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歲月淌不盡的希望（上）

1967年1月1日，在北京西單出現了一張題為《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作者署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雄師戰鬥隊”。它曾經被傳抄、翻印，流傳到全國，“美國之音”也曾做過報道。

大字報貼出幾天以後，這張大字報的幾位作者就被關進了監獄……

這顆小小的流星僅僅閃爍了一瞬間，就消失在濃重的黑暗中。而大字報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們卻為此付出了十幾年的青春。從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如花似錦的歲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我們燃燒了自己，卻沒有照亮世界。

許多年過去了，人們關心地問：文化大革命中這張著名大字報的作者後來怎麽樣了？他們現在在哪裏？

遲到的學位

波多馬克河像一條綠色的緞帶，蜿蜒地流過華盛頓特區的西南端。它是一條天然的分界線，把華盛頓特區和維吉尼亞州分開。華盛頓特區的標誌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廣場的華盛頓紀念碑。登上紀念碑頂部向四麵望去，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現在人們的眼前。它的東麵是國會大廈，西麵是林肯紀念堂，南麵是傑弗遜紀念堂，北麵是白宮。

廣場上的這三位偉人為建立美國的民主製度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的貢獻不在於生前人們的頌揚，而在於曆史的評價和後人的理解。華盛頓領導的獨立戰爭使美國擺脫了英殖民主義，實現了國家的獨立。他以身作則，建立了國家總統的任期輪換製度，傑弗遜是美國憲法的製訂者之一，這部憲法的基本原則是基於一種永恒的樸素的民主意識和基本的人權理念，直到今天，這部憲法仍然是製定各項法律和政策的依據和經典，是美國高中英語課本的重要一課。林肯領導的南北戰爭，結束了農奴製度，向著種族平等邁出了一大步。他們的曆史功績就像這座高聳入雲的豐碑，流芳千古，與日爭輝。正是這三位偉人所奠定的民主製度的基礎，使得這個年輕的國家充滿創造力和活力，在過去的兩百年中，美國出了二百多名諾貝爾獎得主，創造了人類登月的奇跡，造就了像貝爾、福特、比爾·蓋茲、Jobs這一代代風雲人物。為人類科學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輝煌的貢獻。

春天又來了，華盛頓的5月是多麽迷人，鮮花似錦，綠草如茵，連泥土也洋溢著春意，空氣也彌散著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學的畢業典禮在白宮和紀念碑之間的橢圓形廣場上舉行。這一天是我們到美國後最“風光”的一天，因為所有的博士畢業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長親授綬帶。這場麵本來就夠壯觀的，再加上這一年學校請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為客座講演人，許多畢業生和他們的家屬老早就趕到這裏，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風采。她講演的題目是“家庭價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辯的口才，清晰，嚴謹而有吸引力的講演激起廣場上一陣陣歡呼。

周平與丈夫楊恒祥同獲博士學位時留影

作為新移民，我深深體會到家庭的價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畢業論文答辯會上的一段開場白：

“八年前當我剛剛來到這塊新大陸，我聽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這是美國憲法的靈魂，也是美國社會成功的秘訣之一。

“每一個來到這個國家的新移民都有一個‘美國夢’。人們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國夢就是繼續完成我的學業並為我的孩子們提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機會。我堅信教育是新移民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光明之路。

“我選擇了科學，因為科學帶給了人類現代的文明，在科學麵前，沒有虛偽和權勢，在科學麵前，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科學代表了真理，進步和光明。

“我感謝這個偉大的國家，她為我們這個來自東方的貧困家庭兩代四口人提供了獎學金，幫助我們完成學業。我非常幸運有機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生活和學習了八年，在這段時期我不但學習了科學，而且學習了美國的曆史、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有機會比較深入地了解這個社會的曆史和現狀。

“教育給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獲得在這個社會競爭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教育給了我的孩子們一個光明的未來。”

那一年，我已49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齡最大的畢業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確實是當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年齡最大的夫妻檔。看著這歡騰的人群，坐在身邊的祥對我說：“我一點也不感到exciting，我覺得我們隻是得到了老早就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是的，這個學位是我們早就應該得到的，它來得太遲了。

但不是由於我們不聰明，也不是由於我們不勤奮，而是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能夠達到我們本應達到的學術高度，我們這一代被稱為中國文化科學史上的斷層。作為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在中國大陸的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能出像李遠哲、丁肇中這樣的科學大師，這不是因為天災，也不是因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也許，後人看我們這一代人，會認為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們受過欺騙，我們犯過許多錯誤，做過許多愚蠢的事情，我們承受了曆史的苦難，經曆過人生的艱辛。我們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也沒有創造巨大的財富。但我們曾經思考過，曾經努力追尋過。我們這一代人將逐漸走出曆史，把這段經曆寫下來，使我們的後代比我們聰明，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曆史責任。

我在這裏講一個發生在許多年以前，幾乎被人們遺忘的故事。我寫的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劇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齡人的人生經曆。

從“天之驕子”到“現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懷著當居裏夫人的夢想跨進了北京玉泉路甲一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校門。正是風華正茂的年歲，作為名牌大學的學生，我是多麽自負、自傲和自信。我們向這遼闊的天空呼喚：“這世界是我們的！”

考進中科大時的作者學生證上的照片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當科學家的美夢，而且一下子把我從天上摔進了無底的黑洞，連我自己還沒搞清楚怎麽回事，一夜之間我就成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開始時我是科大二年級學生。1966年12月初，我從外地串聯回到北京，聽說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學的學生被抓起來了，因為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林副主席和江青同誌。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公開信》，北大“虎山行”的《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園裏也出現了幾張大字報討論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並討論毛澤東思想是否可以一分為二。我覺得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們的大字報講得挺有道理，特別是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公開信》，聽說伊林、滌西隻是兩個高中學生，我非常佩服這兩位青年人的膽識和他們深刻的思想與理性，他們講出了當時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張大字報是文革中最傑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滌西二位為自己的遠見卓識和講真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真是我們民族的思想家。當時我對不少人講過我同意伊林、滌西的觀點。林彪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些說法是反科學的。我把這些想法和一些同學討論，許多人認為這樣想雖然有道理，但太激進，容易讓人抓辮子。但大家都認為因為寫了張大字報就抓人是不對的，是違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觀點都比較一致，就商量著要寫一張大字報闡明我們的觀點。

《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是由近代物理係青年教師朱棟培（581，文革中改名為朱軍），近代物理係學生馮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為了不讓人抓小辮子，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文化大革命要有一個開放自由的環境，要讓不同見解的人有平等的機會發表自己的觀點，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把抓起來的學生釋放，讓不同觀點的大字報自由鳴放，不因言論治罪。後來在“雄師”（注：“雄師”是當時科大一些師生組織的小型戰鬥隊，人數大約有三十幾個，比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學係化物專業大二〕、6443〔近代物理係理論物理專業大二〕這兩個班級）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於1967年元月1日在西單牆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園裏貼出。

因為多次抄家，這張大字報的原稿我已經找不到了（注：“雄師”的兩篇大字報內容詳見《記憶》總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記得這張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1．講話風：中央文革以無產階級司令部自居，每到一處就表態，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造成群眾組織的對立；2．抓人風：中央文革叫群眾火燒這個，炮打那個，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見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抓起來，開創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專政的辦法處理不同意見的先例，這是不符合“十六條”精神的。

元月5日，我們又貼出了“雄師”的第二張大字報《分歧在哪裏？》，這張大字報是由我起草，在“雄師”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發表的。現在看起來，《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有點像一杯溫開水，沒有激進的觀點，但我們強調的是要按照“十六條”辦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論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為我們的大字報調子比較低，講得又比較切合實際，在北京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

有人問我們，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什麽還要寫這張大字報，現在回憶起來，可以用一個“狂”字來描述我們的心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的豪言壯語使我們這些雄心勃勃、精力過剩的年輕人感到我們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曆史時機。我們那時真是覺得這天下大事是我們的事，該做的事情就要義不容辭地做，該說的就要義無反顧地說。而且我們認為我們的大字報能扭轉乾坤，改變曆史。

當時有一些年齡較大的老師和親友都私下告誡我們，“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經驗教訓。”我那時哪裏聽得進這些逆耳忠言，覺得他們是老迂腐，沒有認清大形勢，膽小怕事。我還對勸我們的人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右派時的形勢不同，言論自由，誰都可以批評，對誰有意見都可以寫大字報。在我那科學家的頭腦裏，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數學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邏輯和原理推下去，就會找到一定的答案。後來我才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規的邏輯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沒有答案。我們沒有估計到這張大字報的影響和後果，更沒有想到對我們的人生會有什麽影響。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將“雄師”主要成員朱棟培（581，文革中改名為朱軍），馮正永（644）和我，還有江明德（626，文革中改名為江曉東）、黃小光（634）逮捕。科大“雄師”戰鬥隊隻有半個月的壽命就垮台了。

獄中紀實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被關押的是哪個監獄，但我知道裏麵關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個把我帶到女牢的女警察看著我挺惋惜地說：“這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就蹲了大牢，這輩子可惜了。”她這話當時我還不明白，我還沒有想將來的事，我想的是有那麽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當軟骨頭。我想的是曆史會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進來以後，我慢慢了解到，這裏關押有許多名人，而且我不是最年輕的。和我曾經關過一個牢房的囚犯我記得有聯動頭目，八一中學的蘭小兵，駱小峰，她們當時都是高中學生，因為是高幹子女，非常傲，誰也不放在眼裏，連女看守都得讓她們三分。當她們聽說我是“雄師”的“頭目”，馬上和我近乎起來，說我們“有種”，覺得我和她們是一條線上的。但我覺得我們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碼事。閑極無聊，她們經常誇耀似地講高幹子女的生活。她們覺得我迂腐，談得並不投機。因為她們年齡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釋放了。

我還和北大的“反聶英雄”楊勳關過一個牢房，她對“雄師”是蠻同情的，她說我們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說我們不想造反，隻是不滿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給他們提點意見。她說我們太迂腐。她經常在監獄裏大罵聶元梓，聲音很大，幾乎整個牢房都能聽見。她告訴我，她知道自己不會有好結果，因為聶的後台是中央文革，反聶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說她一定要和聶鬥到底。後來聽說她被判了刑，不知楊大姐現在何處，身體可好？（注：楊勳著有回憶錄《心路：良知的命運》，新華出版社2004年出版。書中寫到她在那些被關押的高幹子女獲釋後，又被從半步橋看守所轉押到功德林監獄，以後又轉到北京市公安局學習班逼迫認罪，於1969年初“教育釋放”。）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審訊我的時候，我一直堅持，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提了點意見，是符合“十六條”的。按照科學的邏輯和思維方法，既然都可以給國家主席和老帥們貼大字報，我們給中央文革貼一張大字報有什麽了不起？審訊人員問我是否說過“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說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否則就不會有發展。他們問我是否說過林彪副主席講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是不對的。我說任何事物都要發展，沒有頂峰，任何真理都是一個曆史階段的相對真理，馬恩列斯毛都是一個曆史時期的偉大人物，不能說誰比誰高。他們還問我是否講過“江青是小資產階級感情，愛哭”，這是我寫在日記上的。我當時年輕氣盛，覺得這都是大實話，沒有什麽了不起，好漢作事敢作敢當。所以就都承認了。我看到審訊人員在不停地記，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經毀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為活靶子批判，還沒到校門口就看到鋪天蓋地的大標語“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朱軍、馮正永、周平！”“砸爛雄師的狗頭！”“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拚到底！”“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誌！”……在批鬥會上我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幾個很要好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慷慨激昂地發言，揭發我的罪行。他們都說了些什麽呢？

如果光憑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不足以定罪，眾人也不服，他們必須要找到能上綱上線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組織”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記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寫日記，我愛寫日記，文革中我的日記還寫得特別詳細，我每天到了什麽地方，和哪些人講了什麽話，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都寫在日記本上。我真佩服這兩個月來“雄師”專案組工作進展神速，卓有成效，他們夜以繼日地為我們每一個人整理了一大本材料，我的材料最豐富，當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師小頭目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嚇得心驚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壞蛋，全都是能上綱上線的材料：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江青同誌，反對中央文革……這些材料，有的是從我的日記本裏斷章取義摘出來的，有的是有人揭發的，還有的我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反正是死豬一條不怕滾水燙，多一條少一條也無所謂了。有這一本材料，我這一輩子就別想翻身了。

我在這裏要說的是，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還是不少，在把我們押回科大批判這天，當局沒有給我們準備午飯，是我們班上的三個女友李春彥、陸宗偉、王雲利給我從飯廳打了一份飯，當我見到她們時，我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了。那頓飯是蘿卜燒肉白米飯，看著我狼吞虎咽地把飯吃下，她們三人都哭了。她們告訴我，我媽媽到北京來找過我，公安局不讓見，我的媽媽就回到新疆去了。她們還告訴我，萬慶友、趙曼軍、湯文元、楊恒祥、王雲利、許大正曾經到公安局要求探監，被公安局駁回。她們還想再和我多說一會兒，看押我的人叫她們走了。後來我知道批鬥對象不是都像我一樣幸運，有的沒有人給送飯，那天就被餓了一頓。

我在監獄當了幾天的“英雄”就投降了。漫長而單調的監獄生活，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早晚各一個窩頭一碗菜湯，中午兩個窩頭一碗菜。除了毛選和當天的《人民日報》，別的什麽都不能看。每天看著太陽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漸漸消磨掉，饑餓，孤獨，寂寞和恐懼動搖了我的勇氣。曆史會證明我是對的，但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如果我堅持我的信念，我要在這裏渡過我的青春，將來即使平反了，我的生命也沒了。我受不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輩子呆在這裏。我投降了。我學會了說謊，違心地寫檢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早日出獄。

批鬥會以後，我回到監獄，想到媽媽和爸爸，他們對我抱多大的期望，特別是我高三參加北京市數學競賽獲獎和考上科大，他們多為我感到自豪啊！當媽媽到北京聽到我關進監獄後她會多麽傷心，多麽為我擔心！但是她連見我一麵都見不到。他們決不會相信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說了幾句話轉眼間就會成了反革命。但是批鬥會以後專案組給我編了那麽厚一本言論集，很多人會相信我是反革命。我無法為自己辯解。一個年輕的反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

有一瞬曾閃過自殺的念頭

據說當時公安局抓我們是看我們的大字報口氣那麽大，以為我們有很硬的後台，要把我們的後台揪出來。在審問時他們一再追問我們和科大的中、高層幹部有什麽關係。科大保衛部長楊少增先生（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警衛員）就是因“雄師”案被捕的，科大不少中高層幹部都受到了審查。公安局不相信幾個青年學生沒有後台敢寫那樣的大字報，審查來審查去，才發現我們隻不過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雄師”骨幹成員都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大字報是我們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們自己出的，標題是我們自己起的，沒有什麽人指使我們，也沒有後台。這就叫作初生牛犢不怕虎。

1967年是反擊“二月逆流”的高潮，監獄裏關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少是相當有來頭的大人物。“雄師”一案因抓不到後台，看到我們的認罪態度也較好，監獄裏也裝不下了，半年後公安局就把我們押回學校，交給專政隊，由群眾專政。

從監獄裏出來的我完全變了個人。我從名牌大學生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從科學的殿堂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麽錯了？為什麽錯？今後該怎麽辦？我找不到答案，覺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媽媽的懷裏大哭一場，但他們遠在天邊，自身難保。那時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農場，爸爸在農場被監督勞動，剛剛動過乳腺癌手術的媽媽還要下地去割稻子，兩個初中剛畢業的妹妹也下到農場勞動。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我不能讓他們再為我擔憂了。

我曾經想到過死，僅僅有一次。那是在馬鞍山一鐵廠，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馬鞍山。我們係是在馬鞍山鋼鐵廠。“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人人自危，我聽說在淮南煤礦，在合肥，在馬鞍山，科大已經有幾個老師和同學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了，有的臥軌，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為是“雄師頭目”，自然是批判重點，經常在夜裏被拉出去提審，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還要沒完沒了地寫檢查、交代。

一天早晨，煉焦廠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殺了。

我大吃一驚！她是我們同年級同係的同學，大家相處了五年，這麽年輕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煉焦廠去看她最後一眼，但工宣隊講，誰也不許去。那天早上，張隊長在大會上宣布，她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她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那天上午的批判會就是讓他們班上的人發言批判她，我聽了半天，也沒聽出她有什麽了不起的大問題，隻不過平常聊天時，說了江青幾句話。我聽到說她在1966年“12月黑風”中，支持“雄師”觀點，同情“雄師”分子。我感到特別對不起她，覺得是我連累了她。當我聽到有人在呼“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口號時，我實在承受不了。人都死了，還要怎麽樣呢？幾年前當我們懷著美好的理想一起跨進科大校門的時候，誰會想到有這樣的悲劇發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有什麽想法，我說我的問題比她嚴重得多，工宣隊張隊長說，你們的性質都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這些大學生簡直是太狂妄了，國家花那麽多錢培養你們，你們還膽敢把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膽敢反對林彪同誌和江青同誌。我說，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給中央領導提了點意見。張隊長大叫著說：“‘隻是’！你還‘隻是’！像你這樣的問題，要不是黨的政策寬大，要不是看你們是青年學生，你早就該坐大牢判刑了！你還嘴硬，你還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寫一份檢查，明天準備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實，我們就再把你送進監獄專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學都睡覺了，我還在昏暗的燈下寫檢查。那時我們住在馬鋼一鐵廠煉鐵爐旁的一個工棚裏。7月的馬鞍山，夜裏還有三十六七度，但我還得穿著長褲和長衣，套上雨鞋，因為蚊子太多了。我的臉被蚊子盯了好幾個大包，內衣都汗濕透了，我拿著筆愣愣地坐著，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那個聰明文靜的女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我想起了陶淵明的挽歌：“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是我一生頭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這麽慘！我聽說她是從二樓跳下來的，頭朝下，血和腦漿流了一地……我簡直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場麵，昨天還是個活生生的人，今天怎麽就什麽都不知道了？人生怎麽就這麽短？

我走到門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點綴著無數的星星。我記得，安徒生的童話裏講，人死了後就升到天上，變成一顆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顆最明亮的，因為她是多麽年輕美麗。那閃爍的星星告訴我，她已經解脫了。而我還在沒完沒了地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麽過關？更不知道我的未來，像我這樣有“嚴重罪行”的人，還會有什麽未來？

工棚門口有一條鐵路是送原料到高爐去的，每天夜裏都有火車駛過。我閃過一個念頭：隻要我往鐵軌上一躺，火車一過，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脫了……

當這個念頭一閃過，我出了一身冷汗！趕緊跑到水龍頭邊，拿涼水把頭澆濕，讓自己清醒過來。我雙手緊緊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製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麽渺小，微不足道，中國有九億人呢，我死了算什麽！我一死，工宣隊會宣布我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我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其他的人隻不過多了個飯後茶餘的話題，然後被人忘記。而我的親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的祥，會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對他們是多麽重要，他們是多麽愛我，他們不能失去我，而我在這個世界上最留戀的也就是他們了。隻要我活著，就是對他們的安慰。最壞的結果，把我分配到新疆農場，就在那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親人們度過一生。

我回到工棚裏，鑽進蚊帳裏，汗水和著淚水，把枕頭和席子都打濕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著。

第二天，太陽依舊升起來，人們依舊生活著，誰也不知道昨夜發生的事。而我卻為昨夜發生的事感到後怕。生命是多麽可貴。連動物、花草都留戀生命，更何況人。無論如何，我要活下去。活著就是為了愛你的人，也為了你愛的人。許多年後我讀到瓊瑤的小說，她說過同樣的話，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祥給了我生活的希望

為了活著，我必須學會保護自己，適應環境，我必須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氣，我必須學會忍耐和服從。我知道，我的命運是掌握在工宣隊手裏的，今天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我必須順著他們來。他們讓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已經適應大批判了，我是一個活靶子。“革命組織”給我編了一本《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論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從一個批判會揪到另一個批判會。好像我活著就是讓人批判的，對於這些我已經麻木了，我已經對任何的批判沒有了感覺，反正說什麽都一樣。

我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因為我有我的祥－－我的同班同學楊恒祥，我那患難與共、生死不渝的親人，我那給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過人生坎途的人生伴侶。那時同情我的人不少，但隻有他有勇氣來接受我，和我一起麵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作出了極大的犧牲。當我從監獄裏出來，別人避我都來不及，他卻常來看我，安慰我，陪我走過了最困難的一段時間。後來別人問他怎麽當時選擇了我，他回答得簡單而實在，他說：“我真的覺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輩子受苦，我要保護她。”在當時敢於接受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氣和不平常的膽量。他並不難找到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姑娘過平平靜靜的日子，他沒有必要自找這個麻煩，自己背上這個包袱。勸他的人不少，但我們終於還是走到一起來了。我想這就是天意，這就是緣份。人生難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畢業分配的時候，他被分到貴州，後來又到了安徽農場，而我被分到寧夏西吉縣。工宣隊故意這樣做，想把我們永遠分開，他們好殘忍，他們連我這唯一的愛也要奪去，在他們看來像我這樣的人根本就不配有愛。但我是人，是個年輕的女人，我是多麽需要愛。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645的許小昆同學，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因為和幾個朋友在一起對毛澤東思想和文革有疑問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列為全校第一號批判對象。他當時也被分到了安徽農場。我懷著一線希望去找他，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交換一下。當時他也被整得很慘。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應下來，後來他替我去了寧夏西吉縣，但工宣隊仍然沒有讓我去安徽而讓我去了河南。後來他也到了美國。如果有機會碰到他，我要謝謝他成全了我們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學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勞動。在沉湖農場，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連隊裏有一個“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個子不高，思想反動。很少有人敢和我講話。我總是被派去幹最髒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門冷風直接吹進來的地方，演樣板戲時，總是讓我演欒平，我的綽號就是“欒平”。在農場，我拚命幹活，很少講話，我想用勞動的汗水來洗刷自己，求得人們的諒解。後來我明白了，我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輩子也贖不了，洗不掉。運動一來，我就會被拉出來批鬥。我已經習慣了人們鄙視和冷漠的眼光，也習慣了運動一來就去當批判對象。

從農場分配的時候，自然我是被分到別人不願去的最差的地方。我的問題沒有結論，沒有“帽子”，但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檔案裏塞滿了材料。我就像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時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於死地。

祥的家庭出身好，但因為他是“雄師”頭目周平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對待，從安徽農場出來時，其他同學分到了城市、工廠和科研單位，而他因為我則被分到安徽省臨泉縣楊集公社中學當了司務長。

1972年元月，他聽說我要到駐馬店報到，就冒著大雪，從楊集步行了五十幾裏到新蔡縣乘汽車，比我先到了那裏。當我們又重新見麵時，我依偎在他那溫暖的懷抱裏痛哭了一大場，像要把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傾泄出來。這些年來，我像一頭受了重傷而無家可歸的小羊，我是多麽需要愛，多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經過了馬鞍山和軍墾農場那些惡夢般的日子，我們再也不想去當力挽狂瀾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階級鬥爭，我們渴望安安靜靜地生活，平平凡凡的人生。

西平縣的兒女

在古老遼闊的豫東平原上，在京廣鐵路線上，有一個叫做西平的小縣。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這裏。

我生在重慶，長在北京，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從來也沒有想到我要在農村安家。我們剛上大學的時候，科學院力學所的崔季平老師曾經向我們介紹過我們要學的專業：“物理力學”。他說，這門學科是錢學森教授在我國首次創立的。他的目標是要從物質的微觀結構去了解材料的宏觀性質，這種方法可以用於尋找製造火箭、飛機和航天飛船的新材料。這是一門正在蓬勃發展的新學科，科大的學生是我國科學技術的生力軍，好好學吧，將來有許多工作等著你們呢！在我的夢想裏，我們以後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學，或是火箭、導彈基地。當我們歡送高年級同學畢業的時候，對於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彈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師哥師姐們總懷著幾分神秘和敬意，隻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去從事那崇高而神聖的事業。

可是現在，祥在楊集公社中學當了司務長，我又來到這舉目無親的小縣城。從臨泉縣到西平縣直線距離不太遠，但沒有直達汽車，他要步行到新蔡縣乘汽車到駐馬店再轉火車到西平，當天都到不了。

縣裏管分配的人對我說：你這科技大學的學生不去搞尖端，到這小縣城來作什麽？縣裏剛建了個化肥廠，你就到化肥廠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縣化肥廠，一年後我們結了婚，祥也調到這個廠了，我們在這裏安了家。

周平與楊恒祥結婚照

化肥廠後麵有一個舊倉庫，我們自己搬土鋪地，用高粱秸圍了牆，糊上白紙，又用高粱秸鋪了個炕，我們還有一個桌子，兩個木箱子，一箱子是書，另一箱子是四季的衣服。我們把這個舊倉庫布置成了一個簡陋而溫暖的家。

在西平那幾年的日子裏，我們過著安靜而平凡的生活，我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滿愛心充滿人情味的西平人，他們給了我們溫暖、愛和友誼。我也親身體會到河南農民的貧苦的生活。在西平縣，我到廠裏工人的家裏做客，最好的待客飯就是芝麻葉蒜麵條。在農村，白麵是很珍貴的。西平縣是芝麻和小麥的主要產地，但夏收收下的麥子大部分要交公糧，自己隻能留下很少一點，他們一年的口糧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紅薯，白麵隻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從小吃大米白麵長這麽大，卻還不知道，生產小麥的農民卻很難得吃到白麵。

我們和廠裏的工人處得很好。我們勤勤懇懇地工作，像驚弓的小鳥，小心謹慎地活著。從不在公開場合談政治觀點，也很少和別人談我們的過去。但我們是有知識，有思想，有頭腦的人，要我們不說話可以，要我們不讀書，不思考真是辦不到。我們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書，文學的，曆史的，古代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我們在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們可以從原子分子談到孔子、孟子，從史記談到相對論，從蔡文姬談到居裏夫人，從我們的父母談到我們的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絕口不提，那就是“雄師”的事。他知道我受的傷害太深，他希望時間能醫治我心靈的創傷。

我深深敬佩我的具有遠見卓識的爸爸媽媽。爸爸媽媽都是學經濟的，抗戰時在重大商學院，馬寅初先生是他們的老師和證婚人。他們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媽媽能寫一手蒼勁的柳體，而爸爸寫一手娟秀的趙體。小時候一到暑假，媽媽就叫我們背唐詩和《古文觀止》上的文章。他們希望我能當新聞記者。我很喜歡文學，但更喜歡科學。高中畢業時我選擇了科學，爸爸媽媽不相信我們家能出科學家，直到高中畢業那一年，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獲得了當年的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優勝獎，他們才發現我們家還有一個很不錯的科學家候選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幾次痛心疾首地說：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不上學，這個國家將來還得了嗎？八年抗戰打仗那麽激烈，學校還在招生，學生還在上學，八年抗戰後，中國還出了李政道和揚振寧。爸爸說得一點也不錯，李、楊不正是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學出來的嗎？1975年爸爸被“解放”後還沒有安排工作時，自己買了錄音機和英語教材到農場中學教學生學英語，那一年中國出了個“不學ABC一樣幹革命”的“英雄”，中學英語老師個個提心吊膽，他卻要自己找上門。我們姐兒幾個沒少勸他，說他。我們說你閑著沒事就在家裏呆著，幹什麽都行，千萬別去教英語。他卻固執地說：“你們看著吧，過幾年你們都要來找我，學生們都會感謝我。”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那些年，是爸爸媽媽用他們的愛撫慰著我的傷口。爸爸媽媽一直鼓勵我們堅持學業務學英語。並給我們買了英語和大學教科書。他們說知識永遠是無價之寶。裝在自己腦子裏，誰也拿不走誰也偷不了。雖然我認為自己毫無希望，但為了工作的需要，那些年，我們已經自學完大學化學係和化工係的主要課程，英語也一直沒有間斷。幾年後我們都成了名副其實的有理論基礎、有實踐經驗的化工專家。

在這裏，我們有了一個健康、聰明、可愛的女兒。孩子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生活。當初生的女兒第一次躺在我的懷裏吸吮乳汁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母愛的崇高與偉大，無私與奉獻。有母親的孩子是多麽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麽幸福。我願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獻給我的孩子。那時我們兩人的工資隻有85元，還要負擔家裏的老人，但仍然想辦法保證孩子的營養，奶粉、糖、雞蛋、魚肝油……這些在鄉下很難見到的東西，我們都想盡一切辦法買給孩子。

如果“四人幫”一直不垮台，春天遲遲不來，我們會在西平的小屋裏平靜地渡過我們的一生。我再也不做夢當科學家了，再也不夢想當居裏夫人了。能和心愛的人相依相守，有了祥，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我的孩子，我覺得對不起她。當孩子睡覺的時候，我會坐在她的身邊，一動不動地看上幾個小時，看著女兒細細彎彎的眉毛，烏黑濃密的頭發，圓圓的臉龐，紅潤的小嘴，從她一出生我就看，看不夠，愛不夠，自己的孩子永遠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也經常在設計孩子的未來。我能給她什麽呢？我能教她學唐詩，古文，英語，科學，但我既沒有錢，又沒有權，既使有機會推薦上大學，也許會因為我這個母親的“曆史問題”而給刷下來。

化肥廠的門外是莊稼地，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去，我常帶孩子到這裏來玩。我呆呆地看著那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回想著往事。說實在的，到這時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多“右派分子”，我才真正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麽會出這麽多的“反革命”，我才真正明白了，有知識，有思想，有良知，敢於講真話的人就是和我一個下場。為了年青時說的幾句真話，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還要付出我的子女的未來……記得我高中畢業時班上有幾個學習成績很好的同學沒有考上大學，當時聽說是因為家庭有問題，我覺得很可惜，現在同樣的命運就會落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好幾次作惡夢，夢見因為我的“曆史問題”，我的女兒被趕出了學校的大門。當我看到在野地裏玩泥巴的女兒，心裏湧出一股無可奈何的惆悵，難道我的孩子也要在這片莊稼地裏渡過他們的人生，難道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做科學家的夢？沒有機會見到外麵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

（待續）

原載：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