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都說中國人素質差。其中壞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誰扶就訛誰；跳廣場舞擾民，對抗議聲不理不睬；上車逼人讓座，不讓就罵還敢動手。如今凶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爺爺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問：老人怎麽變壞了？有人答：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壞人變老了”是在說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這麽說過：“喝狼奶長大的”“紅衛兵一代”。
筆者就屬於這代人。此處不打算使勁辯白“我們沒那麽壞”。不管用，每個人都會從身邊的事實得出自己的結論。這裏隻想說說我們這代人的一些共同經曆。光說壞，也不能“隻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據與年齡相關連的經曆。有些經曆，時過境遷一去不返，後人再也得不到，這才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
如今，“壞人老了”的一代年紀高不過70餘（出生於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幾（出生不晚於1960年代）。再老的人屬於上一代，他們的記憶中還有“解放前”，而我們這代人卻“長在紅旗下”，從小“受黨的教育”。再年輕的呢，沒有文革的記憶。文革不光“觸及靈魂”，也塑造靈魂。沒有文革經曆，我們這代人不會是現在這樣子。
與其他人相比，我們的生活經曆“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國孩子有吃不飽肚子的，但絕大部分足吃足喝，還有許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營養過剩造成的。可我們童年時，除了內分泌失調的“病態胖子”，真胖子極少，因為極少有營養過剩的，連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饑荒”許多人餓死了，活著的也都饑腸轆轆，包括“皇帝腳下”的北京人，包括絕大部分幹部家庭。用王朔的話說：“都是苦孩子出身”。當年我們男孩幾乎個個都能“數排骨”，就是一條條肋骨清清楚楚。估計女孩也一樣，隻不過她們不光膀子，看不見而已。當年我們盼春節可比現在的孩子要強烈一百倍，而最大盼頭就是有好吃的。
盡管如此，我們當年毫無“吃苦倒黴”的感覺。如果周圍的人日子都過得差不多，你就感覺挺正常。雖然那時比現在窮多了，但是相當“平均”。更何況，我們還被告知是“長在蜜罐裏”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也曾經相信了。大人的話能不信麽，我們那時還是孩子。
我們這一代受的啟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說教學質量，論質量，城裏的學校和農村的學校能相差十萬八千裏。這個一致是指課堂上教給我們的政治觀念。其實，課堂內外，書籍報刊，電影廣播，所有我們聽到的都是“一種故事”。從小聽著這種故事長大，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很簡單：以1949年的“解放”為界，中國曆史劃分為舊社會和新社會。舊社會裏壞蛋掌權，欺壓剝削窮人，而新社會天翻地覆，共產黨領導好人打倒了壞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們的政治觀念就這麽簡單，又非常一致。就連許多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孩子也一樣，他們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願意“劃清界限”。
應該說，這種新舊社會的觀念並非100%的欺騙，尤其在“新社會”的初期。比如老舍就曾衷心地謳歌新政府如何清理老北京的垃圾，改造龍須溝，肅清娼妓等等社會新氣象。那些都是真事。而我們的父輩也大多認為解放前國民黨實在太貪汙腐敗了（今日台灣的國民黨已經浴火重生，大不一樣了）。本來麽，完全與身邊事實相違的謊言是難以騙人的。
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反右、社會主義改造、公社化、大躍進、階級鬥爭教育、四清，社教，我們的思想越來越“革命化”。接著，文革開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們天天準備著革命，時時警惕著階級敵人，但做夢也沒想到，革命的對象、最大的敵人竟然在共產黨內！居然是二號領袖劉少奇！那時劉主席和毛主席兩張畫像都並排貼了，有人喊完毛主席萬歲順口都喊劉主席萬歲了。多麽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後是極度的興奮：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說電影都離奇。
文革初期，整個社會秩序大崩潰，造反了！誰能想到在“好人當家作主的新社會”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聽老師校長的話，不再上課，不再擔心考試、升學。可以在學校幹革命，也可以不去學校在家玩，隨便。全中國的中小學整整停課一年多，空前絕後。那時的北京（估計全國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從早到晚到處是閑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筆者記得有一天，一個老頭大聲訓斥我們幾個閑得無聊的孩子：你們呀！寶貴時光啊！就這麽浪費呀！當時覺得老頭神經病，現在卻感到老頭的話痛徹心腑。我們確實浪費了太多的時光（應該說“被浪費”吧？）。
我們中的69屆和70屆初中畢業生（那兩屆根本沒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學生高不了多少，因為從1968年進了中學就沒上幾節文化課。“天天讀雷打不動”，每天第一節課學毛著，然後還有政治課。動不動就上街遊行：慶祝毛的最新指示發表，黨的某屆會議召開，抗議美帝支援越南，抗議蘇修，夾道歡迎外賓。每年三夏下鄉支農收麥子，一幹十天半月，備戰挖防空洞，五一、十一慶祝活動，提前小一個月就開始操練。真沒多少時間上課。而老三屆的呢（66、67、68屆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課鬧革命就再沒有上一天文化課，到1968年底就全體畢業上山下鄉了。
上麵是抱怨：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們更有不容回避的另一麵：許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們中的許多曾是紅衛兵，曾經批鬥打罵老師校長，還曾“殺向社會”：破四舊又燒又砸，毀壞不少文物財產，還抄家暴打“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牛鬼蛇神，資本家等等）。我們曾真以為他們是死有餘辜的壞蛋，毫無憐憫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紅八月”就有數千個黑五類被活活打死。看到本應天真善良的十幾歲孩子竟然如此凶狠瘋狂，那些仍然頭腦正常的善良人該是多麽恐懼又絕望。不少人就被這絕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幾歲的紅衛兵。
紅衛兵為什麽那樣殘忍？他們放縱自己的人性惡罪責難逃。但十幾歲的孩子怎麽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當年寫檢查可都這麽幹。
那時紅衛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積極分子（後來的“小腳偵緝隊”）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門。因為當時上麵有指示，要他們協助和保護紅衛兵小將橫掃牛鬼蛇神和舊社會的殘渣餘孽。
而紅衛兵的凶殘也不光來源於先天的人性惡，更有後天的教育：殘忍教育。我們當年從小學就開始常聽“憶苦報告”、“革命故事”、“階級教育”，其中一部分內容就是壞蛋如何對好人施以酷刑，什麽老虎凳、釘竹簽子、關水牢、“披麻戴孝”、“點天燈”，多了。聽得我們這些孩子毛骨悚然。記得當年北京民族宮有個關於西藏的展覽，其中有用農奴的頭蓋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燈罩，筆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惡夢。也許這些並非都是編造，但如此殘忍的內容是不是也該考慮“少兒不宜”？特別是：我們的頭腦中已經被灌滿“階級社會”“階級鬥爭”，再加上這種殘忍教育還能是什麽結果？我們在驚嚇之後就有了一種潛意識：向所有“壞蛋”報複，並且同樣殘忍。
當然，說到紅衛兵作惡，也決不該籠統地用“我們”。因為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參加過紅衛兵，當年紅八月裏打人的也隻是全體紅衛兵裏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幹部子弟成立的“老紅衛兵”。而且，老紅衛兵裏也有一些沒打人、反對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紅衛兵還會說，紅八月之後的那些“造反派紅衛兵”搞武鬥打死的人更多。
確實，紅衛兵根本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全中國隨便哪個學校隨便幾個人就能成立一個紅衛兵。成千上萬互不隸屬的紅衛兵組織千差萬別：激進的，保守的，暴力的，溫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現在，紅衛兵卻有了“固定形象”：黃軍裝，紅袖章，大皮帶，街頭破四舊又砸又燒，炒家暴打黑五類，天安門跳著腳喊“毛主席萬歲”如傻如醉。把這樣一個“標簽”貼到所有紅衛兵身上是個極大錯誤。比如說1969年之後，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團的“準替代組織”，受學校老師領導了，都是些聽話守紀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學生才能加入。把我們這代人都說成紅衛兵是更大的錯誤，我們之中不僅有許多從沒參加過紅衛兵的，還有許多甚至是紅衛兵的加害對象，比如出身不好的，當年被稱作“狗崽子”。
當然，我們畢竟有共同之處。我們都經曆了那段“無法無天”的日子，並深受影響。文革中，什麽遵紀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掃而光。那時，“徹底砸爛公檢法”，連殺人（打死黑五類）、搶奪毀壞財物（破四舊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幹，還有什麽法律法規可言？盡管後來又努力恢複法律法規，但也很難再得到我們真正的尊重。
我們許多人留下了無視法紀的後遺症。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哪些規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斷是“有人管嗎？”。凡有人管，你一幹就會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懲罰的事就不能幹，或小心地幹，別讓人看見。至於這事是合法還是非法卻很少考慮。在法規淪為廢紙的文革中這麽做簡直是當然的。但我們許多人把這習慣延續下來了。當有權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種製服的、戴紅箍的）不在場，自然就會鑽個空子，把個人利益擴展到最大範圍。比如，在貼著“禁止吸煙”的場所，如果吸煙並無人管，那就隨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成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包括我們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書中北島的文章，他們一夥人當年曾長期使用自己畫的月票，還從工廠“順”（就是偷）東西，而且文章中毫無“做過錯事”的意思。那時做這種事也確實不算什麽。在工廠裏幹點私活（做魚缸、打刀子、甚至做家具），順走點東西，太普遍了。問題在於，文革之後仍然有太多的人習慣不改，依舊最大限度地追求個人利益，不在意法規和道德，隻在意“有人管嗎？”。
如今有人說，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為沒有宗教信仰，所以無所畏懼，在“沒人管”的場合就隻顧自己方便不管別人和法規。這話有道理，我們確實缺少督促我們行為高尚的信仰。但是應該說，我們這代人也曾經有過“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陽般的神，共產主義和關於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就是神聖教義，就是我們的信仰。那種不惜獻身的虔誠，失卻理智的盲從，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這個宗教講階級鬥爭，不講行為高尚。
我們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極，然後是崩潰，一瀉千裏。毛神用完了紅衛兵的“引火柴”價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將”變成了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發送農村。而農村的極度貧困大大的動搖了有關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尼克鬆訪華，我們又開始從“門縫”看到了一些外麵的世界，那個“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神話也破滅了。而林彪的叛逃則是對我們“宗教信仰”的致命一擊。林副統帥一夜之間從九天之上跌落，我們大多數在震驚之後則喪失了心中對毛神的虔誠崇拜。當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還在崇拜毛，但我們大多數人從上山下鄉開始，到林彪事件之後就基本喪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沒有什麽崇高的信仰來接替，我們的精神沒有在“驚醒”後升華，隻是變得很實際，很物質。也有道理，當時不少插隊知青連肚子都吃不飽。當然，我們中的佼佼者從不甘心精神淪喪。他們很早就開始了地下讀書活動，從事政治理論鑽研、文學藝術創作。他們努力攀登，力圖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圍的混沌，能看到遠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畢竟是少數，多數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處，關注的就是活著，活得更好一點。本來，這也是人之本性，無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瘋癲不僅打破了許多政治和社會的常規，也打破了許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線。“高尚的行為”失卻了存在的基礎。
今日的腐敗在文革後半期就已廣泛孕育。辦事找熟人走後門，行賄受賄已經非常普遍。隻不過人們都很窮，行賄隻是用煙酒土特產之類。那時一個售貨員一個司機都可以用手裏那一丁點權力撈取好處。盡管好處不大，權力微卑，但“性質”仍屬以權謀私，或者說：腐敗。可怕之處在於：這種細微的腐敗太普遍，以致可稱“全民腐敗”。如今的腐敗難以禁絕，蒼蠅老虎前赴後繼，就是因為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當然，腐敗問題很複雜，不可都歸因於文革。但有人竟說根治腐敗需要再來一場文革，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文革經曆還使我們喪失了誠信。說大話假話，人前人後說兩種話擺兩副嘴臉太普遍了。當年在許多場合這樣做簡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別管真相如何，別管你心裏怎麽想，當眾隻能說一種話，表一種態，不如此馬上就是“現行反革命”。政治層麵如此，生活層麵又能好到哪裏？弄虛作假成了生活習慣，為歇兩天設法弄張病假條，說爹媽病重請個探親假，為了病退返城，體檢時作手腳查出個重病，撿廢車票報個假賬，畫個月票、糧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喪失了做人的是非觀，隻想盡量多得一點私利。就這樣，不講誠信的政治也毀掉了生活中的誠信。
我們還使用過文革語言，至少在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的政治學習中模仿過。這種語言就是對敵人的戰鬥語言，氣勢洶洶，不講道理，不講邏輯，更不容分辨，因為對方罪該萬死，隻需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語言的基礎是“唯我正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橫思維。有人幹脆描述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我們文革中的孩子還曾滿嘴髒話，什麽“他媽的”、“我操”、“你丫的”，隨口出來無數，說者聽者都習以為常，並無罵人或被罵的感覺。當然，我們大多數早已擯棄了文革語言和髒話。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經順口的詞語又會噴湧而出。
不光語言曾經富有戰鬥性，我們中的不少人還有過“戰鬥經驗”：在文革的武鬥中，還有那時城裏的孩子打群架。時至今日，這種戰鬥經驗仍然會讓一些人在日常糾紛中咄咄逼人。
文革對我們的塑造還有不少，不再贅述。
當然，上麵隻提到“不好的”那麵，肯定還有“好的一麵”。比如，我們吃過苦，沉到過“社會底層”，生活節儉，做事實在，不怕吃苦受累。我們中的佼佼者還作出了驕人的成就。不過這裏不想擺好兒，老王賣瓜容易惹人反感。
還要再次強調，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萬別，本不應該放在同一個標簽下。但我們這代人經曆了一個很特別很畸形的年代，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
因為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太特別，難以讓後人理喻，更容易被誤解。連我們自己回想起來都常常理不清楚，爭論不休。我們不少人寫了書和文章記述當年，這很好。如果留待後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離真相更遠。
寫清當年的事，也許並不能得到後人的諒解，但至少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減少他們誤解。我們許多人都有這願望吧？
作者：青衣abc
中國的壞人包括窮人富人，包括上等人下等人。
中國人的壞品行已經成為民族的基因了，要經過幾代人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以後才能改變的。
黑五類的小孩也很壞，心理扭曲了。隻是沒有機會，一旦有機會，
也會使壞的。
這文章應該推薦到國內的報刊上去。
當年整人的和當年被人整的人都很壞。
當年被人整的人一旦有機會照樣整別人，隻是沒有機會，不是沒有意圖。
中國人有幾代都很壞，包括我們這一代，等這些人死了，
中國人的素質會提高的，哈哈。
中國人都喜歡說別的中國人素質不高，好像自己鶴立雞群。
。 +1！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說了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居然還以為自己相信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