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位於上海嶽陽路320號）
1978年10月，包括我在內的15名學子，有幸考進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成為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進所時我師從沈鍔先生與張瑾老師；之後由於研究室組調整，改為師從馮德培先生與張瑾老師。
招收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當時對於生理所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文革浩劫，生理所己有十多年沒有新進研究人員，人才青黃不接。這次招收的15名研究生，是從超過300名考生裏拔尖出來的。以我就讀的神經化學專業為例，招收一人，竟有32人報考。因此，馮德培所長等老一輩科學家們對我們寄托了極大的希望，每位導師招收的研究生很少，多數是一對一的言傳身教。
考入生理所，對於我們這批研究生而言，更是從此改變了人生方向。我們中許多人是文革初期的大學畢業生，不得不去農村勞動鍛煉，從事與專業不符的工作，蹉跎了寶貴青春年華。文革浩劫結束後，我在報紙上看到恢複研究生招生的消息，頓時感到心跳加速：從事科學研究，這不是自己的夙願嗎？現在終於有可能實現了！經過近一年的努力，通過初試和複試的嚴格篩選，我考進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可以邁進嶽陽路320號大樓這個向往的科學聖地了。因此，當我接到蓋有中國科學院鮮紅大印的錄取通知書，內心激動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終於回到媽媽的懷抱。
正因為被文革耽誤了12年，我們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每個同學都加倍努力，要把損失的時間補回來。在我的日曆上沒有星期日，隻有星期七。在導師指導下，我在研究生期間，就在《生理學報》和《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發表了論文，標誌著自己成為科研隊伍中的一員。
我們15名同學，除一人中途退學，14人於1981年通過答辯，成為文革後第一批理學碩士。其中3位同學隨二室分出，成為腦所研究生，然而大家在情感上還是生理所的同窗。畢業之後，有的留所，有的回原單位，有的另謀工作；大家就此別過，各奔東西南北。
毋庸諱言，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存在著局限性，後來因種種原因都離開了，並未在生理所曆史上留下濃重痕跡。我們被文革糟蹋了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研究生畢業時已經35歲甚至近40歲，起步太晚，錯過了創造性研究的黃金年齡段。我們中的多數人成家有了子女；有的存在兩地分居與住房困難，在當時的情況下極難解決。凡此種種，都不利於聚精會神投入科學研究。於是，當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考進生理所後，比他們年長十幾歲的我們，就難以避免地被邊緣化，先後離開了生理所。
然而正如古諺所雲，當一扇門關閉時，必有一扇窗為之打開。在後來的歲月裏，我們中的多數同學不約而同，先後來到美國深造，各自開辟事業的第二春，並定居在美國。如今我們中的多數人已經退休，與1979級的研究生一起組織了微信群，起名為“生理所老研究生群”。大家在微信裏交流，回憶在生理所的難忘歲月，共敘當年的同窗之誼。
如今，當我知道老同事們紀念馮德培先生誕辰110周年，再次激起自己對馮先生和生理所的感激懷念之情，在此寫下對這段難忘歲月的片斷回憶。
馮先生的文獻卡片
馮德培先生
來生理所之初，馮德培等老科學家就諄諄教導我們，要做到兩個“勤泡”：勤泡圖書館與勤泡實驗室。後一個勤泡不難理解，可為什麽要勤泡圖書館，開始時我確實體會不深。
不久張瑾老師指定我研究一個小課題，要我寫開題報告，內容包括：為什麽做此課題？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還有哪些未解決的問題？準備如何解決？她對我說，第一步要查前人的工作。來到圖書館，麵對滿坑滿穀的書籍與雜誌，我不禁傻了眼。需要的文獻在哪裏？怎樣把它們找出來？
張瑾老師見我不知從哪裏入手，就從她的文獻卡片盒裏找出幾張給我。卡片是用硬紙做的，約手掌般大，正反兩麵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每張卡片代表一篇論文，寫著論文題目、作者姓名與單位、發表雜誌的年份卷數與頁碼。最重要的是卡片記著論文的摘要、方法與結果。依靠這幾張卡片，我在圖書館查到原文；再依據原文所列的參考文獻，我順藤摸瓜查到了更多前人的論文。
至此我才理解，為什麽老一輩科學家要求我們把查找文獻與製作卡片作為基本功。要掌握課題的最新進展和過往研究，都必須勤泡圖書館。那時複印機很罕見，找到了文獻也難以複製；唯一辦法就是製作文獻卡片，以備隨時查看。
科學家們都有文獻卡片盒，這仿佛是他們的萬寶全書。我去請教問題，他們總能從卡片盒裏拿出幾張相關的卡片。我發現科學家擁有文獻卡片的數量與其資曆大致相當。像我們這批菜鳥研究生，畢業時不過積累了百餘張文獻卡片，連一個卡片盒都放不滿。有了幾年資曆的助理研究員，辦公桌上多半放著兩三個卡片盒。有二十多年資曆的副研究員，大約有十來個卡片盒，辦公桌放不下，得另放一張桌子。有三、四十年資曆的研究員，則有專門放文獻卡片盒的架子。我印象最深的是馮德培先生的文獻卡片。馮先生自1930年代起就從事科學研究，在他的辦公室裏，五、六個架子沿牆一字兒排開，每個架子有不下三十個卡片盒。我不禁想，他老先生總共做過多少文獻卡片？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吧？這就是知識的積累、這就是研究的資曆、這就是做學問的本錢。製作這麽多文獻卡片，馮先生幾十年來在圖書館裏泡了多少時間？看到這些文獻架，我發自內心地對老一輩科學家肅然起敬。
進入21世紀，文獻檢索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如今要查找某個課題的文獻，隻需用電腦在學術網站輸入此課題的關鍵詞，不消十秒鍾，成百上千篇文獻便一網打盡。再花點時間篩選，感興趣的文獻便一覽無遺。想看摘要或全文悉聽尊便；想看紙質版論文，可以打印出來；想要留存，則可儲於電腦，再不必費時費力製作文獻卡片了。現如今科學家不但可以在辦公室、而且可以在家裏查閱文獻，不必三天兩頭往圖書館跑了，省下時間就可以勤泡實驗室了。
由此我想到，隨著馮德培等老一輩科學家退出科研舞台，他們一生積累的文獻卡片如今安在哉？陪伴他們幾十年的文獻卡片還會被後輩珍惜嗎？說不定已經被當做無用雜物處理掉了也未可知。想到這裏，我不禁有些傷感。文獻卡片連同盛載它們的卡片盒雖已過時，畢竟是科研史上的標誌性物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開設科學研究發展史博物館，這文獻卡片與卡片盒，是應該陳列其中的。
馮先生傳授的科研之道
1979年生理所要晉升一批高級職稱，粥少僧多，競爭相當激烈。所裏決定舉行科研成果報告會，讓申請者登台亮相，時間限定每人20分鍾。此舉在當時頗有石破天驚的意味，吸引了全所科研人員和我們研究生來旁聽。報告會在三樓會議室舉行，原定半天，但是一個小時後就被馮德培先生宣布暫停。上台的三位申請者無一例外，先是報告自己共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然後就逐一簡述每篇論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結果。講述未完時間已到，就被請下了台。他們抱怨道：20分鍾要講十多篇論文，無論如何也來不及的呀！
馮德培先生站起來說：“報告研究成果不等於報流水帳，不能僅僅羅列已發表的論文，而是要把這些論文捏合起來，從中提煉出精華，即自己對本門學科做出的獨創貢獻。”當年的申請者們，雖然也有20年左右的科研經曆，但那時強調科研為政治服務，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且方向多變，研究隻得跟著變。發表的十多篇論文猶如一盤散砂，支離破碎，哪裏捏合得起來，如何提煉得出精華來？
馮先生的教導讓我認識到，每位科學家都希望在科學上多做貢獻，然而這不能僅以論文數量來衡量。隻有從自己的論文中提煉出能被後人長久記住的東西，才算得上真正的貢獻。由此看來，報告成果其實用不了20分鍾。越是傑出的科學家，報告成果就越簡短精煉，因為他們的成果早已為世人公認。假設讓愛因斯坦來陳述研究成果，他隻消說：“我建立了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發展了量子統計學。”這就足夠了，哪裏用得著長篇大論？
後來我又聽過另一位老科學家徐科先生的一番話。他說：科學研究與下圍棋有共通之處，每做一項研究、每發表一篇論文好比是下一顆棋子。單就一顆棋子而言，往往很難講有多麽重要。但是整盤圍棋下得好不好，就要看這一步步棋，到最後能不能構成一個好局麵。
馮先生與徐先生的講的道理，啟示我要重視科研的戰略。要使自己的研究構成一個好局麵，各個單項研究之間必須具備有機聯係。東敲一榔頭、西打一棒子的研究，看似忙忙碌碌，論文也發表了不少，卻難以提煉出有價值的、能為後人長久記住的東西。馮先生與徐先生的教導讓我受用終身。
感恩生理所保護年輕學子
江連海同學是生理所在文革後第三屆研究生，隻招了他一人，師從沈鍔先生。江連海來自皖南山區，個子不高，臉龐透著淳樸。他不但學習努力，還關心國事，且大膽敢言。1983年時，沈鍔先生派他到北京學習一項技術。當時的最高掌權者，提出領導幹部不搞職務終身製；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隨即表示支持他退休。其實最高掌權者並不想退，而是要那些與他意見相左的元老交出權力。胡耀邦會錯了意，由此埋下日後被廢黜的禍根。江連海乃毛頭小子一個，哪裏知道高層內幕，卻快人快語地在北京公開場合說，“要這個退要那個退，其實最應該退下來的就是他自己。”當時極左派正掀起“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江連海此言引起有關方麵注意，讓生理所派人將他領回。
如何處置江連海，頗讓所領導與導師費心。如果往大裏整，處分甚至開除都是可能的；但這顯然不得人心。反之如果不加處理，也不好向上交代。斟酌的結果是：認定江連海精神輕微不正常，休學一年回家養病。其實江連海何錯之有？領導也是心知肚明，出於對江君的保護，把可大可小之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年後江連海複學，直至順利畢業。
後來江連海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工作與定居。可惜的是，他因罹患肺癌於2005年去世，年僅五十歲出頭。江連海生前曾對我講述這段經曆，表達對生理所的感激之情。我在這裏提及此事，也是替江連海還了他的心願。
以馮先生為榜樣，做正直的科學家
1980年代，中國大陸掀起了“特異功能”的浪潮，“耳朵認字”、“腋窩認字”乃至“屁股認字”等貨色泛濫，科學界竟有些頭麵人物為之搖旗呐喊。以馮德培先生為代表的生理所科學家，對這些騙人把戲嗤之以鼻。有些人想帶“特異功能者”到生理所來表演“耳朵認字”，因為他們知道生理所在中國生理學界的權威地位，隻要他們的把戲在生理所未被戳穿，那就是他們吹牛的最大本錢。當時我親耳聽到馮先生高聲地說：“好啊，讓他們來啊，我等著他們！”為此，有的實驗室（我記得是周長福實驗室）特地準備了不易被偷拆偷看的密封字條，就等著這些人來現醜。可能是知道我們已有所準備，這些人一直沒敢到生理所來。
後來，這股特異功能歪風越刮越盛，竟發展到專業人士鼓吹“超距離外氣功”，說在廣州發出氣功外氣，可以改變2000公裏外北京清華大學裏某支試管內物質的分子結構，而與此試管相隔100米的另一支試管內的物質，則完全沒有改變。他們發表了一係列論文，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教授陸祖蔭與大名鼎鼎的“氣功大師”嚴新。作為生理所文革後的第一批碩士，我基於科學良知，感到不能對這股偽科學逆流熟視無睹。我寫了一篇批駁文章，題為《“超距氣功”當真是物質性的嗎？》，投寄給連篇累牘發表“超距氣功”論文的上海《自然雜誌》，希望引起嚴肅的科學討論。不料該刊既不刊登我的文章，也不告知不刊登，更不告知不刊登的理由。後來我忙於聯係留學，這篇文章就無疾而終。
1995年時，已在美國的我接到生理所於宗翰先生的來信，告知有本名為《神功內幕》的書，裏麵有一章專門介紹我對“超距氣功”的批判。看了複印件，我才明白原來就是依據那篇被上海《自然雜誌》槍斃的文章改寫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明白了1980年代這股偽科學逆流的內幕。某些科學界大佬迎合一些老革命家想通過氣功延年益壽的願望，為其推波助瀾，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的錢學森先生，看了陸祖蔭“超距氣功”論文，既不組織客觀公正的鑒定，也不征求生理學家的意見，就表態支持。他在對陸祖蔭與嚴新論文的審稿意見中寫道：“此稿內容為世界首創，確實無可辨駁地證明了人體可以不接觸物質而影響物質，改變其分子性狀。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應立即發表，及時向世界宣告中國人的成就”。我當時以為陸祖蔭等人鼓吹“超距氣功”，隻是他們的個人行為，根本不知道他們有錢學森撐腰。就《自然雜誌》而言，既然錢學森定調“超距氣功”是“世界首創”、“前所未有“、“無可辨駁”，恐怕再借幾個膽給該刊，也不敢就“超距氣功”的真偽開展嚴肅的科學討論。好在如今“超距氣功”的真相應該已經大白。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為在生理所期間，我耳聞目睹了馮德培先生是如何堅持真理的。他的一句“好啊，讓他們來啊，我等著他們”，說得正氣凜然，讓我立誌做一個正直的科學家，自己絕不造假，也不容他人造假。
惋惜生理所的消失
2000年時，我們這些離所已久的老研究生，在美國聽到了生理所被撤銷的消息。身處海外的我們，對此事的內情不得而知，對中科院高層的這一決定無緣置喙。但是我想指出，撤銷生理所對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是個不智之舉。自然科學包含了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一級學科。每門一級學科包含了若幹二級學科，例如生物學就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微生物學、神經生物學、遺傳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等。在中國科學院的編製中，每門二級學科都設置有相應的研究所，這是合理的安排。現在生理研究所被撤銷，使得生理學這門重要的二級學科在中科院編製中缺失。同時，生理學作為二級學科，包括了20個三級學科，如心血管生理學、呼吸生理學、消化生理學、泌尿生理學、內分泌生理學等。生理所被撤銷，使得中科院對這些三級學科的研究一並缺失。因此生理所的被撤銷，不能不說是中國科學的重大損失。
如今，每當我回到中國大陸作學術演講或探親訪友，我必定重訪嶽陽路320號大院這個年輕時的科學聖地。生理所大樓依舊聳立，然而卻人去樓空、物是人非。生理所不複存在，當年熟悉的前輩與同學早已星散。此情此景，使我心底不由得泛起悲涼之情。我隻能繞著生理所大樓默默地轉幾圈，然後在馮德培先生的銅像前，深深地鞠上一躬。
我十分認同作家柳青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1978年考取生理所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無疑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緊要之處。這是因為考取研究生，我才能夠從事自己鍾愛的科學研究，從而在後來為科學殿堂添上一兩塊磚瓦。這是因為考進生理所，我才有機會學習如何從事科學研究、如何做正直的科學工作者。正因為在生理所的這段經曆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當年許多場景依然曆曆在目；使得年逾古稀的我，得以在馮德培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寫下這篇回憶文字，表達對馮先生和生理所深切的感恩與懷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