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我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關押在河南省長葛縣看守所，後又被轉押到許昌縣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釋放、平反。
關進許昌縣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個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風”（在看守所裏，所謂“放風”，是每天兩次準許各監號的犯人依次上廁所）時，從隔壁的監號裏走出一個矮小的老頭。禿頭，麵色青灰，胡須蓬亂，看得出已經很久沒見過陽光了。他佝僂著身軀，身上的衣服破爛不堪，褲子上破了個大洞，露出半個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腳上拖著一雙前露腳趾後露腳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雙臂像軟麵條一樣垂在前麵，一走兩甩，悠來蕩去，顯然沒有任何控製能力和活動能力。
同號的犯人告訴我，這是看守所裏“資格”最老的未決犯，從1966年就關進來，到我進來時已關了九年，但一直沒有判決。他的胳膊被繩子捆斷了神經，癱瘓多年了。
“罪名是什麽？”我問道。
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扇了毛主席三個耳光！”
這個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對他有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從曾經與他共同關過一個監號的老犯人那裏，我陸續得知了他的大概情況（很奇怪，在隔離、管束那樣嚴格的監號裏，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樣靈通，一些老犯人對每個犯人——包括新進來的情況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學書，是許昌縣寇店鄉（當時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農民，家庭出身貧農。土改前，他家沒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畝半土地。這時的寇學書成了共產黨的鐵杆擁護者，由政府頒發的、蓋著紅紅大印的“土地證”，成了他的無價之寶。依照當時的法律，他不僅擁有了三畝半土地的使用權，還擁有了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權，他的子孫還有了對這土地的繼承權，這對世世代代視土地如命根子的農民來說，具有何等的意義啊！
寇學書愛這“土地證”愛到癡迷的程度：放在家裏吧，怕萬一失火燒了；藏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吧，還怕萬一被人偷走了。於是，從領取了“土地證”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懷裏，放在最貼心的地方，下地幹活時都不離開，連晚上睡覺也要不時地摸摸。這在村中成了盡人皆知的笑料。
寇學書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隨著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而結束了。
1953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了，上級號召個體農民要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讓幾家農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來，共同耕種。當然，當時還說這是“自願的”。寇學書表態了：“自願？我自願不參加互助組！”
緊接著，“互助組”成了“初級社”，“初級社”又變成了“高級社”。到1955年，毛澤東所歡呼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來到了，雖然“自願參加”的規定並沒有廢除，但在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誰敢對抗這“曆史潮流”？於是，億萬農民不管心裏願意還是不願意，絕大多數都不得不“自願”地放棄了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拱手交出了自己珍愛的土地。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毛澤東又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全國農村幾乎在一夜之間都實現了“公社化”，農村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的製度，被土地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所取代了，而這個巨大的變化，離“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隻有幾年的時間。可以說，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還沒有捂熱，就被變相地收走了。
在這場“摧枯拉朽”的“社會主義改造”風暴中，寇學書這位摯愛土地的老農居然一直頂風到底，拒絕把他的三畝半地交給“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畝半私有土地成了“紅海洋”中一個奇跡般的藍色存在，而他獨立於“集體”之外的“單幹戶”身份則早已是中國農村中罕見的特例。這還真得要感謝他頭頂上那個“貧農”成分“紅帽子”，他“自願”地堅決不入社，讓人想整他也無從下手。因為從理論和政策上來說，“貧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還是農民的“自願”啊。
直到1964年“四清”運動中，整他的理由終於有了：他這是“頑固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四清”的對象。在許昌縣幾十萬畝公社土地的包圍中，隻有他這三畝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顯眼刺目。“四清”工作隊給他起了個形象的外號——“小台灣”。於是大會批，小會鬥，大字報滿牆，大喇叭廣播，把他整得不亦樂乎，寇學書成了遠近知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但是誰也沒想到，這個倔強的老農居然心如鐵石，不為所動，死也不肯把貼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證”交出來。
工作隊氣急敗壞，最後拋出了殺手鐧：“好，我們承認那三畝半地是你的，但是，從你家門口到那塊地之間的路，可是屬於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從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隊一聲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門口，隻要見他伸腳踏上“公社的路”，就揮棍打他的腿。
這一招可把寇學書製苦了——有地卻無法插翅飛過去種，隻能任其荒蕪；而整天不出門，躲在家中，吃什麽呀？這下子該乖乖地交出“土地證”了吧？
然而，不！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寇學書從村子裏逃走了——懷裏還揣著那張他視為神聖的“土地證”，他依然沒有屈服。
誰都能想象，在那全國城鄉都已高度組織化、網格化，居住要戶口，出門要介紹信，來客要登記，買糧要糧本，吃飯要糧票的年月，一個手無分文的農民，逃離自己的家鄉，到外麵去混，是何等的艱難。
然而，中國農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驚的。寇學書來到了離家最近的小城市許昌，在城邊的荒地上搭了個小窩棚住下來，每天拉著輛破架子車進城去打掃公廁。那時中原縣城級的小城市還很少有衝水公廁，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後、衛生條件極差的“旱廁”，全靠人工來清理打掃，而小城的環衛部門當時要麽還沒有建立，要麽是形同虛設。這就為寇學書的生存提供了一個不大的空隙。他在城裏打掃公廁，又把清理出的糞便拉到城外，找塊空地鋪開曬幹，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當時農村緊缺的物資。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為了學大寨、創高產，急需肥料。可買化肥要按計劃分配，想要多買點，要走後門、托關係，十分艱難；而優質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廣闊的市場，寇學書的“產品”居然成了搶手貨，不愁銷路。
曆史在這裏開了個小玩笑：一年下來，公社體製之外的寇學書靠賣糞幹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裏幹活的“社員”們還要高得多！我那時在離許昌不遠的農村插隊勞動，最棒的勞力一天掙十分，可每分隻值一分多錢，也就是說，勞作一天隻能掙到一毛多錢。可寇學書的“產品”，一架子車就能賣一塊多錢，是社員中最強勞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過春節了。在外辛勞了一年的寇學書要“榮歸故裏”，回家過年了。他特意買了半扇豬，掛在架子車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著車繞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們不叫我種自己的地，可我有辦法比你們過得滋潤！”——當時，生產隊在過年前殺一兩頭豬，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錯了，寇學書的半扇豬確實叫人看了眼綠，也使社員們心亂如麻。
這是1966年的開春，村裏的工作隊已經撤離了，當政的是大隊黨支部。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思想武裝起來的支部書記從中看到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然不能置之不管。於是他學著當年工作隊的腔調，向寇學書宣告：“這豬肉是你的，但村裏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飯，不準從公社的井裏打水！”
老辦法：派民兵拿著棍子站在井邊，見寇學書來打水，就給他一頓棍子！
寇學書傻眼了，又差點被氣瘋了……
寇學書當時無法知道，剛開始的1966年可不是個吉祥的年頭。報紙上在批《海瑞罷官》，接著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國上空濃雲密布，一場空前的政治風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臨了。
村裏開大會，形式也變了。會場中間立起個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舉“紅寶書”，先要喊“萬壽無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學書卻悄悄地擠上台去，一直擠到毛主席像下麵。當主持人宣布大批判開始時，這位老農民卻突然站起來，跳著腳，舉著巴掌向毛主席像臉上扇去，一連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裏還喊一句：
“叫你不讓我下地……”
“叫你不讓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據寇店的人說，當時，全場的人都驚呆了，好久沒有動靜。突然有人喊了聲：“反革命——”人們才醒過神來，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學書被蜂擁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後被用繩索緊緊地捆起來，送往縣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叫“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
巴掌扇在紙上，這叫什麽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沒有規定。但是“文革”中規定的“公安六條”中，有一條是“攻擊偉大領袖”，那可是彌天大罪，足以殺頭的。寇學書就是據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學書被投入牢房，卻多年沒有判決，一直在看守所裏“待決”，這是為什麽？我出獄後才從看守所的工作人員那裏聽說，是因為沒有檔案。被群眾扭送來，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爛公檢法”，接著又進駐“軍管會”，後來主管的又換成了“革委會”，看守所的主管走馬燈似的輪換，誰也沒見到寇學書被捕的審批文件。有人抓，沒人管，但也沒人敢放。於是，寇學書就在牢房裏“沉底”了，多年來連審問也沒有，終於成了那裏“資格最老”但無人過問的在押未決犯。
1976年夏天，我終於有段時間和這位老農民住在一個監號裏了。本來，看守所裏似乎有條規矩（這是我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的）：政治犯隻能單獨關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關在一起，兩個政治犯是不能關在同一個號裏的，大概是為了防止他們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聯。但是，到這年夏天，不知道外麵又搞什麽運動了，進來的人突然增加，牢房裏人滿為患，一間十來平方米的監房，原來最多關五六個人，現在增加到十二三個，晚上睡覺都無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號的規矩已無法維持了。一次在“查號”之後進行了“調號”（這是犯人都熟悉的專用名詞，“查號”大約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機槍和刺刀下，被趕到院裏蹲下，讓看守進到監號中徹底搜查，氣氛十分恐怖。而“調號”則是重新宣布進住各監號犯人的名單）。我和寇學書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觀察這位老人，我發現他的精神似乎已經失常了。對別人的問話，他反應遲鈍，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問他，胳膊是怎麽殘廢的，他低頭不語。
我問他，多大歲數了，他兩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開飯的哨聲。他吃飯的樣子慘不忍睹：由於雙臂雙手癱瘓，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別人把湯盛到碗裏，放在牆角的地上，把饃放在碗邊，他趴在地上，像豬一樣用嘴去拱著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麽熬了這麽多年的。至於大小便，那就更沒法說了，全靠別人幫助……
他也有說話的時候，多半是自言自語，而且總和種莊稼有關。外麵出太陽了，他會說：場上的麥子該揚場了……外麵下雨了，他會說：這雨好啊，玉米該拔節了……隻有一次，他說出了令我吃驚的話——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閃，毫無緣由地說：“我當皇上了，全國一個縣給我上貢一粒米，就夠煮一鍋飯了……”
一個當時已經關了七年、名叫韓栓緊的老“投機倒把犯”告訴我，寇學書的胳膊是進看守所後，被“上繩”捆壞的。他說，那時寇學書很不老實，天天胡喊亂叫，說反動話。看守把他提到院裏，給他來了個“五花大綁”——他還頗為內行地說，別小看“法繩”這刑具，“上繩”的學問可大了，繩子的粗細，捆的部位和勁道，以及“上繩”的時間，都大有講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綁”，用小拇指粗細的繩子，狠狠地捆進肉裏，再從背後收緊，沒有人能扛過15分鍾。超過15分鍾，兩臂就變得黑青，神經就壞死了，解開後也無法恢複了。寇學書就是被捆成這樣的。
他還告訴我，寇學書比他大8歲，進來的時候大約是62歲，現在住了10年，應該是72歲了。他還說，這些年來，沒見有人來給寇學書送過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學書同住一號的時間不長，隻有一個來月。
這年夏天的氣候似乎格外悶熱，一個監號裏睡了十多個人，隻有一扇小窗通風，人挨人，肉擠肉，熱得大汗淋漓，室內汗氣尿氣熏人，讓人幾乎窒息。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昏昏沉沉中，我突然發現躺在身邊的寇學書有點異樣，臉色鐵青，毫無生氣。伸手一摸，已經沒有呼吸，渾身冰涼。我連忙爬起來，向外麵執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學書死了！”哨兵叫來看守，看守隔著小窗看了看，說：“喊什麽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裏吧。看守所有規定，夜裏不準開監號門。等天亮再說吧！”說完就走了。
身邊挨著一具死屍，這一夜是怎麽熬到天明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隻記得寇學書那瘦骨嶙峋的軀體越來越僵硬，刻滿皺紋的麵孔似乎越來越猙獰，我強迫自己閉上眼睛，盡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個在城裏長大、在學校裏成人的所謂知識分子。盡管曾參加過“四清”，還到河南農村接受過幾年“再教育”，但是，真正開始嚴肅地思考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是在鐵窗下，在寇學書的屍體旁的這個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終於亮了。看守來打開牢門，讓我和幾個犯人把寇學書的屍體抬到院裏。那裏停著一輛破舊的架子車，寇學書被扔在車上，由一個農村模樣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門了。我突發奇想：這架子車是不是寇學書拉大糞的那輛？來人是他的親戚，還是他拉大糞的同夥？這位72歲的老貧農，在熬過十年的鐵窗生涯後，終於獲得自由了，真讓我羨慕。而我還要在這裏呆多少年呢？將來我將如何走出這個大門呢？或許也要像寇學書一樣……
兩年多以後，我竟然活著走出了這個鐵門緊鎖的大院，並且意外地獲得了“平反”。不過，我始終沒有聽說有人為瘐斃在這裏的寇學書“平反”。
來源：作者：馬雲龍，刊於《南方周末》2012年2月9日第23版，原題：《釘子戶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