研究生的事。辛厚文老師親切而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大家都認為你們當時就沒有錯，現在更沒有錯。“四人幫”剛垮台，許多事情要重新認識，重新評價，但這需要時間，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說，我們聽說學校要調一部分業務骨幹回校充實教學和科研隊伍，我們都很想回校繼續學習。辛老師坦率地說：你們64級同學隻學了兩年基礎課，沒有接觸專業。我們這次主要想調61級以前的畢業生做業務骨幹。文化大革命這十年耽誤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話你們也該是研究員，副教授了。但現在你們還需要補課。你們如果願意繼續學習，可以準備報考研究生。他又補充一句：我們是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麽“雄師”不“雄師”。辛厚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之一，在當時沒有人敢對“雄師”明確表態，作為一個係領導，他能毫無顧忌地向我講這些，我十分感動。

我又在學校和安徽省委找了一些人，人們都很耐心地聽我的故事，對我表示同情，但沒有一個人能幫我解決問題。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裏，我和祥談到科大之行的所見所聞，我們關在這間小屋裏太久了，外界的事像新鮮的空氣湧進這寧靜的小屋，我們意識到，一個曆史的機遇已來臨，這個機遇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誰能抓住這個機遇，誰就抓住了明天，後天，抓住了未來。平反不是要的一張紙，要自己給自己平反。時光不會倒流，失去的青春不再回來。但我們要把握住今天。我們已不是十七八歲的高中生，也不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我們已過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八小時。那一年，女兒剛四歲，兒子剛一歲。要準備考試困難重重，但我們絕不能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個人考有一個希望，兩個人考就有兩個希望。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為了孩子的未來，我們沒有任何退路，隻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從那時起，我們就開始了大運動量、高強度、長時間的訓練。許多年以後，當我回憶起這段難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麽會迸發出這麽高的能量，經過這十年的風雨，我的腦子居然還那麽好使。我想這大約是我們十年所積蓄下來的能量一旦釋放出來所產生的激光效應。我也相信上帝，他大概覺得這世道對我們太不公平，要幫我們一把。

從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們做了幾千道題，記了幾千英語單詞。光草稿紙就有十好幾斤重，在八個月時間裏完成了三年的工作量。我們沒有老師，隻有靠書本和兩個人的大腦，當答案和書本上的不一致時，我們就查資料翻書本，互相討論，有時爭得麵紅耳赤，誰也不服誰。有時夜裏祥把我叫醒告訴我某道題他想出解了，說著擰開電燈，兩人又研究開了，他給我補充，我給他補充，直到得出滿意的答案才繼續睡覺。

我們這樣沒明沒黑地幹，廠裏的工人覺得好奇怪，這兩口子是中了邪了，還是練功走火入魔了？放著舒舒坦坦的日子不過，幹嗎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朋友們都勸我們：你們兩個大學生在廠裏好好幹，將來一個技術科長，一個中心實驗室主任，還有什麽不知足的？常言道人過三十不學藝，再說都兩個孩子了，總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學吧？

他們說的全對，但我心裏就一個不認命，不甘心。理想的種子在少年時代就在我的靈魂深處紮了根。盡管狂風暴雨，冰天雪地遏製了它的正常成長，但在這遲到的春天，它還要頑強地發芽長葉開花結果。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抱負有才華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失去了寶貴的青春年華。1977年，當恢複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傳來，人們才從十年的迷茫和混亂中清醒過來，幾千萬老五屆大學生，老三屆中學生及其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學生重新撿起書本，老師重新走進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不比尋常，人們看到父子同進考場，夫妻同上課堂的動人場麵，抱著孩子的父親，剛生了孩子的母親，都來參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這個機會尋回自己青春的夢。對於那些出身貧苦又沒有“後門”的青年，高考幾乎是他們唯一的機會。那一年有一千萬人報考大學，近百萬人報考研究生，參加這場競爭的學子，無論錄取與否，他們都是勝者，都是強者，因為他們敢於向命運挑戰。77級，78級本科生和78級研究生正是從這一代人裏選拔出來的，他們無疑是這一代人最優秀的代表。

那次考試考了兩天半，考完以後，我們全身像散了架一樣。這一個月來，我們心裏充滿了焦急、等待和盼望。考完以後，自我估計，我們都發揮正常，該拿的分都拿到了。但這第一次招生，大家心裏都沒有底，摸不著深淺。

6月份我們都拿到了複試通知書。我們的複試成績也很好，按照初試和複試成績的總和，如果按分數錄取，我們都應該沒有問題。那一年有好幾個“雄師分子”都已在錄取名單裏，這時不知哪裏傳來一股風說“雄師分子”應暫緩錄取，但研究生導師，係裏和學校招生辦，特別是王其武、馬興孝、伏義路幾位老師都堅定不移地表示：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感謝科大的老師們給了我們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使我們能重回科大上學。

我們的“夫妻研究生”生活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錄取通知書，我們同時被錄取為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批研究生，祥考上了中國科大的研究生，我考上了新鄉師院的研究生，我們沒有“後門”沒有內部關係，完全靠自己的勤奮和智慧來改變自己的地位和命運。我們高興得抱著孩子在床上打滾，兩個孩子從沒見我們這麽高興過，他們看著我們笑，也跟著我們咯咯地笑。他們當時還不理解，這一步是我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這一步對孩子們的一生也會有多麽重大的影響。為了我們一家四口不分在四處，我們向科大提出：我能不能轉學到科大？經當時的科大副校長楊海波批準，同意我轉到科大的師資進修班，這樣我們兩人可以同時在科大上學。

化肥廠沸騰了，西平縣震驚了。那一年，“研究生”還是一個剛出現的很神秘的新名詞，鄉親們說考上高中是秀才，考上大學是舉人，那麽考上研究生就該是“狀元”了。鄉親們聽說化肥廠的舊倉庫裏一下出了兩個“狀元”，而且還是“夫妻狀元”，都覺得挺新鮮，特地跑到舊倉庫來，看看這“夫妻狀元”是什麽樣的。鄉親們說我們是鯉魚跳龍門，是鳳凰登枝，而我們心裏明白，我們隻是“回到”十幾年前我們就該呆的地方。

1978年的深秋，我們離開西平縣去中國科大上學，廠裏的領導和許多朋友都到火車站為我們送行。當火車駛離西平站時，我心裏湧起一股深深的依戀。西平是我們家庭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們在這裏生活了七年，這裏有我們的青春，有我們的愛情，我們在這裏生兒育女，共同築起了這個簡陋、貧困而溫暖的家。西平是一個避風港，西平縣的親人們保護著我們避開了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給了我們友誼和關懷。我忘不了，當我生孩子時，秀梅、繼芬冒著嚴寒用架子車把我們娘兒倆從醫院拉回家。當我的奶水不夠時，廠裏的女工用她們的乳汁哺育了姍姍和海海。1975年西平發洪水時，萬良把家裏僅有的一點白麵拿來給姍姍熬糊糊吃.逢年過節時，工人們請我們到他們家裏作客，吃芝麻葉蒜麵條和豆腐腦……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西平縣出生的。今生今世，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他們的履曆表上永遠會寫著他們是中國河南省西平縣人。

苦難是人生的寶貴財富。十幾年的煉獄，十幾年的血與火的煎熬，生與死的抉擇，使我成熟了。上蒼又一次給予了我機會，讓我繼續追尋我的夢。

科大，我的母校，你帶著十年累累的傷痕，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1978年的秋天，恢複高考後招收的第一批學生，77級本科生和78級研究生來到了科大，使這所冷落了多年的校園顯得欣欣向榮和生氣勃勃。

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齡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學生，他們不到十五歲就跨進科大的校門，他們是時代的寵兒。年齡最大的就要算78級研究生中的老五屆學生（老五屆是指從文革前入學，文革中畢業，1966到1970年的大學畢業生），那一年我們已過而立之年。我們幾乎成了時代的棄兒，但仍然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大家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這些老五屆學生像我們一樣，大都有了一個或兩個孩子。他們告別了愛妻幼子，到這裏來重新過學生生活，二十多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睡覺，端個碗到學生食堂裏吃飯。和少年班以及77級的學生比較，我們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們的狂熱和浪漫，我們不再做居裏夫人和諾貝爾獎的夢了，我們能比較冷靜而現實地看待人生，都有著對子女和家庭的責任感。

我和祥雖說是在同一個校園裏，但住不同的樓，上不同的課，平時連照麵的機會都沒有，星期六晚上一塊去看一場電影都是一種享受。那時我們的工資是105元，每月給孩子各寄二十元，我們兩人除了吃飯，幾乎不花任何錢。因為我們還要攢錢去看孩子。女兒姍姍在四川姥姥家，兒子海海在江蘇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這一大圈的火車票也要好幾百元，這些錢隻有靠平時一點一點地攢。這次回來當學生，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已不是無牽無掛的單身貴族了，我是姍姍和海海的媽媽，孩子是多麽讓我牽腸掛肚，我真是好想好想他們！盡管我知道姥姥姥爺、爺爺奶奶都會給孩子們全部的愛，盡管兩家老人經常來信詳細介紹孩子的情況，但孩子們仍然需要父母的愛。分別時兩個孩子眼淚汪汪的小模樣一直牽著我的心。那時和我在一個宿舍裏的幾個女同學都是這個情況，大家一聊天就說起了自己的孩子。

說起來好笑，那時我有一個習慣，每天下午四五點鍾當學生去操場鍛練時，我就愛跑到幼兒園門口，看著一個個孩子被爸爸媽媽接走，一路又蹦又跳，有說有笑，我真替他們高興。雖然我知道我的姍姍和海海不在裏麵，但還是想要跑來看這一幕。我發現有我這習慣的不止我一個，那些做了爸爸媽媽的老學生像我一樣，經常溜到這兒來看看，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看看別人的孩子也是一種安慰吧。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後一門，大家連一分鍾也不多呆，紛紛跑回家和妻兒團聚去了。我們兩個人無家可回，又沒有錢去看孩子，隻好冷冷清清地在學校裏過了個年。我們這個寒假談的想的幾乎全是兩個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們把一年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買了火車票並給孩子買了點見麵禮。我們先到丹陽去接海海。到丹陽已是下午，最後一班下鄉的車已經走了，天還下著雨，親戚勸我們在縣裏住一夜，但我們實在等不及了，踏著泥濘，連夜趕到了奶奶家。十個月不見，海海長高了長壯了。他看到了我們，一下子撲過來。我在兒子結實的臉蛋上使勁地親，緊緊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們在家多住幾天，但我們已迫不及待地要見姍姍。

當我們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裏，正是下午，姍姍在幼兒園裏還沒放學，我們等不及，就跑到幼兒園去接她。當姍姍看到我們三個人站在她的麵前，驚喜地撲上來。祥把她抱起來，甩到天空，說：“長這麽大了，我都快抱不動了。”我們一路走回家，兩個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說，好像要把這一年積攢的話都倒出來。姍姍說，外公外婆沒有告訴她我們今天要回來，但她心裏想著我們這兩天會來，因為學生已經放假了。她昨天做夢就夢見我們回來看她了。海海告訴姐姐，他在丹陽過得很愉快，爺爺經常帶他去河裏撈魚摸蝦。回家燒著可好吃呢。回到家裏，我們拿出給孩子們的禮物，姍姍穿上新的百褶裙顯得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軍衣，顯得更神氣了。兩個孩子穿著新衣服高高興興地去打螺陀轉了

整個暑假，我不願離開孩子一分鍾，像要把這一年我虧欠他們的都在這個暑假補起來。我為孩子們作飯洗衣，洗澡理發，我教他們寫字畫畫，我陪他們遊戲玩耍。那一年，姍姍還不到六歲，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詩，也會寫不少字了。每天一早姍姍就在院子裏念起來：“鵝，鵝，鵝，曲頸向天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些流傳千古的名句，從姍姍那清脆的童聲湧出，更增添了詩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詩，一天描兩頁紅模子。外公外婆經常抱怨，現在的年輕人不好好練字，他們一定要教孫子孫女練好字。他們認為，書法和唐詩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是孩子啟蒙教育的基本功。我們帶他們去杜甫草堂，給他們講杜甫的故事，帶他們去武侯祠，給他們講三國的故事，講諸葛亮的故事。我們教孩子們心算，加減法從一位數到兩位數，數學是鍛煉思維的體操，心算快的孩子將來一定邏輯清晰，思維敏捷。

和孩子們在一起，時間過得好快呀，暑假很快過去了，我們又要回學校了，臨走的前幾天，外公外婆已經在給姍姍做工作，說爸爸媽媽要回科大上學，如果學好了就能留在學校工作，就可以把姍姍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學。姍姍沒有去過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靈裏，那一定是個很神秘的地方，因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是很嚴肅很崇敬的。到走的時候，她眼淚汪汪地粘著我，當我們上了車，她卻雙手緊緊抓住門把不放，再也忍不住了，大聲哭起來：“我也要和你們一起去！”海海也在車上哭起來，叫著：“我要姐姐來！”車上的人都驚呆了，誰也不忍把這個小孩的手掰開。這時外公過來，把姍姍抱起來說：“姍姍乖，爸爸媽媽上學是為了你們，爸爸媽媽學好了，姍姍明年才能去。”姍姍含著眼淚和我們揮別，車子開走了，我呆呆地望著越來越遠的姍姍的影子，一直到看不見……

火車上，海海緊緊地拉著我說，今天夜裏他不睡覺，他怕媽媽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著了。半夜火車到了蚌埠車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兒子，離開了車廂。祥直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學校我們拚命地學習，工作，想把成績搞得好些，早日畢業把孩子接來。

李政道的同學的命運

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師資進修班。那一年沒有人給我們開高等四大力學的課，物理教研室麥汝奇告訴我們，他從大連請來了一個李政道的同學給我們講四大力學。我們聽了半信半疑，以為他在開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學課時，當我來到教室時，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飽經風霜的臉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製服，我當時腦子裏冒出的想法是：“老麥不知從哪裏給我們找了個老貧農來憶苦思甜。”旁邊的同學悄聲告訴我，這就是譚家岱老師，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學，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農村勞改了二十幾年，剛從農村回來，就到科大來給我們上課。我心想聽老貧農講分析力學大概別有一番風味。

當他往講台上一站開始講課，我們都鴉雀無聲了。他講課時嚴密的邏緝，清晰的思路，熟練的數學推導，把我們都鎮服了。他每學期給我們開一門新課。他最喜歡的是蘇聯物理大師郎道的體係，他係統地給我們講了分析力學，數理方法，場論和量子力學。後來不少研究生和77屆本科生都慕名跑來聽他的課。我們這個課的教室總是擠得滿滿的。在當時的科大以及全國能開出像他這樣水平的課的老師確實是不多的。

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到他宿舍裏去看他，他住在教員宿舍筒子樓裏一間，房間裏堆滿了很多的書。我們聊了一會兒上課的事，就好奇地小心翼翼地問他一些過去的經曆。他一邊抽著煙，一邊慢慢地回憶，抗戰時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係的同窗，李政道是他們班年齡最小的。後來李政道去了美國。1956年他剛三十出頭，在大連工學院就被提為正教授。他當時年輕，業務又好，非常自負，1957年給上頭提了幾條意見，就被劃成了右派，被送到農村勞改，老婆也跟他離了婚。我說，這二十多年的勞改，您也沒忘記您的物理，我們都很欽佩您對物理學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詣。他說，那主要是年輕的時候基礎打得紮實，後來勞改的時候，沒有別的書看，自己腦子裏就想個題目，算一算，解解悶。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訪問，譚老師陪同參觀。他們兩人雖然年齡相仿，但看起來像差了十幾歲，李政道是那麽精神奕奕，神采飛揚，看到他旁邊的神情黯然的譚老師，我完全體會他當時的心境，我就在想，如果當時李政道留在國內而譚老師去了美國，那曆史又會是怎樣呢？

平反後我提出的三條意見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參加平反大會。在會場上見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師，我大概算裏麵最年輕的了。看到他們，我在想，我是不是還算幸運呢？平反文件一個一個地念著，台下一片輕輕的抽泣聲。會上譚老師的右派問題也得到了改正，恢複了他的原工資級別。

在會上，我也接到了兩份平反文件，一份是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為“雄師”平反的文件，後麵有29人的名單。

看著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我的淚水把這張紙濕透了。我知道這每一個名字的後麵都有一個血淚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沒有列在這名單上。

看著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十幾年前的往事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那是一個多麽寒冷的夜。那天夜裏，一輛車子到科大校園裏捕了五個“雄師骨幹分子”，有人在寂靜的操場上大叫：“抓人了！”許多學生、老師、工人、家屬聞訊趕到了校東大門，車子被堵在離東大門的不遠處就挪不動了，憤怒的人群在車子外麵質問：“憑什麽抓學生？”“寫一張大字報就抓人？這不符合‘十六條’！”這時我聽見車裏有人說：“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勢力太強，簡直成了反革命老窩了，太囂張了！”雙方僵持了大約兩個小時，最後是調來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驅開，車子才緩緩開出玉泉路科大校園，但仍然有上千人擁擠在道路兩旁和校門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凜冽的寒風中，默默地為我們送行……這是多麽悲壯的一幕！

這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劇本，明月為證，天地為證，在場的幾千個科大人為證，這是1967年元月14日發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園的真實的一幕，這是人心，民意，這是曆史……

我拿著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辦公室，一個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說，我很高興曆史終於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但我還有幾點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講我們的大字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這個詞不對，因為我們的大字報沒有反對任何人，對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憲法的。不能因為有不同意見就是“反對”。我沒有先見之明，我也沒有那麽大的膽量去反對大人物。那個老人看我一本正經很認真的樣子，覺得很好笑，就說，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說，受“雄師”問題牽連而受到迫害遠遠不止這29人，有許多人雖然沒有參加“雄師”，但因同情“雄師”觀點或者元月14日去攔過車，也受到了迫害，校黨委也要為他們平反，我遞給他一份名單，上麵有我和祥所能回憶起來的人名.我說據我了解，受“雄師”一案牽連，在科大，在清華、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專院校共有大約上千人。他接過名單說，對於科大的人我們會盡快調查了解作出結論。對其他學校的人，他們自己會處理。

第三，受“雄師”一案牽連，我的八本日記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記本歸還給我。他說，事隔那麽多年，這些材料已經找不到了，很抱歉。

這八本日記本是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大學二年級的日記，是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禮物，他們讓我把“最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值得紀念的東西寫下來，長期地寫下去，將來就是你的生命史”。這些日記記錄了我從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長足跡，記錄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夢，這日記沒有虛偽和掩飾，是我內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記卻被整頁整頁地抄在大字報上被人們批判，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的內心世界會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也沒有想到我的日記會成為我的罪狀，從那時起我就再也不寫日記了。現在我的日記再也找不回來了，我的青春、我的夢……都永遠地消失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文化大革命中這驚心動魄的事件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如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時時刻刻沒有忘記那些關心我，同情我，愛護我，保護我的朋友和親人，有些人和我並不相識，但為了“雄師”事件，他們有的人比我還要慘，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體致殘了，還有的下落不明……這些年我時時告誡自己，要不懈地努力，要作一個真正的人，來回報這些朋友和親人。這也是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寫這篇文章的真正動機。如果本文能公開發表，就算是我給這些朋友們的一個回報吧。我謹向那些具有同情心，為了良知，為支持我，愛護我，保護我而受到傷害的朋友們表示我的敬意和謝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獻上我的哀思和懷念。

跨過太平洋

1981年我們畢業後留在科大工作。把兩個孩子也接來了，一家人才團圓了兩年。1983年祥考取了公費留學，於1984年以公費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Delaware大學化工係進修，第二年，他得到了一個博士後的位置。經濟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親。

雖然人人都想出國，但事到臨頭，我竟猶豫不決。那時候，我們都已提升為講師，分到了兩間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間一套也不遠了，我們已快到不惑之年，如果把現有的丟掉，到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前途未卜，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最主要的是姍姍已經上初中二年級，初中高中這幾年對於她是多麽重要，如果我帶她出國一兩年再回來，學習怕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國內，我不放心。但我有能力供她在美國上大學嗎？

正在猶豫不決之際，一本書竟然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讀到美國女作家尢恩森寫的《宋氏三姐妹》，該書前言中有一段話深深地震撼了我：

“人們稱宋耀如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三位女性的父親，正是他的學習決心和他要為女兒提供他所獲得的教益的願望，使她們達到了各自的曆史地位。他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如果沒有他的大膽進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兒們就可能纏足裹腳，在中國沿海一個小漁村裏默默無聞地渡過一生。但宋是一個不受製於傳統習俗的男子漢，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給他安排了什麽樣的命運，他的理想－－讓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國受到教育。”（這段話摘自該書的中譯本。）

這個偉大的父親造就了中國近代史上三位最傑出的女性。正是這段話促使我下定決心，宋耀如的理念後來一直成為我的人生目標和追求。

促使我下決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在科大校園裏，有三位中年教員相繼英年早逝，一位是三十六歲的助教，清華畢業生，一位是四十三歲的講師，科大畢業生，一位是四十七歲的副教授，留蘇副博士，他們的死因很相似，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在追悼會上，看著悲痛欲絕的遺孀和失去父親的年幼的孩子，大家心裏充滿了悲傷和對未來的憂慮。那時我們的生活實在太清貧了，早晨起來隻吃一個饅頭喝一碗稀飯，還有什麽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講師王明老師說：“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個雞蛋，中午吃一塊大豬排，晚上吃一個蘋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這段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現在的年輕人不要以為我在編什麽神話故事，這是曆史。祖國，你有這麽多優秀的兒女，你可要愛惜他們呀！

1985年10月，我把姍姍送回成都外婆家。我離開姍姍時正是半夜，她已經睡覺了，我在她的額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淚水滴在她的臉上。我看到她眼角的淚水，知道她沒有睡著。我說：“好好念書，媽一定要接你到美國去上學。”我牢記著臨行前對女兒說的話，我願付出一切去實踐我的諾言。那一年，姍姍剛剛十二歲。

1985年年底，我帶著海海飛往美國，我是多麽的依戀這生我養我的母親，這悠久古老而又飽受苦難的土地，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跡，在京密水渠，在京原鐵路，在湖北沉湖農場，在西平縣化肥廠，我撒下過青春的汗水。為中國的諾貝爾獎，為中國的火箭、衛星和宇宙飛船的發展作貢獻，一直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作為科大畢業生，我有能力作出我的貢獻，但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為國效力的機會。我們的黃金年華已一去不返了。盡管我們的生活一直清貧，盡管我遭受了十幾年不公正的待遇，我都能承受，我都能忍耐，我都能原諒，我對你的愛始終不變。如今，當我已屆不惑之年，卻要離鄉背井，飄泊異國，我不知在前麵會是什麽樣的路，但我還是走出了。因為我不願我們的後代像我們這樣辛苦地活著。帶著無奈，帶著惆悵，帶著無盡的思念，帶著心靈的傷痕，祖國，請原諒我離開了你。

當飛機離開地麵的那一瞬間，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悠悠乎乎地飄向那遙遠陌生而又充滿神奇誘惑力的新大陸。

雛燕展翅

為了給孩子準備學費。祥找到喬治城的一家中國餐館送外賣，我在水門飯店（Watergate）附近找到一家美國餐館當waitress。為了減輕我們的壓力，姍姍14歲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剛剛11歲的海海也到樓下的人家裏幫助做些家務。那時我和姍姍都在室內幹，我們最擔心的是祥，不論下雨下雪，他開著車走遍了喬治城的大街小巷，有時不小心吃了張停車的ticket，那一天就白幹了。我勸他不要幹這個工了，他說幹這活花時間少效率高，一周幹三個晚上不耽誤白天上學，全家人齊心協力，積少成多，三年五年的孩子的學費就有了。

孩子們過生日那天，祥把上星期打工掙的180塊錢裝在兩個紅包裏，送給他們作為生日禮物，兩個孩子撲在爸爸身上。海海拿著自己剛剛掙到的20元錢說要把錢存起來給姐姐攢學費。姍姍說：“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書爭取拿獎學金。”祥把孩子緊緊摟住說：“別說傻話了，我們不作那個夢，我們沒有綠卡，爸媽知道你已經很不容易了，你隻有三年的時間，能在三年內在人文學科方麵趕上美國學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隻要你們上進，爸媽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著希望而活著，是為著愛而活著的。雖然我們沒有綠卡，沒有工作，沒有房子，也沒有錢，但我們有一對聰明、可愛又努力上進的兒女，他們是我們的希望和生命，我們有我們的理想和追求，有我們的歡樂和愛，更重要的是，再沒有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來折騰、打壓我們了。我們堅信，憑著我們的智慧和勤奮，一定能在新大陸開出一條路。

冬去春來，姍姍已經上十二年級了，我們的積蓄也一點點慢慢上漲，算起來也夠她上三年私立大學的學費了。我們鼓勵她報考最喜歡的學校，“隻要你考得取，我們一定支持你上。”我們想得很清楚，錢以後還會有機會去掙，但孩子上學的機會失去了就很難彌補。二十幾年前，我們的機會已經因為文革永遠地失去了，今天，不能因為錢而讓孩子失去她的夢。

1991年3月的一天，姍姍打電話到學校來，第一句話就是：“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打工了，我拿到獎學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學了！”到美國僅僅三年，還沒有綠卡的姍姍，以全額獎學金被著名的C大學錄取了。我們把錄取通知書反複看了幾遍，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當時，我們全家人緊緊擁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9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機場送姍姍到加州上學。昨天，我們沒有囑咐她很多，因為這個女孩子已經不是第一次離開爸爸媽媽，也不是第一次獨自出遠門坐飛機。我們隻送給她一本日記本，在扉頁上寫著“崇尚真理，獨立思想”。

姍姍滿懷信心地登上了飛機。望著她那洋溢著青春活力的矯健的身影，此時我想到了什麽？

我在想，這像個神話又像一場夢，那個在西平農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終於跨進了科學的殿堂，17年的歲月，從地球的那一邊到地球的這一邊，這是一條多麽遙遠、漫長而坎坷的路。你走過來了。命運對你並沒有特別垂青，你生於憂患，你長於貧困，我們沒能給你一個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世界，你有勇氣麵對人生的挑戰；我們沒有金錢財富，但你懂得了知識就是力量，就是那人類文明和無窮無盡的財富的源泉；我們沒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靠奮鬥去爭取自己的未來。你飲過黃河長江的水，你衝擊過波多馬克河的浪濤，淵遠流長的東方文明哺育了你，絢麗輝煌的西方文化沐浴著你。如今，你要展翅飛翔了。飛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載著你的理想，載著幾代人的希望，飛向那遼闊的天空，去追尋你的夢想。

——2015年元月 於美國華盛頓

後記

拙作”歲月淌不盡的希望”刊登後，受到不少年輕人的關注，在此深表感謝。雄師一案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之所以現在發表是我感到時間的緊迫，近幾年我的同班同學已經有幾個過世，再不寫下來就太遲了。一些年輕人看了以後覺得不可思議，有人懷疑我是編的故事，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一切都是曆史事實。我這把年紀沒有必要在網上編故事賺點擊量。

我可以提供如下證據

1.雄師一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都有記錄，您可以去查。

2.本人保留有中國科技大學黨委1979年給我的兩份平反文件的原件，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網上貼出

3.最近我得到了”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的原文，該文在全國不少地方都被轉抄過，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網上貼出，

4.1966年到1967年在北京玉泉路科大的學生老師和員工許多人都還活著，他們都是曆史見證人。

我們這一代能留給後人的東西不多，留下這段曆史，使我們的後代不再經曆這種人為的悲劇，這大概是我們這代人最後的一個曆史使命和留給後代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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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平6431

1964-1970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

1970-1972 湖北沉湖軍墾農場 勞動

1972-1978 河南西平縣化肥廠 勞動

1978-1981 中國科技大學物理進修班學習

1981-1985 中國科技大學 教師

1985 年赴美留學，獲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D

退休前 為美國聯邦政府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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