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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大陸來說，許多年份都可以用當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來命名。1957年，數十萬愛國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二十多年之後，雖然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右派份子都得到平反，當局仍然堅稱當年的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看來，1957年是該以「反右派年」加載大陸史冊的。
緊接著的1958年是什麽年呢？當局大概會稱之為大躍進年。但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心中都有數，1958年隻能說是「吹牛皮」的一年。那年頭，誰堅持實事求是，誰就會被扣上思想右傾的帽子，弄不好就被批判罷職。反之，牛皮吹得越大，越顯得思想解放，就越能得到上麵的賞識。一時之間，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從上到下，各行各業一齊說大話吹牛皮。
單以農業為例。誰都知道，在正常年景下，小麥畝產五六百斤，水稻畝產八九百斤就已經相當好了。可是在1958年，這樣的畝產量根本就是小兒科，報上去的話是要被嗤之以鼻的。那時候最盛行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那麽當年某些人的膽到底有多大、地又有多大產呢？有人把1958年公開報導過的小麥和水稻畝產量整理出來，發現到當年9月25日為止，小麥畝產牛皮吹得最大者，是青海省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的8,586斤，竟比正常年景下畝產高了十幾倍。稻穀畝產吹牛皮冠軍，當數廣西省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更比正常年景下的畝產高了一百多倍！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由中共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報導的，至今在大一些的中文圖書館裏仍可以查得到。
水稻竟能畝產13萬斤，顯而易見是吹牛皮，而且吹得這麽離奇，為什麽當時竟沒有人揭穿？原因有多方麵。其一，數字精確到斤，好象是實實在在秤出來的，而不是隨便估估的。其二，更有照片為證，一個小孩坐在稻田的莊稼上居然不掉下去。這照片當然也是偽造的牛皮貨。其三，大陸各地普遍報導高產，地處中原的河南省、湖北省不消說，東到福建，西到青海，南到廣西都報導高產，而且一浪高過一浪，這樣的聲勢容不得人表示懷疑。其四，少數科學家昧著良心，為這股吹牛皮風潮推波助瀾，甚至胡說經過計算，畝產10萬斤是可能的。其五，正直的知識分子不是沒有看穿這些牛皮，但經過一年前的反右派運動，大批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剩下的人噤若寒蟬，再也不敢說真話。其六，那年頭一般老百姓都以為上了報紙和廣播的東西就是真的。上述牛皮是通過中共最權威的宣傳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吹出來的，誰敢表示懷疑，誰就是懷疑黨報，而懷疑黨報，距離反黨就隻有一步之遙了。
中國老百姓有句話，叫做「吹牛不犯法」。1958年的大牛皮吹破之後，並沒有多少當官的為此承擔責任，反倒是敢說真話揭穿了這個大牛皮的彭德懷被罷了官。牛皮吹破，倒黴的歸根到底還是老百姓，緊接著而來的千萬人餓死的大慘劇就是明證。
1958年的大吹牛皮，有沒有辦法及時加以製止呢？當然是有的。如果當時有一份獨立的報紙，敢同「人民日報」唱反調，大聲疾呼「畝產萬斤絕不可能」，這牛皮就難吹得起來，至少吹不了這麽大。遺憾的是，這樣的報紙當年在大陸並不存在，因為它不被允許存在。更為遺憾的是，這樣的報紙在現在的中國大陸仍然不存在，因為它仍然不被允許存在。
（圖片取自網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 (高額豐產田) 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