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上海人

孟國慶： 我也說說上海人

 

我轉載過一篇比較上海和北京兩個地方的文章，其中說到對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印象，這篇文章頗得大家的歡迎。事後我也有不少感觸，現在我也說說上海人。

我原籍不是上海，但我1948年就到了上海，至今毛算算已經70年了，其中我自1960年在外地學習和工作24年（包括在美國留學的2年）。我長期在外地上學、生活和工作，回上海後又在央企工作，同事中也有不少外地人，工作語言是普通話，所以我自稱“介於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間”。

鑒於工作關係，我也經常出差，遇見過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我在國內很多地方都長期待過，多次出國也碰到很多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還是我的好朋友。說見多識廣我談不上，但是我對上海人和其他地方的人還是了解得比較清楚，可能也比較客觀、中肯。

上海人的家鄉觀念

上海人的家鄉觀念很強，似乎骨子裏有這個基因，猶如大雁南飛一樣。外地的上海人千方百計想回上海，我們當時在貴州工作時，很多人都說寧可在上海掃馬路，也不願意在外地“當白領”（因為都是大學生，都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這話不一定是真話，但是想回上海之心“昭然若揭”。

外地的上海人即使自己回不來也會想方設法把第二輩、第三輩弄回上海。東北等地方的人喜歡北京，但是在北京的上海人卻是“養不家”（意思是，養寵物時間再長也沒有，總想逃往原地，這是一句上海話），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對上海也是念念不忘。

我一位同學寧可放棄東北的副廳高幹位置，全家調回上海當一名普通的工程師。當然金子總是要發光的，他後來當了水利局（後稱水務局）的正處長和上海市人大代表，但是調回上海以前，他被明確告知“不安排任何行政職務”，也不安排住房。不少上海人能到中央升官也不去，因為他們離不開上海，即使不得不去，他們的家還在上海，他們在北京是個“裸官”。市井傳說，從上海出去的領導人在上海都留有“官邸”，這估計也不是空穴來風。

我是人大代表，曾遇到這麽一回事……一位已經入外籍（南美一個國家）的從上海出去到江西插隊的老知青，放棄外國國籍想到上海落戶。他太太是台灣人，估計到台灣落戶應該問題不大，但他還是想要上海的戶口。將心比心，我為此做了不少努力甚至還得罪了有關部門的領導，但限於政策最後也沒有辦成。盡管我不知道他落戶上海的真正目的，但他葉落歸根上海的堅強決心卻令人唏噓不已。

上海話的“魅力”

對在上海工作或學習的外地年輕人，我總希望他們努力學說上海話，融入這座城市，使自己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部分。倒不是因為上海話有什麽高貴，隻是因為方言是融入當地社會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上海話。就和拜佛燒香一樣，香點燃後通過嫋嫋的佛香，拜佛人才有和佛溝通的渠道。

以前在外地聽到上海話尤其親切，似有異鄉遇故人的感覺。隻要同是上海人，什麽買火車票插個隊，買東西開個後門都不難。甚至遇到上海同鄉，談得投機請到家吃飯的都有。

以前看病都是免費的，憑處方在外地買藥也是實報實銷。白藥是雲南知名的特產中藥，對跌打損傷和止血有奇效，盡管便宜但是很不好買。盡管白藥是雲南出品，但那時在昆明買白藥也不好買，要憑醫院處方才能買幾瓶。

文革時根據毛主席“6.26指示”，上海的延安醫院整建製搬到昆明。因為醫生都是上海人，對上海人特別照顧，隻要聽到上海話，那裏的醫生就“大大方方”地開買白藥的處方。因此，隻要我們出差昆明，代大家買白藥就是我們的必要任務。

我在山東薛城（鐵道遊擊隊的故鄉，屬於棗莊市的一個區）工作時棗莊礦務局醫院有一位牙醫是上海人，是個副教授（那時的副教授遠比現在的博導稀罕得多），不知什麽原因被“貶”到這個小地方。但他的醫術極佳。我們單位上海人多，都如過江之鯽般地找他看牙齒，他見到老鄉分外客氣，看病十分到位，連牙齒完好的我都十分羨慕，簡直有點嫉妒了，心想我牙齒咋沒病呢？

上海人一般都會說流利的普通話、不少人還會說外國話，但是上海人見了上海人一般隻說上海話，這才顯得親切，也叫低調。如果一個上海人明知對方是上海人，但還說普通話，肯定是有原因的，對方也會感到有點不自在。上海人哪怕在海外，碰在一起都說一口上海話（前提是這群人裏沒有外國人或外地人）；哪怕暴粗話，也絕對是方言。

上海話不是課堂用語，不是官方用語，更不是文學用語，也談不上什麽高雅，因為親切所以喜歡。在國際化的都市裏，說本地話，做本色人，這就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社交

上海人的相處方式屬於有分寸的距離感，盡量不去麻煩別人，也不輕易承諾別人，不想欠人情債。

上海人一般不會麻煩別人。以前搬家之類的事情沒辦法，隻能請親朋、同事幫忙。如今什麽都市場化了，上海人搬家都請搬家公司。但聽說外地不少地方搬家還是請親朋幫忙，一去十幾個人幫忙搬家。為了搬家不僅欠了別人的人情，而且花錢也不一定少，光招待這麽多人吃飯要花多少錢？這次你搬家別人來幫忙，下次別人搬家你也要去，周而複始多累啊！還不如請搬家公司搬家幹淨利索，還省錢。其實他們也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隻不過是蕭規曹隨，大家都這樣我也這樣吧！

外地逢親人故世，參加追悼會的親朋好友往往有一百多人，參加追悼會的人還要隨禮，場麵上是風光了，但是大家都很累。下次別人有追悼會你也要去，也要隨禮。上海人這方麵比較簡單，參加追悼會的隻是直係親屬和近親，最多加上少量朋友。除非知名人士或VIP，一般一個小廳，最多一個中廳就夠了。

上海人做事“先小人後君子”

很多外地人酒桌上“花好稻好”，酒一喝啥都答應，事後啥承諾都不作數了。上海人有高度的契約意識，不輕易對別人承諾，一旦答應的事情就會規規矩矩地做好；辦事情不必非要拉關係；上海人談合作先小人後君子，嚴格按照合同來處理。上海人習慣這種高度透明的相處方式，在這種人際環境下，隱形的人際交往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上海人的“排外”

很多人說上海人排外，其實哪個地方不排外？!隻是程度不同而已。其實排外並非上海的專利，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問題。這種情況隨處可見，地方性保護在各國各地都非常普遍。這本身也受我國的戶籍製度的影響，將人的出生地與居住進行嚴格地區分。

以地域劃分的族群之間彼此有些隔膜和攻訐並不奇怪。據說各個州的美國人對紐約人都不待見。我1985年因公務到英國三周，乘汽車跑遍了整個英國本土。旅途中發現英格蘭和蘇格蘭人經常相互拿地域開玩笑，盡管這些玩笑是善意的，但從中我也感到二者的差異，似乎從中也感到有些隔閡。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經說過“差異就是矛盾”，而矛盾誰說不會發展成排外呢？

上海自開埠以來已經算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之一了，說到排外怎麽也輪不到上海。說“上海以外都是鄉下人”那是過去，如今“說普通話的人住在內環，說上海話的人住在外環”的說法盡管有點偏頗，但是說明上海人對外地人沒有什麽歧見了，當然還有一些水平不高的上海人嘴巴裏還習慣說：“Ta是外地人！”但這絕對不是主流。

相比之下，上海是比較海納百川的，也是各地人的“融爐”。和美國人一樣，上海人尊重有本事的人，不管你來至何處。我周邊有不少“長江學者”，國外知名大學的博士、教授都是外地人，我們民主黨派不少市區級主委、領導都是外地人，我估計約占40％。鑒於工作關係，我經常參加一些正式會議，會上大家都說普通話，似乎不說普通話就上不了“檔次”。能做到這樣，你還能說上海人排外嗎？

從深層次的社會學角度，在我們這個曆史久遠的農業國，上海人和各地族群之間的所謂“歧見”可能還帶有某些農業文明與現代城市文明衝突的深層意味。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紛爭需要長期的磨合才能彌合的。

上海人的交友

北方人習慣稱兄道弟的沒有距離感的熱絡勁，好像很豪爽、很親熱似的，好像不稱兄道弟不酒酣耳熱，你就看不起他一樣，其實稱兄道弟地喊著，心裏可能是另外一本賬。

幾十年來這些我看得多了，一些人好的時候親密得似乎“穿一條褲子都嫌肥”，交惡時卻“咬牙切齒”，恨不得打翻在地還踏上一隻腳。

大多數上海人不認同這種虛偽的社交方式，也很不喜歡在那種鬧哄哄的氛圍下被裹挾的感覺。而且，北方人辦事情喜歡先拉關係，很多事情要在酒桌上談，這一點上海人也很不習慣。

當然就具體個人來說，總有例外，但概括的總結，上海的人文環境更偏西方化一些，人際關係比較簡單，比較適合我不喜歡拉幫結派，喜歡一切都擺在台麵上的人。

上海的“官場”

哪都有貪官和不負責任的“懶政”官員，但上海相對少得多，有人笑稱“上海的貪官是貪汙，但是他們也是能為老百姓辦事的人”。

上海政府行政效率非常高。政府官員，即使是底層的一線公務員，那辦事效率，那服務意識，那政務電子化水平，絕對令人印象深刻，絕對是服務型的政府。至於其他地方的衙門，差距可太大了。

外地辦事很多靠關係，但上海很少。一是上海實在太大了，很少有人能這麽神通廣大，認識這麽多人，二來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老百姓盯得緊，三來他們都有底線，多少還有點“敬畏之心”。碰到熟人辦事，條文能“活絡”的他們可以通融，也能快一點，但很少會“違規作業”，他們不會為蠅頭小利而丟掉自己寶貴的烏紗帽。

我當了21年人大代表（其中10年常委），遇到過不少來自外地偏遠縣城的公務員，不少人對我說他們在老家沒有關係，也沒有後台，要是在老家他們根本沒法“拚爹”當上公務員，但是在上海就可以，Ta們深切體會到上海辦事的公正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我曾經擔任過多年的錄取公務員麵試的監督員，見證了很多公務員麵試。上海錄取公務員的流程是……如果錄取一位公務員，須按錄取人數的三倍即選擇筆試前三名參加麵試，5～7位麵試考官是隨機挑選的（進人單位有一位考官，一般是該單位領導），考卷是上海市考試院密封的，由我這個麵試監督員隨機抽取並當場啟封。考試卷子分2套，隨機確定一套。參加麵試人員抽簽確定麵試次序，考生隻有號碼沒有姓名。麵試結束後馬上打分和確定最終成績（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再平均），並顯示在大屏幕上，考官和監督員簽名後立刻生效，杜絕了作弊改分數的空間。綜合筆試和麵試成績後，在規定天數內上網公示，體檢和政審合格後即正式錄取為公務員，並無條件地給外地人員予上海戶口。

這種情況下作弊不是說絕對不可能，隻是太難、太難了!當然，這種錄取方式隻能保證公開、透明和公正，錄取的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也有人在麵試中發揮失常的。但是在目前階段，這種方式應該是最公平的了。

上海各級政府對老百姓還算“客氣”，政府官員對老百姓還是敬畏的，當然各區也不平衡。各級政府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意見很尊重，至少在我們這個區，我當了21年的人大代表，對此深有體會。當然有些屬於“大氣候”的事情也沒有辦法，這個大家也會理解。

例如，上海沒有電梯的舊大樓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爬樓很吃力，有人要求在樓層之間安裝折疊椅可以歇一下，經我這個人大代表提議很快就辦成了。老百姓嫌換領“醫保卡”麻煩，政府就在每個街道設一個點；老年人說“病曆卡”（門急診就醫記錄冊）寫完了換新的麻煩。經我提議後，如今在每個街道醫院都可以換，這種辦法將逐步推廣到其他二、三級醫院……

還有，上海的政府工作人員很按章辦事，一旦被來辦事的老百姓“抓住理”，他們會“老老實實”接受意見，因為他們怕被人投訴。很多外地根本無所謂的小事，在上海可能就是大事，處理很認真。

“民有所呼，政府有所應”，在我們黃浦區基本做到了。

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美國留學時，看到的第一部台灣電影就是《小城故事》，劇中的女主角是林鳳嬌飾演的，主題曲“小城故事多”是鄧麗君唱的。台灣報紙當時評論鄧麗君: 她唱歌不如xxx，顏值不如xxx，什麽不如xxx……但是她還是最好的華語女歌手，因為她的總分最高。

借用這個“典故”，我也說: 上海掙錢不如廣東，玩的方麵不如北京，海景不如青島，氣候不如昆明……但是，上海是中國大陸最好的城市，沒有之一，因為上海的“總分”最高。

在上海，有當今中國大陸最公平的環境、最廉潔的政府、最高效的政府公務員，最規範的製度，最完善的培訓體製。在這塊土地上，沒有那麽多黑暗，沒有那麽多醜聞。公共資源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是人才，無論出身和地域，都有足夠的機會脫穎而出。在上海，主流價值觀的地位始終不會動搖。這些話不是我的“原創”，是一位外地朋友在媒體上說的。

在這塊土地上，人情、裙帶關係、哥們義氣有，但絕對不是決定因素，隻有實力才能確保你在競爭中勝出。調查歸國留學人員，不論原籍哪裏，都把上海作為落戶的首選，在他們嘴裏最頻繁出現的詞匯是：公平！

以上我對上海人的評述隻是一般概念上的，或統計學概念上的評論，並不能代表一切。凡事都有例外，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壞人，關鍵是數量或程度而已。

當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缺點，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但隨著時間的漂移，“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上海人會虛心向全國人民學習，將會以越來越“高大上”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

【孟國慶，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1979~1981在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學習。現任上海市黃浦區人大代表、政協之友理事。】

來源：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