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崇拜是專製體製的慣性— 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

 

陳為人：個人崇拜是專製體製的慣性 — 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

 

赫魯曉夫在那次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蘇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嚴厲譴責了斯大林搞的個人崇拜，他說道：“馬克思主義反對頌揚領導人，並且是毫不妥協的。”在同一次會上，阿裏斯托夫說：“……那是恐怖的歲月，欺騙人民的歲月。我們想塑造一個上帝，結果卻塑造出一個魔鬼……”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提法，在共產主義陣營內產生極大反響。薄一波回憶說：“在得知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後，我黨中央除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作了討論外，匯報中同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相關聯的事也多了起來，‘以蘇聯為鑒戒’的思想更加明確了。”毛也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在某些方麵接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影響。”“我們也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中吸取教訓。”

應該客觀地說，蘇共新領導“痛定思痛”，是真心誠意地想改變斯大林時代的個人崇拜。然而以後的曆史進程卻顯示，個人崇拜是“老譜不斷襲用”，“壓下葫蘆浮起瓢”，後繼者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重蹈覆轍，“沿著一條道兒跑到了黑”。

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在《赫魯曉夫下台內幕及晚年生活》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蘇聯曾刮過一陣風：以個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鎮。不必說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捷爾任斯基廣場等了，甚至什麽莫洛托夫斯克、伏羅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斷湧出來。赫魯曉夫上台後作出決議：今後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動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魯曉夫視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緬丘特水電站。隨著水電站的建設，周邊發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當赫魯曉夫一行的車隊駛近城市時，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烏克蘭文寫著：“赫魯曉夫市。”在歡迎儀式上，赫魯曉夫開頭表示了一番感謝，說他對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興，感謝給予他如此高的榮譽。當這一城市的領導以為得計、心中暗喜之際，赫魯曉夫變了麵孔，拉下臉來訓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們就是把中央的決定當做耳旁風。這是聽我的呢還是不聽我的？你們把我究竟是往哪擱？”

第二天，各大報紙就登出赫魯曉夫視察克列緬丘特水電站的消息，並把他反對宣傳個人、崇拜個人的“高風亮節”大張其鼓地讚揚一番。在一種思維的慣性中，製止變成了助長，越喝海水口越渴。

在此書中，謝爾蓋還寫下這樣一段話：隨著赫魯曉夫地位的鞏固和權威的確立，“他的肖像愈來愈多地出現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斷地引用他的語錄，什麽問題都要提到他的話。開始上映影片《我們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該片是按照不久前的‘優秀’傳統拍攝的，充滿了毫無節製的頌揚和令人生厭的讚譽。曾讓父親看過這部片子，他默默地看了一遍，並未誇獎，但也未禁止。編好了赫魯曉夫的彩色畫冊，包括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後的相片，其中一部分已經出版。不論哪位領導人的每次講話，都要提到父親。……這場運動的調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內爾、謝列平定的，其他人則拚命地隨聲附和。……這時的父親卻屢犯錯誤，他對於煽動起來的頌揚運動抵製不力，他沒有拍桌子嚴令停止的魄力。他軟弱無力……”。

在阿塞拜疆並入俄羅斯一百五十周年慶典上，共和國的領導人阿洪多夫在慶典大會上的講話，幾乎每一段都要提到赫魯曉夫，以致反對派伊格納托夫反感地說：“這個阿洪多夫想幹什麽？他幹嗎跟個鸚鵡學舌似地跟他的主子一唱一和？”

美國人多恩伯格在1974年出版的《克裏姆林宮的明爭暗鬥》一書中這樣評價赫魯曉夫：“一個在斯大林死後集體領導口號叫得最響的人，卻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新的專製暴君，變成了肉麻的個人迷信的焦點，其程度甚至要超過已故的獨裁者。赫魯曉夫的畫像到處懸掛，沒有哪一篇演說，沒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頌揚他的偉大……”

無須再多舉了，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赫魯曉夫當年指斥斯大林的詞語，現在幾乎可以不作改動地用於赫魯曉夫，專製獨*裁體製中的第一把交椅，簡直就是一把魔椅，誰坐上去，都會變成一個連自己過去也不喜歡的人。

鐵托對於赫魯曉夫的執政時期，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問題在於製度。由於赫魯曉夫並未改變斯大林的基本製度，個人崇拜仍然像個幽靈在蘇聯政壇遊蕩，爭奪權力的鬥爭在這之後始終未能停息。”

無獨有偶，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又重演了赫魯曉夫的一幕。

在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的1964年十月會議上，蘇斯洛夫代表蘇共中央主席團說了這樣一番話：“蘇聯報刊沉湎於日益頻繁地報道赫魯曉夫的活動，並對他大加讚揚。1963年全國性報紙上共刊登了他的一百二十張照片，1964年頭九個月竟至一百四十幅。相形之下，當年斯大林巨照見諸報端的也不過一年隻有十五次左右。赫魯曉夫身邊淨是裙帶關係和禦用記者，對他來說，這夥人的看法比主席團委員的意見更有價值。……主席團隻能起到例行批準，走個過場的橡皮圖章的作用。赫魯曉夫依賴報刊廣播的獻媚奉承來維持個人的妄自尊大。”

勃列日涅夫在他執政初期，還是頗有“自知之明”：勃列日涅夫曾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理論水平不行。根據布爾拉茨基的回憶，1965年他討論紀念衛國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的報告初稿時說：“我很難弄明白這一切。坦率地說，我不是搞這方麵工作的。我的強項是做組織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強調自己是一個組織者，不是理論家。根據阿爾巴托夫的回憶，他對自己的助手們說：“寫簡單點，不要把我寫成一個理論家，否則，不管怎麽樣，誰也不會相信這是我寫的，他們將會嘲笑我的。”他常把複雜的、獨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時甚至要求刪去摘自經典著作的引語，並解釋說：“有誰會相信我讀過馬克思著作呢？”

然而就是這個勃列日涅夫，在執政後期，也堂而皇之地提出什麽“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當1977年11月蘇聯科學院把社會科學領域的最高獎賞——“卡爾·馬克思金質獎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方麵取得的特別具有創造性的成就”時，勃列日涅夫卻一副“受之無愧”的樣子欣然接受了。

執政初期，勃列日涅夫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既不是導師，也不是什麽偉大領袖。”曾多次參加蘇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鮑文，也曾對勃列日涅夫發表這樣的看法：“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較謙虛，從來不羞於說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爭論，可以說服他，他不擺首長的架子，比較平易近人。”然而，隨著政局的穩定和個人領導地位的鞏固，勃列日涅夫也逐步走向個人集權和新的個人崇拜，也要考慮自己的形象問題了。

勃列日涅夫公眾形象的戲劇性變化發生於他六十五歲生日那天。作為一件生日禮物，他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這還正常，赫魯曉夫七十歲生日時也得到過同樣榮譽。而賀信上的溢美之詞，在特定的場合，也還不算出格。但隨之發生的事情就令人深思了，當勃列日涅夫胸前掛著那枚閃閃發光的勳章，走進克裏姆林宮的最高蘇維埃會議廳時，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全體起立，經久不息地向他鼓掌。擔任這次會議主席的斯皮裏多諾夫，中斷了正常的會議進程，以一種令人不禁想起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代的方式對勃列日涅夫大加吹捧，話語中充滿了肉麻的溢美之詞。

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和授勳是個星期一，這一天除了《真理報》外，蘇聯各報照例是不出報的。然而在這個星期一，它們都出刊了，版麵經過特別編排，內容包括慶祝勃列日涅夫的生日的主要新聞、授獎、傳記材料和一張相片。

任何事情隻要開了頭，隨後就是自由落體的加速度。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開大會時，每當勃列日涅夫出現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人都要起立鼓掌，還要有節奏地三呼“光榮”和“烏拉”；每天打開報紙，頭版經常有勃列日涅夫以個人名義簽發的祝賀某加盟共和國、某單位甚至某個人完成國家計劃的賀電，或是以各種名義發來的感謝電和效忠信；勃列日涅夫的畫像，掛在從立托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幾乎每一間黨政辦公室的牆上；每逢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成千上萬的遊行者把勃列日涅夫的畫像高高舉起，宛如聖像一樣；在重大的國家慶典和假日，公共建築物的正麵牆上便掛起他的超大型畫像，勃列日涅夫的語錄在報刊文章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引語。選舉蘇維埃代表時，勃列日涅夫總是被推舉為“第一候選人”；頒發“蘇共五十年紀念章”時，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是第一號，他的名字每天都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裏，沒有一篇講演不頌揚他的偉大……

最鮮明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的新年鍾聲敲響之前，慣常都是以最著名的播音員尤裏·列維坦用他那黃鍾大呂式的聲調，宣讀黨和政府的一篇賀詞來送舊迎新。可這一年，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的慣例被打破了，人們從電波中聽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向全蘇聯人祝賀新年的聲音。這聲音向全蘇聯、全世界宣告：現在，勃列日涅夫不再是一個過渡性人物，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的真正“主宰”了。

陳獨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說：“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那種認為“是由於史（斯）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蘇聯所發生的這些事情，“理論的、製度的和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陳獨秀一針見血地重申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製度決定人。

來源: 《書屋》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