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科學研究的利器

1978年，筆者考取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生，老科學家諄諄教導我們要做到兩個“勤泡”：勤泡圖書館與勤泡實驗室。後一個勤泡不難理解，可為什麽要勤泡圖書館，開始時我確實體會不深。

不久導師指定一個小研究課題，要我寫開題報告，內容包括：為什麽做此課題？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還有哪些未解決的問題？準備如何解決？導師對我說，第一步要查前人的工作。來到圖書館，麵對滿坑滿穀的書籍與雜誌，我不禁傻了眼。需要的文獻在哪裏？又怎樣把它們找出來？

導師見我不知從哪裏入手，就從她的文獻卡片盒裏找出幾張給我。卡片是用硬紙做的，約手掌般大，正反兩麵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每張卡片代表一篇論文，寫著論文題目、作者姓名與單位、發表雜誌的年份卷數與頁碼。最重要的是卡片記著論文的摘要、實驗方法與結果。依靠導師這幾張卡片，我在圖書館查到原文；再依據原文所列的參考文獻，我順藤摸瓜查到了更多前人的論文。

至此我才理解，為什麽老一輩科學家要求我們把查找文獻與製作卡片作為基本功。要掌握課題的最新進展，要掌握該課題的過往研究，都必須勤泡圖書館。那時複印機很罕見，找到了文獻也難以複製；唯一的辦法就是製作文獻卡片，以備隨時查看。

科學家們都有文獻卡片盒，這仿佛是他們的萬寶全書。我去請教問題，他們總能從卡片盒裏找出幾張相關的卡片。我發現，科學家擁有文獻卡片的數量與其資曆大致相當。像我們這批菜鳥研究生，畢業時不過積累了百餘張文獻卡片，連一個卡片盒都放不滿。有了幾年資曆的助理研究員，辦公桌上多半放著兩三個卡片盒。有十多年資曆的副研究員，大約有十來個卡片盒，辦公桌放不下，得另放一張桌子。有二、三十年資曆的研究員，則有專門放文獻卡片盒的架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所長馮德培先生的文獻卡片。馮先生時任中科院副院長，他自1930年代起就從事研究，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在他的辦公室裏，五、六個文獻卡片盒架子沿牆一字兒排開，每個架子有不下三十個卡片盒。我不禁想，他老先生總共做過多少文獻卡片？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吧？這就是知識的積累、這就是研究的資曆、這就是做學問的本錢。製作這麽多文獻卡片，馮先生幾十年來在圖書館裏泡了多少時間？想到這些，我就發自內心地對老一輩科學家肅然起敬。

進入二十一世紀，文獻檢索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如今要查找某個課題的文獻，隻需用電腦在學術網站輸入此課題的關鍵詞，不消十秒鍾，成百上千篇文獻便一網打盡。再花點時間篩選，感興趣的文獻便一覽無遺。想看摘要或全文悉聽尊便；想看紙質版論文，可以打印出來；想要留存，則可儲於電腦，再不必費時費力製作文獻卡片了。檢索文獻如此方便，全拜電腦技術與互聯網所賜，真是功德無量。現如今科學家不但可以在辦公室、而且可以在家裏查閱文獻，不必三天兩頭往圖書館跑了，省下時間就可以勤泡實驗室了。

由此我想到，隨著馮德培等老一輩科學家退出科研舞台，他們一生積累的文獻卡片如今安在哉？陪伴他們幾十年的文獻卡片還會被後輩科學家珍惜嗎？說不定已經被當做無用雜物處理掉了也未可知。想到這裏，我不禁有些傷感。文獻卡片連同盛載它們的卡片盒雖已過時，畢竟是科研發展史上的標誌性物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開設科學研究發展史博物館，這文獻卡片與卡片盒，是一定要陳列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