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報載中國最傑出的外交家顧維鈞先生的遺孀嚴幼韻女士在紐約家中去世，享年112歲。我想起15年前曾寫過一篇關於顧維鈞先生的文章，現再發如下，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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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中國大陸的電影業受到電視連續劇和進口影片的夾擊，一直處於不景氣狀態。嚴肅主題的電影更是舉步維艱、寥若晨星。然而，三年前推出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卻獲得了普遍的好評。這是50年來，中國大陸推出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描述國際重大曆史事件的影片，敘述了我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先生在1919年的一段經曆。影片由著名演員陳道明擔綱，飾演主角顧維鈞。
1919年，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舉行。在幾個大國的操縱下，和會竟決定把德國在華的一切利益轉交給日本，戰勝國中國竟和戰敗國德國一樣受到懲罰。年僅31歲的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就山東問題在和會上發言，義正詞嚴地駁斥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後來，在代表團內部意見嚴重分歧、麵臨解體的情況下，顧維鈞以民族大義為重，獨力支撐代表團運作。他不卑不亢，頂住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巨大壓力，毅然決然拒簽和約。顧維鈞以凜然的民族氣節，維護了國家尊嚴，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
顧維鈞先生在巴黎和會期間艱苦卓絕的奮鬥，通過陳道明的出色表演，生動真實地還原於觀眾麵前，緊緊抓住了每個觀眾的心，陳道明也因此獲得了2000年中國電影金雞獎的最佳男主角獎。我是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觀看這部影片的。記得在影片的結尾，銀幕上出現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話：顧維鈞拒絕簽署巴黎和約，象征著現代中國第一次挺起胸膛，在列強麵前說出了“不”！影片結束，經過短暫的靜默，在場的數百位中國留學生爆發出長久不息的熱烈掌聲，向顧維鈞這位傑出愛國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看了這部電影，我生發出更多地了解顧維鈞先生事跡的願望。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裏，我找到了一些這方麵的文獻。顧維鈞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從民國元年（1912年）進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起，為中國外交事業服務了半個世紀。他擔任過中國駐美、英、法等大國的使節及派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代表，也擔任過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和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還出席過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討論戰後問題的巴黎和會和舊金山會議，參與創建聯合國。在20世紀的中國，象顧維鈞這樣，在外交界服務時間如此之長、擔任的外交職位如此之重要、經曆過的重大外交事件如此之多，是絕無僅有的。因此，顧維鈞先生在海峽兩岸都受到高度尊敬，台灣對他的推崇自不待言，連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也在1972年特地托人看望顧維鈞，說他“很敬佩顧維鈞的外交才華和為人。”
在了解顧維鈞先生事跡的同時，我也了解到，顧維鈞先生早年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從而打下了服務中國的基礎。可以說，顧維鈞之所以能以非凡的才智為20世紀的中國外交作出了獨特貢獻，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的教育和訓練有極大的關係。
1904年，年僅16歲的顧維鈞乘船越過太平洋，來到美國。他先花了一年時間學習英語，然後於1905年9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他之所以選擇哥大，是因為哥大的國際政治和法學非常有名。他認為學習外交和國際法，可以為改變中國與列強打交道時總是失敗的狀況出一份力。
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區曼哈頓的西北部，是長青藤名校之一。20世紀初，種族歧視在美國還很盛行，哥大卻能以友善的態度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包括顧維鈞等許多中國留學生。
在校期間，顧維鈞就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學生，在學習上極有天賦。1908年，顧維鈞在大學三年級時就完成了學士課程；1909年，他獲得碩士學位；1912年又獲得博士學位，年僅24歲。這樣，顧維鈞用了不到7年時間，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三個學位，而在哥大，光讀一個博士學位，通常就要花5至7年時間。許多年後，當他的兒子也進哥大讀書時，校方還稱讚顧維鈞是該校有史以來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
顧維鈞的博士論文，最初的題目是〈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後來改定為〈外人在華地位〉。在這篇論文裏，顧維鈞著重剖析了近代以來外國在華所獲取的權利、治外法權和租界，顯示出他關注的重點是中國主權的喪失。研究這個專題，為他日後的外交活動，特別是巴黎和會期間與列強的折衝樽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專業學習之外，顧維鈞在校園裏十分活躍，顯示出他多方麵的過人才幹。他擔任過哥大校報〈旁觀者〉報的編輯，一個外國留學生能擔任這樣的工作，在哥大十分罕見。他還是哥大辯論隊的成員，並且是其中唯一的外國學生。1909年，他代表哥大出戰同屬長青藤名校的康乃爾大學，嬴得了勝利。在學期間，他還應邀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的家宴，兩人就政治和哲學有過深入的交談，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顧維鈞出任中國駐美公使，威爾遜當選為美國總統。源於多年前的那次家宴，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20世紀初，中國留美學生逐漸增多，政治上也日益覺醒。顧維鈞身在美國，始終憂國憂民，不忘尋求革新救國的道路。他積極參與組織了美國東部地區的中國留學生聯合會，當選為紐約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此外，他還出任全美中國留學生刊物〈中國學生月刊〉的主編。
在哥大期間，顧維鈞曾經同孫中山先生有過一段交往。1909年秋天，經過一位也在哥大讀書的中國學生介紹，他與正在紐約的孫中山先生見了麵。他後來回憶道：“那時我正在哥大讀政治學，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一幢學生宿舍裏。除了臥房外，我還有一間小小的書房，內有書櫥數件，滿藏中西文書籍。我記得孫先生一進來後，對書非常注意，對我的中國書外國書，四麵八方看得很有興趣。到了晚上七點多，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就請孫先生和我這位江同學到125街去吃中國飯。飯後他想回到我那裏去談談，就一同再到我的宿舍去，一談就談到十二點半的樣子，他的興致一直很好。他一共耽擱了三天，另一位在哥大研究礦物學的鄭先生，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和前天一樣吃過晚飯後再作長談，非常盡興。第三天他就走了。我覺得他的確是青年的領袖，他雖然歲數比我們大 ¾¾ 那時他已有四十多歲了！可是他的見地，他的熱忱，都是和我們青年一樣的。”
這段記載雖然簡略，但從顧維鈞說的“他的見地，他的熱忱，都是和我們青年一樣的”，足見兩代愛國者的心是相通的。而從連續兩夜的盡興長談，也足見孫中山先生對青年顧維鈞的影響之深。如今，當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望著兩側樓齡在百年以上的哥大學生宿舍，就會不由得任思緒隨意馳騁：顧維鈞當年住在哪一幢學生宿舍裏？它可曾記得近百年前，顧維鈞陪著孫中山先生去125街中國餐館吃飯的情景？而從這些古色古香的學生宿舍裏，曾經走出過多少中國留學生？這些問題很可能是無解的，然而我們是可以欣慰的：從顧維鈞先生等前輩開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留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成長為現代中國的棟梁之才。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顧維鈞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對祖國有了更深的認識。哥大的各個俱樂部都邀請他作有關中國曆史、現實形勢和前途的演講，並且回答提問。一個美國人曾問顧維鈞：中國留學生來美國後對祖國的態度有何變化？他這樣回答道：“我注意到，每一個中國學生在旅居國外一年後，他對中國的態度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但總是向好的方麵變化。通過比較和對照，他開始拋棄原先的傲慢與偏見，而更真實地觀察中國。在痛苦絕望之際，他常常會放縱自己的情感，在他較為持重的同胞麵前毫無約束地對處於困境中的祖國作出評判，還可能激烈地指責中國的許多事情。但是，他心中對中國的愛一點也不亞於他的同胞，而經過深思熟慮後，他總能對中國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並因而激發他以更堅定的決心、更積極地投身於服務祖國的事業中去。”
100年前的中國留學生麵對著巨大的困惑：對中國的摯愛，是否意味著必須苟同數千年的傳統觀念？是否意味著不能對執政者加以批評？而批評執政者是否就等於“賣國”？對此，顧維鈞說：“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比那些沒有機會出國學習的同胞對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出於自信，麵對民眾喝采讚同的狂潮他會發出不同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可能被蠱惑民心的政客斥責為‘帶有偏見’或‘賣國’。但是毫無疑問，他對祖國的愛與他的同胞一樣地真誠，隻是更為審慎和不那麽狂躁。”
100年後重讀他的自白，我們仍然為顧維鈞對祖國的赤子之誠而深深感動。這段情真意切的文字，仿佛就是在今天寫就的，這又使人不能不慨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何其漫長悠遠。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顧維鈞等中國留學生因批評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被指責為“賣國”；顧維鈞尚未從哥大畢業，頑固堅持專製製度的清政府就已在辛亥革命的風暴中覆亡。顧維鈞則以一生的光輝業績，當之無愧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1892年，法國偉大的生物學家巴斯德（時年70歲）對青年學生說過這樣一段話：“不論你從事何種專業，都不要被非難和無聊的懷疑所動搖，也不要讓自己因國家所經曆的一時憂患而沮喪。當生活於實驗室和圖書館的寧靜之中，你們首先要問問自己：我為自己的學習做了些什麽？而當你們向前前進的時候，再問問自己：我為自己的祖國做了些什麽？直到有一天，你們可以因自己已經用某種方式對人類的進步和幸福做出了貢獻而感到巨大的幸福。”顧維鈞在哥大的留學生活及畢生的奉獻，正是實踐巴斯德這段教誨的最好範例，以致於他在晚年能問心無愧地說：“我對國家和社會都已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已經很滿足了。”在崇尚金錢至上、追求急功近利的的今天，重溫巴斯德的教誨和顧維鈞的榜樣，會給我們後輩學人以有益的啟迪：“當生活於實驗室和圖書館的寧靜之中”，我們應當想些什麽和做些什麽？
1967年，時年79歲的顧維鈞結束了公職退休，定居於他曾度過七年留學生活的紐約。他住在公園大道，生活得很有規律，每天上午九時許起床，一麵早餐一麵閱讀〈紐約時報〉和中文〈世界日報〉。下午，他柱著拐杖去中央公園散步。他還喜歡遊泳，直到九十多歲，還能站在跳板上跳水。
即使在退休後，顧維鈞也沒有閑著。從1960年初起，他接受母校的邀請，參加口述曆史計劃。當時，哥大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韋慕庭教授主持一項中國口述曆史計劃，除了顧維鈞，還包括孔祥熙、陳立夫、胡適、李宗仁等名人。顧維鈞的口述回憶錄曆經17年努力，先後有四位博士（包括了著名曆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和七位助手參與，花費了25萬美元，至1976年方才完成。他的口述錄音時間總計500小時，英文稿11,000頁，如此規模的個人回憶錄在中國實屬前所未有。
1976年，顧維鈞將回憶錄的英文原稿贈送給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保存在哥大手稿與珍本圖書館內。對此，哥大校長麥基高度評價道：“顧維鈞博士的回憶錄的重要，不僅在於有極詳細的記述與評論，而且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因為他在政治、外交和國際公法方麵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傑出的老校友。”在捐贈儀式上，時年88歲的顧維鈞詼諧地說道：“我唯一的遺憾是我的自傳太長，約11,000頁！但是我卻有一個借口，如果這借口是有點合理的話，就是我服務公職太早，超過了半個世紀。”顧維鈞的這段話，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去世的英國皇太後（享年101歲）畢生恪守的格言：“Duty is the rent you pay for your life（責任是繳付一生的租金）”顧維鈞的一生，正是這句格言的最佳寫照。
顧維鈞的回憶錄以英文完成，這對他不能不是一個遺憾。他在回憶錄的附言中寫道：“由於我畢生致力於中國的對外關係，如果我的回憶錄能被譯成中文，我將不勝欣慰和感激。”198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努力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分冊（共十三分冊）問世。當顧維鈞在紐約家中打開新書時，感到十分欣慰。他希望自己的回憶錄能為讀者“提供一麵反映過去的鏡子”，使他們知道“今天的曆史來源於昨天。”
顧維鈞離我們並不遠。1985年11月14日晚上，他象往常一樣在臨睡之前進浴室洗澡，洗完澡就倒了下來，享年97歲。幾小時前，他剛剛寫完一生最後一篇日記。這天的日記短到隻有一句話：“這是平靜的一天。”顧維鈞逝世後，海峽兩岸一致高度評價他的業績；而能得到海峽兩岸一致高度評價的當代曆史人物實在極為罕見。
顧維鈞在中國現代史上樹立了一座堅實而凝重的豐碑。終其一生，他情係中國，也情係母校哥大。當年，顧維鈞以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為榮；今天，哥倫比亞大學為有顧維鈞這樣出類拔萃的校友為榮。作為哥大中國學者的一員，筆者謹具此文，深切緬懷哥倫比亞大學這位傑出的中國留學生先輩。
2002年9月29日北美「世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