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學識重要，還是見識重要
作者：二大爺
關於知識分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拚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故事，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錢學森同誌吃馬糞裝瘋賣傻，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跡，成為佐證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配。說實話，我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於哪個小說家之手。因為在真實的曆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為祖國報效，卻被祖國報銷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的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徐璋本，因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海歸，命都丟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公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曆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為“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準與家人見麵。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自殺。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鬥、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公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人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在因為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為極右分子處理，送去勞改。由於常年饑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饑，就這樣居然被誣為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董鐵寶自殺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係教授，南開大學物理係的創始人饒毓泰也上吊自殺。在幾天前自殺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勳”的趙九章，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為單單在1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在此不想再說這些悲劇的客觀原因。我們來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曆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為什麽沒有轉換為見識？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隻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曆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一張圖表，標明的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
中研院院裏14個單位，成建製遷台的隻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餘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內地。至於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的10人，去它國的的12人，留在內地的近60人。下麵是81名院士名錄，個個赫赫有名：
數理組院士28人：薑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淩鴻勳，薩本棟。
生物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秉誌，陳楨，童第周，胡先驌，殷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鬆，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院士28人：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去台灣的有李濟、董作賓、袁貽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驊、李先聞、王寵惠、淩鴻勳、吳敬恒10人；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胡適、薩本棟（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遠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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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自殺或者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蓀、陳寅恪這種泰鬥級的人物。也不乏謝家榮這樣全家集體自殺的。而即便僥幸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於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蛆蟲，爾曹身與名俱滅，可恨又可憐，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學識不咋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徐誌摩，見識卻是一流的。
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極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誌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曆，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分子沒有達到徐誌摩的見識。
很顯然，諸如董鐵寶這類的悲劇不僅僅在於錯誤的理解了愛國主義。更要命的在於沒有真正理解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那就是：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一生所學到底為何？愛國主義是不是必須考慮的最高目標？
我們自私一點說，董鐵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為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為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奮力淹沒於黑暗，留下的隻是一地雞毛。不僅不為黑暗所同情，反而為其所嘲笑。這不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的不負責任。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
人類的知識，本身是不分民族，沒有國界的。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你為知識的添磚加瓦，都是在不同的側麵推動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都產生於西方，但是最終都是澤被四海。來自於文明世界的知識，理應反哺於文明世界。這是知識傳播的終極意義。知識分子的才智，狹義的來說，屬於個人，哪怕僅僅是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廣義的來說，屬於全人類，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僅僅限定於服務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民族，那這種觀念跟小農社會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種狹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視。
為希特勒研究導彈，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家，算不算愛國？理論上說，也算是報效國家；殘酷點說，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異於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對人類文明產生了嚴重威脅。既沒有真正的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如果是沒有選擇尚情有可原，有選擇的情況下你還要以愛國的名義跳入火坑，這就是不可饒恕。
如果愛因斯坦一定要報效德國，那他也許早就死在了猶太人的集中營；如果特斯拉一定要報效克羅地亞，那他也許早就湮滅在世界大戰的某個角落。玻爾、薛定諤、希拉德、漢斯貝特、霍爾寧……他們沒有為祖國服務，卻在更合適的環境和舞台上，實現了自己的才智與抱負，敬了推動了全人類的進步，反過來也讓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一樣的受益。誰敢說他們不愛國？！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有的見識。它在大部分時候，比我們的學識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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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加成兄分享。其實，胡適先生去過蘇聯，一開始也很讚賞，後來通過和美國的對比，態度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有篇文章在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7506
“ 1926年年底，胡適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將近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關於前者，他發現1927年全世界汽車生產量是2750萬輛，而美國的汽車擁有量已經達到2233萬輛，占世界生產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國每六個人中有一輛汽車，到1927年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輛。至於後者，他以在紐約參加的“兩周討論會”為例，說當時有六位客人參加辯論，其中一位身穿晚禮服的勞工代表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詫異：“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曆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接下來，這位代表用12分鍾時間描述了美國在科學、工業、美術、音樂、建築上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適聽了以後，“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有了上述感受，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專門辟出“往西去！”一節，來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他說：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胡適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的時候，曾經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什麽不到美國看看，他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這話對胡適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隻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同樣是一種迷信。
從這裏，可以看出胡適到達美國以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或曰“社會實驗”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何況，他在三天走馬觀花的參觀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蘇聯的“廬山真麵目”。”
倒是文科學者們，沒有這方麵的顧慮，南下的比例較高。例如胡適，沒有去過蘇聯吧？他也能講出那著名的麵包與自由的話。
畢竟，30年代是“紅色的三十年代”，蘇俄從外麵看上去的“風景獨好”和西方世界遭遇的經濟危機形成了鮮明對比，好多時代的精英都上當受騙了，連海明威當時都有點小粉紅。受騙的一般是親自去考察過蘇聯的，比如蔣介石、徐誌摩。多數人無緣真正接觸，產生錯覺也就不奇怪了。
這時抵抗住紅色誘惑的，反倒是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他們支持羅斯福增加福利的政策，但同時嚴格監督他不能滑向社會主義，當時還有報紙批評羅斯福是"約瑟夫 德拉諾 羅斯福“，太赤色了。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有多少學識和見識，純粹是追求自由，限製政府權力的常識使然。
天朝教育的失敗，就在於摳分數而忽視公民的基本常識，以至於出了第二個圓也沒有幾個敢公開反對的；以至於明明是專製社會還要吹製度先進；以至於還有那麽多貧困人口就敢自誇“厲害了俺的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