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各位領導、各位親朋好友：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我的弟弟，對各位前來參加我父親王鍾明教授的葬禮，表示衷心的感謝。我父親在病重住院期間，得到遼寧中醫學院領導和同事們的多方關心和照顧。他去世後，有關領導特別是老幹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放棄了周末休息，同我們一起料理他的喪事。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父親的喪事是難以料理得這樣妥善的。在此，我向各位表示我們家屬的誠摯謝意。
今天，我們在這裏悼念我的父親王鍾明教授，我想也應當同時提及我的母親宋繼美教授，雖然她已在十年前去世。我的父母親一起參加了遼寧中醫學院的創建，我當時還小，但是我仍然清楚記得1958年在老北關，學院才成立時的情景：沒有水、沒有電，連廁所都沒有。我也清楚記得三年大饑荒期間，在老學院的那些艱苦日子。我的父親和母親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與創建學院的元老們一起，為遼寧中醫學院的創立和隨後的發展，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們培養了成千的學生，分布在祖國各地。遼寧中醫學院不少現任領導，就是他們的學生。我想，這是對我父親和母親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
盡管我的父親和母親為祖國的教育事業貢獻了全部精力，但他們在生前卻遭受了許多不公正待遇。我們作為他們的親屬，心情至今難以平複。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宋繼美教授患有嚴重的心髒病，仍被迫參加所謂的政治野營，跋涉千裏，備受摧殘。王鍾明教授有高度近視，加上體力不支，夜間行軍時從下滿白雪的山路滑倒滾跌到山下，竟被扣上“畏罪潛逃”的罪名，被殘酷批鬥。他們生前由於種種原因，有許多話不敢說或不便說。我作為他們的兒子，今天在這裏，應當替他們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我想，他們在生前受到的這種種不公正待遇，其實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遭遇，而是他們那一代老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我今天說這些，並不是要把責任全部歸於某一級組織或某些個人，這實際上是由整個社會製度決定的。我希望我的父親母親遭遇的悲劇，再也不要在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重演。
在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後，我的弟弟不久就要離開沈陽，我也要再一次離開中國。但是不管走到哪裏，我們都會永遠記得遼寧中醫學院的校園，因為這是我們的父母親工作了大半生的地方。他們把自己的歡樂與痛苦，把自己的汗水與淚水，把自己的愛與恨，一起永遠地留在了這個校園裏。我衷心希望遼寧中醫學院能越辦越好，祝願我的祖國能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裏成為民主、自由和富強的國家，也祝願我的同胞們能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裏享有民主、自由和富裕的生活。
在結束我的簡短講話之前，我再一次對在座的各位，表示我們家屬的深切謝意。謝謝大家！
2017年9月追記
這是我在父親葬禮後的即席發言，幾天後根據記憶寫成。按照常理，家屬的悼詞應當安排在追悼會上，為何我的發言在葬禮之後？這就有必要對當時的情況作簡要回顧。
1997年9月12日，我在荷蘭瓦格寧根大學完成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9月16日，我得知父親患腦血管疾病病危，心急如焚，立即由荷蘭經韓國回沈陽。因路途遙遠，未及見到父親最後一麵。當我乘坐的飛機還在俄羅斯西伯利亞上空飛行時，父親已於9月17日故世，終年72歲。之後的幾天裏，我五內俱焚，父親坎坷的一生如同電影，在我腦海裏反複回放。他的人生道路之所以如此坎坷，極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社會製度。我知道父親有許許多多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如今父親故去了，我必須在這最後的機會裏有所表達。
在與遼寧中醫學院討論該院起草的訃告時，我堅持把“王鍾明同誌”改為“王鍾明教授”，堅持把“忠誠黨的教育事業” 和“為黨培養了大批醫學人才”，改為“忠誠祖國的教育事業”和“為祖國培養了大批醫學人才”。雖然隻是個別詞語的改動，含義卻不言自明。我還堅持加上父親“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語句，因為我知道這是父親一生中，他自己最為珍視的一段。在我的堅持下，訃告最後以我的修改稿發布。
父親的葬禮於9月23日舉行，遼寧中醫學院方麵告知，依據新規定，隻發訃告和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也不致悼詞。父親的遺體火化後，我們家屬按習俗在遼寧中醫學院旁邊一家飯店設便宴，招待參加葬禮的父親的同事們和朋友們，共約60-70人。便宴開始前有一段短短的等待時間，我意識到這是為父親說幾句話的最後機會，於是站起來作了上麵這篇約一千字的致辭。由於時間與場合的限製，我不可能把話題展開，隻能點到為止。便宴結束後，父親的一位老同事對我說：“你講得很好，言簡意賅，我們都聽懂了。”我回答：“謝謝。這其實是我父親想說而未能說的話。”
近日整理舊物，翻出了這篇文章，收錄於此，作為對父親逝世20周年的紀念。是以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