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十分認同作家柳青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回顧我的人生軌跡，1978年考取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無疑是一個緊要之處。如果沒有考研，我便不可能從事鍾愛的科學研究，從而為科學殿堂添上一兩塊磚瓦；我和家人便不可能走出窮鄉僻壤，更不可能來到美國。正因為考研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使得年過七旬的我，仍然記得近四十年前人生轉捩點的難忘往事。
1977年我在江蘇濱海縣一個隻有四、五十人的小化工廠任技術員。10月17日，廠裏派我到南京辦事。那些年我經常出差，住過不同旅社。然而這一次，我卻說不上為什麽，鬼使神差般來到母校南京大學的招待所求宿。那幾天，我尋訪校園裏留下過我足跡之處，聽著南園響起熟悉的樂曲，看著學生們跑步做操，目送他們背著書包到北園上課。在這樣的氛圍中，我不禁想起就在不太遠的10年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員，那是多麽朝氣蓬勃、令人回味的生活！
多年後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投宿母校，潛意識裏是由於回憶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大學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的大學生活是在南大度過的（1963 - 1968）。雖然五年中有整整兩年被文革空耗，但是比起1977年時的現實還是美好許多。我在1977年的處境用兩個字便可概括：無望。首先是事業無望：守著個1930年代落後的蘇聯化工產品，生產過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為技術員卻所用非所學的我終日擔驚受怕。再者是前途無望：生活在有江蘇西伯利亞之稱的濱海，條件之差自不待言。如果說自己這輩子注定要耗在那裏，隻能認命；難道孩子們也不得不在這窮鄉僻壤度過一生？再次身處母校，不由得泛起對往昔歲月的懷念；對照無望的現狀，失落感無以複加。
1977年10月22日是我的命運開始改變的第一天。我途經《新華日報》社，習慣性地停下來讀報。那時報紙隻有四個版麵，我卻足足看了一個小時。因為頭版的一則消息，讓我眼睛一亮，牢牢吸引了我。這條消息開宗明義指出，被文革中斷了整整12年的研究生招生，將於1978年恢複；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單位推薦、文化考試、擇優錄取”。報社的閱報欄，相同的報紙貼了七、八份，沿著圍牆一字兒排開。我看完第一份，接著看第二份、第三份，讀的都是這篇文章，等讀完最後一份，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來了。這條消息隻有二、三百字，卻讓我振奮不已：改變無望現狀的機會終於來了！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這一天嗎？對於我這樣既無後台、又無門路的寒門知識分子來說，這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時？
我決心考研是為了改變無望的現狀；而妻子顧慮的，卻是改變現狀帶來的困難。那時我們剛結束兩年的縣內兩地分居，如果考取研究生，勢必再次分居，而且距離更遠、時間更長。所幸妻子終於理解了我，她說：“如果不讓你考，你會後悔一輩子的，你就去考吧！”我考取研究生後，妻子的擔憂竟不幸而言中：我們一家分居三地達七年之久，遭遇了許許多多困難。那個年代很多研究生為了實現人生追求，付出了種種代價，兩地分居就是其中之一。直到1985年，胡耀邦總書記指示解決中級知識分子的兩地分居問題，我們一家才得以在上海團聚；我們因此一直感謝這位人性化的領導人。
我把報考的想法告訴廠長，他的第一反應是驚訝：“書讀到大學不就到頂了嗎？怎麽又冒出個研究生要讀？”等他明白過來，第二個反應就是不同意，理由是“工作需要”。好在報紙上講“各單位要從國家需要的全局出發，主動推薦和積極支持選拔工作”，廠長隻得同意我報考。我考取研究生後兩年，工廠倒閉了，廠長鬱悶去世。我知道他不情願放我，可又不忍心耽誤年輕人的前途，因而作出了違心的決定。我因此一直念著他的好，願他在天堂不鬱悶，天堂裏的工廠是不會倒閉的。
經過仔細斟酌，我決定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廠沒給複習假期，我必須照常上班，而且是非常疲勞的三班倒，下了班還要開會與政治學習。我每天用於複習的整段時間隻有2小時，離初試6個月，滿打滿算360小時。考試科目5門，平均每門隻攤到70小時，僅僅靠70個小時要考得出類拔萃幾乎不可能。於是我摸索出行之有效的複習方法，即“通讀 - 理解 - 提煉 - 記憶”，關鍵是製作了一千多張卡片。這樣我就能充分利用零星時間，無論會前、走路，還是排隊、如廁，都掏出卡片複習。哪怕隻有5分鍾，也能複習2張卡片。我把每張卡片複習了2遍，重要的更複習了5遍，從而對幾門課程了然於心。
1978年5月5日早晨，妻子送我參加初試。全縣近30人報考，都是三十歲出頭的老大學生。上午和下午各考一門，共兩天半。成語說“胸有成竹”，我的胸中有一千多張卡片支撐，所以並不感到多難。6月底我接到生理所的複試通知，半年的努力終於沒白費！不過我隻高興了半天；因為行百裏者半九十，複試通不過還是等於零。7月15日，我來到心目中的科學聖地上海生理所。參加複試有近50人，不但來自天南地北，而且來自各行各業，居然還有京劇團的，這是那時考研的獨特風景線。我原以為報考的專業是冷門，沒想到非但不冷，而且大熱：招收1人竟有32人報考。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錄取率未免太低了！幸虧我已拚進複試，隻需同另外兩位再作競爭。複試除了筆試，還增加了口試。有一千多張卡片作後盾，我感覺考得不錯。複試結束，生理所要我們回去，也不說何時發榜。我就這樣忐忑不安地離開，竟沒有出於禮貌向報考的導師道別。其實我並非沒想到，而是生怕弄巧成拙。那個年代的師生關係真是簡單，沒有請托、沒有關說、更沒有送禮，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我的報考，廠裏從上到下都認為是不自量力。他們覺得我離開學校10年，功課忘得差不多了，要在半年裏補起來，如同天方夜譚。他們的態度是“讓他去考，考砸了就死心塌地了”。朋友們則替我捏了把汗，勸我退考，說考不上白白丟了臉麵。然而從領導到工人都沒有想到，我不但破釜沉舟鐵了心報考，居然還拚進複試，離錄取隻一步之遙。於是極個別因羨慕嫉妒而生恨意的人，在關鍵時刻搞起了小動作。
8月下旬，生理所接到一封濱海來信，反映我的家庭出身問題。這要從我父親說起，他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先後在大連醫學院和遼寧中醫學院任教。文革中父親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批鬥、坐“噴氣式”，受盡折磨。1978年時文革雖已結束，社會上仍彌漫著寧“左”勿右思潮。家庭出身問題的殺傷力不亞於炸彈，單憑這一封信，我的考研夢就可能破滅。
然而寫信者沒想到，一封公函緊接著也寄到生理所，這與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有關。8月底，遼寧中醫學院給父親平反，他的本人成分定為革命幹部，我的家庭出身隨之由“黑五類”變為“紅五類”，而且是“響當當”的革命幹部。這實在令我啼笑皆非：同一個我，昨天是麻雀，今天竟然成了鳳凰。領導問我父親，此事要告知哪些單位？父親說要告知濱海某廠，不過他多了個心眼，還要求告知生理所。領導不解：“你兒子又不在那裏工作，為什麽要發函？”父親說：“他正處在考研關鍵時刻，可能會有幫助。”領導答應了，第二天就把公函發出。
我的成績不錯，導師也傾向錄取我，然而那封負麵信件畢竟足以一票否決。就在這關鍵時刻，遼寧中醫學院的公函寄到，明確指出我的“家庭出身應為革命幹部”。公函與信件大PK，勝負立判：公函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最新結論，而負麵信件則是陳穀子爛芝麻的舊賬。不過現在想想，我還是後怕：如果讓負麵信件搶先發威，錄取名單很可能沒有我，到那時遼寧中醫學院的公函寄到也無濟於事了。上演這麽一幕，恐怕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這暗中發生的一切，我是後來才曉得的，當時是懵懂不知。在等待發榜的那些天裏，我度日如年，這滋味與被告等待宣判差不多。直到9月中旬，我終於等到蓋著中國科學院鮮紅大印的錄取通知，激動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終於回到媽媽懷抱。1978年全國共有63500名考生參加初試，四個月後塵埃落定，10708人考取第一屆研究生，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時至今日，考研已算不得稀罕事；2012年招收研究生52萬人，是1978年的50倍。不過由於過度擴招，研究生的水平普遍下降，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貶值。
我能考取研究生，是與國家形勢分不開的。如果不是毛澤東死後文革結束，招收研究生就無從談起。如果不是廢除了極“左”招生辦法，我也不可能考取。在1978年這個人生緊要處，我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還得到許多好心人的幫助。無論他們的幫助是大還是小、是直接還是間接、是有形還是無形、是有意而為還是無意為之，我都永遠在心底感激他們。
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離開濱海去上海生理所報到。當太陽躍上地平線、灑下第一抹曙光之際，我再次凝神注視這片為之揮灑了10年青春歲月的土地。就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生命中長長的無望的一頁翻過去了，嶄新的充滿希望的一頁正在展開。我終於在人生道路上實現了一次重要的向上轉折，能夠一圓自己的科學研究之夢了。不過在那一刻，我並不知道，人生中另一次重要的向上轉折正在遠處召喚：1990年9月15日，我將遠赴哥倫比亞大學，一圓自己的美國之夢。
濱海離我老家不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