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瑪麗·居裏（1867-1934年）全名：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裏，世稱“居裏夫人”。在世界科學史上，瑪麗·居裏是一個不朽的名字。這位偉大的女科學家，是放射化學和放射物理學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一生兩次獲得諾貝爾獎——1903年的物理獎和1911年的化學獎，是女性科學家中唯一得此殊榮者。瑪麗·居裏還將她發現的放射性同位素用於醫學，開創了放射性治療的先河，拯救了千百萬癌症患者的生命。此外，她還擔任25個國家的104個榮譽職務，其主要著作有《論放射性》，《同位素及其組成》，《放射性物質及其輻射研究》等等。其實，除了舉世矚目的科學成就和她耳熟能詳的生平事跡，居裏夫人還有不被大多數國人所知曉的另一麵。
“願你們每天都愉快地過著生活，不要等到日子過去了才找出它們的可愛之點，也不要把所有特別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來。”
居裏夫人生於華沙，當時波蘭正在遭受沙俄鐵蹄的蹂躪。降生在被瓜分的國家，社會環境動蕩不安，文化低壓壓的每個人都喘不過氣，就連像瑪麗·居裏一樣正處童年的孩童也不例外。關於居裏夫人的傳記往往偏重地談及居裏夫人成年後一貧如洗、艱難從事科學研究，並提及她不幸的童年。在諸多傳記當中都有提到居裏夫人的母親和大姐在她不滿10歲的時候便相繼病逝，從而把居裏夫人清貧甚至悲慘的生活和形象印於了多數人的心中。
事實上，居裏夫人家境優良，童年時期的家庭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她有著知識分子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有當時頗有見識的人。父親斯克沃多夫斯基先生以祖父為榜樣，在聖彼得堡大學研究高深的科學，後來回到華沙的一所中學教數學和物理學，同時兼任學校的副督學。而她的母親，布羅尼斯洛娃女士更是出身於貴族家庭，聰明溫柔且端莊優雅。她母親畢業後留任於華沙一所寄宿女子中學，執教有方，城裏最好的人家都會把女兒送到這所學校來修學。後來她因為肺結核過於嚴重而搬出家去安心休養，也安排在了當地條件十分優越的療養院。瑪麗成年後，同皮埃爾·居裏先生成婚，同樣是貴族家庭出身的皮埃爾，是醫生尤金·居裏博士的長子。因為學校的常規教育和訓練不利於皮埃爾的智力發展，居裏大夫留他在家裏親自精心培養，後托付給一位學識淵博的家庭教師進行教導，這種旨在造就人才的自由教育方式對皮埃爾的成長頗有成效。這也說明了她的丈夫所生活的環境同樣極為優越，皮埃爾在兒時便也接受了先進科學的教育。所以，居裏夫人並不像我們慣有的認識那樣生活清貧，一生都是在為生計所困的情況下從事科研的。
優良的家庭生活環境為瑪麗踏上科學之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優良環境下的家庭教育更是賦予了她良好的修養和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她的父母也將知識精英的聰慧和堅韌不拔的品質毫無保留地遺傳給了她。開明和藹的雙親和五個孩子組成了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盡管沙俄施行嚴厲的殖民統治，但瑪麗還是幸福地度過了短暫的童年時光。她珍惜童年的每一段好時光，這令她在之後的人生中都極為懷念。正如她所說“願你們每天都愉快地過著生活，不要等到日子過去了才找出它們的可愛之點，也不要把所有特別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來”。
“科學的探討和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給人的愉快就是酬報。”
成年後的居裏夫人和丈夫一起全心投身科研。科學發現的過程困難重重，科研條件又簡陋不堪，這都使他們受到了諸多挑戰。1902年年底，居裏夫人終於提煉出了十分之一克極純淨的氯化鐳，並準確地測定了它的原子量。從此鐳的存在得到了證實，取得了推動人類進步的科學發現。然而，由於在她剛開始從事放射性研究，不了解射線對人體的破壞作用，沒有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長期在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緊張的放射性元素研究，有毒物質侵害了她的健康，使得她身患多種疾病。可是，居裏夫人具有頑強的韌性並富於犧牲精神，遵循著“科學不是為了個人榮譽，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人類謀幸福”的原則，居裏夫人在發現鐳後，為了使鐳盡快地服務於人民，她拒絕申請專利，並立即公開了提取鐳的方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她更是為了救護傷員直接將X射線設備安裝到汽車上，奔走於戰場各處進行輪回醫療，挽救了大批受傷士兵的生命。這都使居裏夫人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至1934年7月4日，居裏夫人終因白血病逝世，到最後她都沒有因為科研的磨難有過絲毫的抱怨和遺憾，她一直認為“科學的探討和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給人的愉快就是酬報。”
“少關心別人的逸聞私事，多留意別人的思路觀點。”
和所有情竇初開的少女一樣，瑪麗中學時代有段青澀未果的初戀，讓她嚐到了感情的甜蜜和掙紮。之後，她結識了居裏先生。為科學獻身的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他們成婚並有了一段家喻戶曉的“科學夫婦”的佳話。可是，也正如愛情會令每個人都為之瘋狂，在那兩段我們常有耳聞的故事之外，還有一段瑪麗飽含熱情，揮灑熾熱情感的韻事。
1911年巴黎新聞報在11月4日的標題為《愛情故事：居裏夫人與郎之萬教授》的報道裏，傳言居裏夫人和郎之萬先生有密切的來往。而這件事在當時的法國鬧得滿城風雨。
朗之萬出生於巴黎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雖出身平凡，但是他從小就對學習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比同齡孩子更加聰穎和突出。在他16歲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巴黎理化工業學校。當時在任校長便是大名鼎鼎的皮埃爾·居裏，他對朗之萬的才華十分賞識。1898年朗之萬從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完畢回到法國，師從非常賞識他的校長皮埃爾·居裏。包括朗之萬的博士學位也是在皮埃爾的指導下順利獲得的。不幸的是，1906年皮埃爾喪命於一場車禍中，38歲的瑪麗·居裏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或許是工作中的日久生情，年小師母六歲的朗之萬對居裏夫人暗生情愫。本來失去丈夫的居裏夫人與朗之萬這兩個科學家的師生戀也可以稱得上是佳話，但是朗之萬於1902年便已經結婚，並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師生戀升級為不道德的婚外戀，隨即惹怒了朗之萬的妻子。為了使這兩位大科學家名譽掃地，朗之萬的妻子雇人到居裏夫人的工作室，從抽屜裏偷走了居裏夫人與朗之萬的情書，並將這些信件賣給了報社。文章一發布，整個法國一片嘩然，這使居裏夫人陷入了身敗名裂的低穀。這段感情甚至還差點毀了居裏夫人的第二個諾貝爾獎。當時法蘭西科學院因為此事已經決定取消她的第二次諾貝爾獲獎提名，居裏夫人憤怒地給諾貝爾獎委員會寫信，最後才得以挽回這個差點失去的諾貝爾獎。愛因斯坦曾對此事表態：“如果他們相愛，那誰也管不著。”並同居裏夫人寫信，以表安慰。可是在那個年代，受盡輿論壓力的朗之萬與居裏夫人之間愛情也隻能不了了之。
我們敬愛偉人，希望她們的人生是一絲不苟的，美玉無瑕的，甚至要像我們信仰的聖佛一樣，品德高尚。可是人無完人，金無赤足，也就是這種瑕疵顯現出了科學家身為普通人類的一種飽滿感和真實感。而更重要的是，科學的貢獻和個人的生活不應該被混為一談地加以評判。對於一位科學家，人們更看重的應該是她為這個世界，為後人留下了什麽偉大成果。在科學上重要的是研究出來的“東西”，而不是研究者的“個人”。正如居裏夫人所說：“在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不應該注意人。”
“家族的人互相連係在一起，才真正是這個人世唯一的幸福。”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是注定要拿諾貝爾獎的，那麽居裏夫婦這對“夫妻檔”絕對就是擁有這種天賦的一類人。他們來自最強的科學世家——居裏家族。在這個擁有最強大腦的家族中，出現過五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家族一家四代都是科學家。也就是說，居裏夫婦不僅自己取得了偉大的科學成就，他們還創造了一個“科學王朝”。
居裏家族的科學傳統已延續四代人。居裏夫婦的長女伊雷娜和女婿弗雷德裏克·約裏奧·居裏在人工放射性方麵的研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居裏家族的第三代，他們的外孫皮埃爾·約裏奧是生物物理學家，孫女海倫·約裏奧是核物理學家。居裏家族第四代的阿倫·約裏奧是生命科學博士。居裏家族的前三代科學家都是法國科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都曾當選法國科學院的院士。不管其家族在科學界的地位如何顯耀，並不應該影響居裏夫人自身作為一位偉大科學家在科學界的地位。她的科研成就以及對人類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有著強烈家庭感的居裏夫人，同時認為“家族的人互相連係在一起，才真正是這個人世唯一的幸福。”
“我們應該不虛度一生，一生結束時，我們應該能夠說：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事。”
在居裏夫人一生的貢獻中，對學生的培養不可一置。她一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其中就包括我國著名科學家，施士元院士。施士元是居裏夫人為中國培養的第一個物理學博士，他也是中國最早從事核物理研究的學者之一。施士元家境貧寒，為了供他讀書，家裏不得不去借高利貸，而當時的法國一方麵正處於戰後的恢複時期，物價較為低廉，而且又有勤工儉學的條件，深造不會給家裏增加新的負擔；另一方麵，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就像群狼環繞下的病獅，急需先進科學的震呼召喚。於是，施士元隻身前往巴黎。當時巴黎大學給他準備了一份教授名單，其中就有因發現鐳和釙譽滿全球的居裏夫人。帶著對居裏夫人的敬仰和對新興學科的向往，施士元給居裏夫人寫了一封信。兩天內便收到了居裏夫人的回複，約他去研究所麵談。就這樣，一個來自遠東的學生，遇到了一個生於東歐的老師，在歐洲的心髒，開始了一段傳奇。
關於留學，魯迅先生曾經憤懣地寫到：“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居裏夫人則不以為然：“在科學上，我們不應該注重人，看他是從哪來的，而應該看重他所做的事。”遇到一個信任自己的老師，是一個學生最大的幸運。在之後的學習過程中，居裏夫人對施士元求真的科研態度十分讚許，在進行有害實驗時，十分關照學生的健康。她在指導施士元的過程中反複強調，一定不要用手直接接觸放射源，而是要使用鑷子等器具；一定要用鉛盾保護自己，屏住呼吸，以免放射性氣體進入體內。在居裏夫人的言傳身教下，從1932年到1933年，施士元不僅完成了錒元素的核譜測量工作，站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和居裏夫人一起，對α射線的精細結構和能量，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眾多突破。
回國以後，施士元先生一方麵在學術上為中國的核事業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麵在科普上，翻譯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與書籍。他也牢記居裏夫人的教導，冒著嚴寒和酷暑，堅持編寫原子物理、X光結構分析等教材，而且深入教學第一線，培養了大量棟梁之材。可以說，居裏夫人對我國現代科學的起步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她的一生是科學發現的一生，是為科學事業獻身的一生，更是為人類進步奉獻全部的一生。她不僅沒有虛度，而且“已經做了她能做的所有。”
我們為居裏夫人的創造精神而感動，為她的科研成果而驕傲，更為她對中國現代科學發展所做的貢獻表示由衷的感謝！通過她不被國人所熟知的故事，我們應該明白，居裏夫人並不是神秘至幻的神明，也不是高不可攀的聖人。她是一名心懷科研的偉大科學家，也是一位骨血溫熱的女士。願她存於麵紗背後的故事，能夠為我們培養和評判優秀成果和人才帶來匡謬正俗的指引。
（本文作者陳安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谘詢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應急管理、管理機製設計等方麵的研究；周丹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谘詢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管理效應、現代應急管理理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