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辛可：在中國傳媒大學的演講（法國新聞自由紀念日特刊）
諸位是學新聞的，請問中外媒體最本質的區別何在？我的判斷是，中國的媒體主要是傳播“正能量”，外國的媒體是傳播“負能量”。
一般來說，媒體最大的價值就是監督掌握公權力的人或機構，這是他們的天職，也是他們的職業操守。美國之所以不容許政府辦媒體，就是要保持媒體的獨立性——如果是政府掏錢辦的，還怎麽好意思罵政府的娘，罵白宮那幫老爺的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紀末期的“扒糞運動”。當時美國的情況跟今日之中國有點像，各種型號的暴發戶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新聞工作者揭竿而起，揭露政界、商界的各種黑幕，形成強大的輿論風暴，迫使政府和暴發戶做出讓步，調整政策，最終推動了美國的社會改革，並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簡言之，沒有十九世紀末期的“扒糞運動”，沒有一大群有良知的媒體工作者的艱苦努力，就沒有現在的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講，自由的媒體重塑了美國，也重塑了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
關於輿論的力量，美國第八任總統馬丁·範布倫講過一段很給力的話：“在這個國家，輿論是一種力量，為了它我感謝上帝。因為輿論是一切力量中最正直最強大的力量。它不會容忍無能和卑劣的人用他們軟弱或邪惡的雙手來執掌他的同胞們的生命與財產。”
而在中國，媒體的主要特點是傳播“正能量”，諸位在所謂權威媒體工作的師哥師姐，就是其中的典範。這也是所謂中國特色。他們一改西方媒體的工作方式，而是在兩方麵精益求精，一是代表政府教化人民；二是代表人民歌頌政府。
當然，他們也傳播負能量，比如鍥而不舍地揭露、批判外國政府。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們拿著中國人的血汗錢，卻替外國的老百姓打抱不平，逼著外國政府善待他的子民，把國際主義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媒體到底為誰所有。如果是政府的喉舌，那良知和操守就不重要了，新聞正確也無所謂，關鍵是政治正確。惟其如此，不但安全且容易升官發財。可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媒體基本上都是水貨，是人類傳媒史的恥辱。
諸位學過新聞史，比我更清楚，在現代社會，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我們常講，民主政治是三權分立，其實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權，就是社會輿論，就是獨立的媒體。這也就是美國締造者之一，托馬斯·傑斐遜堅持要搞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根本原因。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製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政府幹涉新聞自由的可能性。為此，傑斐遜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在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有報紙而無政府之間，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
在他看來，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輿論監督，政府和老爺們“就會變成狼了”！任何人都不能對此心存僥幸，因為“這似乎是人性的普遍法則，盡管有個別人是例外。經驗表明，人是吃自己同類的唯一動物”。
作為“打江山坐江山”的官一代，托馬斯·傑斐遜可以講這種狠話，若在中國，講這種話很危險，會被很多人找麻煩，而且麻煩不小。傑斐遜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認識到一個真理，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作惡，沒有監督的老爺會變成豺狼。要防止他們變成豺狼惡棍，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類似的話阿克頓勳爵也說過：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什麽是絕對的權力，就是沒有製衡的權力，沒有監督的權力。林肯認為，要檢驗一個人品性，就給他權力。道理異曲同工。權力是雙刃劍，既可以用它來行善，也可以作惡，禍國殃民。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權力監督。
經常聽人說，我們的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好像沒錯，但同樣我們要清醒意識到，集中力量也可以作惡，而且比不集中作惡的後果更可怕。比如過去的蘇聯，現在的朝鮮，就是集中力量作惡的典範。這種情況我們有沒有，大家心知肚明。比如三峽工程、戶籍製度這樣的奇葩，是不是屬於這種類型?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我們選德才兼備者組成政府，就不作惡了。我坦率告訴大家，這種想法很危險。一個人掌握了權力，這種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製約，他極有可能會作惡，區別隻是程度問題。任何時候，不能把政治的好壞寄托在某些人的個人品質上，那玩意是靠不住的。
在現代社會，為何要建立一整套的製度來相互製約，強化民眾和媒體的監督作用，就是基於某種假設，如果沒有製約和監督，當官的就會變成豺狼惡棍，必然為一己之私無法無天。所以我們才會說，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防止掌握公權力的人作惡的手段。
中國的曆史就是明證。2000年來，儒家一直強調要建立賢人執政的理想國，也就是讓他們認為的正人君子來管理國家。可結果是道理講了一大堆，臨床效果並不佳。1922年，蔡元培、胡適等人認為軍閥混戰，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壞人當道，提出組成“好人政府”，改變政治腐敗的現實。在軍閥吳佩孚的支持下,好人政府粉墨登場，結果三個多月就垮台了，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絲毫的新氣象，甚至連點氣味都沒留下，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這說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官僚的個人品質，而在於製度的優劣，關鍵是權力是否能受到有效地監督。這當然是諸位的責任，因為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媒體是監督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隻是一味地歌頌表揚，就等於是助紂為虐，對人民作惡，對曆史作惡。遲早我們會被時代唾棄，釘死在曆史的屈辱柱上，臉蛋上搽多少粉是沒用的，隻會被天下人恥笑。現在改悔還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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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夢堯，祖籍寧夏，現居北京，所習專業為曆史學。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嬉笑怒罵，自成一格，描述了現實社會中最真實、最陰暗的一麵。出版有《唐僧寫給觀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掃地》等著作。
問候加成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