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名優秀空軍軍官的右派人生

165名優秀空軍軍官的右派人生(作者：王玉林)

 

反右運動是毛澤東領導下時間最長的大冤案。此前，他發動大家“大鳴、大放”，並承諾“說話是算數的”。叫大家一定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對幾百萬熱愛新中國的優秀兒女以言定罪，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為繼“胡風反革命集團”後又一國內大冤案，時間長達22年。

我本人於1951年7月入抗美援朝石家莊軍政幹校四大隊四中隊；195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選飛”到空軍；1958年整風時任飛行大隊黨支部委員領導小組長，被劃極右。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基石，是爭奪天下的槍杆子，當毛澤東坐上北京紫禁城的龍椅後，一夜間把數以萬計的指戰員、革命軍人打成了“右派分子”。僅原東北空軍司、政、後，空二軍、三軍高炮師、團、空一師、空六師、空十六廠、防空高炮輪訓大隊、空軍三航校、八航校、機務學校25野戰醫院、興城療養院、陸軍旅大守備二師……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青年軍官就有165人。後來這些人全被押送到錦州市前所果樹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時間長達20餘年。我當時是從北京炮兵第六師挑選去空軍當飛行員的，也未逃脫此一災難。這些青年軍官有三分之一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考驗，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參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165人中的王景華是戰鬥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處主任，楊駿棋是沈空第一次黨代會代表（1949年入黨的地下黨員）。另外，羅友橋、趙竹橋、餘凱成、張景岩、王衍周、朱爾剛、鄭全東、應成鏘等人都是北京大學、上海交大、複旦、聖•約翰大學、浙江大學的應屆大學生。他們本應出國深造，但為了“保衛祖國”而飛上藍天，沒有想到突然摔了下來，摔到社會的最底層，成為“賤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學6位大學生是初建人民空軍的骨幹力量。獲得過教學模範、功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的餘凱成，曾在北京現場操作表演給毛澤東及全國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代表觀看過。

除此，難友中不少人是政工幹部、飛行教員、大隊長、飛行員、地勤技術幹部、航空專業理論教員、主任、係主任；氣象、雷達、通訊場站工程師、技術員，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沒有經過中國人民解放軍事法院審判的情況下接到“判決書”的：開除軍籍、黨籍、團籍，剝奪軍銜，定為“右派分子”，降2-5級行政級別，長期勞動改造。定為“極右”的除“雙開”外，每月隻有18元的生活費，稱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我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隻保留“修理地球”的勞動權。大家帶著莫須有的罪名，背負著沉沉冤屈，在那貧瘠的山溝裏，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勞動改造”。這頂“右派帽子”緊箍咒，幾乎折磨了我們一輩子，超強的勞動負荷給很多人留下了終身的病根。20多年來被砸死、餓死、打死的不計其數，真叫“往事”不堪回首！

我們的難友中第一個上吊自殺的叫汪慶凱，是空一師飛行員。他就因在大鳴、大放中說“農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糧、定量不夠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種折磨才上吊自殺。此事引起農場黨委重視，並與汪慶凱的原飛行師聯係，就舉辦了一個名為“憶苦思甜”展覽會。把汪慶凱的英納格手表、綢緞被褥、軍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還有不知從哪裏找來的，說是以前汪慶凱與母親要飯當乞丐時的破筐、碗、罐，用作對比，借以說明汪是“忘本變質”的“反黨分子”。

展覽會講解員按照事先編好的“解說詞”調子，向全場工人、幹部、農民工、孤兒、右派們宣講：“汪慶凱自幼和母親討飯度日，共產黨、毛主席培養他當了飛行員，全部費用折合黃金147斤。他在整風中惡毒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農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過著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墮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殺威脅黨組織，自絕於人民，頑抗到底……”號召大家要憶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實實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這是我印象最深的內容。敢於直言的好漢，倒要脫胎換骨！這些人的鋼筋鐵骨恐怕難脫難換吧？提到那147斤黃金，我更有感觸，為了建立“家天下”的統治，又何惜這147斤黃金！黃金算什麽？這其實隻是“政治賬”！

我們這165人的命運與全國右派一樣，凡全國一有“政治運動”，都是打擊、鬥爭、批判、鎮壓的對象，從無安靜的日子，常常擔心還有沒有明天。

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違背馬克思理論，沒有民主和法治，總是“權大於法”，“黨大於法”，一把手說了算，至今沒有一個獨立的監督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行為的機製。

我們空軍這165名右派，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稱“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單位或戶口所在的城鎮，仍留在農場繼續“改造”，真正“改正”是1980年。所以我們這些人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這個運動荒唐不荒唐？

“改正”後恢複軍籍，但軍齡不是算到1979年，而是算到1957年，少算了22-23年（即右派雖然改正，但不承認軍齡）。工資恢複原劃右派前的軍銜級別，每人長一級工資。如果按當年“軍官服役條例”，我45歲就能當少將，“改正”時我44歲才是副連級幹部。還有，我們與地方不同的是，60年代初中央機關去北大荒的摘帽後，幾乎全回到原單位，而我們是軍隊，是“就地安置”，成了沒娘的孩子。

1957年中國到底抓了多少右派？中央公布數字是55萬，據揭密報導是3178470人，其中中右是1437562人，相當於55萬的6倍，若將受牽連的家屬子女全算上，是多少人受難啊！

反右鬥爭過去了60年，廣大受害人至今未得到任何補償，連扣發、減發的20餘年工資也不發還，更不要說人權、人格、尊嚴了！盡管我們幾十次幾百次的申訴上訴，但至今得不到解決，一些權力部門還對我們進行打壓，甚至監控和限製出境。

我們現在均是耄耋之年的老翁，不少人兒孫滿堂，身體健壯，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不少右派夫人們給了我們的鼓勵和信任。軍隊右派的夫人和全國右派夫人們一樣，她們毅然決然拋棄城市舒適的工作或幹部身份，陪著丈夫來改造，受盡磨難與屈辱。為什麽？她們說“我的丈夫不是右派”！有的是結婚當天，丈夫即被宣布為右派分子的，如苑耀辰的夫人，她幾十年來咬緊牙關，渡過了重重災難，永遠保持家庭的完整，才有了白頭偕老的幸福生活。

這些夫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胡仲夫人鮑文恕。她是安徽省合肥鮑氏家族的女兒，父、兄均在反右時被扣上右派帽子。她一直認為被打成了右派的人都是好人，胡仲是右派也是好人。我就是要嫁給右派！她非常堅強，戰友們非常崇敬她。正是這些巾幗英雄堅持正義，維護了丈夫的尊嚴，又長期分擔著丈夫的苦難，丈夫本人堅信自己不是右派分子，才活到了今天。“改正”後，我們很多人成了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師、省市先進個人，對人民無私地奉獻著一切。

現將幾位貢獻最突出者列名於後：

王景華廠長，多年來帶領工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對錦州市工業做出突出貢獻；

羅友橋，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在空軍部隊與趙竹橋、餘凱成、王衍周、應承鏘都是棟梁之材。空軍第八航校右派人最多。餘凱成改正後是大連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經國家批準，多次到日、德、美等國講學，博得很高榮譽。

張景岩，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國務院工作。改正後在中國法學會工作，現任機關黨委副書記。

鄭全東，沈空政治部宣傳幹部，改正後任沈陽飛機製造廠黨校校長。

苑耀辰，自幼多才多藝，改正後編寫地方誌和從事業餘寫作，在青島很有聲譽。

祝願“57”人夕陽照人間，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