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力是在科學技術領域中提供具有理論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發明的能力。創新力是人類進步的靈魂與經濟發展的核心,並日益成為國家競爭力與國際地位的決定因素。目前中國大陸的科技人力資源達到3850萬人,居世界第一;研發人員109萬人,居世界第二。然而在49個主要國家裏,中國的科技創新綜合能力隻居中等偏下的第28位。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創新乏力的原因何在?
創新乏力 源自古代
中國曆史悠久,重大原始創新卻不多。國人津津樂道的四大發明(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和火藥),如果放在5000年時間跨度裏考量,平均1250年才出一項,創新之乏力,令人汗顏。中國人創新意識不強,有文化傳統的深層次原因。孔子的後裔子思在《中庸》第二十章,闡述做學問的五個遞進階段:“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博學”意謂要廣泛學習,惟有博大寬容,才能兼容並包,使為學具有開放胸襟。“審問”意謂對所學加以懷疑,對不明之處追問到底。“慎思”意謂問過之後要仔細考察分析,否則不能為己所用。“明辨”意謂越辯越明,不辯而博學會導致真偽難辨、良莠不分。“篤行”是做學問的最後階段,既然學有所得,就要踏踏實實地踐履所學,使所學有所落實,做到知行合一。
《中庸》這段話自古就被奉為做學問的圭臬,但是它僅對既有的學說理論“學問思辨行”,對創新卻隻字未提。做學問固然必須掌握已有知識,但更重要的是創新,必須以創造新知識為己任。迷信經典、墨守成規,這是古代中國創新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到了晚清,還把來自西方的火車輪船等創新發明貶稱為“奇技淫巧”。中國生物化學的開山鼻祖吳憲教授(1893-1959)覺察到此,他在圖章刻上“博學、審問、慎思、試驗、明辨、篤行”。其中的“試驗”就是創新,這是對《中庸》的重要補充修正。
創新乏力 當代依然
近代以來,中國的創新依然乏力。舉凡對人類進步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始創新,高端者如飛機、人造衛星,中端者如電視、電話,低端者如微波爐、抽水馬桶,都非中國首創。或許有人說,中國也能發射探月火箭,高速鐵路的裏程更居世界首位,然而深究起來,其核心技術都非中國首創。從1949年至今,大陸比較重要的原始創新大約隻有三項: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與青蒿素。
中國大陸未培養出世界級科學家、很少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然而中國人走出國門,卻有可能成為世界級科學家、並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為什麽“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其原因是多方麵的,包括此伏彼起政治運動的幹擾、以及古往今來文化傳統的製約。然而中國教育的諸多失誤,無疑也是創新乏力的重要原因,對學生好奇心的扼殺就是其一。
人類創新的源泉是好奇心,絕大多數文明成果都源於好奇心。一則與“溫水煮青蛙”典故有關的事例,讓我們看到孩子們的好奇心,是怎樣被扼殺的。這則典故說把青蛙放在冷水裏緩慢加熱,開始時青蛙感到舒適;當溫度升到無法忍受時,青蛙想跳出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隻能被煮死。這說明人在安逸中容易貪圖享樂、意誌消沉。由於這個過程是一點一滴地變化,不易察覺,待醒悟過來為時已晚。習近平在講到廉政建設時,也引用這個典故說:“幾頓飯、幾杯酒、幾張卡,溫水煮青蛙,不知不覺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一位中學女生物老師卻這個典故產生疑問。為了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與創新意識,她組織實驗課,每三個學生一組,分配一隻青蛙,以文火緩緩加熱盛水的燒杯。水溫升到攝氏60度時開始有青蛙跳出;升到65度時,青蛙全部跳了出來。女老師總結道:“青蛙並沒有被煮死,說明溫水煮青蛙的典故是以訛傳訛。要記住,即便許多人都認同的,也可能是錯的;被社會普遍認定的,也可能是謊言。凡事要經過親自實驗、調查、思考,不能人雲亦雲。”
要是教師們都能這樣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不迷信書本,經過實驗與思考來分辨正確與謬誤,何愁國人的創新意識不提高?然而事情結局卻令人悲哀:校長要女老師停開這類實驗課:“溫水煮青蛙,教科書上沒有,高考又不考,教了有什麽用?”女老師據理力爭,結果不歡而散。校長失了麵子,後來找了個理由把女老師辭退了。
應試教育 扼殺創新
這位校長的話,點出目前的中國教育是應試教育:一切圍繞升學考試和升學率,培養創新意識則排不上號。河北省有個衡水中學,學生們天天沉浸在書山題海裏,連上廁所都有限製。時間被“生活作息表”分割成細小段落,每個段落都有規定內容,一段連一段,猶如齒輪般機械運行。“自習考試化,考試高考化”,學習完全成了條件反射。媒體驚呼衡水中學“成批成批的像韭菜一樣批發狀元”,就像一座“人間煉獄”和“高考流水線工廠”。可悲的是,衡水中學的模式還在大範圍推廣。更可悲的是,對高考的衝刺,已從中學往前推至小學和幼兒園,甚至推到胎教,美其名曰“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應試教育著重技能訓練,把高考題型及答題技巧,深深嵌入學生的思維。這與馬戲團馴獸沒有實質區別,徹底傷害了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越是考試高分的學生,陷得越深,傷害越大。他們是考試的高手,卻是科學創新的低能兒。應試教育的直接惡果,是扼殺了學生追求知識、探究真理的興趣。在中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化學比賽中,中國常居第一。然而拿了金、銀牌的學生進入大學後,隻關心將來掙錢做官過好日子,失去了探索自然奧秘的熱情。
中國已經擁有2542所高等學校,不可謂不多。然而錢學森去世前卻問道:“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其實像他這樣的大學者,豈能不知道創新乏力的原因?他隻是不便點破、明知故問罷了。教育失誤如此嚴重,社會批判不絕於耳,有識之士痛心疾首,現狀卻依然如故。
回到本文原點,中國創新乏力,如何才能進入世界前20位的創新型國家行列?其實答案在一百年前就已指明,那就是必須把民主與科學大寫在民族的旗幟上,那就是必須鼓勵而不是限製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舍此,大幅度提高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便是緣木求魚。
(圖片取自網絡)
曆史不能假設,如果沒有文革衛星項目可能早已下馬,像大飛機項目一樣。文革時期有短期武鬥也有長期“抓革命促生產”,很難說沒有文革衛星就可以早上天。中國第一顆衛星隻比世界第一顆晚13年。各國的第一顆衛星軌道都不是預先設定的。
失敗並沒有就此離開。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將“野敗”與栽培稻雜交轉育成功的雜交水稻,試驗的結果隻表現在禾苗長勢上,除了稻草比常規稻多一倍之外,稻穀沒有表現出增產優勢。
當時,雜交水稻懷疑論者嘲諷地說:“可惜人吃的是飯,不吃草。”袁隆平頂住巨大壓力,認真分析試驗後判斷:這次失敗,恰好證明了雜交水稻具有優勢,關鍵是將這種優勢向稻穀發展。在他的指導下,研究人員改進品種組合,在第三年達到畝產505公斤,比常規水稻增產30%。
“三係法像包辦婚姻,兩係法是自由戀愛,超級稻是獨身主義”,這是袁隆平對雜交水稻演變過程的形象比喻。從“三係法”到“兩係法”再到超級稻,從畝產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800公斤,他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
1973年10月,在全國雜交水稻會議上,袁隆平發表論文《利用“野敗”選育“三係”的進展》,正式宣告中國秈型雜交水稻“三係”配套成功。
事實[編輯]
前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薛攀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王揚宗分別於2005年9月16日、2014年12月19日在《中國科學報》發表文章闢謠[1][6]。
經緯
1966年4月19日,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通過國家鑑定。但有列席者反對爭取諾貝爾獎[1]。
1972年,學者楊振寧建議總理周恩來,將上述成果推薦予諾貝爾委員會,但周氏拒絕[1]。
1977年6月12日至30日,學者錢三強率領中科院團隊訪問澳大利亞,該國科學家建議錢氏,將上述成果推薦予諾貝爾委員會[1]。
1978年9月,楊振寧準備提名中國科學家角逐諾貝爾獎,並就此知會政協主席鄧小平。同一時期,中科院收到瑞典皇家科學院來信,要求中方推薦來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1]。
1978年11月3日,國家科委黨組與中科院黨組舉行聯席會議,同意上述成果申報諾貝爾獎[1]。
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錢三強主持總結評選會議,徵選出4名候選人,分別是: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汪猷。基於多方考慮,最終保留鈕經義為唯一候選人[1]。會議報告總結:
“ 我們建議,以鈕經義同誌一人名義,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金,擬由楊振寧教授和王應睞教授分別推薦。[1] ”
結果
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分別授予赫伯特·布朗( 美國)與格奧爾格·維蒂希( 西德)[7],鈕經義沒有獲獎,成為紀錄上首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諾貝爾獎候選人。《南方週末》第1137期對此有詳盡介紹[8]。
人工胰島素應該是在文革以前。這方麵的故事也頗有以訛傳訛之處: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B7%A5%E5%90%88%E6%88%90%E7%89%9B%E8%83%B0%E5%B3%B6%E7%B4%A0%E8%88%87%E8%AB%BE%E8%B2%9D%E7%88%BE%E7%8D%8E
事實是,如果沒有文革,衛星會早一些上天,而且進入軌道會準確得多。當時停產鬧革命,造成了很大影響。聽親曆者說過,當時為了確保“上天”這一政治任務,用了相當冗餘的推進力。後來報道的軌道是測出來的,“打哪兒指哪兒”,不是“指哪兒打哪兒”。
相信是創造之敵
國家要有錢長期投入才可能見效果,必須財大氣粗才能經得起折騰(失敗)才可能創新。
如果從小學就在[我不知道]這樣的環境中,好奇心就培養出來了。
常言道我民族勤勞, 勇敢,其實是勤勞有餘,而勇敢, 冒險根本談不上, 與其他民族比較。
隻要看看國外的動物世界,地理雜誌,就知道沒有一定的追求,冒險精神是根本拍不出的。
創新要走一條前人沒走過的路,沒有這種大無畏精神就不會開出新天地。
而國人缺的就是這種冒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