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武：關於知識分子
1. 這一百年間，誰最愛這個國家？誰最關心這個國家？誰最能替老百姓說話？誰比較最能不計自己一時的利害得失而為國家的命運著想？我想了想，還是知識分子。
2. 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主要標誌。
3.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作家不是自由寫作的群體，而是權力控製下的宣傳力量。對於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對於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劇命運的開始。
4， 不信任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中國在五十年代順利走上蘇聯道路，就是因為聽不進知識分子的意見。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而我們的曆史是，一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聖人之舉，這是很可怕的。
5，現代政治是不記仇的，尤其不記異己的仇。政治是有成敗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敗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壞人，政治的成敗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對等的關係。
6. 對工農群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後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比知識分子強，其實這是非常荒唐的。
7. 思想改造運動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係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8. 從個人命運來說，黃萬裏的人生是個悲劇。因為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一生最有價值的思考沒有得到國家的認可。不過對悲劇英雄來說，他們存在的意義是超越他們職業本身意義的，像吳祖光、馬寅初和梁思成他們一樣，他們的專業成就早晚會被超越，但他們的精神可以成為永恒的財富。 1949年以後，中國的曆史卻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設中，曆史證明梁思成是對的，但老北京還是消失了。三門峽水庫，黃萬裏是對的，但三門峽水庫還是建起來了。馬寅初提出要計劃生育，但中國的人口還是激增了。
9. 中國曆史的吊詭處在於：對者出局。這已成為基本的潛規則。因為專業聲望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有決定作用，所以黃萬裏不可能成為兩院院士，不可能居於他所在專業領域的重要地位。作為一個水利科學家，黃萬裏專業聲望的最後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敗來證明，這是多麽大的悲劇！但這樣的悲劇在黃萬裏一生中，還上演了不止一次。
10. 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曆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裏已經奄奄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11. 葉企孫和饒毓泰是中國早期物理學發展中的兩個奠基人。他們同是留美的博士，後來主要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工作，中國多數物理學家均出自他們門下。1948年他們倆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組的院士，這是當時科學家的最高榮譽。到了“文革”，饒毓泰自殺，葉企孫重病纏身，淒然離世。葉企孫由於卷入一樁重大冤案中，很長時間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監獄。葉企孫晚年十分淒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葉企孫、饒毓泰後來都獲平反，但他們的死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強烈的，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裏發生了問題？
12. 李宗恩先生是一個科學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裏。想想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
13， 胡先驌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1949年以後，胡先驌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裏，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裏，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製的恥辱。胡先驌於1972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鬥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14. 董時進有一件讓後人肅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製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
15. 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時代裏，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麽東西，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16. 1949年，顧頡剛57歲。他沒有走，留在上海複旦大學做教授。作為學者，顧頡剛的學術道路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大，但顧頡剛本人是受胡適、傅斯年、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整個50年代，顧頡剛基本沒有什麽好心情。他在日記中說：“到京8年，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製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曆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和他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終是幸事。
17. 我常常想，沈從文是屬於另一個時代的，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其實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說。常風先生和我提到沈從文常是歎息，對於他不寫小說，常先生口中總是一句話：太可惜，太可惜。現在想來，常先生的歎息聲中，是對一個天才命運的無奈，更是對一個時代沒有讓一個天才作家繼續寫下去的感慨。
18. 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錢鍾書那一代人來說，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當中有陳寅恪這樣的，以不合作為最高原則，有顧準這樣敢於反叛的，有儲安平這樣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錢鍾書這樣看透了而“閉門不管天下事”的，正是這些豐富的知識分子選擇，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織的全部人生。
19. 錢鍾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在他看來，政治那東西，一旦沾上，就沒有一天安生。然而，盡管錢鍾書這種對政治的態度，使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來，也使這位從不問政治的純粹學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種菜了。錢鍾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鍾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了解曆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曆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鍾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0. 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就個性而言，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21. 馮友蘭一生可說的事非常多，他的經曆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最豐富的。他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成亦在此，敗亦在此，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裏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麽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對任何成年人來說，多變一是出於自保，一是出於不甘退居邊緣。
馮友蘭對領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領袖對馮友蘭其實並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馮友蘭也就不會吃那麽多苦了，舊時的領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卻不念舊好，單就個人之間的友情而言，馮友蘭的那些作法也有點過頭，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22. 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盡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麽沉重。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23. 金嶽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曆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嶽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1957年，金嶽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嶽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於金嶽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關係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於金嶽霖的書，感到金嶽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嶽霖大概屬於比較軟弱的人。
24. 50年代初，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複》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從陳寅恪的語氣中，能感到他對周一良等自己學生的期望，遺憾的是他的學生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沒有自己的老師執著。
25. 周一良先生的學術興趣本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但後來周先生幾乎沒有能按自己的興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還算是災難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這種還算順利的學者身上，讓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起來的。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後期和馮友蘭、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寫作組的顧問。
26.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層官員如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現代經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濟學家如沈誌遠、許滌新、孫冶方、於光遠、薛暮橋等人，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的了解，也根本無法和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
27. 王實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終不要他了，因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這個，有一種思想就夠了。不要個性，不要獨立思考，隻要服從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還想用自己頭腦思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都不適應了。王實味是最典型的，還有高長虹，還有蕭軍。他們都是些不受延安歡迎的人。
28.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隻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係調整以後的北師大。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誌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29. 在同時代的朋友中，費孝通是極少數幸存下來的人之一，作為一種象征，他能讓今天年輕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坎坷人生。費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強的自由民主觀念。但歲月無情，曆史難測，1957年不僅埋葬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肉體，而且將崇高的信念也埋藏進幸存者的內心世界了。費孝通先生晚年已不願多談這些，但從他的散文，或者專業論文中，我們又時時能感受這種信念的強烈。費孝通年輕時形成的對政治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今日。對於費孝通來說，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轉折。在1949年以前，作為社會學家的他，在李公樸被暗殺後，麵對白色恐怖，他敢於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認為：“李公樸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是最後勝利的前兆”。在1957年，費孝通敢於寫出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被稱為向黨進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給人以不減當年勇的感覺，然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1980年複出之後，雖然我們仍能在他那些遠離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顆知識分子跳動的心靈，但我們卻很難再讀到他早年《觀察》文章和《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令人振奮的論文了。作為一個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晚年費孝通給我們的啟發是很深的，從理論上講，當他更有資格、更有機會放言國是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費孝通的影響卻不如他年輕的時候，他曾說過：“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在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費孝通成為新時代學者從政的一個典型，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亦或不幸。
30. 對延安知識分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於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麽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肖軍、高長虹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作是“延安知識分子”。 1949年以後，主要活躍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作家，而是從延安和更為廣泛的解放區來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於這個時代對於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放心，但一時又沒有更多新的知識分子來滿足時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個什麽都可以速成的時期，作家也不例外。
31. 中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壞來自於對作家自由寫作精神的壓製和打擊，這是一個壞時代，壞時代不說能說絕對產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蘇聯就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還有東歐也出現過許多類似的作家，但在這五十年中，中國沒有那樣的作家。中國作家在自由寫作精神的養成和自覺上，不如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製度的錯。就文學成就而言，在這五十年當中，人們沒有什麽特別留戀的文學作品，人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這是陳寅恪一九三零年寫的一句詩，用它概括這五十年來作家的處境，我以為是最恰當的。我們的文學為什麽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他們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不是他們不知道該寫什麽，而是他們太知道他們該寫什麽了。
32. 中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以後，極少有人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他們基本上承擔的是助紂為虐的工作，在具體執行中，寧左勿右是他們的工作特點。因為這種東西已成為一種文化，深刻地沉澱在從政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心中，所以他們處在權力中心的時候，都對別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權力拋棄，麵臨的是比他們當年所麵對的弱者更為悲慘的結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羅瑞卿、陸定一（特別是他妻子嚴慰冰的遭遇）、周揚、喬冠華、章漢夫、邵荃麟等人都有這樣的經曆。延安文化裏沒有對政治鬥爭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參預鬥爭的人，沒有最後的勝利者，因為他們的命運都不掌握在自己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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