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的人生第一次選舉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我們全家11月8日都投了票，我更是在夜裏守著電視，直到結果出來。當我看到精確到個位數的投票人數，其中包括了自己這一票，神聖的參與感油然而生。我在美國這些年，曾經四次選舉總統，選舉地方官員及民意代表則難計其數。由此，我想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選舉。

上高中的時候，我的作文常常被當成範文來講評。不過由語文老師命題的作文，算不得公開發表。我的第一篇自由撰稿並公開發表的文章，是有感於班幹部選舉而寫的。四十多個學生的班級，要選幾個人出來當班長、學習委員、衛生委員之類。這種比芝麻還小得多的“官”，有什麽了不得的，不就是為同學們做點事嗎？換了現在的學生，還沒什麽人肯幹呢。偏偏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把事情看得十分嚴重，來了個一手包辦。她不但親自圈定候選人名單，而且搞等額選舉，一個位置隻提一個候選人，而且是舉手表決，誰舉不舉手，她站在教室前麵看得一目了然。

當時我就想，這種樣子的選舉有什麽意思，同班主任指定又有什麽差別呢？所以選舉剛過，我就憑著初生牛犢的一股勁，寫了篇小文章，說下次選舉時，候選人應該由學生自由提名，實行差額選舉，還要無記名投票。文章一氣嗬成後，我為自己起了個“常有文”的筆名，意思是往後要常常寫文章發表。恰好班上的黑板報要更新，所以我的“大作”當天就登了出來。同學們對我的文章議論紛紛，支持者居多，我頗有些得意。然而好景不長，班主任聞訊趕來，鐵青著臉看了我的文章，當即吩咐宣傳委員擦掉。可憐我的處女作，隻存活了三個小時。

其實那時的我，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能懂得多少民主選舉的思想？我不過是直覺地感到包辦選舉有點不對頭而已。然而，即使這極其朦朧的民主意識，也為1960年代初的政治形勢所不容。當時，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選舉當然是關係到領導權掌握在什麽人手裏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必須把每個位置，哪怕是小組長這樣的位置，都掌握在信得過的學生手裏。其實我是錯怪了班主任老師，因為全校所有班級都必須按同一個模式來選舉班幹部。後來有人悄悄對我說：“連國家主席都是等額選舉，你怎麽異想天開要搞什麽差額選舉呢？要是你早生幾年趕上反右派運動，單憑這塊豆腐幹文章，沒準就能弄一頂右派帽子戴戴，因為要從自由選舉，提高到反對黨領導這個綱上來，實在是太容易了。”聽了這話，我驚出一身冷汗。還好我的班主任，心地實在是很善良的，把這起可大可小的事件，悄聲悄息地壓了下去。

高中畢業時，語文老師看我作文還不錯，就動員我報考文科。然而那豆腐幹文章在我心頭的陰影未消，就婉拒了他的好意，報考了理科。世界上就此少了一個也許還有點出息的作家，而多了一個平凡的科學家。不過對於我來說，這實在是件大好事。作家的桂冠固然誘人，倘若上麵再套一頂“右派”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就大為不妙了。於是我的寫作史，剛開了個頭就中斷了，“常有文”也成了常無文。回想起來，那篇幾百字的小文章，竟然是我出國前的四十多年間，除了科學論文之外，唯一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而且是發表在黑板報上，而且隻有三個小時的壽命。

然而，不發表文章不等於不想寫文章。在那以後的三十年裏，也許是因為還有幾個文學細胞，我有許多次感到寫作的衝動。不過，我隻能寫腹稿，然後爛在肚子裏，從未敢用筆寫出來。因為我想寫的文章，絕不可能發表，甚至會惹來大禍。在那些年月裏，我一直有一種無法明言的壓抑感，後來我才明白，這種壓抑感來自於說真話和寫真話的恐懼。人們不但沒有說真話和寫真話的自由，還經常被逼迫著說假話和寫假話。盡管曆史最終證明，某個當權者是大錯特錯了；但是隻要他還掌著權一天，老百姓就隻能擁護他的“英明領導”，同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人們常常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沒有，否則就要惹禍上身。

（圖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