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羅建波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中國外交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法學博士。原標題|中央黨校教授警告：中國的敵人或許是中國自己
【摘要】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召開，一些人似乎走得更遠，開始醉夢於中國的“世界領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揚言中國已經成為“救世主”。無論是在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還是在北京雁棲湖畔，外國政要逐一走過長達50米的紅地毯與中國領導人握手的場景，也讓我們很多人感到興奮不已。國人“早熟”但卻“不成熟”的大國心態，似乎還在快速膨脹。
中國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經圓滿落下帷幕。自近代以來，由中國發起倡議並得到如此廣泛的國際關注，的確尚屬首次。中國人有理由感到振奮和自豪。但是，國內媒體和學者鋪天蓋地的頌揚，以及網絡上表達出的某種自負情緒，卻讓人深感憂慮。
還記得2016年杭州20國集團(G20)峰會召開之際，無論官方還是學者，都聲稱中國為久病不愈的全球經濟開出了一副標本兼治的“藥方”。大有眾人皆醉我獨醒、各國皆衰我獨興的架勢。
而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召開，一些人似乎走得更遠，開始醉夢於中國的“世界領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揚言中國已經成為“救世主”。
無論是在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還是在北京雁棲湖畔，外國政要逐一走過長達50米的紅地毯與中國領導人握手的場景，也讓我們很多人感到興奮不已。國人“早熟”但卻“不成熟”的大國心態，似乎還在快速膨脹。
這種不成熟的大國心態，不隻是表現為在發展上“超英趕美”式的大躍進以及對自身發展成就的某種盲目樂觀和自滿，也體現在遇到外交不愉快甚或外交挫折之後，短期內急劇爆發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近乎狂熱的排外情緒，以及對某些中小國家表現出的不屑、輕視和某種居高臨下的教訓口吻。其實，這種表麵的自負恰恰反映了國人自信心的不足和大國心態的不成熟。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貶損中國自己，而意在說明，在全麵走向世界大國的進程中，中國人應該及時培育成熟、穩健的大國心態和大國胸襟。
中國人要自信地看到，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也天然是一個大國。即便是在中國國力不濟的年代，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也從未自視為小國、弱國。
中國人還要看到，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實現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需要，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責任心也是實現民族團結並激發國家發展潛力的基礎性前提。
因此，培育國人成熟的大國心態實為必要，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負。
我們不會健忘。就在幾年前，人們還在討論如何認識甚或踐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但如今，這一話題早已成為過去時。對於中國發展包括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曆史成就，很多人已經不滿足於“有所作為”或者“更加有所作為”，而是傾向於使用“奮發有為”。不過，筆者還是以為，我們仍然需要對自身發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何謂世界性大國？
世界大國，不僅僅隻有龐大的經濟和市場規模，也需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和知識生產能力，擁有相當的全球軍事存在和文化影響力，以及在重大國際體係中擁有顯著的話語權。
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自然十分重要，但同樣也需要在解決若幹重大全球性問題包括熱點難點問題上擁有重要影響力，在推動世界共識的形成乃至引領世界發展方向上發揮獨特作用。
中國正在具有越來越多的大國“存在”，但還缺乏全麵意義上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一些國外學者稱中國為“不完全的大國”（PartialPower），雖然很不中聽，但卻並非毫無道理。
準確認識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需要我們認真領會三個“沒有變”和三個“前所未有”的辯證關係。
“十八大”報告強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三個“沒有變”要求我們看到自身的不足，保持戰略定力和曆史耐心，三個“前所未有”則激勵我們保持樂觀自信，注重開拓進取，爭取更加積極有為。
中國尚未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尚未成為全麵意義上的世界大國，在此關鍵階段，繼續保持適度的“低調”對於實現國家發展的長遠目標有著顯見的意義。
當年“韜光養晦”的精髓之處，在於盡量避開世界主要矛盾的矛頭，避免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在當前時代，其實質是要求中國人始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努力解決好自身問題並集聚國家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同時積極運籌好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維護和延長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我們曾一再真誠地告誡美國人，帝國的衰落源於實力的過度伸張，但也要不斷提醒自己，對於尚未崛起的大國更是需要韜光養晦並積聚實力，20世紀德國、日本、蘇聯的魯莽和衝動就是失敗的典型案例。
如果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會發現，美國在大國崛起道路上曾體現出的淡定和從容或許值得我們學習。美國的經濟總量在1900年就超過了英國，但它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全麵接管世界領袖的接力棒。在20世紀美國遇到的幾次大危機當中，包括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1960年代的越南戰爭，美國都通過戰略的調整和收縮進而重振了國家實力。始於奧巴馬，經由特朗普顯著強化的“美式”韜光養晦，其實正是當前美國在麵臨一係列難題之後的又一次戰略調整。在當前美國更加關注國內發展並著力打造硬實力的今天，繼續強調“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維對中國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對外關係的角度，中國需要務實、穩健地推進對外戰略布局，包括時下熱議的“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項合作倡議，“一帶一路”無疑有助於推動中國複興和世界發展，堪稱當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諸如“戰略冒進”、“好大喜功”、“貪大求全”等隱憂。如果低調一點的話，我們完全可以把“一帶一路”視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次全麵升級，意在通過互聯互通、產能合作、人文交流來推動中國發展的轉型升級和中國全麵走出去，以及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但是，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有關專家的戰略解讀，極大賦予了“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色彩。中國政府的多次倡議，有關部門急於拿到“早期收獲”，特別是中巴經濟走廊不計成本地全力推進，難免不讓他人感到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上的迫不及待，有可能進一步坐實國際社會的種種疑慮。
作為一項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當然離不開政府的引導，但其主體應該是企業、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且基於充分協商、全麵評估基礎上循序漸進、審慎穩妥地予以推進。但是，“一帶一路”的實踐也存在一些無序和亂象，各部門、各地區、各行業都爭先恐後，搶灘掠地，忙著爭做“一帶一路”的橋頭堡和排頭兵。
中國在委內瑞拉等國巨額投資所陷入的困境，在緬甸、泰國、蘇丹等國投資所遇到的問題，以及中資企業在多個國家並不顯著的經營業績，其實早已敲下了警鍾。
從經濟層麵講，“一帶一路”的看點在於“走出去”，但難點在於“走回來”，也即實現資本的增值、回流以及經驗、技術的提升。
很多繁榮其實並不真實。僅舉一小例，這幾年，為配合有關部門的需要，中國多種古典書籍、治國理政的宏論以及學者的著述開始大規模地得到譯介並走出國門，其背後是大量的國家財力支持，而非真正的國際市場需要。這種喧囂和熱鬧並非基於市場邏輯，因而注定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麽?如果我們務實地把它定位為經濟合作平台和人文交流紐帶，其意義已經很重要，可做的工作已經很多。但如果我們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位為一個重大的“全球治理”平台，不僅要解決全球麵臨的發展赤字，還要解決更為複雜的全球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至少在目前階段，顯然願景過大，步伐過快，很可能給我們自己的責任也過多。所謂全球治理，簡單地講，就是協調強者，撫慰弱者，其核心是全球責任和義務的再分配。
中國在若幹重大地區衝突中能夠發揮什麽作用，在全球反恐進程中做出什麽樣的貢獻，在全球難民治理中分擔何種責任，在全球環境治理特別是自身環境治理中又有什麽承諾，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具體問題。如果我們隻是泛泛空談，或者給出具體承諾但卻很難兌現，勢必難以滿足世人不斷增長的期望，其結果反而會影響自身的國際信譽。
我們要看到，中國曆史上並沒有積累多少“走出去”的智慧和經驗。15世紀鄭和七下西洋，雖然宣示了國威，結交了友邦，甚至一度帶來萬國來朝之盛世景象，但這一耗時三十年之久的航海壯舉卻極大損耗了國力，此後戛然而止，在世界航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對中國的發展及海權意識的成長也影響甚微。
20世紀50、60年代新中國走向亞非拉地區，雖然外交成效顯著，但由於過於強調政治合作而忽視應有的經濟效益，隻算政治賬而不算經濟賬，因而在進入1980年代後也出現了政策上的極大調整。在今天中國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之後，我們麵臨再一次的大規模“走出去”，如何做到可持續發展，增進自身利益並兼顧各方關切，已經成為必須重視的大課題。“一帶一路”的推進，必須充分汲取曆史教訓。
中國人曆來懷抱“大同”願景和“天下”情懷，素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境界。同時，中國文化也講求“中庸之道”，注重內斂而自省，中國人也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甚至“己所欲之也慎施於人”的行事原則。心懷天下本身值得讚譽，但在對外關係中我們必須力求務實和穩重。
或許更加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努力解決好國內發展問題。中國過去幾十年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積累了許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和思考。國內學者大多在總結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之道，忙著闡釋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但我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樣的事實，迄今為止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麽是在發展過程中成功實現了政治轉型的國家(如韓國)，要麽是成功實現了良好治理的國家(如新加坡)。
在中國尚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時，國人切莫盲目樂觀自信，還需要認真、務實地思考並解決發展進程中麵臨的若幹挑戰和難題。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批駁所謂的“中國崩潰論”，也可以力求證明中國不是一個“脆弱的超級大國”(FragileSuperpower)，但冷靜想來，國內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矛盾、環境汙染，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緩慢和政治改革進程的異常艱難，都說明國內問題始終是中國必須予以重點關注、全力解決的重心之所在。
中國老百姓的願望大多很樸實，就是有更加和諧的社會、更加公正的秩序，更加幸福的生活。我們必須更加積極地回應並幫助他們實現這些願望，這是決定我們內政外交的基礎和前提。
想起平日裏年輕網民們熱議的話題：中國的敵人究竟是誰？是美國、日本，還是俄羅斯？
其實冷靜想來，它們或許都不是，中國的敵人是中國自己。
如果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民眾生活不斷改善，吏治變得更加清明，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環境變得更加美好，在此基礎上整體國力不斷增長，中國的國家形象必然會大為改善，在世界的聲望必將大幅增長，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終將會實現。對於這一天的到來，我充滿期待。
在召開一帶一路大會時，我正在北京。中國電視全部停播預定節目，所有頻道全都是一個畫麵：，外國政要逐一走過人大會堂長長的紅地毯與中國領導人握手。而紅地毯的另一頭，站著的可是習近平和彭麗媛。這位羅教授是有些膽量的，敢於說出習近平的政績一帶一路存在的實際的具體問題以及他在會晤外國領導人的可笑舉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