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馮友蘭與夫人任載坤）
任載坤評價馮：“天都快亮了，你還在炕上尿了一泡。”
。。。。。。。。。。。。。。。。。。。。。。。。。。。。。。。。。。。。。。。
忽然想起，今年的12月4日，是馮友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馮友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是一個閃亮的名字，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據說，樸槿惠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覺得“找回了內心的平靜”。
這幾天，我讀他的《三鬆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他呢？晚節不保？這四個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時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馮友蘭家吃午飯，臨別，馮友蘭頌了《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沒想到剛到秋後，馮友蘭就發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氣得要和他斷交。
他也曾經給毛澤東寫詩，說：“普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
最唏噓是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對他的評價：“天都快亮了，你還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後的馮友蘭，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從南京派來了一架專機，飛機的任務隻有一個，接北京的知識分子們去台灣。
名單裏，馮友蘭的名字靠前，他當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馮友蘭和妻子的決定是，哪裏也不去，在北京，等著解放軍來。
後來他回憶，“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麽黨派當權，隻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裏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弟）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裏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對自己的這個決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權來交接，馮友蘭發現自己其實很難適應，他先辭去自己的行政職務——很快，這個請辭就被批準了。然而，又有人表示，馮友蘭最大的問題，是“思想與黨不合”，這在當時是個非常嚴重的帽子，比沈從文的“桃紅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馮友蘭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給毛澤東寫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為中國人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為中國曆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人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近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為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份力量，並且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複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講，都於革命有阻礙。
各方麵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新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計劃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曆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
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毛澤東於10月13日回信，重點隻有一句：“像你這樣的人……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在這之後，馮友蘭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此介紹有問題，要求馮於適當時機更正。此後，馮友蘭在加爾各達訪問時，在演講中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係調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文革”甫一爆發，馮友蘭即被揪了出來，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進行批鬥。
隨後，馮友蘭便陷入不斷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
金嶽霖在運動會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幫助馮轉變。一進門，金先生就大聲說：“芝生啊，你有什麽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係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前來抄家，在他家門口貼上大字報，宣布他的“罪狀”，封存了他的文物和書籍，凍結工資，夫妻倆每人每月發放12元生活費。
僅僅過了一個月，馮友蘭再度被抄家，不僅拿走了他家幾乎所有值錢物件和許多紀念品，同時隻讓老夫妻倆住一間房子，其餘都被鎖上。後來，他的居所一共住進了5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他隻好披著麻袋，頂著寒風去開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麽？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裏飯量倒是不減。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麵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麽吃這麽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隻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去看病，由於“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療，他於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學係某‘文革’小組組長”，匯報、陳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於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尚未做完，醫院也被造反派奪權，他又被趕了出來，無奈之中，他隻好拖著尿瓶子接受批鬥。
那一年，他71歲。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寫到：“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禦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複辟。……成了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馮友蘭忽然與翦伯讚一道被解除勞教，釋放回家。他很快得知，這是因為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馮友蘭沒有死，而且是在領袖的“保護”下，他內心充滿感激之情，解除勞教後，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還以詩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寫下《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賦頌，不論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馮友蘭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馮友蘭從開始批判自己到漸漸批判別人。而和他一起被領袖保護的翦伯讚，因為“劉少奇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劉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實在交代不出，與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劑量西德產速可眠自殺。
誰也說不清楚，活下來的馮友蘭，死了的翦伯讚，究竟誰更幸運。
來源：山河小歲月，作者：李舒
多謝加成兄討論。是的，馮先生師從杜威，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校友。
馮先生晚年的自述中，有這麽一段，讀起來讓人唏噓。。。
“1973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為‘眾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麵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在會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歡迎。……自從這兩篇文章發表以後，各地方的群眾向我鼓勵的信，蜂擁而來，每天總要收到好幾封。寫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學生，也有解放軍，有農民，有工人；有的來自黑龍江，有的來自新疆；有的信寫的很長，很好，有真摯的感情，有誠懇的希望。在領導和群眾的鼓勵之下，我暫時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
後來他反思說：
“我們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都要表達自己的真實的見解，自己的見解是怎麽樣，就怎麽樣說，怎麽樣寫。這就叫‘立其誠’。自己的見解可能不正確、不全麵，但隻要確實是自己的見解，說出來寫出來，就是立其誠了。自己有了確實的見解，又能虛心聽別人的意見，以改其錯誤、補其不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就叫走群眾路線。如果自己沒有真實的見解或有而把它隱蔽起來，隻是附和暫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某一方麵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嘩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208.html
“1982年9月10日下午4時半，馮友蘭在哥倫比亞大學紀念圖書館圓形大廳接受該校校長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馮友蘭由女兒宗璞等陪同步入會場。”
問候加成兄。我對這話意思的理解和您相同。但是我對此有點疑問：當年恐怕誰也不敢說太祖爺駕崩了就一定“天亮了”，或者“天快亮了”，不是還要按照“既定方針辦”嗎？打倒四人幫之前，小老百姓誰想得到報應來得那麽快？所以我感覺講這話的恐怕有點馬後炮，不像是當年的真事，而是一些後人硬加上去的。我記得馮夫人的妹妹寫過回憶錄，對馮先生十分尊敬，並未苛責其後期在“梁效”的工作。
後人固然可以詬病馮先生，但換了我們自己到那個位置，我感覺恐怕還不如馮先生——畢竟我們做人的修為還遠不如他。馮先生晚年還寫了文章自我反省，當年的小將們有幾個反省的？
當年巴金先生也違心的批過孔，寫了《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半導體所的黃昆先生還在《紅旗》雜誌上批鄧呢。這些事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劇，也不能隻怪太祖爺一個人，或者共產黨一個黨——它體現的是封建傳統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的嚴重缺陷，因此需要我們整個民族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