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文 | 方方

 

小時候，因為父親熱愛閱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父親學工，卻喜愛文學。他常給我講《唐人小說》，那是他伯父（編注：即南京大學教授汪辟疆）編撰的。“南柯一夢”、“柳毅傳書”這類故事，都是從父親那裏聽來。閑時他還給我們講古文。中學年代我把“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當座右銘。“文革”時許多書被禁，哥哥借來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被父親霸占。場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親一回來就立即讓位。父親看時，旁邊還要放一本地圖，以便核對。而父親一走，哥哥又全盤接管。在家裏，父親隨時都在看書。當年父親上廁所前找不到書大發脾氣的場麵，直到今天，家人聚會時還當笑話說。

 

 

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謂一言難盡。他懂五國語言，那麽有才華，那麽勤奮，但大半輩子都在政治運動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種批鬥方式叫“坐飛機”，即從身後架起被鬥者的雙臂，令其彎腰，又從其身後揪扯他的頭發，令其抬頭望著群眾。父親擔心自己挨鬥時會經受不住，就把頭發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裏練習坐飛機。他在門背後練習時，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時父親會問我動作標不標準。少年時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歲後，想起這些，真覺得悲涼入骨。

 

 

一個人的人生觀是許多事、許多人，以及個人經曆、甚至包括閱讀所共同塑造的。父親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運，都讓我看到個人的渺小和在命運麵前的無望。無數個人的悲傷，無數個人命運的不可抗拒，導致我的悲觀。我的宿命感好像與生俱來。人活著就是一件虛無的事，這沒有辦法。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著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隻是人不是一個人活著，是與很多人一起活著。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麽樣？

 

 

 

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髒話，還有女工們追逐著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囉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牆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後，所受的震動更大。一個同事家隻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裏麵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麽辦呢？隻能這個樣子呀。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裏的苦難，在他們那裏可能什麽都不是。他們沒有那麽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鬆，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塗，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衝。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後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麽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麽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

 

 

 

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盡可能諂媚，盡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隻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隻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麽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製，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隻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麽。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製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

 

 

 

 

圖片為 曾梵誌《麵具》係列

方方 著

《水隨天去》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家方方近年來創作的優秀小說精選集，包括小說《奔跑的火光》、《樹樹皆秋色》、《水隨天去》等篇目。方方用樸實的筆法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關於愛情與欲望、成長與青春的故事，探索出人性精微的內心世界。“時光是可以雕刻的嗎？如果可以雕刻，那又是用什麽來雕刻呢？是用我們自己有起伏有曲折的人生嗎？”

本書為“21世紀作家文庫”之一，這套叢書還有王安憶《臨淮關》、遲子建《酒鬼的魚鷹》、阿來《格拉長大》、閻連科《親愛的，西班牙》等。

 

作者簡介

方方，1955年生於南京。高中畢業後當過裝卸工，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1976年開始寫作，1987年發表中篇小說《風景》，引起極大反響，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烏泥湖年譜》《水在時間之下》《武昌城》《奔跑的火光》《萬箭穿心》《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