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40年前,我在中國大陸認識一些中共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那時候黨校經常舉辦幹部培訓班,每期或四、五天,或七、八天。這些黨校教師們輪番上台,結合當時的形勢,做輔導報告。
與他們相處的時間長了,我對其中一位教師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們這些馬列主義教師,說話還有個準頭嗎?林彪當副主席時,你們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歌頌他。林彪折戟沉沙了,你們又在台上批林批孔。四人幫得勢時,你們在台上批鄧小平、大講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四人幫倒台了,你們又在台上批王張江姚篡黨奪權。華主席上台,你們在台上歌頌英明領袖抓綱治國。華主席下台了,你們又在台上批他搞兩個凡是。這個講台要是有記憶力,聽到你們這樣顛來倒去,恐怕連講台都要臉紅的。你講了這麽多年的黨課,到底有沒有講過自己的心裏話?”
這位馬列主義教師是我的同齡人,聽了我這些話,非但沒生氣,還對我說了許多心裏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年過去,他早已退休。今天把他的意思複述出來,我想應該不會給他帶來什麽麻煩了。下麵就是他的話,用第一人稱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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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搞自然科學的,比起我們要幸運得多。雖然你們經曆過米丘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之爭,但總還是可以爭辯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一加一總是等於二。我們這些人行嗎?我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有了也不能表達出來。上頭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思想,《人民日報》的話就是我們的話。其實我們也受過高等教育,會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我從曆史和現實的對比中,從中國和外國的對比中,產生了許多疑問。但是我根本就不能去探討,更不能質疑和挑戰。
無論什麽事情,都要往那幾個馬列主義偉人身上扯,都要在他們的著作裏找到所謂根據,有時簡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比如前些時候,廣播和電視裏開始播出商業廣告,這在現代社會極為平常。可是卻偏偏要在《列寧全集》的某個角落裏,找出一條列寧稱讚廣告如何如何好的話,來作為依據。後來開放股票市場,就又找出當年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馬克思對恩格斯說,自己買了些股票,小贏了若幹英鎊雲雲。言下之意,革命導師都玩過股票,因此我們今天也能玩。我想,假如沒有這封信,是不是股票市場就不許辦了呢?
你是搞自然科學研究的,少不了要學習馬列主義對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其實恩格斯講述量變質變定律,不過是舉了幾個最淺顯的例子。比如隨著溫度上升,固態的冰變成液態的水,再變成氣態的蒸汽。我在講馬列主義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時,總是把這作為依據。但問題是,迄今為止在自然科學上,有哪一項重大的發現和發明,是科學家自覺運用自然辯證法而成就的?人們最多不過是在事後,用貼標簽的方法,硬說是在馬列思想的指導下產生的。
我看過一些資料,知道這幾位革命導師,他們的私生活其實不是那麽檢點的。馬克思與家裏的女傭私通;恩格斯長期與女性未婚同居,還幫馬克思隱瞞私生子。列寧更是患了梅毒,並因此而死。毛澤東也是女友成群。我看有朝一日,那些包二奶養情婦的達官貴人,說不定會把這些導師們抬出來作擋箭牌,說是向革命導師們學習才玩女人的。
我經常在夜半三更時醒來,想得很多很多。我這樣成天站在講台上,今天批判自己昨天講的話,明天說不定又要批判自己今天講的話。這不是自打嘴巴嗎?我這樣算是什麽呢?後來我想通了,我就是一個傳聲筒,上麵要我怎麽講我就這麽講。有時明明知道上麵在騙人,我還要裝作一本正經地騙下麵的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