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認識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華人，我周圍的華人社會好像是一個縮小版的中國，這裏想向大家介紹其中的兩位同學，劉同學和王同學，兩位人物都用了化名，因為文章目的僅是在討論社會現象，不希望有人聯想太多，甚至對號入座。
第一節：海外華人劉同學
1982年我在大連外語學院參加出國培訓期間，認識了這位劉同學，他與我同級，專業不一樣，我後來去了築波大學，他則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學。博士畢業後，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國，他則留在了日本，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學任教。劉同學的父親曾是國民黨中統局的一位底層小職員，1949年遭到鎮壓，但因其級別太低，夠不上槍斃或關押，就被“送交人民群眾監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國社會的“賤民階層”。劉同學的童年時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淒慘，受盡同學的欺辱和學校的白眼，所有同學都可以指著他的鼻子說他是國民黨特務的狗崽子。劉父對他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選對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就是站錯了隊伍，因此，他要求劉同學要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不論父親受到怎樣的迫害，都要永遠感謝黨的恩情。
劉同學自幼聰明伶俐，智慧過人，不僅學習成績傲視全校，而且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論遭到什麽樣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負重。1977年恢複高考，他當然金榜題名。大學畢業後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費出國留學生，是他們學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學生的畢業生，與我同期在大連外語學院集訓，然後又一同赴日留學。劉同學一貫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堅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時，劉同學這樣的“國民黨特務狗崽子”想要入黨，半點門都沒有。然而到1980年代中期，黨的路線是“三個代表”，很多原地主、資本家都入黨了，這使得劉同學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當時中國駐日大使館任命他擔任B大學的學生會領導職務，幫助大使館管理留學生，劉同學受寵若驚、喜形於色，工作熱情高得令人嘖嘖稱奇！據B大學的朋友說，劉同學每個星期都要給大使館打電話，詳盡匯報留學生們的各種動態，以至於留學生們生活中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館都了如指掌。而且他總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說大使館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於引起B大學的留學生們的警覺和懷疑，不願和他多來往。
功夫不費有心人，經長期的努力奮鬥之後，1987年，中國駐日大使館終於批準了他的入黨申請，他成為了一名中共預備黨員。然而一個人心裏到底在想什麽事情，隻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們一起博士畢業，按規定必須立刻回國效力，這時大使館才發現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不願意回國。眾留學生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使用各種方法繼續留在海外。大使館向劉同學及所有黨員留學生們發出警告，如果不按時回國，必定開除黨籍。劉同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精打細算之後，仍然選擇了留在日本，忘記了他公開宣稱信仰的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他為之奮鬥多年、剛剛到手的黨籍。若幹年後，劉同學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全家人改名換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第二節：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的英語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1961年，德國納粹戰犯、猶太人大屠殺執行負責人阿道爾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有一位美國記者阿倫特全程旁聽了審判。若幹年之後，他指出，艾希曼是一個品行端正、遵守紀律、教育良好的人，他犯下滅絕人性的罪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忠於職責，堅決服從命令並嚴肅認真執行。阿倫特由此分析指出，為惡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見的行為，普通人隻要放棄自己的判斷力，接受大眾觀點，從眾作為或者從眾不作為，都有可能為惡。
前不久我發表了“海外華人劉同學”一文，引起很多反饋，對劉同學的行為有褒有貶，促使我再加幾筆。劉同學是一位為人熱情的人，身為B大學中國人學生會的領導，對每一位初到B大學的中國人均給以親切接待，讓初來者感到祖國的溫暖。每年中國留學生聚會時，都是劉同學四處張羅，盡心盡力，給海外中國人從孤獨中帶來熱鬧。劉同學聽黨的話，跟黨走，一心一意要做一名黨的好戰士。他忠於職守，堅決服從命令，並嚴肅認真執行，是大使館的好助手。他品行端正、遵守紀律、教育良好，獲得了日本B大學的博士學位。
像這樣一位“品學兼優”的人，如何評價是好是壞？有網友認為，我寫的文章對劉同學有貶義，我不太讚同。什麽叫好，什麽叫不好，這是一個因人而異的問題，看你站在哪個角度來評判。劉同學每個星期都要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打電話匯報工作，這是他自己引以為榮的事情，是他自己向大家炫耀的，是他的基本工作之一，不對嗎？對於他能於1987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有的人感到羨慕，認為是對學生會主席辛勤勞動的表彰；也有的人報以反感，認為是對他從事地下線人工作的獎賞。議論紛紛，褒貶不一。至於他最後竟然放棄了來之不易的中共黨籍，並又加入日本國籍，又使兩方麵所有的人大跌眼鏡，愕然語塞。世界是複雜的，人是複雜的，我無意評價劉同學的好壞，隻是把我看到的事實寫出來罷了，有興趣的人自己來評論吧。
第三節：海外華人王同學
王同學曾經是我在芝加哥時的鄰居，他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職，過著普普通通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王的父親曾是中共領導幹部，級別相當高。王從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幹圈裏，是一位“根紅苗正”的接班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王曾經在中央黨校教授過馬克思主義課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複高考後，王同學又轉學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國中部的D城上學。
1989年春天，北京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王同學在D城連連組織華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且從海外華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學攜帶大批捐款，隻身返回北京，他鼓動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眾多飯館老板，讓他們大量地把食品送進廣場，免費送給學生，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眾飯館老板們送食品時都聲稱自己是自願免費支援學生的，並且這些支援行動當時都上了報紙和電視。當然，像他這種“幕後黑手策劃者”，當時就被秘密警察發現並跟蹤監視。6月4日鎮壓後，王同學當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獄。那時他父親已經過世，但母親還健在。其母驚聞兒子入獄，勃然大怒，來到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家中，對鄧小平大發雷霆，鄧連連道歉，以至於第二天王同學就被釋放，改為家中軟禁。兩星期後，王同學悄然無聲地離開北京返回美國D城，從此以後偃鼓息旗，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王同學返回D城後，繼續他的學業。畢業後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體麵的工作，移民、結婚、生子、安家、立業，成了我的鄰居。他見多識廣，經常來我家高談闊論，給我講述了很多我們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層領導們的生活故事，還講述了很多共產主義理論的原本意義，使我眼界大開。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然而其觀點卻與國內正統大相徑庭。還記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紹過的劉同學吧？王、劉兩位同學同時在我家作客聊天時，二人時常感到相互間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感覺。
劉王二位同學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兩人相反的表現很值得心理學家去研究。你把一個人當貴人來對待，從小給他優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終站在你的對立麵。你把一個人當賤民來淩辱欺壓，他也很可能對你忠心耿耿，侍奉終身。撇開政治不談，列位看官中若有對心理學感興趣的人，敬請分析一下這兩種不同的心態。
後記：根據王同學夫人的口述，我從網上查到了王同學全家與鄧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萬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學的母親的確是一位能夠隨意出入鄧小平家的人物。
第四節：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個問題
上篇文章中介紹的王同學是我的鄰居，他是“根紅苗正”的高幹子弟，黨齡很長，精通共產主義理論，曾在中共黨校教授過共產主義課程。說來似乎奇怪，正因為如此，他反而成為一名批判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士。他對我講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個問題，聽起來頗有道理，征得王同學同意，我將其原意轉述於此，供大家評論。
(1)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該原理認為，人類的社會有階級之分，富有者和貧窮者屬於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兩個階級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馬克思的重要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動員貧窮者進行階級鬥爭，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富有者。認為如此即能由貧窮者建立起沒有貧富差別的平等社會。然而，當今世界除少數國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和宗教都不承認階級鬥爭理論，而是崇尚天賦人權，人人平等。認為無論是富有者還是貧窮者，人的尊嚴及其享有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人類不可避免存在富有和貧窮之分，但不可以高低貴賤之分。人類應該在一人一票的公平社會裏，通過合作機製，逐步消除貧富差別，推動社會進步。
一百多年的社會實踐之後，我們環顧全球，有哪一個國家是通過階級鬥爭取得的進步？我們看到的是，甚至曾經推行階級鬥爭的少數國家，也悄然放下了階級鬥爭的旗幟，實現了國家的團結與和諧。這說明了什麽？在21世紀一零年代的今天，試問，如果有人還在提倡“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原理，這樣合適嗎？
(2) 暴力革命
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基本原理就是暴力革命，在國際共運曆史上，首先實踐暴力革命理論的人是列寧，而首先反對暴力的人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
暴力革命者認為貧富不均是剝削階級掌握政權造成的，而剝削階級絕不可能白白送出政權，因此被剝削者一定要使用暴力奪取剝削階級的政權，為此，雙方都必須付出鮮血和生命代價。
反對暴力的人認為，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個不平等社會，但是在流血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一個平等社會，而隻能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平等。暴力革命摧毀國家經濟、犧牲人民生命，沒有任何正麵意義。社會變革應該采用全民民主的方式，采用和平漸進的方式，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縱觀一百多年各個國家的曆史事實，暴力革命究竟為人民帶來了什麽好處？實在乏善可陳。北歐各國通過和平道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且不必說，即使是曾經發生暴力革命的國家，例如前蘇聯、中國、越南等，也總結曆史教訓，各自用新思維改革、改革開放、革新開放等方法，證明了非暴力的成就，成功地推進了經濟發展，為國家和人民造就了福祉。在21世紀一零年代的今天，試問，如果有人還在提倡“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原理，這樣合適嗎？
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乃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大支柱，也是至今共產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倍受冷遇的主要的原因。如果用曆史發展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看問題，那麽王同學的這一番批判，正確與否？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況且80年代出國的都是公派生吧？您學完了不回國，本身就是breach of contract，也是不道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