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周年：用非所學被分配

1963年我考進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生化在當時屬尖端學科，全國僅三所大學有此專業（另兩所是北大與複旦）。能進重點大學的重點專業，畢業後不是去科研院所就是去高等學校。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感覺不要太好了”。

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學全部停課。1968年毛澤東說“大學、中學畢業生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們那屆大學畢業生全部去基層。我被分配到人稱江蘇西伯利亞的窮鄉僻壤，進科研院所的黃粱美夢就此破滅。

此後三年，我白天修理地球，晚上睡在牛棚。正當我對前途無望時，縣裏通知接受再分配。負責分配的是縣政工組的陳幹事，此人本是糧站夥計，文革中造反進了革委會。這次他掌握大學生分配權，得意非凡。為了顯示自己有水平，他親自朗讀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卻把“貪官汙吏”讀成“貧官汙史”。一位貧農出身的大學生鬥膽指出他讀錯了。他瞪眼道：“怎麽錯了？明明就是貧官汙史嘛！” 我們想笑又不敢笑，吃不準此人到底是什麽路子。說他指鹿為馬，要給我們下馬威，倒也不像，那年頭除非吃了熊心豹膽，沒人敢拿偉大領袖著作開玩笑的。會後大家才知道陳幹事乃初中文憑、小學程度，還真是個白字先生。我們這批大學生逢此荒誕年代，脫了毛的鳳凰不如雞，命運被這樣低素質的人掌握，隻能認命。

有位俄語專業畢業的老兄，被陳幹事分配到中學任教。當時中蘇交惡，在珍寶島真刀真槍幹了一仗，俄語不再吃香，學校改教英語。這位老兄沒學過英語，就以此為理由要求重新分配，沒想到挨了陳幹事劈頭蓋臉一頓熊：“什麽俄語、英語，不都是外語嗎？怎麽就不能教了？！”該老兄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回去現販現賣，第一天跟別的英語老師學，第二天就教學生。好在那年頭的英語課本，充斥著“Long live Chairman Mao！” 之類，倒也不難教。至於他英語發音準不準，是否誤人子弟，陳幹事是不過問的。

如何分配我，陳幹事有點煩，當地根本就沒有與生化沾邊的工作。不過陳幹事會拆詞，他說：“你那個生物化學，不就是生物加化學嗎？現在某中學既缺生物教師，又缺化學教師。你到那裏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學，一舉兩得。”以陳幹事的文化底子，能想出這樣的招數，也難為他了。然而當教師，我是萬萬不願的。我的父母親在大學教書育人，卻在文革中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我的心目中教師成了危險行業，再不願重蹈父母親的覆轍。

我明白，如果跟陳幹事爭辯“生物化學不等於生物加化學”，必定像學俄語老兄那樣，被批得灰頭土臉。好在我早有準備，從口袋裏掏出病情證明。陳幹事不得不同意我回生產隊，邊勞動邊治療。不過他強調，我病愈後必須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學。

我認識到一定要及早設法，否則難逃當教師的厄運。功夫不負有心人，我打聽到一家工廠，要以酒精為原料生產合成橡膠。我對那個產品的知識，僅僅是大學有機化學教科書的簡略介紹，不超過三行字。不過為了不當教師，也顧不了那麽多了。那家工廠極缺技術人員。他們三天兩頭找陳幹事要把我調去；陳幹事見那工廠的後台硬，不得不同意放人。我找他辦手續時，他還是心有不甘：“你不是學生物化學的嗎？那家工廠搞有機化學，與你的專業不符啊？”我靈機一動回答：“生物化學、有機化學不都是化學嗎？”陳幹事才無言以對。事後想想，陳幹事的“俄語、英語都是外語”與我的“生物化學、有機化學都是化學”，堪稱絕配。怪不得我能以陳幹事之矛，反製了陳幹事之盾。

就這樣我開始了用非所學的第一份工作；進了廠我才知道這碗飯不好吃。複雜的工藝流程難不倒我，最擔心的是原料和中間體，全都易燃易爆易中毒，搞不好一個火星便廠毀人亡。身為技術員的我在那裏八年，始終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總算沒出大事故。

毛澤東駕鶴西歸，1978年恢複招收研究生。我經過刻苦努力，考取中國科學院上海某研究所，專業即是生物化學。從1966年到1978年，我繞了一大圈，總算接續了研究生化的舊夢。可歎的是，我耗費了20歲到32歲整整12年青春年華，才繞完這個圈回到原點。這是我個人的悲哀，但也折射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

（圖片取自網絡）