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封信（1968年，我22歲）
我的祖國母親：
就在我寫上一封信後不到一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非常激動，這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啊！我們破四舊、大串聯，幹得起勁得很。可是沒有多久，我們許多人就慢慢地消沉了下來，許多事情都想不通。國家主席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下麵的大小官員差不多都被打倒，連我們的校長和係主任也被打倒了，怎麽會有這麽多的壞人呢？
祖國母親，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大學教師，他們一直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可是現在連他們也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我的母親有嚴重的心髒病，仍然被迫在數九寒天參加「政治野營」，在冰天雪地裏跋涉千裏，差點把命都送掉。我的父親有一天在下滿了雪的山上夜行軍，天黑路滑，他一腳踏空，從半山腰滾到山腳。他保住了性命已經是萬幸，還要被批鬥，說他是「畏罪潛逃」。我們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曾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寫書，提倡用大豆來改善國人的營養。這本來是有利於抗戰的，現在卻被說成是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隻因為他在書的前言中提到了「國民政府」。看到他為此被左一個右一個地抽耳光，我實在是想不通。毛澤東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文章不也用過「國民政府」的字眼嗎？他能用，為什麽別人用了就是滔天大罪呢？
祖國母親，中國之大，已經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停課已經兩年，除了翻來覆去地讀毛的那幾本書，別的書包括專業書看一看就是罪過。現在我們白天是無所事事地混時間，到了晚上，一旦廣播裏傳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已是深更半夜，我們都得爬出被窩，到大街上去敲鑼打鼓「報喜」。難道毛就真的是永遠正確的嗎？為什麽他要無休無止地折騰？我們對這種無聊的生活早已膩煩透了。祖國母親，這樣的歲月還要持續多久？
第六封信（1972年，我26歲）
祖國，我親愛的母親：
我傷心地離開了大學，5年之中隻上了3年課，後兩年是白白浪費了。我被分配到一個遠離城市、遠離鐵路的偏僻小縣，又被下放到一個最基層的村莊去。全國的大學生多半都是這個命運，因為毛澤東又發出了他的「最高指示」，指令大中學生都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這裏的農民很貧窮，除了少數幹部，絕大多數農民還住在泥牆草頂的房子裏。他們辛勤勞動一天的所得，隻值三四個雞蛋，連飯都吃不大飽。這裏的農民也很閉塞，他們對城裏鬧翻了天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感興趣。有個婦女30年前曾到七八裏外的小鎮趕集，差點被日本鬼子傷害。她從此再也不敢去那裏，見了我們，就向我們打聽那小鎮上的日本鬼子還在不在。親愛的祖國母親，你的這些兒女實在是太淳樸，也太愚昧了。
我們來到這個連電燈和電話都沒有的偏僻角落已經3年了，除了勞動還是勞動，與世界就像是隔絕了一樣。後來，我的同伴裝了一個用電池的半導體收音機，這才把我們同世界又聯係了起來。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了「美國之音」的廣播，這在城裏可是很危險的，有不少人就是因為聽「美國之音」被抓起來的。如今，在這天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美國之音」使我重新認識了中國，也重新認識了世界。原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並不像毛澤東說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倒是中國許多地方的農民，還遠遠沒有擺脫貧窮和愚昧。明白了真相，也許是我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獲。
一天，「美國之音」報導了美國航天員成功地登上了月球的消息。那天晚上，我長久長久地凝望著月亮，思緒萬千。我既為這一全人類共同的科學成就而高興，又為祖國的命運和自己的前途而黯然神傷。別的國家都在快速地前進，而我們中國這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卻在年複一年地浪費生命。我的祖國母親，這是為什麽？難道我們真的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書讀得越多越愚蠢」嗎？
第七封信（1976年，我30歲）
親愛的祖國母親：
在經過了多年的蹉跎之後，我長久被壓抑的精力終於有了發揮的地方。四年前，我被分配到一間隻有幾十人的小化工廠工作。這個廠剛剛接受了一項「政治任務」，要試製一種化工產品。雖然這與我學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我還是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技術工作，邊學邊幹。那真是一段難忘的歲月，我們簡直不知道什麽叫苦什麽叫累，每天至少幹12個小時。在最關鍵的時候，我們甚至連續三天三夜沒有離開過車間。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奮戰，我們終於試製出了這種化工產品，得到上級部門的高度評價，說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勝利。
我畢竟有一定的文化，查了一些外文資料，才知道這種化工產品乃是蘇聯1930年代的落後產品，用途極少，全中國每年的用量不過十幾噸而已，過去一向從蘇聯進口。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指示要「自力更生」，於是生產這種1930年代的落後產品竟然成了「政治任務」。我們雖然生產出了這種化工品，但是用戶反映產品質量遠比蘇聯的差。我明白這是由於我們這裏的自然條件不適合生產這種化工品，因為高氣溫和高濕度對催化劑有嚴重影響。蘇聯地處寒帶，氣溫低濕度小，催化劑不易失活，產品質量當然要好得多。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是小型生產，原輔材料的消耗率必然比大生產要高得多，因此產品價格要比蘇聯進口品高一倍多。但是上級部門說不能隻算經濟帳，更要算政治帳。親愛的祖國母親，不經嚴格的科學論證，盲目上馬，花這麽大的代價生產一種淘汰產品，而且質次價高，這難道是值得的嗎？這樣的「勝利」稱得上是勝利嗎？
（1985年補記。改革開放之後，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大陸，我們那間小廠質次價高的產品立即敗給了蘇聯進口品。這時，上級部門再也不提算政治帳了，他們同我們算起了經濟賬。我們的小廠很快就倒閉了，廠長也鬱悶而死。過了五年，我又一次來到這塊我揮灑過熱汗的地方，隻見廠房雜草叢生，機器鏽蝕斑斑，一片淒涼景象。我撫摸著當年自己參與設計製造、如今成了一堆廢鐵的設備，不禁感慨萬千。這就是我為之付出了七年寶貴青春歲月的結果嗎？一位昔日同事打趣地問我：「是來憑吊古戰埸的吧？」我們一起回首了當年的曆程，總結出一句話：這是一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犯下的本該避免的錯誤。在祖國的廣袤大地上，那個「算政治帳」年代留下的形形色色並不古老的「古戰場」，不知凡幾，我們這兒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遺址罷了。）
第八封信（1979年，我33歲）
親愛的祖國，我的母親：
自從統治了我們27年的毛澤東在1976年死了以後，中國就在逐漸地發生著變化。前年秋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恢複研究生招生的消息，頓時感到心跳加速。考研究生、從事科學研究，這不是我的夙願嗎？現在終於有可能實現了。可是，我已經12年沒有正規地學習了，我能把荒疏了的學業補上去嗎？我還有實力競爭取勝嗎？
祖國母親，在農村的那些年裏，我成了家，有了兩個孩子。我的妻子了解我的誌向，十分支持我報考。她說﹕「如果不去考，你會後悔一輩子的。」就這樣，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通過初試和複試的嚴格篩選，我終於考進了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當我接到蓋有中國科學院鮮紅大印的錄取通知書，內心激動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終於回到了媽媽的懷抱。
我們這個研究所己經有十多年沒有新進人員，這次一下招了15名研究生，個個都是拔尖出來的，老一輩科學家們對我們寄托了極大的希望。我的祖國母親，雖然我已不再年輕，但畢竟隻有三十歲出頭。在我的日曆上沒有星期日，隻有星期七。我要加倍地努力，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損失掉的時間盡快補回來。在導師的指導下，我今年在國家級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第一篇科學論文。這標誌著經過12年的蹉跎，我終於成為科學研究隊伍中的一員，我是多麽高興啊！
（待續）
要說控製，還是它們做得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