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章詒和：《貌似一樣憐才曲 句句都是斷腸聲》
常聽人這樣說：“誰讓他們（指老一代高級知識分子）不去台灣！結果呢，戴帽的戴帽，劃右的劃右，下放的下放，慘死的慘死。後悔吧？要是早早去了台灣，一輩子不會倒黴。”枯魚過河泣，何時悔複及。這個“早早”，是指政權易手的前後，而“你們”為啥去不去台灣？則成為大陸一個久久議論的話題，是走還是留？這句話，就像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毀滅”的台詞一樣，無休止地提出。
1948年，國民政府有個“搶救學人”活動，即胡適、傅斯年親自出麵動員一些頂級學者教授離開北平，飛赴台灣。其中被他們動員的人物裏，最有名的一位叫陳寅恪。胡、傅等人多次勸其南下、東渡，陳寅恪夫人還曾一度滯留香港。但最終未赴台，他拒絕了，落腳在廣州。1949年後，上麵幾次派專人來廣東，恭請陳寅恪赴京，他拒絕了，盡管新政權有多個重要職務和頭銜在虛席以待。
在國民政府開列的名單裏，也有李宗恩。他也回絕了，說自己要留下。他們當時為什麽要留下？此後，許多人不停地追問？包括今天的年輕人。寫李宗恩過程中，我也思索這個問題，還向別人討教。歸納起來，是否有以下幾點：
一，這些學者、科學家絕非一人東渡，獨自飄零。他們要帶上一大家人；要帶上半輩子積累的書籍、資料；要帶上所有的家私；要帶上舍不得丟棄的零零碎碎。一句話，奔赴台灣就意味著連根拔起，永不回頭。而不傷一枝一葉地“移栽”至台灣，需要一大筆錢，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人力和幫手的，需要埋葬許多珍貴的感情，需要扭轉許多習慣，需要割斷許多良好的關係……還有永遠帶不走氏族血脈、鄉土老宅、飲食口味、興趣愛好，以及長滿青草的祖墳。遠非兩張機票，一走了之那麽簡單。這些嚴峻冷酷而又極其現實的問題，是阻止遠行的力量。這種力量之大、之細、之深，可以壓倒一個簡單的政治判斷。
二，這些學者、教授、科學家對問題的思考，大多不屬於政治性思維，也就是說基本上不是從政治上的“左”和“右”，來選擇自己的未來。他們一心牽掛和始終惦記的隻是學術，學問，學科，專業和技術。在大陸幾十年、或研究或執教，都累積起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精神資源。如，有較好的研究環境（大學或研究機構），有館藏豐富的圖書館，有設備比較完善的實驗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長補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學生，有廣泛的社會聯係。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說不上呼風喚雨，也算得如魚得水，而漂泊至孤島，則一切從零開始。兩廂對比，孰輕孰重？無須細算，任何一個以專業立足，以學問為本的人，心裏都很清楚。記得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員曾對我說，自己看過一些知名專家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的信劄，當其得知先期抵達台北的同事幾家人都擠住在大大的倉庫，每家僅以鐵絲布簾相隔的情況，頓時全身涼透。心想：到了那邊，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樣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則擔心一次永不回頭的遠行，自己的身體恐怕就吃不消……諸如此類，切切實實的問題都明明白白地擺在麵前，而每一個問題的分量都關乎他們的畢生事業，每一個問題都超過了判斷“左”與“右”。
三，這三嘛，就涉及到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時政、對中共的認識了。馮友蘭、湯用彤等人講過：他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覺得國民黨非常腐敗，跟它走沒有希望；對共產黨則完全不了解。說句老實話，在韓戰爆發以前，沒有幾個人認為蔣氏政權在台灣能長久維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點，毛澤東自會把它幹掉，就連美國白宮亦有所估計和準備。抗戰結束後，很多知識分子並不看好蔣氏統治，已是眾叛親離，行將土崩瓦解。包括儲安平在內，不認同共產黨，但更不滿於國民黨，他說：“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汙（指幣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汙。”儲安平以“拆爛汙”心態對待國民黨，這句名言也最終導致《觀察》被查封。潰敗的國民政府並非像現在一些人說的那麽好。
至於對中共的認識，我想引用李宗恩寫給（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報告裏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不能忽視包括北平在內的中國北方政治格局的改變。如果這種改變成為現實，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麵會有不受政治影響的一定自由度，雖然其重點可能有所改變。這個重點可能會在犧牲教育的標準和科學的基礎上轉向社會方麵……”（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 it is still 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 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 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 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 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tandard.”)
也就是說，在1949年前後，這些接受良好教育、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路線方針和政策有所估計，估計會不同於國民黨，但也僅僅是“有所改變”罷了。誰也沒有意識到隨後到來的是一種翻天覆地的巨變，更想不到登台後的毛澤東會那樣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說到這裏，不由得想起父親和羅隆基在家裏說的一段話：“我曾經是共產黨，對共產黨、毛澤東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們的一套。但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個黨是那樣地差，人是那樣地壞。”這話是說在土改，肅反，肅胡，反右，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即使砍了他們的頭，也想不到還有一個“文革”。而在1949年前後，大家都在熱烈期待一個不同於國民黨的新政權。所以，陳寅恪選擇了廣州，不奔赴台灣，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選擇了協和，因為台灣沒有協和，協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搞出右派一批後， 還沒夠， 幹脆瞎搞生產了， 三麵紅旗弄出三年“自然災害”（虧得隻有三麵， 若是個十麵八麵的， 豈不是自然還得多災害幾年？？）， 造成大家餓肚子，此刻尚算沒有虧待不是右派的工程師.
待到1966年， 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了， 整個連鍋一起端了， 全國的高級工程師沒挨整的不會超過0.01%, 並且除上海北京之外的商品供應， 不是小壞事大壞了。
直改開後， 這批人才又算是人了。
到底他們後不後悔？ 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