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大學之美在哪裏？
象牙塔是做學問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現今看來，大學的美育功能似乎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劉道玉：美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類的曆史上，宗教在興辦學校、傳播知識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麵，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沒有原生的宗教，絕大多數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發表一篇文章《論美育代替宗教》，是從中國情況出發，對於陶冶人們高尚情操有著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國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這篇號召響應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後美學、心理學、社會學都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統統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視，恐怕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解放思想的指導下才逐步恢複。但是，美育在中國教育的狀況不是很令人滿意，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長，首先恢複蔡元培提出的校訓，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辦學。國外大學一個好的理念，沿襲幾百年不變，我們中國不行，再好的理念也會因為製度的更迭或領導人的變更朝令夕改。中國官場上有一個惡習，就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東西也不繼承，要別出心裁的提一個口號，哪怕是蹩腳的他也要提，因為這是他們的政績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詞，當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甚至是產業化教育轉變時，“象牙塔”變成了“權力之塔”、“金錢之塔”，這也意味著大學美學趣味的遷移——由學術之美變成了權力場和名利場。
劉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誕生了世界公認的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是自發產生的。那時候，某個學者發明了一個學說或新技術，於是他就到大庭廣眾向人們宣講和傳播。最早的教師就是這樣自由演講的大學者，最早的學生就是對演講感興趣的人，慢慢就演變成了大學。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大學的起源來看西方大學的精髓，西方大學的曆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發的，自發的就意味著它有獨立權，不受政府管轄也不受教會幹預。經過千年的延續，西方大學的精髓就是十個字：獨立、民主、自由、質疑、批判。這是大學精神之美，這種精神又是導致發明創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評論說：“藝術大師羅丹首先的創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羅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羅丹美術館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創造之美的再現。
大學之美還表現在環境美。古代格言說，天下名山寺占盡。我覺得從選址來看呢，大學和寺廟是一個思路，就是要遠離塵世，靜心地修煉和專心致誌地做學問。當年，我們考入武漢大學時，沒有公共汽車，都是碎石路，但是進了武漢大學就覺得進入仙山了，鬱鬱蔥蔥的樹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現在環境也不美了，已不是聖潔之地了。
追求真理應該是大學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們怎麽樣營造追求真理的環境，就是遠離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國年僅30歲的律師費馬，於1638年提出了一道數學猜想題，曾困擾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數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用了7年的時間證明了這個358年未被證明的費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魯該是多麽的高興，那是獲得真理後最美妙的感覺。
我必須強調，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學與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應用型的大學，是並行不悖兩種類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們不需要所有的大學都進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個大學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頂尖級的精英大學，無疑是符合美的標準，是世界各國大學效仿的楷模。為了追求大學之美，我國應當建成少數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但必須營造象牙塔的學術環境，否則就不可能出現世界公認的大師，形成世界公認的科學學派，做出曠古絕倫的發明創造成果。
90年代初是大學美醜分界線
《新周刊》：中國的大學，在你看來什麽時候是美的？
劉道玉：中國大學的起源要追溯到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最早應是1861年的京師同文館，後來合並到京師大學堂。武大和北大搶第一是沒有道理的，我是不讚成的。心思不用在做學問，靠搞校慶造勢來爭第一，沒有一點意思。應當說，在中國大學百多年的曆史當中，曾經有過美麗的大學，或者有某種程度上美麗的大學，這是我的評價。
首先是五四運動以後到解放前的30多年。從蔡元培等人的辦學理念就可以發現那個時候的大學是美麗的，以追求高深學問為己任。最典型的是在戰亂年代組成的西南聯大，盡管條件極其艱苦，但她卻是最美麗的大學。在8年的辦學中，從西南聯大的教師和畢業生中湧現了2個諾貝爾獎獲得者、3個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8個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和171個兩院院士。
第二段是解放以後到1956年，新中國大學曆史上短暫的美麗一麵。那個時候真是黨風、民風、學風最好的時候，我們進了大學，就猶如進入到一個夢想劇場。每個人都有理想，不是要當愛因斯坦就是諾貝爾，要麽就是居裏夫人。同學之間沒有互相猜疑，親密無間、親如手足。那個時候就是一幫一共同進步，沒有誰對誰保密，看到別人好就感到由衷的高興。吃的是小灶，四菜一湯端吃端喝。我們不僅不收學費，而且書籍費、講義費、電影票、洗澡票、理發票全是發的，生了慢性病還可以住療養院。那真是精英教育，我是從農村來的，過去的地主都過不到這樣的生活。
第三段是1980年到1987年這一段，這不僅是武大的黃金時代，也是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在國家改革開放總方針的號召下，人們解放思想，大幹快上。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砸碎了頭上的緊箍咒，你能想象知識分子的心情該是多麽舒暢。實驗室晝夜燈火通明，人們爭先恐後的擁入圖書館、閱覽室，曠野、草地和林間小道處處是琅琅讀書聲，那種感覺真是美妙極了！現在這一切，都不複存在了。
《新周刊》：後來怎麽又變醜了呢？
劉道玉：我國當代大學變醜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運動、五大歪風。
所謂三大運動：一是從1993年開始的大學合並運動，第一所合並的大學是南昌大學，先後由江西大學、江西工業大學、江西醫學學院合並而成。南昌大學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錯誤的把南昌大學取消了，江西為了建設自己的名校，合並後順利的進了“211”工程，從而掀起持續至今的合並運動。
二是“建一流大學”運動。1998年5月4日，時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國家領導人號召要建設中國若幹所一流大學，從此開始了千軍萬馬爭一流運動。什麽世界一流、中國一流、中西部一流、東部一流……簡直到了發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運動。1999年擴招了52萬人，相當於增加了52所萬人大學啊，不得了。當年的擴招率好像是49%，創造了世界教育史上從沒有過的紀錄，重複了1958年“大躍進”的錯誤。
何以見得這三件大事就是運動呢，我們不妨回顧曆次運動的情況，大凡運動有三個特征，第一是有最高領導人號召，層層部署、層層動員；第二是下邊一窩蜂，一呼百應，爭先恐後；第三是媒體大造輿論，推波助瀾，沒起到好作用。
五大歪風是什麽呢？一是瞎指揮，二是冒進，三是浮誇，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風是不見其形隻見其影的東西，它們越演越烈，屢禁不止。每當我看到這些情況，就痛心疾首，沒有辦法啊！盡管他們沒有說是運動，但按照運動特征看他們地地道道是在搞運動，是以運動的方式指導高等教育。從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學最爛的時候，合校、建一流、大學擴招、大專升本科、亂改名、大建樓堂館所等，都發生在這個期間。
大學之醜：亂、髒、臭
《新周刊》：現在醜陋的大學有哪些表現？
劉道玉：大學之醜歸納起來就三個字——亂、髒、臭。
亂——現在中國的大學亂了套，對大學一定要有準確的功能定位，必須各司其職。現在大專、專科院校也都成為大學了，它們都隻是知識或技能的培訓機構，沒有資格成為大學，從本質上褻瀆了大學的真諦。大學之亂，怎麽個亂法？請看：獨立學院不獨立（他是二級學院，但又不隸屬某大學，說它獨立吧，又要接受母體大學的限製)、成人教育沒有成人（實際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變相搞文憑教育賺錢）、函授學院要麵授、自學考試要上課（集中階段上課，考前搞串講，實際上是變相漏題）、普通大學亂篡位（很多地方大學也要搞一流大學，也要建研究型大學，大量培養研究生）、重點大學不務正業（搞應用型研究，辦培訓班、辦分校、搞開發區等）。
髒——肮髒，個別導師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潛規則，院長上女支院，大學教授組織換 . 妻俱樂部，這不肮髒？博士生導師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潛規則：學生隻能輸不能贏，簡直是斯文掃地！
臭——經濟腐敗、學術腐敗、學術造假還不臭嗎？而且現在經濟腐敗、學術腐敗暴露的僅僅是冰山一角。為什麽呢？因為都有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有保護傘。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同是做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和各部門的應用研究院，基本上沒有在報紙上被披露學術剽竊的。很顯然，學術剽竊具有高等學校的特征性，這就與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導向有直接關係，教育部對學術腐敗應負直接領導責任。
我所謂的臭是什麽呢？銅臭，衙門臭。用這兩個臭來概括現在的大學很形象，銅臭不用說了，一個知名作家在某重點大學兼職3年，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他說這個大學就是一間大公司，從上到下人人都在賺錢，作家的眼光是敏銳的，洞察入微啊。後來，他又自費到俄羅斯考察月餘，俄國人告訴他，現在的俄羅斯隻有莫斯科大學和聖女公墓是幹淨的，而我國像莫斯科大學這樣的大學也沒有了。
大學校長六標準
《新周刊》：你眼中的大學校長標準是什麽？
劉道玉：一個真正有靈魂的大學校長會給大學賦予美感。我眼中的大學校長標準有六條：第一要接受過精英教育，從事過教學與研究工作，獲得一定的成果，要有嚴謹求實的學風。但擔任校長以後，不再從事教學和研究了，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做一個心無旁騖的職業化校長。
第二必須是教育家，名大學必須是名教育家，要精讀過教育經典名著，有自己教育理念，按照教學規律辦事。
第三必須是理想主義者，銳意改革，追求終極目標。理想主義你可以叫它是幻想主義，也可以說是烏托邦。為什麽大學必須是理想主義者，隻有理想主義才追求終極目標。隻有理想主義的校長才能培養出有理想的學生，這是邏輯關係。同時，隻有理想主義者才會立誌於改革，改革與守舊是一個理想派和現實派的分水嶺，現實派就是維護現狀，理想派總想改變現狀。我之所以立誌改革教育，執著的研究與實踐創造教育，就因為我是個理想主義者。
第四大學校長必須熱愛教育，熱愛學生。很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為數不少的大學校長不熱愛教育，不熱愛學生，因為現在校長的任期製是按照幹部的任期製，四年一換，像走馬燈一樣地被任命和被換下。
第五校長必須要有很強的決策、洞察和管理能力。一個大學校長最重要的不在於他今天幹什麽明天幹什麽，而是要知道需要變革什麽，什麽時候是變革的契機，這是需要有智慧的。我們選大學校長的弊端，唯院士是選，院士雖然是某個學科著名的學者甚至是權威，但校長工作並不是用他的專門學問。
第六必須具有民主作風，善於傾聽學生、教師的建議和批評意見，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這本來是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現在都忘得一幹二淨了。一個大學校長應具備的條件雖然不止這些，但我覺得如果能符合這六點，那一定是一個很合格的大學校長。
《新周刊》：我國大學的2500億債務，誰來買單？
劉道玉：債務也是個災難，2500億啊，按照公司破產法這些大學都該破產了，利息都還不起了，誰來買單？都是公辦大學，當然由國家買單，但是國家買單又不公平，因為巨額債務都是腐敗、浮誇造成的，由納稅人給你買單，對於沒有債務的學校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主張允許債務沉重的學校破產、拍賣，允許國外來購買。最近5年，美國有66所大學破產，既有公立也有私立的，既有專科的夜有本科的。這樣做一舉兩得，第一減輕了我們國家的債務負擔，第二就是加快了國內私立大學的進程。如果按照我們國內民辦大學的路子走下去，100年都出不了高水準的私立大學。
如果我們選一兩所債務重的大學，把他們拍賣了，美國一流大學買了，又有什麽不好呢？他們搬不走啊，還是為中國培養人才，有什麽可怕的呢？用他們的錢、按照先進的辦學理念，培養我們中國的人才，這才是真正的對外開放啊！
不進行教育改革的啟蒙，何談改革？
《新周刊》：有人形容，中國麵臨教育災難。你也表達過類似看法，有人甚至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來形容。這是否過於聳人聽聞了？
劉道玉：是不是災難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體製內和體製外的人，俗話說“當事者迷，傍觀者清”就是這個道理。體製內的人往往由於本位主義或是利益所限，當然他們不可能看到問題之所在。但是，危機是客觀的，真正熱愛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實事求是的做出評價。教育災難是個籠統的概念，承認危機也不甚什麽可怕的事。災難也就是危機，包括哪些方麵呢，人們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現在有句話，挨罵的最多的是大學，其次是中學，小學罵的人少。對於基礎教育來說，現在的素質教育隻不過是說說而已，自我安慰，宣傳秀，實際上還是應試。教育部的一位領導說，光罵教育不能解決問題，其實人們並不是光罵，也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可是你們充耳不聞嘛！
我們隻教會學生考試，全社會推崇的還是上名校、考高分、補習、奧數。所以我說現在全社會需要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動，從教育部到民眾都不懂什麽叫教育改革，應當改什麽？啟蒙就是去掉蒙昧，啟迪文明。現在的大學教授們、院長們也還是考慮擇校啊，據說某大學四個教授常年雇一個小轎車，把孩子送到市內上重點，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為什麽現在公務員熱，70%的博士都在官場，是學而優則仕的反映。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學習目的極度的功利化，如顏如玉、黃金屋和千鍾粟等，廣義上都是學而優則仕的體現，這是造成學生壓力大和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歐美國家的教育，教學生會提出問題，特別是稀奇古怪的問題，學會質疑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並不要求學生考高分，注重創造思維能力的培養。這是與我國傳統教育根本不同的，我們應當深刻的反思，盡快走出應試教育的誤區。
《新周刊》：過去十年間，在政府的要求下，多數公辦大學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招生人數，並大規模開辟新校園或擴建校舍——法不責眾，你一己之力，又能何為？
劉道玉：大學合並運動就是逼良為娼，我的觀點是：強強合並是不可取，強弱合並似可慮，弱弱合並有其需。當初，合並運動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建造學科齊全的航空母艦。但世界任何一個名大學也不一定是一個學科齊全的大學，哈佛大學就沒有農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就沒有法學院、商學院和醫學院，所以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搞強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的大學太多了不好管，合並了以後好管，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合並前中國890多所大學，不是太多，美國有4000多所大學。還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大了好管還是小了好管呢？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明明是強詞奪理嘛。功利主義的思想誘導人們合並，為什麽呢，因為合並以後就進“211”工程，不合並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比如說在貴州，新貴州大學是7所大專學校合並起來，合並之前進不了“211”，合並之後就就順利進了，而且7所當中合並了4所專科學校，這就戳穿了“強強聯合”的謊言。
《詩經》有雲：“知我者為我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是的，我一己之力的確不能改變什麽，但我還是會“像子規夜半猶啼血”那樣不停地呼喚，希望喚回教育的春天，找回我國大學之美！
在漢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許多人尚沒有意思到，中國大學的危機，二三十年後將更為嚴重，因為3個因素的影響將是持久的。一是學風壞了，一個好的學風需要幾代人培育，好學風遭到破壞，又將殃及到幾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質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惡性循環；三是大學合並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負麵影響將會是長遠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係調整的不良後果，至今尚沒有完全消除就是證明。
作者：胡赳赳、劉道玉
來源：本文摘自《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新周刊》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