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ZT）曆史：不說真話能死嗎？
2011年10月上旬，導演馮小剛發了一條微博：“說兩句實話，代價是很大，先是媳婦不讓睡覺，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說兩句實話行嗎？後是兄長如道明，聲色俱厲質問：你不說實話能死嗎？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沒關係，你倒多大的黴跟我有關係！說兩句真話竟讓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認栽。收聲。往後我要嘴裏沒實話，大家包容。”
“你不說實話能死嗎？”這句話問得好，智慧而又無奈，一聽就是過來人說的。其智慧，在於明鑒了既往曆史。古時有諍言之謂，即今之真話實話。但從來諍言不受獎，故諍言古來即稀。晚清以降，風氣已開，言論自由理念漸成共識。然李鴻章曾對《紐約時報》記者道：“中國有報紙，但遺憾的是編輯們不講真話。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講真話的全部、非真話不講。中國的編輯對真話極其吝嗇，他們隻講部分真話。因此他們發行量也不如你們。因不講真話，我們的報紙也就無法承擔一份偉大出版物為文明保駕護航的使命。”此話由英文轉譯而來。
李慎之曾言：“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這種改造豈止始於“文革”，葉淺予說：“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這種改造實則是曆次政治運動的潛在主題，或者說是曆次政治運動後的必然結果。
劉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你千萬不可冒犯毛澤東同誌。＂”王明說：“我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很正常的嗎？”劉少奇說：“中國國情不同，批評毛澤東就是犯上。”這樣的忠告，王明終於還是沒得聽進去。1945年時，周恩來也曾對胡風給予兩點忠告：一是，理論問題隻有毛主席的教導才是正確的；二是，要改變對黨的態度。可惜胡風領會不夠，終至帶來更為深刻的教訓。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三十萬言的“真言”，即《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後胡風幾度入獄，至1970年1月，又被加判無期徒刑，且不準上訴。
1958年，田家英聽聞成都郊區的崇義人民公社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衛星，便於1959年初率工作組到該公社去調查。當時那裏的農民早已食不果腹，可當田家英問及“產量既然這樣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時，仍回答：“豐收不忘節約嘛！”知道真相的田家英叉著手，抑望著“公共食堂萬歲”的大幅標語憤憤道：“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他的話把旁邊的群眾嚇了一大跳。但講了真話的田家英於1966年5月23日“文革”前夕，選擇在中南海毛澤東藏書室上吊自殺。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其無奈，在於當下的現實，竟與已被我們唾棄的既往時代，沒有本質的改變。
在講真話還不能成為常識、且相當奢侈的時代，一句真話往往能產生意想不到的轟動效應，也能引發出人意料的不堪後果。真話本不具力量，若真話周遭充滿瓦斯，真話便是一顆火星。茅於軾說：“中國占人口一半多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麽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麽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處於這種狀態，保不準如微博所言，講實話真能死。
不講實話，是否對聽話方有所傷害？對染缸中滾出的成人不好說，但對孩子至少是欺騙。馬克·吐溫嚐言：“真正造成傷害的，不是我不知道的事，而是所有我已知的事都是不真實的。”以我為例，昔時在校念書不過十多年，而在其後的三十年裏，養家糊口工餘，皆在孜孜以求索，探析掩蓋中的真相，扭轉僵化了的觀念。我的內心已留下一道不肯愈合的暗傷，裏麵有擠不完的膿。而我正在高中階段就讀的女兒，偶令我為之輔導，我則每每陷於無語。若告知其所謂的真相，恐以蹊徑奇論，混淆其是非觀，耽擱緊要之升學，遮蔽陽光之憧憬；若以課本所提供，詮釋所謂正確之答案，又不忍誆騙孩子於懵懂，於是索性放棄，報一校外輔導班了事。
有道是“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改變自己，卻不想影響他人，心裏明白即是，子女也不得傳，“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設計者和建築師。舊時代曾誤人，新時期仍誤人，故對王小波的一句話曾長久回味，他說：“人生惟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
“文革”後，黃永玉寫信給曹禺：“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曹禺接信，想起王佐斷臂故事，長歎道：“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多太大了。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黃永玉信言外之意，曹禺解放後的戲不真誠，話劇卻沒有講實話，黃永玉講了真話。
如今，同樣是做文藝的馮小剛自我反省，講了真話。龍應台說：“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對破壞這種‘價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馮先生長了根“有所堅持”“有所抵抗”的倔強之項。劉-賓-雁骨灰葬於北京門頭溝天山陵園，其生前自擬墓誌銘為：“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此題被禁止刻於墓碑之上。劉先生也長了根“有所堅持”“有所抵抗”的倔強之項。
幼年時，相信一切童話都是真的；青年時，懷疑一切道理都是假的；中年時，認清了世界的半真半假；而如今，才體會到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平安安、有吃有喝過日子。微博中所指的“道明”，蓋著名演員陳道明，其妻即頗具正義感的前央視新聞主播杜憲，因講實話而停職。盡曆滄桑身猶在，重過黃粱夢已無，“道明”此委婉話雖世故，卻由切膚之痛、戚戚之慮而來，屬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的良言忠告。看透大事者超脫，看不透者執著，看得透想得開，拿得起放得下，乃人生一大修煉。
人生處處是選擇，馮小剛好日子不過，何必庸人自擾地選擇各方都不討好的講實話？1948年，儲安平批評國民政府：“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馮小剛還有興趣，還有激情，還未徹底失望，從他導演的電影中，也可看出。一個人最大的破產，就是絕望，對於內心強大的馮小剛而言，莫非“收聲”即意味著絕望？
李承鵬在微博裏挖苦“脊梁”倪萍：“這個國家，因為種種原因，你我都是戲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戲子，舉國都被一根看不見的線牽著在演皮影。可蹩腳戲子中還是有高下之分的：知道自己在演戲的，和忘了自己在演戲的。”真人麵前莫弄假，癡人麵前莫說夢，李承鵬所講也實話，其聰明與陳道明堪有一比，其自作聰明在於少了馮小剛的倔強之項。“實話”問題之所以長久存在，是因為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路徑，而陳道明與馮小剛對待此問題的本質之別，在於一個知難而退，避作挑戰，一個迎難而上，直視現實。
與馮小剛微博言同出一轍，也有人指責資中筠“過得好好的，吃飽了撐的要講真相”。對此，資中筠反駁道，當你了解事實真相後，不能假裝不了解，不能無動於衷，否則於心不安，於心不忍。此心即良心。《炎黃春秋》雜誌創刊20周年時，資中筠的題詞是：“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
時下，魯迅的文章在課本中漸減，但建議還是將《記念劉和珍君》一文留下，若此文也要刪，此文中那段耳熟能詳的話當留下，其曰：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似人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裴豔玲也說：這不是個講理的年月，我不願意說話。我覺得好，就參與，覺得不好就不參與。你非讓我說，我就罵娘。罵你了！怎麽了？你不讓我來，正好兒，我去遛狗。
說真話，比說假話難，表達真理，比發現真理難，這樣的國家正常嗎？蘇聯政權旦夕崩塌，並非因經濟停滯，也非外部壓力，而是其喪失道德上的合法性，戈爾巴喬夫時期執政總理雷日科夫說：
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麵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麵為彼此佩戴獎章。
酒不醉人人自醉，假話也醉人。
舉世皆知其中的假話，卻仍要冠冕堂皇表述之，誰也不肯拆穿皇帝沒有著裝，為此索仁尼琴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假話，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假話，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假話，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假話。
不說實話不會死， 反過來說實話倒真有可能死。
可悲的是， “他們在說假話， 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假話，以為自己是在說真話，已經把假話當作真話來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