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姑媽與爸爸的合影）
伯伯離我們去了，當我從越洋電話裏聽到這個噩耗，淚水禁不往奪眶而出。去年秋天，我回國料理父親的喪事，之後曾到亭林看望伯伯。那時候伯伯還沒有明顯的疾病，但是比兩年前我見到她時更虛弱了。分別的時候，我的心頭一陣發緊，我身居海外，難得回國一次，伯伯必竟是８６歲高齡了，這會不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想不到半年後，伯伯果真永遠地離開了她的親人和這個她生活了８７年的世界。這些天來，我一直在追憶伯伯，我覺得我應當把自己所知道的伯伯寫出來，這樣不僅可以告慰伯伯的在天之靈，還可以寄托對她老人家的哀思。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的下輩人能更多地了解伯伯，了解她是怎樣度過漫長而不平坦的一生的，希望我們每個人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
我對伯伯的記憶始於1954年的夏天，那年我８歲，父親和伯伯帶了我去杭州遊玩。爸爸對我說：「這是爸爸唯一的親姐姐，快叫伯伯。」那時我有些不明白，伯伯應該是爸爸的哥哥，怎麽爸爸的姐姐也叫伯伯呢？從那時開始，伯伯的形象就留在我的腦海裏。我和伯伯一起在沈陽度過了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場大饑荒，後來我到上海鬆江二中上學，大學畢業後到蘇北工作，每次見到伯伯，她總是關切地詢問我的情況，為我縫補衣服。我穿過的她一針一線紮起來的布鞋和棉鞋，不下10雙。20年前我到上海讀研究生，後來家也搬到了上海，探望伯伯的機會更多了些，伯伯的關心就又及於我的兩個女兒。我到美國後，王瑩留在上海。今年春天，王瑩生了個兒子，伯伯又惦記著，讓表姐專程到上海看望。在與伯伯長達45年的相處中，她老人家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伯伯留給我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她與我父親的親密姐弟之情，他們的手足之情維係了一生之久。父親經常向我提起，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共生了7個子女，5個都早年夭折，隻有伯伯和他得以存活。伯伯比他大12歲，因而對他特別愛護。雖然家裏有的是傭人，父親小時候卻經常是由伯伯抱著，有時是騎在伯伯的肩上，一起去大市場玩。在最近的四十多年裏，伯伯一家一直同我家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有整整20年，我們兩家可以說是互相扶持著，才得以共同捱過那惡夢般的歲月。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伯伯不得不獨立支撐她的家庭，父親盡力給了伯伯經濟上的幫助，使伯伯的4個子女得以維持學業。而伯伯也長達十幾年地幫助父親照料家務，就連我的弟弟也是由伯伯帶大的。後來伯伯年事漸高，行動不便，她就讓表姐去沈陽看望父親。11年前我母親在西安病重，去年我父親在沈陽病重，伯伯都是聞訊後立刻派表姐代表她前往。她對表姐說：「我實在是走不動了，要不然我怎麽也要親自去一趟的。」如今她們姐弟都已作古，但他們真摯的手足之情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記得小時候看到父親給伯伯寫信，稱呼總是「胞姊如晤」，伯伯的來信也總是稱「胞弟如晤」。那時候我不大理解這個文縐縐的稱呼，如今回想起來，才體會到它的份量。
伯伯留給我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她的堅強。她與民國同年誕生，她的一生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十年的見證。民國26年，日寇從金山嘴登陸直撲亭林，一路燒殺奸淫。伯伯那年才26歲，她把鍋底灰塗在臉上，隨家人逃到鄉下，躲在蘆葦叢中，才逃過了這場劫難。民國38年，山河變色，伯伯家的財產盡失，她那時不過38歲。四十多歲時，她又遭到失夫之痛，從此不得不獨力支撐起殘破的家。五六十歲時，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種種摧殘。算起來，伯伯一生87年，竟有一半是在苦難和憂患中度過的。
我不可能詳述伯伯是怎樣麵對這種種磨難的，隻能舉兩件我親身經曆的事。1957年，伯伯從南方千裏迢迢來到大連，這大概是她第一次出遠門。在這之前不久，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父，因為許多年前任過半年的亭林鎮鎮長而下獄。我為伯伯帶路，去大連郊外的周水子監獄探視姑父。到了那裏，伯伯獲準進去，我等在外麵。探監的人不少，許多女人出來時臉上都淌著眼淚。大約半個小時後，伯伯出來了。她沒有流淚，神情鎮定，隻是在回去的路上幾乎沒說一句話。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隻要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就不難明白她當時的處境。4個兒女都小，最大的也不過十五六歲。經濟上一下子斷了來源，她肩上的擔子該有多麽沉重。可是她沒有流淚、沒有被壓垮。相反，她憑著自己瘦弱的身軀，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切，含辛茹苦地把4個子女都培養成人。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受到了衝擊，被罰在鬆江東塔弄掃街。我從蘇北濱海來探望她，見到她在三九寒天的清晨，就拿著掃帚出了門。那時伯伯已年近花甲，體力上難以承受，更不必說精神負擔的沉重。我為無法幫助她而著急，伯伯卻反過來安慰我：「沒什麽關係，隻當是練練筋骨。」她的神情依然是那樣平靜，一如當年在周水子監獄。就這樣，伯伯憑著自己的堅強，闖過了人生途中一個又一個急流險灘。我們隻要回顧她一生經曆的風風雨雨，就會不由得不深深欽佩她的堅強。
伯伯留給我的又一個深刻印象是她的勤勞。1960年代初期，由於執政者犯下的大錯，中國大陸陷入了空前的饑荒之中，餓死的老百姓數以百萬計。當局迫於形勢的嚴重，不得不讓老百姓開荒種田。爸爸所在的中醫學院把大操場都刨了分給職工，隨各家各戶在分得的那一小塊地上「自力更生」去。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知識分子，種田的經驗是半點都沒有的，我和弟弟又都還小。有些出身貧下中農並以此自傲的人，在業務上沒法與父母親相比，這時就放話要看我們的笑話。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伯伯居然是種田的一把好手。從翻地到播種、從澆水到施肥、從鋤草到除蟲，她在在都挺內行。由於伯伯的辛勤勞動，秋後我家的收獲一點也不比別的人家少。就連那些貧下中農出身的人也不得不伸出姆指稱讚伯伯能幹。我不大理解地問伯伯怎麽會種田的？她說她從小就喜歡種豆栽瓜，每年都要在房前屋後和院子裏種十邊田。她經常寄給我們的汁豆，就是她親手種植又親手製作的。她的勤勞一直持續到她的晚年。20年前她住進樓房無田可種了，就養了一群雞，每天上下樓幾趟照料她的雞群。後來小鎮禁養雞鴨了，她依然閑不住，每天為家裏經營的小吃店烹製熟食。後來伯伯的年事更高，但她仍然做著力所能及的事情，盡量減少兒女們的負擔。伯伯的長壽，與她的勤勞有極大的關係。從伯伯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華民族女性的勤勞美德。
伯伯留給我的再一個深刻印象是她的睿智和明達。平日裏伯伯的話不多，說出來卻往往切中要害，讓我們受到教益。記得在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中，當局在報紙上宣傳「增量法」。說把一斤米反複地泡、洗、蒸，可以出10斤飯，許多人都如法泡製。我那時年紀小，吃不飽很難受，就要求伯伯也這樣做。伯伯不同意，我就搬出報紙來同她辯，因為我那時候以為共產黨報紙上的每句話都是正確的，伯伯對那些五花八門的「增量法」未加置評，隻說了一句話﹕「不管怎麽折騰，一斤米還是一斤米，又不會多出來的。」這看似平常的一句話其實包含了許多真理，啟迪我不能盲從，永遠要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大約10年前，一位親戚告訴我，說以前被沒收的房產可以收回。他說得有板有眼，並約我一起去做。我對伯伯提起此事，伯伯並不著眼於如何去做，隻是簡單地說：「要想過得好，還不如出去。」伯伯的話言簡意賅，讓我頓時清醒並牢牢記在心裏。從那以後，我通過努力終於跨出了國門。事實證明，那位親戚的話是空穴來風，如果真的去做，弄不好會羊肉沒吃到反沾上一身羊臊味。人們往往把睿智和明達同文化程度聯係起來，其實並不盡然。由於時代的原因，伯伯上的學不多，大約是高小到初中程度。但是她的待人接物，往往不是受過更高教育的我們所能企及的。同任何人一樣，她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但在我的記憶裏，不管對待親戚朋友還是對待鄰居，伯伯總是那樣和顏悅色。對待我們，伯伯也總是曉之以理，從不以長輩的身份壓服小輩。
在我看來，伯伯的睿智與明達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能不斷地學習和接受新事物。不少人到了老年，終日無所事事，所見所聞不出百步，結果百無聊賴、精神苦悶。伯伯不是這樣，直到晚年，她仍然每天閱讀「新民晚報」和「參考消息」，了解國際國內形勢。盡管她不曾同人談論天下縱橫，卻由此保持了與外部世界的聯係，從而不斷地更新自己的思想。近幾年來，伯伯的體力不濟，已是足不出戶，但是她的頭腦一直很清醒。直到這次病重期間，她還諄諄叮囑孫輩要好好學習外語，表達了她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伯伯離我們去了，但她留給我們的卻很多。雖然我們不一定會經曆她那樣坎坷的人生，但我們確實應當學習她勇敢地直麵人生挫折，堅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要學會種田，但我們確實應當象她那樣為自己的親人勤勞一生。雖然她生活的時代與今後的時代有著巨大的差別，但我們依然應當學習她的睿智和她的明達。伯伯離我們去了，她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也是我敬重的一位女性。她的一生並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但是她卻以她的一生向後輩展示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她以對人生的洞察，堅強地麵對一次又一次的磨難，帶著她一以貫之幾十年的平靜和安詳，坦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伯伯的堅強、勤勞、睿智和明達，將長遠地留在我們心中，成為後輩學習的楷模。
1998年5月至6月寫於紐約
同感！
謝謝加成老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