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價餐又稱高價飯,顧名思義就是到飯店花大價錢吃飯。這是中國大陸於1961年到1962年間出現的奇特事物,其緣由還要從1958年說起。
當時毛澤東頭腦發熱,想在15年裏趕英超美。於是他搞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結果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油水更是沒有,因饑餓而死者眾。現在6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當時城裏每個成年人每個月的糧食定量隻有區區二十多斤,每天連一斤都不到,真可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珍貴”。著名的經濟學家茅於軾回憶他餓得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他隻能靠喝水來“充饑”,因此小便特別多,一晚上要起來七、八次。他之所以沒有餓死,得益於吃了許多螞蚱。夏秋之際,田裏有許多螞蚱,他捉了就放到信封裏。待有了七、八隻就把信封放在火上烤,信封烤焦了,螞蚱也熟了。他把螞蚱放到嘴裏,一嚼冒出一股極苦的綠色液體,但是為了填飽肚子活命,他顧不上惡心與苦,嚼嚼咽下肚去。
或許有人會問,肚子餓不能去飯店買飯吃嗎?那時去飯店吃飯不但要付錢,更重要的是要付糧票,要是飯店克扣斤兩,那可就慘了。從飯店方麵來說,開業離不開魚肉蛋菜,可是上級的供應量少得可憐,根本不夠。於是許多飯店隻能賣饅頭和米飯,靠回收的糧票來維持不關張而已。
把國家搞得民不聊生至此,毛澤東束手無策了。他不得不把被他稱為黨內右派、被他長期冷落的陳雲請出來收拾殘局。飯店賣高價餐就是陳雲想出來的辦法之一。具體來說,就是從國庫撥給飯店糧食和魚肉蛋菜,讓飯店能正常開業。食客來吃飯不必付糧票,這是最吸引人之處,然而飯菜的價格卻貴好幾倍。這就是高價餐的由來。不過不是所有的飯店都能經營高價餐,有權經營的,每個城市不過隻有幾家,而且其經營方式各有特色。
有的飯店經營的是高檔次的高價餐。著名作家王蒙回憶道,1961年春節是最缺吃的一個春節,他狠了狠心,花了50元錢,與妻子在北京西四的“同和居”魯菜館,吃了一頓高價餐。那天的菜式,有焦溜肉片、幹烤黃魚、黃瓜肉片湯等,含肉量較多,還有大米飯和小花卷。王蒙當時的工資每月80餘元,夫婦倆一頓飯竟花了他半個月工資。這樣的高價餐連王蒙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也隻能偶爾為之。
有的飯店經營比較平民化的高價餐,每人每餐人民幣5元。雖說有四菜一湯,但菜式很一般;不但菜的量少,含肉量更少。食客們把飯、菜、湯如風卷殘雲般一掃而光,還是不覺得飽。意猶未盡之餘,就顧不得斯文,端起菜盤,伸出舌頭去舔,直到把每個盤子舔得幹幹淨淨。可以想象一下當年的情景:一群人在飯店裏紛紛捧著盤子狂舔,這種叫花子形象真是既可笑又可悲。當年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大約是45元,吃一頓這樣的高價餐花5元,也就是說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夠吃10頓半饑不飽的高價餐。
既然5元的高價餐吃不飽,而50元的高價餐又吃不起,有的飯店就推出了處於二者之間的高價餐,每人每餐10元,可以保證吃飽。那時筆者家住沈陽,附近就有一家這樣的飯店。第一道上桌的是糯米八寶飯;第二道是青椒炒土豆絲,加兩個大饅頭;第三道是肉末麻婆豆腐,同樣加兩個大饅頭;第四道是土豆燒牛肉,還是加兩個大饅頭;如此等等。總之越往後麵,菜式就越精彩,含肉量也越多;菜譜的最後一道,竟是令人垂涎欲滴的清蒸全雞一隻。
不過到這一類高價飯店吃飯,必須要遵守兩條規定,一是必須按照規定的上菜順序來進餐,隻有把一大碗糯米八寶飯吃完,才能上青椒炒土豆絲及兩個大饅頭,再吃完了才能接著上第三道菜;以此類推。到哪一道菜吃不動了,用餐就此結束。於是有的食客想,那我就慢慢吃,從中午拖到晚上,拖幾個小時待肚子餓了再吃。不行,飯店的第二條規定在等著:那就是用餐時間隻限一小時,到時候必須走人。
在吃這種高價餐之前,許多食客發誓要“過五關斬六將”,不吃到清蒸全雞誓不罷休。為此他們各顯神通早做準備:有人從前一天起就不吃飯餓著;有人進飯店前吃瀉藥把腸子排空;還有的人站著吃,邊吃邊跳。凡此種種,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為了增加肚子容量,盡量多吃些、吃到下一道菜。不過據飯店的人講,那一大碗糯米八寶飯、兩個大饅頭和青椒炒土豆絲就把許多人撐飽了,能吃到麻婆豆腐的已經很少,有能力吃到土豆燒牛肉的更是鳳毛麟角,而能達到清蒸全雞這個光輝頂峰的食客,從來就沒有過,人們隻能飽飽眼福而已。
陳雲想出的這個高價餐,在當時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一來可以讓一部分有餘錢的人吃上幾頓飽飯,價錢雖高,但“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總比挨餓強。二來讓飯店得以繼續開張,把市場搞得繁榮些。三來通過賣高價飯回籠了大量貨幣,搞活了經濟。進入1963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擺脫了困境逐漸好轉,居民的魚肉蛋菜配給量增加了不少。隨著飯店菜肴價格的回落,高價餐就此走入了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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